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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历史主义作为活跃于20世纪末的文学批评思潮和流派，已成为当今西方批评界的显学。其代表人物斯蒂芬·格林布莱特（Stephen Greenblatt）提出的两个重要概念“颠覆”和“抑制”为研究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主人公霍尔顿的悲剧性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侧重把握霍尔顿软弱天真的颠覆和所遭受的猛烈真实的抑制来分析其悲剧的成因，并揭示霍尔顿实质上是做了“文化政治性”的牺牲品。
关键词：颠覆 抑制 权力分析法 文化政治性
美国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被称为美国20世纪的“现代经典”，该著作自1951年出版，就在评论界引起了各种争论。该著作描述了一个由于缺少同龄人和长辈理解和关爱而在现代社会里感觉到沮丧、孤独和焦虑的青少年——霍尔顿。在纽约街头游荡的三天经历中，他看清了成人世界中的虚伪和欺骗，不甘心与其同流合污，用自己瘦弱的身躯盲目无助地“颠覆”着这个“假模假式”的世界。他看透了周围世界的虚假，企图摆脱这个虚假的成人世界去寻找纯真与友爱，因此他表现出一种极端的叛逆与反抗。但由于他身体虚弱和思想的不坚定，让他无法清楚地看清未来的道路，同时又缺乏理解和帮助，更使得他不知道“颠覆”的终点在何方，再加上来自周围世界的强大“抑制”让他无法调节现实和理想之间的矛盾，最终他瘦弱的身躯无法继续抵挡如洪水猛兽般猛烈的“抑制”，终于彻底崩溃，躺倒在精神病院，成为了一个失败的颠覆者。
一 霍尔顿——软弱天真的颠覆者
霍尔顿作为“垮掉的一代”的代表，有其消极负面的社会影响。比如酗酒、吸毒、群居等颓废的生活方式。但霍尔顿垮掉的并不彻底，因为他能明锐地察觉到成人世界的虚伪，空虚和假模假式，更重要的是，他对此表现出了强烈的厌恶和反感。不难发现，霍尔顿是一个极具叛逆、颠覆精神的青少年，他憎恨虚伪和乏味，追求真理和价值，他是美国几代青少年当之无愧的精神领袖。
作为一个反叛者、颠覆者，霍尔顿对周围世界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作为一名十六岁的中学生，潘西寄宿学校是霍尔顿主要的学习和生活的场所，然而正是这所学校孕育了他的叛逆性格。学校本应是一个健康的、纯洁的、洋溢着青春朝气的殿堂。而潘西已经脱离了原有的高尚轨道，以培养一批批能“出人头地，以便将来买辆混账凯迪拉克”的学生为骄傲，在校生“一天到晚干的，就是谈女人，酒和性”。在这样的环境下，霍尔顿的颠覆情绪必然呼之欲出，他对学校里的一切——老师、同学、功课、球赛等等，全都腻烦透了，4次被学校开除，最后一次因5门功课中4门不及格而被校方开除。他用自暴自弃的方式默默地反抗着周围的一切，很显然他的反抗是软弱无力的。
“红色猎人帽”是霍尔顿在集市上买的心爱之物。“红色”当然象征着他反抗的勇气和决心，“我戴了它拿枪打人”更反映出他颠覆的力量和气魄。但是他却只喜欢反戴着帽子，则更能看出他的胆小，怯懦。当然，霍尔顿也不止一次地承认自己的胆怯，在他因为室友斯特拉德莱塔对女性玩弄的态度而与其打斗中更是将这种懦弱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满脸通红地坐在我胸脯上。那就是说他用他妈的两个膝盖压着我的胸脯，而他差不多有一吨重。他两手握住了我的手腕，所以我不能再挥拳打他，”；“他真的给了我一下子，我只记得紧接着我又躺在混帐的地板上了。”在这场打斗中，霍尔顿完全丧失了主动权，他的“颠覆”只能通过“滚，打我身上滚开，你这个下流的杂种。”这样的气愤之极又心有不甘的谩骂来微弱地体现了。当然，霍尔顿瘦弱的身躯或许是这场打斗当中最大的不利因素，但这更从本质上说明了一个虚弱的身体是无法承载“颠覆”使命的。霍尔顿的软弱还表现在他“颠覆”的不彻底性。比如他痛恨与虚伪、自私的成人世界接触，但为了打发时间，又不得不混迹于各种成人聚集场所；再如他讨厌虚荣、庸俗的女友，却情不自禁地和她搂搂抱抱。这一切的行为让他的反叛饱受质疑。
