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现代人比作一匹奔腾不羁的烈马，那么，在我看来，所谓“本来要奔向草原，结果却闯入了马厩”的说法，便是其命运悖论的传神写照。不是吗？近三百年来，自诩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凭借手中掌握的科技利器，一直在现代化的征途上高歌猛进，所向披靡。然而，就在财源滚滚，奇迹连连之际，他们蓦然回首却发现，自己并没有真正踏上人类发展的康庄大道，反倒是无形中陷入了空前的困局和危局——由疯狂无序的经济开发所导致的生态失衡，环境破败，已经深度危害到人类的生存质量、生命安全，以及社会发展的科学性与可持续性；而商业时代的拜物主义和趋利原则正在泛化，由此派生的人类的浮躁、冷漠、偏执、狂妄、贪婪、自私、虚伪、短视等，大肆蔓延，几成顽疾，以致从根本上破坏了现代人精神圈层的健康、和谐与澄明。
　　毫无疑问，面对此情此境，一向担负着人类心灵滋养和精神救赎之使命的文学创作，是不能回避和缺席的。也正是在这样的人文背景之下，植根于中国西部大地的实力作家郭文斌，向世人捧出了一个独具精神价值和艺术神采的文学世界——大抵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还在教育学院读书的郭文斌，便以诗歌、散文、随笔、小说等多种形式，开启了自己文学的寻梦之旅。最初一段时间，他笔下的作品多从温馨的乡土记忆或多彩的校园体验出发，去书写民风的淳朴、人性的善良、爱情的纯真、大自然的神奇等，即在一个比较宽泛的语境里，发掘和光扬生活中固有的美好亮丽的东西。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社会观察的日益深入和精神认知的不断提升，郭文斌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现代人精神生态所出现的种种病灶和危机，以及对其加以修复与改变的刻不容缓和时不我待。于是，他笔下那些着重表现生活之光和人性之美的文字，便逐渐增添了与现代人对话，为现代人疗伤的品质。反映到创作上，便是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唤醒心灵迷失，同时构建正面价值的作品。如先后获“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奖”和“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吉祥如意》，获“北京文学奖”的短篇小说《冬至》，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的长篇小说《农历》，在文坛内外广泛传播、多有好评的散文集《守岁》，随笔集《寻找安详》《〈弟子规〉到底说什么》，以及作家在担任央视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中国年俗》文字统筹时写下的相关文章。前不久，作家从已问世的数百万言的作品中选优拔萃，裒为《郭文斌精选集》一帙七卷，由中华书局郑重推出。这时，一个忧心常在而又智慧充盈的郭文斌，便立体多面地站在了读者面前。
　　在郭文斌看来，现代人最大的痛苦，“一是无家可归，二是找不到回家的路”。此种苦果之所以酿成，其原因在于：“四种飓风把现代人带离家园。一是泛滥的欲望，二是泛滥的物质，三是泛滥的传媒，四是泛滥的速度。”其中，“泛滥的欲望抢占了人们的灵魂，泛滥的物质抢占了人们的精神，泛滥的传媒抢占了人们的眼睛，泛滥的速度抢占了人们的时间。”（《安详视野中的〈弟子规〉：回“家”》）因此，对于亟待解除心灵痛苦和精神迷惘的现代人来说，探寻一条“回家”之路至关重要，自有纲举目张的意义。而所谓“回家”，按照郭文斌的理解，就是人置身于天地自然之下所进行的反思与检讨，调整与扬弃，是人在摆脱物欲和“心魔”之后的精神还乡，即回到内心原有的朴素、清洁与快乐。从这样的理念出发，郭文斌将“回家”视为与现代人对话的聚焦点和切入点，同时也作为自己创作的基本线索和稳定主题，不仅用议论来直接诠释，而且通过艺术形象加以生动演绎。
　　应当看到，郭文斌的选择体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警醒与睿智。按照新一代物理学家的说法，整个宇宙都是一个不断膨胀收缩的球形体，它没有直线，只有曲线。这便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常常是曲折的、回旋的，而不可能总是一日千里，一往无前。况且事实已经证明，在很多时候，很多情况下，“回家”恰恰就是先行，就是抵达——当一路狂奔的人们，被自己的愚昧和盲目迎头棒喝，不得不做周而复始的运动时，却发现你早已在那里以逸待劳。你的原地不动，也就成了捷足先登。针对现代人的躁动不安，一味求进，韩少功曾做过诚恳的提示：“不断的物质进步与不断的精神回退，是两个并行不悖的过程，可靠的进步也必须同时是回退。这种回退，需要我们经常减除物质欲望，减除对知识、技术的依赖和迷信，需要我们一次次回归到原始的赤子状态，直接面对一座高山或一片森林来理解生命的意义。”（《进步的回退》）我想，韩少功的“回退”和郭文斌的“回家”，堪称同频共振，声应气求，它们都是留给现代人的精神清凉剂。
