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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群众政治动员为内核的“延安道路”模式,其作用的发挥必须以找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平衡点为根本前提,以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的一致为限制标准。
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
[美]马克·塞尔登著,魏晓明、冯崇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或许我们该淡化革命时期的浪漫与激情,拂去历史的尘埃,去憧憬现代性的美好未来。但是,昨天、今天与明天,本就是一线牵的关系。托克维尔告诉我们:“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1〕210这意味着后革命时代的现代国家建构必须不断反观历史,并从中汲取养分。因为历史是深刻的,它可以教会我们在迷茫的时刻从过往中追寻未来。
中国社会的转型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场从“革命式现代化”向“市场型现代化”的转型。在从“革命”向“市场”的转变过程中,重新审视中国革命史,或许是探索现代化路径的必经之路。陈明明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与革命是合为一体的,二者间最重要的连接纽带即在于政治动员和由此带来的群众运动。〔2〕246因此,考察中国革命史,对于转型中国的现代化构建来说具有深远意义。马克·塞尔登教授的《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堪称这方面的经典,也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中国的现代化与革命之间的关联,以及转型之路将走向何方。
一、它在丛中笑
一部开风气之先的著作,好似沉闷学术界中的一股清流,往往会引起躁动,甚至引领一个时代。《延安道路》成书于中美关系敌对的高峰期,它一扫麦卡锡时代对中国共产党的敌意与偏见,并对部分学者将中共获得民众支持的原因归结为由日本侵略所激发的“农民民族主义”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在冷战环境中提出了“延安道路”的观点。
《延安道路》率先运用地域研究的方法,将陕甘宁边区根据地放在中国革命和国际政治的整体格局中进行了系统考察,既具体描述了“县”级微观层面,又试图透视中国革命根据地的整体,并希望为世界殖民地的发展道路提供借鉴。该书从描写陕西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农村趋于解体的经济社会状况以及边区的阶层结构着手,试图呈现“延安道路”模式的形成过程及其意义,把握变化中的国家与社会、中共和农民、农民与革命之间的关系。在塞尔登看来,研究中国革命必须注重农民与革命的关系,并最终落实到中共与农民的关系问题上。中共与农民之关系的变动过程,也就是“延安道路”形成和确立的过程。促使这种变动产生的根本原因即在于中共灵活的土地革命政策和再分配政策的实行,这尤其表现在从温和的统一战线政策到整风运动后的较激进政策的转变上,“延安道路”也因此正式确立并进入巅峰状态。
“延安道路”指的是使党、农民和地方精英形成新的关系的革命思想和实践。它既指民族解放战争的道路,也指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变化。〔3〕266由此,“延安道路”实际上具有双重含义:它既指民族革命,又是一种静悄悄的社会革命;既指陕甘宁边区这一缩影,又指中国各根据地乃至全世界反殖民运动的运作模式。其具体内容包括:以解放被压迫民众为核心的社会变革,如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以克服官僚主义和广泛动员民众为双重目标的“群众路线”,如精兵简政、双重领导、下乡运动、树立英雄劳模等;旨在增强党的统一性和战斗力的整风运动、组织建设;融社会经济变革和生产自救于一炉的生产运动及互助合作运动、发展农业运动等。“延安道路”的基本内核则可以归结为中共如何采用灵活的社会经济纲领和再分配政策对以农民为主体的最广大的各社会阶层进行广泛的群众政治动员。
该书暗示着那场革命是给中国人民带来福祉的壮美日出,洋溢着对“延安道路”所蕴涵的“民粹主义”的肯定、赞美及向往之情。〔4〕在塞尔登看来,中国革命的“延安道路”模式足以让人热血沸腾:中国革命胜利的过程,是中共摸索出来的“延安道路”形成和延伸的过程,也是中共成功地通过群众动员去塑造农民,农民又推动革命向前发展的过程。尽管作者在该书1995年再版的前言和后记中作了中肯的自我批评,但他认为原书的中心论点依然正确,“作为对抗战时期中共革命实践的总结,‘延安道路’所体现的是在世界边缘地带所发生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和革命变革的重要契机”。〔3〕310该书译者魏晓明和冯崇义评价说,“如果说塞尔登在当年那种春寒料峭的冷战氛围对中共革命的历史做出中肯的评判,需要过人的胆识;那么,在苏东剧变之后,维持原判更需要勇气。”〔4〕