当霍尔顿离开学校，在纽约游荡的日子中，空虚和寂寞缠绕着他，苦于缺乏“倾听者”，但霍尔顿始终有着渴望与同类亲近、交流的愿望，因为让他痛恶的是人类社会的种种不良现象，而非人类社会及本身。霍尔顿在纽约游荡的经历实际上就是他寻求理解沟通的过程，因此他对沟通强烈的渴望竟然驱使他糊里糊涂地找了个妓女。按照马洛斯的需求层次理论，同一时期，一个人可能有几种需要，但每一时期总有一种需要占支配地位，对行为起决定作用。由此可见，霍尔顿的沟通需要是占了主导地位，为了获得这种需要，他可以无视沟通对象的性别、年龄、身份、地位等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所以他试图与妓女沟通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妓女对自己被赋予的新的角色并不在意，仍然扮演者她应有的角色。霍尔顿天真地以为同样支付她金钱，就可以换取她角色的转换，可惜对霍尔顿想沟通的渴望，妓女表现出极大反感和鄙夷。的确，妓女的角色决定了她只能提供给对方肉体安慰，无法给予精神抚慰。霍尔顿在纽约漫游了整整三天，他搭地铁、逛酒吧，为了与别人交流，排遣孤独，不断地让自己出入于各色的公共场合，但他一次次的努力尝试都没能让他真正地摆脱孤独和无助，甚至好几次都想到了自杀。霍尔顿盲目的沟通渴望充分反映了他的天真幼稚，这要归咎于他自身性格的缺陷，作为一个青少年，他既有着类似于成人的生活方式及生活准则，又保持着儿童的纯真洁和天真，他在纽约看尽了成人世界的丑恶，卻又无法说服自己做到真正的逃避。生活在这两个世界夹缝中的他显得更加的软弱、彷徨、摇摆不定。
二 霍尔顿——权力“抑制”下的挣扎者
新历史主义在历史和文本的分析策略中植入了福柯的权力分析法，揭示权力与文学、社会与文化、心灵与肉体之间的二元对立。同时，区别以往一味地强调正史、伟人和历史事件，新历史主义更侧重于对于人性的揭露与分析，为此将一些普通人和奇闻异事作为分析和研究对象就不足为奇了。
众所周知，二战后的美国物质世界极大丰富，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在人群中到处弥漫中着实利主义之风，酗酒、开快车、赚大钱成了人们的生活理想，自私自利、唯利是图到处可见，但精神生活却变得异常空虚和悲观。在这种环境下，很多人放弃了对梦想和信念的追求，转投利益的怀抱。一时间，自私和及时行乐成为了人们的生活准则。主人公霍尔顿，这个普通的十六岁中学生正是在这个受物欲控制的世界里扭曲地成长着。霍尔顿看透了这个假模假式的世界，本能地拒绝社会为他安排的一切。他逃学，被开除，在纽约闲逛期间喝酒、抽烟、招妓，以此打发消磨时光。毋庸置疑，这种扭曲的反抗在社会权力“抑制”下所产生的效应是微不足道的。福柯的权力分析法强调权力不会继续压抑社会各界的不同的声音，而是通过对这些声音进行有序地梳理和组织来进行权力运作。因此，权力并不是简单单纯的压迫与反抗、抑制与颠覆的对立关系，而是正面的、具有开创性的、多角度多方位的复杂关系。霍尔顿在他“颠覆”之路上所遭受的“抑制”正是这种权力的具体体现。在潘西，霍尔顿内心的苦闷并没有得到他尊敬的老师的开解和指导，斯宾塞先生非但没有给予他温暖和仁爱，更是在学习、学校表现甚至人生态度方面对霍尔顿大加指责，并极力让他明白，“人生的确是场球赛，孩子。