　　然而，人生多歧路，“何处是归程”？对此，郭文斌给出的答案概括说来就是：重返本真，重返自然，回归历史，回归传统。而对于传统，郭文斌又有着属于自己的划分和理解。在他看来：“中华传统文化主要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经典传统，一部分是民间传统。经典传统固然重要，但民间传统更重要。因为经典只有化在民间，成为气候，成为地力，才能成为营养，也才能保有生命力，否则就只是一些华美的句段，也不牢靠。民间是大地，是土壤，经典是大地上的植物。只要大地在，就会有根在，只要有根在，就会春来草自青。”（《想写一本吉祥之书》）正是基于以上体认，郭文斌在化传统为归程的过程中，切实付出了两方面的艰辛劳动：
　　第一，坚持回归经典传统，认真研读古代典籍，以随笔和演讲的形式，潜心发掘和阐扬其中的精华妙谛。在这一向度上，作家除了做广泛的涉猎，着重解读了孔子的快乐，老庄的通达，《了凡四训》的明心见性、自救救人，《弟子规》的孝悌仁爱、见贤思齐。其中对《弟子规》的阐释尤其系统深入，其字里行间不仅每见别有会心之点，而且多有正本清源之处，从而为现代人的成才和“回家”提供了久湮不彰的精神滋养。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就是坚持回归民间传统，注重开掘记忆储存，以小说和散文的形式，形象再现诗意盎然且生机沛然的人生画卷。围绕这一向度，作家充分调动丰厚的生活积累和独特的艺术才情，精心幻化出一个洋溢着东方气派与传统韵致的文学世界。其中长篇小说《农历》透过一年之中所有的传统节日或节气，表现出人在天地自然之间的无比澄明和由衷欢悦。而那一对精灵可爱的山乡儿童——五月和六月，凭借一种童年视角的映照，简直就是天人合一、天地狂欢的化身，令人过目难忘。短篇小说《今夜我只想你》，也许算不上作家的重要作品，但主人公李北烛深怀的对世间一切生命的悲悯与牵念，以及由此决定的爱情取舍，依旧让人怦然心动。还有散文《点灯时分》《永远的堡子》《大山行孝记》等，那一个个浸透了民族风俗或人伦之美的生活场景与人物细节，无不具有动情走心的审美效果。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都是匆匆赶路的现代人所需要和所想要的。它们是作家为现代人“回家”而热情点亮的一盏盏心灯。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郭文斌以虔敬之心和礼赞之情，实施着认真的梳理、解读和阐发。但所有这些并不是经院式、注疏式和封闭式的，而是以传统文化为基本坐标，同时密切联系现代人的精神语境和生活现实，进行再度思考、重新整合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在郭文斌笔下流淌的传统文化的河流里，出现了若干属于作家自己的精神命题，诸如“寻找安详”“回归喜悦”“文学的祝福性”“正能量阅读观”等。围绕这些命题，作家做出的具体诠释，或许还有不够精确、不甚周严之处，但是，倘若就整体意蕴而言，却显然实践着鲁迅当年提出的“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主张。譬如，那“寻找安详”的说法，就一方面闪烁着源于道家文化的静默无为、无用之用的生存智慧，一方面打通了现代西哲倡导的“简单生活”“诗意栖居”的先锋理念。而所谓“回归喜悦”的观点，则既容纳了美国心理学家大卫-霍金斯博士的能量层级理论，又自觉或不自觉地连接着李泽厚有关中华民族拥有乐感文化的说法。至于“文学的祝福性”，更是可以让人联想起包括孔子“温柔敦厚”论在内的诸多中外文学主张，甚至联想到文艺起源于宗教的说法。其实，诚挚表达对人类命运的美好祝愿，从来就是文学的神圣使命之一。
　　值得特别称道的是，在确立自己的精神命题时，郭文斌没有满足于时下文学界常见的逻辑自洽和坐而论道，而是从知行合一的目标与原则出发，进一步探讨了如何将精神命题落实于人生实践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和路径。譬如，在谈论安详时，作家不仅强调了“享受安详”“向孔子学习安详”，同时还阐明了人通过什么“走进安详”，如何“在生活中应用安详”。同样，作家呼唤“回归喜悦”，也是一边讲述喜悦的真谛和意义，一边探讨走向喜悦的方式和通道。即使是导读《弟子规》一书，作家也是既提炼出“打开《弟子规》的六把钥匙”，又总结了“践行《弟子规》的六条原则”，以求让书中内容有益于读者的世间行为。这样一种追求，显然将文学的教化功能推向了极致。
　　近代以降，中国大地经历着欧风美雨的一次次冲击，言必称西学，已成为思想文化领域不少人的心理积习与精神偏颇。在这种情况下，郭文斌以逆行者的姿态，努力向中国传统文化提取精神资源，无疑具有补偏救弊乃至取精用弘的积极意义。我们预祝他在这条路上且行且悟，再接再厉，不断取得新成绩。
　　（作者系中国作协散文协会会员，大连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