塞尔登的“延安道路”的观点,恰如严酷的荆棘丛中的一抹红,在当时海外中国革命研究中独树一帜。这无疑给当时国际上的紧张而僵化的氛围带来了活力,为国际社会重新认识和研究中国革命提供了新的路径。更为难得的是,他毅然歌颂中国革命的“延安道路”模式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向大批的后殖民农业国家揭示开展团结的必要性。这也显示在他的个人经历中:塞尔登是“关切亚洲学者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并一直从事着有关中国社会转型、亚洲的崛起以及中国国内的民族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和写作。〔4〕他之所以一直坚持《延安道路》的基本观点,乃是基于一个学者对整个人类世界强烈的人文和理论关怀。但这也把他自己带入了荆棘之道,颇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意味。
二、荆棘之“道”
塞尔登对“延安道路”的赞美是显而易见的,并将自己归类于认为有效的合作能够为中国农村发展提供可行的基础的群体。〔5〕他坚信由群众政治动员带来的合作具有无穷的力量,而将后来群众运动所产生的问题归结于动员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不当因素的干扰,如个人崇拜、领导人的专断等,而不是政治动员本身存在什么问题。尽管台湾学者张玉法也有过类似观点,认为近代中国的民主运动与主政者的意愿有相当关联。〔6〕521但历史证明,持续的群众政治动员和政治运动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群众政治动员及由此转化而来的群众运动,在战时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在新中国成立后却使我国的现代性构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与革命式政治动员相伴随,形成了一个悖论性的过程。〔2〕249另一方面,“动员式参与未能及时转化为以公民权责为基础的自主性参与,致使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不升反降,政治现代化进程长期停滞。”〔7〕塞尔登对“延安道路”观念的坚持使其步入了一条荆棘之道。正如范力沛所说,如果选择中共如何从各种政治力量中最终胜出这个角度来考量历史,往往会陷入一种自问自答的陷阱。〔8〕
事实上,塞尔登忽视了这样一个细节,即中共的群众政治动员一直在理想与现实的天平之间徘徊:“延安道路”的形成是中共在长期的革命历程中、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不断寻找平衡、不断妥协与抉择的结果。托克维尔说,政党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同样的性质和同样的本性。〔9〕195在塞尔登所描绘的“延安道路”图景中,许多地方都浮现出这种印记:①革命队伍的吸纳机制。中共从单纯在理想上注重吸收无产阶级(工人阶级),转而以农民为发展党员的重点,甚至吸收地方反叛力量,这导致了革命队伍的参差不齐。②外来知识分子干部与地方本土干部之关系。外来精英拥有新式、专业的知识和思想,但在调动群众方面缺乏实战经验,同时也挤占了本地干部的职业生存空间;而本地干部是在当地的群众运动和政治动员中成长起来的领袖,在心理上本身有不服从外来领导的取向。中共根据实际需要,在不同时期采用不同的政策以团结最广泛的群众。③行政与动员之关系。统一战线时期,在纵向领导格局下,正规行政确保了根据地的稳定治理,同时乡一级的动员也确保了对民众激情的调动。但二者也存在着诸多矛盾,包括上级权力中心与地方权力、行政精英与地方运动积极分子(主要集中于教育背景、地域、革命经验等方面的差异上)、各级领导干部之间的冲突等。随着行政权的集中与膨胀,动员有让位于行政的趋势。危机时期,中共又通过整风运动使正规行政让位于动员,双重领导取代纵向领导,地方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大大加强。④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在陕甘宁民主革命的初期,刘志丹等所领导的游击运动占据领导地位,不服从中央决议的迹象很明显,这一现象持续到中央部队到达边区时止。统一战线时期,边区政府的行政指令与地方惯行的政治动员相矛盾,这一冲突在整风运动中得到解决。⑤传统与现代之关系。随着大众教育的开展和外来新式知识分子的进入,乡村传统和原来的文化网络受到严重冲击,为寻求广泛的民众支持,中共在宣传新思想的同时又尽量做出一定的妥协和退让,采取容易获得民众接受的政策。⑥灵活的社会经济纲领和再分配政策。从土地革命到减租减息,无不体现出中共力图从实际出发、使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基本原则,而不是单纯地从理想上消灭某个阶级。⑦道德与市场之关系。中共在经济政策上始终允许市场的适当存在和运行。在这些理想与现实之间,中共找到了平衡点:在理想上中共改造农民,在现实中农民又在某种程度上改造着共产党。中共以灵活的土地政策和社会经济纲领为基础所进行的政治动员,也是中共在平衡理想与现实的过程中所探寻出的一种重要的、行之有效的统治方式。