人生的确是场大家按照规则进行比赛的球赛。”毫无疑问，这给他原本灰暗的心理又加上了一层阴霾。在他离开斯宾塞先生房间的时候，没有得到任何心理劝慰的霍尔顿反倒安慰起自己的老师，“我现在只是在过年轻人的一关。谁都有一些关要过的，是不是呢？”可见，除了安慰之外，霍尔顿深知自己处于一个泥潭当中，在通向成人世界的关口时，霍尔顿的犹豫、彷徨、迷茫、无助显得尤为珍贵，因为这是他“颠覆者”身份的特质，他此刻最需要的是来自他最信赖的老师安多里尼先生的正确指引，然而这位老师却毫不避讳地声称：“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的活着。”这句话把资本主义社会唯利是图的利己主义赤裸裸地展现了出来。 霍尔顿的小妹妹菲苾似乎是唯一能够抚慰他心灵伤痛的天使。在霍尔顿的眼中，菲苾是可爱的，懂事的，让人不由自主地疼爱和怜惜的。在她面前，霍尔顿没有秘密可言。霍尔顿与菲苾之间推心置腹的谈话让他十分享受，菲苾的坦诚、活泼、温柔与聪慧在周围的虚伪、庸俗、冷酷与世故中越发显得弥为珍贵，霍尔顿只有在妹妹那里才能感受到温情和爱，这是在成人世界里无法体会的奢侈品。但菲苾毕竟是个小孩子，她对霍尔顿的爱是出自于对于亲情的爱恋与安抚，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霍尔顿心灵上的愁苦，并不能对霍尔顿的“颠覆”起到真正意义上的积极推动作用，相反却会起到“抑制”的作用。在小说的结尾，菲苾知道霍尔顿打算去过隐居的生活的时候，毅然做出 “我要跟你一块儿走。可以吗？成不成？”这样的决定，这并不是说明菲苾真正明白霍尔顿出走的原因并打算共享其“颠覆”理念，而是出于妹妹对哥哥的深爱，是一种浓厚的亲情的表现。菲苾爱的感召是巨大的和有魔力的，因为霍尔顿打消了出走的想法，在家里反思自己的心智，驯服地接受心理治疗。霍尔顿躺在病床上，脑海中闪现着他所谈论过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他曾憎恨不已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他已经完全妥协于这个世界，抑制反叛的力量似乎占了上风。可见，“抑制”并非像洪水猛兽般凶猛，而是往往狡猾的像狐狸一般，通过各种形式伪装，并达到使其对立面丧失激进的锐气，失去其破坏和攻击能力的目的。
三 结语
颠覆不但要对思想和权力进行颠覆，更要对权力的原则和意识形态统治进行颠覆。霍尔顿身上的孤獨、无奈、徘徊以及对传统价值观的憎恶与排斥，这种复杂又矛盾的情绪不仅仅反映其个人的感受，更反映出战后美国社会极度空虚、麻木的社会现实，其社会作用和意义不容忽视，这也是小说能够引起极大共鸣并被视为现代主义小说经典的原因。《麦田里的守望者》中所反映的政治性，并不是在现实社会中去动摇和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而是在精神文化领域质疑社会制度所赖以生存的政治内容，并进一步挖掘被主流的文化思想所压抑的一些异化的元素。小说主人公霍尔顿正是这种“文化政治性”的牺牲品，但是它所折射出的“颠覆”特质是值得我们提倡和推崇的。文化统治也是处于不断变化中的，文化统治是权力的敏感区域，它的成败也由权力话语之间的均衡感决定。而小说的魅力就在这受压抑的声音和主宰的声音所构成的历史冲突中不断地散发着。
注：本文系2014年度黑龙江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研究课题（外语学科专项）“外语课程的工具性与人文性及学习者的价值观”（WY2014052-C）；牡丹江市社会科学课题项目“华裔美国文学——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141125）。