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塞尔登的困扰或可在黄宗智关于“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的分析框架得到合理的解释。表达性现实(主要指文化和话语层面)与客观性现实(主要指社会和经济层面)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相背离;二者一致时可以实现社会的均衡,反之,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严重脱节时,社会就会进入混乱状态,从而要求改革的出现,以缩小或消除二者之间的鸿沟。总而言之,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的关系状态,决定了行动策略的成败。〔10〕
塞尔登所描写的陕甘宁边区根据地所展现的也正是这样一幅画卷,结构—主体、客观—表达因素都在这里有完整的呈现。在革命的不同时期,中共为广泛团结根据地各阶层群众,根据当时的实际社会经济状况实施了一系列灵活的社会经济纲领和再分配政策,从而为变动中的中共与农民的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群众政治动员策略也相对灵活。正因为中共能够充分考虑现实的情况,边区的表达性现实(包括村庄的文化网络、政治话语)都是和客观性现实(边区的社会结构状况)相一致的,没有出现激烈的阶级革命的行为和话语,群众动员和群众运动都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和运用。事实上,这种灵活的群众政治动员策略无形之中遵循了这样一个标准: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抉择使得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相一致。中共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调整为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一致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条件。
黄宗智认为,1937—1945年的革命根据地里,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形成了高度一致,“理论和行动表现得最为统一,因为党使用了统一战线的减租减息政策和累进税制,而不是暴烈的阶级革命的方法,在村庄内部没有出现依照革命理论来制造阶级敌人的迫切压力。”〔10〕而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动员和政治运动则是发生在社会革命理想与社会现实状况严重分离的情势下,政治动员则更偏向于理想而将现实湮灭了。以上两种不同的结果是以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为分界点的。整风运动确实大大推进了延安道路的形成及确立,政治动员与群众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团结合作场景空前壮观,中国革命也趁势取得成功。但与此同时,中共更向理想迈进了一步,也为后来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的脱离埋下了伏笔。随着“建构理性”的蔓延,中共的政治天平逐渐向理想一端倾斜,将对整个国家的宏观结构分析直接转化为对微观社会行动的决定,〔10〕致使后来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的扭曲亦愈发严重。只是塞尔登并没有留意到理想与现实、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这些关键要素,这也许正是由于他作为一个学者所具有的强烈的人文关怀所致。
以群众政治动员为内核的“延安道路”模式,其作用的发挥必须以找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平衡点为根本前提,以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的一致为限制标准。“延安道路”可以引领我们迈过革命年代的荆棘之道,却不能指明现代化建设的方向。这样一抹红,生于荆棘,长于荆棘,如若强行将它采撷或移植,其生命力也将丧失殆尽。在从“革命式现代化”向“市场型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政治动员或许仍是现代化建设可资利用的一种方式和手段,但必须与现实结合起来考量,使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相符合,因而对群众政治动员的利用也必须慎之又慎。“政治动员曾经成为国家治理中政策过程的主要机制,其目的在于动员群众服从政治权威为拯救大众而预设的社会变革图景”,〔11〕105但随着当今民主治理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政治动员的功能也越来越值得反思。
或许在某些读者看来,《延安道路》并没有很强的理论气息,也没有使用定量分析的操作手法,甚至认为作者在材料选取和内容叙述上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但这并不能掩盖该书作者作为一个学者所具有的强烈的人文关怀和勇气,在某种程度上,作者的观点仍然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至少它展示出了中国革命根据地的一个面相。同时,该书所涉及的许多细节性问题对转型中国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包括:正规行政与政治动员的关系;群众作为“臣民”与“公民”的融合,〔12〕应如何面对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中共与农民关系问题及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城乡关系处理;中共与时俱进的方向及执政方式转变问题等。这些问题都关系到转型和现代化建构的成败,有待进行深入探索。
注释
〔1〕[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
〔2〕陈明明:《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载陈明明主编:《革命后社会的政治与现代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3〕马克·塞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4〕魏晓明、冯崇义:《〈延安道路〉的反思——译者序》,《历史教学》,2003年2期。
〔5〕[美]马克·塞尔登、杰克·格雷:《毛泽东与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现代哲学》,2007年4期。
〔6〕张玉法:《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东大图书公司,1999。
〔7〕李里峰、王明生:《革命视角下的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研究》,《江海学刊》,2008年6期。
〔8〕转引自李秉奎:《读〈中国革命中的太行抗日根据地社会变迁〉——基于该书中译本的评说》,《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2期。
〔9〕[法]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08。
〔10〕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中国乡村研究》第2辑,商务印书馆,2003。
〔11〕孔繁斌:《全能政体下的政策过程:政治动员视角的解释》,《湖湘论坛》,2009年5期。
〔12〕丛日云:《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群众”概念分析》,《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5年3期。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
[美]马克·塞尔登著,魏晓明、冯崇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或许我们该淡化革命时期的浪漫与激情,拂去历史的尘埃,去憧憬现代性的美好未来。但是,昨天、今天与明天,本就是一线牵的关系。托克维尔告诉我们:“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1〕210这意味着后革命时代的现代国家建构必须不断反观历史,并从中汲取养分。因为历史是深刻的,它可以教会我们在迷茫的时刻从过往中追寻未来。
中国社会的转型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场从“革命式现代化”向“市场型现代化”的转型。在从“革命”向“市场”的转变过程中,重新审视中国革命史,或许是探索现代化路径的必经之路。陈明明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与革命是合为一体的,二者间最重要的连接纽带即在于政治动员和由此带来的群众运动。〔2〕246因此,考察中国革命史,对于转型中国的现代化构建来说具有深远意义。马克·塞尔登教授的《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堪称这方面的经典,也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中国的现代化与革命之间的关联,以及转型之路将走向何方。
一、它在丛中笑
一部开风气之先的著作,好似沉闷学术界中的一股清流,往往会引起躁动,甚至引领一个时代。《延安道路》成书于中美关系敌对的高峰期,它一扫麦卡锡时代对中国共产党的敌意与偏见,并对部分学者将中共获得民众支持的原因归结为由日本侵略所激发的“农民民族主义”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在冷战环境中提出了“延安道路”的观点。