参考文献：
[1] 洪增流、王静：《〈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悲剧性解读》，《安徽理工大学学报》，2003年第12期。
[2] 咸世荣译：《麦田里的守望者》，漓江出版社，1983年版。
（吕威，牡丹江师范学院西方语言学院讲师）
关键词：颠覆 抑制 权力分析法 文化政治性
美国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被称为美国20世纪的“现代经典”，该著作自1951年出版，就在评论界引起了各种争论。该著作描述了一个由于缺少同龄人和长辈理解和关爱而在现代社会里感觉到沮丧、孤独和焦虑的青少年——霍尔顿。在纽约街头游荡的三天经历中，他看清了成人世界中的虚伪和欺骗，不甘心与其同流合污，用自己瘦弱的身躯盲目无助地“颠覆”着这个“假模假式”的世界。他看透了周围世界的虚假，企图摆脱这个虚假的成人世界去寻找纯真与友爱，因此他表现出一种极端的叛逆与反抗。但由于他身体虚弱和思想的不坚定，让他无法清楚地看清未来的道路，同时又缺乏理解和帮助，更使得他不知道“颠覆”的终点在何方，再加上来自周围世界的强大“抑制”让他无法调节现实和理想之间的矛盾，最终他瘦弱的身躯无法继续抵挡如洪水猛兽般猛烈的“抑制”，终于彻底崩溃，躺倒在精神病院，成为了一个失败的颠覆者。
一 霍尔顿——软弱天真的颠覆者
霍尔顿作为“垮掉的一代”的代表，有其消极负面的社会影响。比如酗酒、吸毒、群居等颓废的生活方式。但霍尔顿垮掉的并不彻底，因为他能明锐地察觉到成人世界的虚伪，空虚和假模假式，更重要的是，他对此表现出了强烈的厌恶和反感。不难发现，霍尔顿是一个极具叛逆、颠覆精神的青少年，他憎恨虚伪和乏味，追求真理和价值，他是美国几代青少年当之无愧的精神领袖。
作为一个反叛者、颠覆者，霍尔顿对周围世界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作为一名十六岁的中学生，潘西寄宿学校是霍尔顿主要的学习和生活的场所，然而正是这所学校孕育了他的叛逆性格。学校本应是一个健康的、纯洁的、洋溢着青春朝气的殿堂。而潘西已经脱离了原有的高尚轨道，以培养一批批能“出人头地，以便将来买辆混账凯迪拉克”的学生为骄傲，在校生“一天到晚干的，就是谈女人，酒和性”。在这样的环境下，霍尔顿的颠覆情绪必然呼之欲出，他对学校里的一切——老师、同学、功课、球赛等等，全都腻烦透了，4次被学校开除，最后一次因5门功课中4门不及格而被校方开除。他用自暴自弃的方式默默地反抗着周围的一切，很显然他的反抗是软弱无力的。
“红色猎人帽”是霍尔顿在集市上买的心爱之物。“红色”当然象征着他反抗的勇气和决心，“我戴了它拿枪打人”更反映出他颠覆的力量和气魄。但是他却只喜欢反戴着帽子，则更能看出他的胆小，怯懦。当然，霍尔顿也不止一次地承认自己的胆怯，在他因为室友斯特拉德莱塔对女性玩弄的态度而与其打斗中更是将这种懦弱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满脸通红地坐在我胸脯上。那就是说他用他妈的两个膝盖压着我的胸脯，而他差不多有一吨重。他两手握住了我的手腕，所以我不能再挥拳打他，”；“他真的给了我一下子，我只记得紧接着我又躺在混帐的地板上了。”在这场打斗中，霍尔顿完全丧失了主动权，他的“颠覆”只能通过“滚，打我身上滚开，你这个下流的杂种。”这样的气愤之极又心有不甘的谩骂来微弱地体现了。当然，霍尔顿瘦弱的身躯或许是这场打斗当中最大的不利因素，但这更从本质上说明了一个虚弱的身体是无法承载“颠覆”使命的。霍尔顿的软弱还表现在他“颠覆”的不彻底性。比如他痛恨与虚伪、自私的成人世界接触，但为了打发时间，又不得不混迹于各种成人聚集场所；再如他讨厌虚荣、庸俗的女友，却情不自禁地和她搂搂抱抱。这一切的行为让他的反叛饱受质疑。