《延安道路》率先运用地域研究的方法,将陕甘宁边区根据地放在中国革命和国际政治的整体格局中进行了系统考察,既具体描述了“县”级微观层面,又试图透视中国革命根据地的整体,并希望为世界殖民地的发展道路提供借鉴。该书从描写陕西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农村趋于解体的经济社会状况以及边区的阶层结构着手,试图呈现“延安道路”模式的形成过程及其意义,把握变化中的国家与社会、中共和农民、农民与革命之间的关系。在塞尔登看来,研究中国革命必须注重农民与革命的关系,并最终落实到中共与农民的关系问题上。中共与农民之关系的变动过程,也就是“延安道路”形成和确立的过程。促使这种变动产生的根本原因即在于中共灵活的土地革命政策和再分配政策的实行,这尤其表现在从温和的统一战线政策到整风运动后的较激进政策的转变上,“延安道路”也因此正式确立并进入巅峰状态。
“延安道路”指的是使党、农民和地方精英形成新的关系的革命思想和实践。它既指民族解放战争的道路,也指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变化。〔3〕266由此,“延安道路”实际上具有双重含义:它既指民族革命,又是一种静悄悄的社会革命;既指陕甘宁边区这一缩影,又指中国各根据地乃至全世界反殖民运动的运作模式。其具体内容包括:以解放被压迫民众为核心的社会变革,如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以克服官僚主义和广泛动员民众为双重目标的“群众路线”,如精兵简政、双重领导、下乡运动、树立英雄劳模等;旨在增强党的统一性和战斗力的整风运动、组织建设;融社会经济变革和生产自救于一炉的生产运动及互助合作运动、发展农业运动等。“延安道路”的基本内核则可以归结为中共如何采用灵活的社会经济纲领和再分配政策对以农民为主体的最广大的各社会阶层进行广泛的群众政治动员。
该书暗示着那场革命是给中国人民带来福祉的壮美日出,洋溢着对“延安道路”所蕴涵的“民粹主义”的肯定、赞美及向往之情。〔4〕在塞尔登看来,中国革命的“延安道路”模式足以让人热血沸腾:中国革命胜利的过程,是中共摸索出来的“延安道路”形成和延伸的过程,也是中共成功地通过群众动员去塑造农民,农民又推动革命向前发展的过程。尽管作者在该书1995年再版的前言和后记中作了中肯的自我批评,但他认为原书的中心论点依然正确,“作为对抗战时期中共革命实践的总结,‘延安道路’所体现的是在世界边缘地带所发生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和革命变革的重要契机”。〔3〕310该书译者魏晓明和冯崇义评价说,“如果说塞尔登在当年那种春寒料峭的冷战氛围对中共革命的历史做出中肯的评判,需要过人的胆识;那么,在苏东剧变之后,维持原判更需要勇气。”〔4〕
塞尔登的“延安道路”的观点,恰如严酷的荆棘丛中的一抹红,在当时海外中国革命研究中独树一帜。这无疑给当时国际上的紧张而僵化的氛围带来了活力,为国际社会重新认识和研究中国革命提供了新的路径。更为难得的是,他毅然歌颂中国革命的“延安道路”模式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向大批的后殖民农业国家揭示开展团结的必要性。这也显示在他的个人经历中:塞尔登是“关切亚洲学者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并一直从事着有关中国社会转型、亚洲的崛起以及中国国内的民族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和写作。〔4〕他之所以一直坚持《延安道路》的基本观点,乃是基于一个学者对整个人类世界强烈的人文和理论关怀。但这也把他自己带入了荆棘之道,颇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意味。
二、荆棘之“道”
塞尔登对“延安道路”的赞美是显而易见的,并将自己归类于认为有效的合作能够为中国农村发展提供可行的基础的群体。〔5〕他坚信由群众政治动员带来的合作具有无穷的力量,而将后来群众运动所产生的问题归结于动员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不当因素的干扰,如个人崇拜、领导人的专断等,而不是政治动员本身存在什么问题。尽管台湾学者张玉法也有过类似观点,认为近代中国的民主运动与主政者的意愿有相当关联。〔6〕521但历史证明,持续的群众政治动员和政治运动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群众政治动员及由此转化而来的群众运动,在战时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在新中国成立后却使我国的现代性构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与革命式政治动员相伴随,形成了一个悖论性的过程。〔2〕249另一方面,“动员式参与未能及时转化为以公民权责为基础的自主性参与,致使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不升反降,政治现代化进程长期停滞。”〔7〕塞尔登对“延安道路”观念的坚持使其步入了一条荆棘之道。正如范力沛所说,如果选择中共如何从各种政治力量中最终胜出这个角度来考量历史,往往会陷入一种自问自答的陷阱。〔8〕
事实上,塞尔登忽视了这样一个细节,即中共的群众政治动员一直在理想与现实的天平之间徘徊:“延安道路”的形成是中共在长期的革命历程中、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不断寻找平衡、不断妥协与抉择的结果。托克维尔说,政党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同样的性质和同样的本性。〔9〕195在塞尔登所描绘的“延安道路”图景中,许多地方都浮现出这种印记:①革命队伍的吸纳机制。中共从单纯在理想上注重吸收无产阶级(工人阶级),转而以农民为发展党员的重点,甚至吸收地方反叛力量,这导致了革命队伍的参差不齐。②外来知识分子干部与地方本土干部之关系。外来精英拥有新式、专业的知识和思想,但在调动群众方面缺乏实战经验,同时也挤占了本地干部的职业生存空间;而本地干部是在当地的群众运动和政治动员中成长起来的领袖,在心理上本身有不服从外来领导的取向。中共根据实际需要,在不同时期采用不同的政策以团结最广泛的群众。③行政与动员之关系。统一战线时期,在纵向领导格局下,正规行政确保了根据地的稳定治理,同时乡一级的动员也确保了对民众激情的调动。但二者也存在着诸多矛盾,包括上级权力中心与地方权力、行政精英与地方运动积极分子(主要集中于教育背景、地域、革命经验等方面的差异上)、各级领导干部之间的冲突等。随着行政权的集中与膨胀,动员有让位于行政的趋势。危机时期,中共又通过整风运动使正规行政让位于动员,双重领导取代纵向领导,地方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大大加强。④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在陕甘宁民主革命的初期,刘志丹等所领导的游击运动占据领导地位,不服从中央决议的迹象很明显,这一现象持续到中央部队到达边区时止。统一战线时期,边区政府的行政指令与地方惯行的政治动员相矛盾,这一冲突在整风运动中得到解决。⑤传统与现代之关系。随着大众教育的开展和外来新式知识分子的进入,乡村传统和原来的文化网络受到严重冲击,为寻求广泛的民众支持,中共在宣传新思想的同时又尽量做出一定的妥协和退让,采取容易获得民众接受的政策。⑥灵活的社会经济纲领和再分配政策。从土地革命到减租减息,无不体现出中共力图从实际出发、使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基本原则,而不是单纯地从理想上消灭某个阶级。⑦道德与市场之关系。中共在经济政策上始终允许市场的适当存在和运行。在这些理想与现实之间,中共找到了平衡点:在理想上中共改造农民,在现实中农民又在某种程度上改造着共产党。中共以灵活的土地政策和社会经济纲领为基础所进行的政治动员,也是中共在平衡理想与现实的过程中所探寻出的一种重要的、行之有效的统治方式。
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塞尔登的困扰或可在黄宗智关于“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的分析框架得到合理的解释。表达性现实(主要指文化和话语层面)与客观性现实(主要指社会和经济层面)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相背离;二者一致时可以实现社会的均衡,反之,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严重脱节时,社会就会进入混乱状态,从而要求改革的出现,以缩小或消除二者之间的鸿沟。总而言之,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的关系状态,决定了行动策略的成败。〔10〕
塞尔登所描写的陕甘宁边区根据地所展现的也正是这样一幅画卷,结构—主体、客观—表达因素都在这里有完整的呈现。在革命的不同时期,中共为广泛团结根据地各阶层群众,根据当时的实际社会经济状况实施了一系列灵活的社会经济纲领和再分配政策,从而为变动中的中共与农民的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群众政治动员策略也相对灵活。正因为中共能够充分考虑现实的情况,边区的表达性现实(包括村庄的文化网络、政治话语)都是和客观性现实(边区的社会结构状况)相一致的,没有出现激烈的阶级革命的行为和话语,群众动员和群众运动都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和运用。事实上,这种灵活的群众政治动员策略无形之中遵循了这样一个标准: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抉择使得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相一致。中共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调整为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一致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条件。
黄宗智认为,1937—1945年的革命根据地里,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形成了高度一致,“理论和行动表现得最为统一,因为党使用了统一战线的减租减息政策和累进税制,而不是暴烈的阶级革命的方法,在村庄内部没有出现依照革命理论来制造阶级敌人的迫切压力。”〔10〕而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动员和政治运动则是发生在社会革命理想与社会现实状况严重分离的情势下,政治动员则更偏向于理想而将现实湮灭了。以上两种不同的结果是以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为分界点的。整风运动确实大大推进了延安道路的形成及确立,政治动员与群众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团结合作场景空前壮观,中国革命也趁势取得成功。但与此同时,中共更向理想迈进了一步,也为后来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的脱离埋下了伏笔。随着“建构理性”的蔓延,中共的政治天平逐渐向理想一端倾斜,将对整个国家的宏观结构分析直接转化为对微观社会行动的决定,〔10〕致使后来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的扭曲亦愈发严重。只是塞尔登并没有留意到理想与现实、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这些关键要素,这也许正是由于他作为一个学者所具有的强烈的人文关怀所致。