当霍尔顿离开学校，在纽约游荡的日子中，空虚和寂寞缠绕着他，苦于缺乏“倾听者”，但霍尔顿始终有着渴望与同类亲近、交流的愿望，因为让他痛恶的是人类社会的种种不良现象，而非人类社会及本身。霍尔顿在纽约游荡的经历实际上就是他寻求理解沟通的过程，因此他对沟通强烈的渴望竟然驱使他糊里糊涂地找了个妓女。按照马洛斯的需求层次理论，同一时期，一个人可能有几种需要，但每一时期总有一种需要占支配地位，对行为起决定作用。由此可见，霍尔顿的沟通需要是占了主导地位，为了获得这种需要，他可以无视沟通对象的性别、年龄、身份、地位等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所以他试图与妓女沟通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妓女对自己被赋予的新的角色并不在意，仍然扮演者她应有的角色。霍尔顿天真地以为同样支付她金钱，就可以换取她角色的转换，可惜对霍尔顿想沟通的渴望，妓女表现出极大反感和鄙夷。的确，妓女的角色决定了她只能提供给对方肉体安慰，无法给予精神抚慰。霍尔顿在纽约漫游了整整三天，他搭地铁、逛酒吧，为了与别人交流，排遣孤独，不断地让自己出入于各色的公共场合，但他一次次的努力尝试都没能让他真正地摆脱孤独和无助，甚至好几次都想到了自杀。霍尔顿盲目的沟通渴望充分反映了他的天真幼稚，这要归咎于他自身性格的缺陷，作为一个青少年，他既有着类似于成人的生活方式及生活准则，又保持着儿童的纯真洁和天真，他在纽约看尽了成人世界的丑恶，卻又无法说服自己做到真正的逃避。生活在这两个世界夹缝中的他显得更加的软弱、彷徨、摇摆不定。
二 霍尔顿——权力“抑制”下的挣扎者
新历史主义在历史和文本的分析策略中植入了福柯的权力分析法，揭示权力与文学、社会与文化、心灵与肉体之间的二元对立。同时，区别以往一味地强调正史、伟人和历史事件，新历史主义更侧重于对于人性的揭露与分析，为此将一些普通人和奇闻异事作为分析和研究对象就不足为奇了。
众所周知，二战后的美国物质世界极大丰富，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在人群中到处弥漫中着实利主义之风，酗酒、开快车、赚大钱成了人们的生活理想，自私自利、唯利是图到处可见，但精神生活却变得异常空虚和悲观。在这种环境下，很多人放弃了对梦想和信念的追求，转投利益的怀抱。一时间，自私和及时行乐成为了人们的生活准则。主人公霍尔顿，这个普通的十六岁中学生正是在这个受物欲控制的世界里扭曲地成长着。霍尔顿看透了这个假模假式的世界，本能地拒绝社会为他安排的一切。他逃学，被开除，在纽约闲逛期间喝酒、抽烟、招妓，以此打发消磨时光。毋庸置疑，这种扭曲的反抗在社会权力“抑制”下所产生的效应是微不足道的。福柯的权力分析法强调权力不会继续压抑社会各界的不同的声音，而是通过对这些声音进行有序地梳理和组织来进行权力运作。因此，权力并不是简单单纯的压迫与反抗、抑制与颠覆的对立关系，而是正面的、具有开创性的、多角度多方位的复杂关系。霍尔顿在他“颠覆”之路上所遭受的“抑制”正是这种权力的具体体现。在潘西，霍尔顿内心的苦闷并没有得到他尊敬的老师的开解和指导，斯宾塞先生非但没有给予他温暖和仁爱，更是在学习、学校表现甚至人生态度方面对霍尔顿大加指责，并极力让他明白，“人生的确是场球赛，孩子。人生的确是场大家按照规则进行比赛的球赛。”毫无疑问，这给他原本灰暗的心理又加上了一层阴霾。在他离开斯宾塞先生房间的时候，没有得到任何心理劝慰的霍尔顿反倒安慰起自己的老师，“我现在只是在过年轻人的一关。谁都有一些关要过的，是不是呢？”可见，除了安慰之外，霍尔顿深知自己处于一个泥潭当中，在通向成人世界的关口时，霍尔顿的犹豫、彷徨、迷茫、无助显得尤为珍贵，因为这是他“颠覆者”身份的特质，他此刻最需要的是来自他最信赖的老师安多里尼先生的正确指引，然而这位老师却毫不避讳地声称：“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的活着。”