以群众政治动员为内核的“延安道路”模式,其作用的发挥必须以找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平衡点为根本前提,以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的一致为限制标准。“延安道路”可以引领我们迈过革命年代的荆棘之道,却不能指明现代化建设的方向。这样一抹红,生于荆棘,长于荆棘,如若强行将它采撷或移植,其生命力也将丧失殆尽。在从“革命式现代化”向“市场型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政治动员或许仍是现代化建设可资利用的一种方式和手段,但必须与现实结合起来考量,使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相符合,因而对群众政治动员的利用也必须慎之又慎。“政治动员曾经成为国家治理中政策过程的主要机制,其目的在于动员群众服从政治权威为拯救大众而预设的社会变革图景”,〔11〕105但随着当今民主治理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政治动员的功能也越来越值得反思。
或许在某些读者看来,《延安道路》并没有很强的理论气息,也没有使用定量分析的操作手法,甚至认为作者在材料选取和内容叙述上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但这并不能掩盖该书作者作为一个学者所具有的强烈的人文关怀和勇气,在某种程度上,作者的观点仍然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至少它展示出了中国革命根据地的一个面相。同时,该书所涉及的许多细节性问题对转型中国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包括:正规行政与政治动员的关系;群众作为“臣民”与“公民”的融合,〔12〕应如何面对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中共与农民关系问题及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城乡关系处理;中共与时俱进的方向及执政方式转变问题等。这些问题都关系到转型和现代化建构的成败,有待进行深入探索。
注释
〔1〕[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
〔2〕陈明明:《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载陈明明主编:《革命后社会的政治与现代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3〕马克·塞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4〕魏晓明、冯崇义:《〈延安道路〉的反思——译者序》,《历史教学》,2003年2期。
〔5〕[美]马克·塞尔登、杰克·格雷:《毛泽东与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现代哲学》,2007年4期。
〔6〕张玉法:《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东大图书公司,1999。
〔7〕李里峰、王明生:《革命视角下的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研究》,《江海学刊》,2008年6期。
〔8〕转引自李秉奎:《读〈中国革命中的太行抗日根据地社会变迁〉——基于该书中译本的评说》,《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2期。
〔9〕[法]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08。
〔10〕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中国乡村研究》第2辑,商务印书馆,2003。
〔11〕孔繁斌:《全能政体下的政策过程:政治动员视角的解释》,《湖湘论坛》,2009年5期。
〔12〕丛日云:《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群众”概念分析》,《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5年3期。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