这句话把资本主义社会唯利是图的利己主义赤裸裸地展现了出来。 霍尔顿的小妹妹菲苾似乎是唯一能够抚慰他心灵伤痛的天使。在霍尔顿的眼中，菲苾是可爱的，懂事的，让人不由自主地疼爱和怜惜的。在她面前，霍尔顿没有秘密可言。霍尔顿与菲苾之间推心置腹的谈话让他十分享受，菲苾的坦诚、活泼、温柔与聪慧在周围的虚伪、庸俗、冷酷与世故中越发显得弥为珍贵，霍尔顿只有在妹妹那里才能感受到温情和爱，这是在成人世界里无法体会的奢侈品。但菲苾毕竟是个小孩子，她对霍尔顿的爱是出自于对于亲情的爱恋与安抚，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霍尔顿心灵上的愁苦，并不能对霍尔顿的“颠覆”起到真正意义上的积极推动作用，相反却会起到“抑制”的作用。在小说的结尾，菲苾知道霍尔顿打算去过隐居的生活的时候，毅然做出 “我要跟你一块儿走。可以吗？成不成？”这样的决定，这并不是说明菲苾真正明白霍尔顿出走的原因并打算共享其“颠覆”理念，而是出于妹妹对哥哥的深爱，是一种浓厚的亲情的表现。菲苾爱的感召是巨大的和有魔力的，因为霍尔顿打消了出走的想法，在家里反思自己的心智，驯服地接受心理治疗。霍尔顿躺在病床上，脑海中闪现着他所谈论过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他曾憎恨不已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他已经完全妥协于这个世界，抑制反叛的力量似乎占了上风。可见，“抑制”并非像洪水猛兽般凶猛，而是往往狡猾的像狐狸一般，通过各种形式伪装，并达到使其对立面丧失激进的锐气，失去其破坏和攻击能力的目的。
三 结语
颠覆不但要对思想和权力进行颠覆，更要对权力的原则和意识形态统治进行颠覆。霍尔顿身上的孤獨、无奈、徘徊以及对传统价值观的憎恶与排斥，这种复杂又矛盾的情绪不仅仅反映其个人的感受，更反映出战后美国社会极度空虚、麻木的社会现实，其社会作用和意义不容忽视，这也是小说能够引起极大共鸣并被视为现代主义小说经典的原因。《麦田里的守望者》中所反映的政治性，并不是在现实社会中去动摇和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而是在精神文化领域质疑社会制度所赖以生存的政治内容，并进一步挖掘被主流的文化思想所压抑的一些异化的元素。小说主人公霍尔顿正是这种“文化政治性”的牺牲品，但是它所折射出的“颠覆”特质是值得我们提倡和推崇的。文化统治也是处于不断变化中的，文化统治是权力的敏感区域，它的成败也由权力话语之间的均衡感决定。而小说的魅力就在这受压抑的声音和主宰的声音所构成的历史冲突中不断地散发着。
注：本文系2014年度黑龙江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研究课题（外语学科专项）“外语课程的工具性与人文性及学习者的价值观”（WY2014052-C）；牡丹江市社会科学课题项目“华裔美国文学——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141125）。
参考文献：
[1] 洪增流、王静：《〈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悲剧性解读》，《安徽理工大学学报》，2003年第12期。
[2] 咸世荣译：《麦田里的守望者》，漓江出版社，1983年版。
（吕威，牡丹江师范学院西方语言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