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岩像一盏闪耀的明灯，他就站在每一个人触手能及的地方。他的批判让人踏实而不是绝望，这片土地上知识分子的思想还有星火残留。在欲望和权力构筑的时代，或许明哲保身才是理智之选。但渠岩在敲打我们的良心，无论背后有没有追随者，他都勇敢地高喊：我们病了，需要自由和道德的良方!这使得一个人看到处处道德衰败并不是如此普遍的道德衰败本身，而毋宁说是一个人失去了自身确定性和生活的意义。
　　
　　自从跟渠岩老师有了第一次接触之后，我们便总是有意无意想找机会再去他那里坐坐。车开出城区很远，到了一个红砖瓦房四散的村落，有鸡扑腾着翅膀，还有狗摇着尾巴四处晃，门口简单地写着“桥梓艺术公社”。开过一个铺满乱石的小坡之后一拐弯，就是渠宅了。
　　房子是由渠岩亲自设计的，依照磨盘的形状打造出来的两层圆叠加，便是我们眼里的世外桃源了。坐在院子里喝茶，风吹树叶沙沙响，脚边有鱼儿在水里不时打转。如果是夏天，还会有熟透了的柿子从树上掉下，没准儿又砸出一个牛顿来。但其实真的未必非夏天不可，因为渠岩不经意蹦出的某句话，都随时有可能变身为上帝的苹果，砸得我们醍醐灌顶，顿悟好几分。这般情境这般人，叫我们怎么不惦念?
　　
　　布拉格与吉普赛
　　
　　在这座质朴而极富情趣的不规矩的房子里跟一位思想犀利的艺术家聊社会谈人生，仿佛才是生活应有的模样。而这罕见的理想气息，我总觉得有一部分是来自布拉格——那个歌里所唱的浪漫之都，渠岩在那里生活了5年。对渠岩来说，布拉格的浪漫无关爱情，关乎理想。
　　1989年，渠岩前往布拉格，彼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正经历一场民主化革命。布拉格街头，超过10万人出来游行，最后，哈维尔所领导的“公民论坛”获得胜利，完成政权的和平转移。与暴力革命相比，这是一场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暴力；中突就实现了政权更迭的革命，如天鹅绒般平和柔滑，故被称为“天鹅绒革命”。这一袭天鹅绒，在渠岩的心中抚出了丝丝波澜……
　　一度被归纳为东欧的捷克从此告别了“精神在别处”的时代，开始堂堂正正以欧洲中心自居，现代文明体系的成果在这里迅速铺展开来。这座旅游城市迄今为止仍旧完好地保留了各个历史时期不同风格的建筑，从罗马式、哥特式建筑，文艺复兴、巴洛克、洛可可，新古典主义、新艺术运动风格到立体派和超现代主义，这些绚丽夺目而变化多端的建筑光芒交相辉映，照出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无限包容。
　　布拉格人们的精神生活比这建筑还要丰富得多，歌剧院、音乐厅、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电影院等文化机构以及层出不穷的文化活动，一片升平之景。到过卡夫卡消磨夜晚的酒吧，走过哈维尔脚下的石板路、看到过昆德拉眼中的阳光与灰尘，聆听过德沃夏克几十年前的叹息，与伊凡·克里玛一起在伏尔塔瓦河流下了倒影，渠岩作为一个漂泊者，穿越了时间与空间，进入了布拉格的精神维度。
　　捷克历史上以波西米亚而著称，也是波西米亚的同义词。波西米亚是指捷克中西部的地区，这个历史上的多民族地区，也是吉普赛人的聚集地。所谓“波西米亚”风格也就是“吉普赛”风格。这种源于捷克的吉普赛民族又和波西米亚的结合更多的是机缘巧合。而现今还以漂泊为生的吉普赛人却成了捷克人的难题。渠岩说，二战以后，捷克收留了一批吉普赛人，给他们盖房子和固定的工作，让其安定下来，吉普赛人会把房子拆掉，仍旧睡在野地，拉着马车四处游荡。捷克一家民意调查机构发现，大多数捷克人认为罗姆人懒惰、不肯工作、偷东西。这个弱势群体，不单单给渠岩他们出了个难题，更让整个欧洲的现代文明体系陷入两难的局面。
　　他们没有民族，没有国家，以流浪卖艺为生。世界上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难以消化他们。电影和歌词里显然是有些把这个民族浪漫化了。渠岩坦言，“他们作为弱势群体，艺术家要同情和表现他们。浪漫化之后就具有了同情的眼光。而弱势是排除在主流之外的，为什么他们这么悲惨?这些人让欧洲西方文明无比棘手，一方面他们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并且完全拒绝当代文明，你改造不了他们。而另一方面，当代文明作为人类最高精神成果，它必须从中表现出自身的宽容、民主和自由。”但作为“反传统”的代名词，波西米亚也一直是向往精神自由的艺术家不应摆脱的特殊情结。艺术家所必备的特立独行和离经叛道的气质与特征，让他不得不表现这些尴尬的弱者，但正如他所说，弱者未必就是真理。
　　法国、意大利已经开始吉普赛人驱逐潮，这一遣返行动既符合国内大多数民众意愿，也不违反欧盟法规，却有悖于欧盟的人员自由流动原则，国际社会为此吵吵闹闹。如同布拉格与吉普赛一样的纷繁交错，正成为西方文明体系五味杂陈的现代风景。
　　
　　空间三部曲
　　
　　欧洲的心病是吉普赛这个难以驯化的外来民族，渠岩的心病则来自自己所在的现实状态。欧洲为了不能使罗姆人与社会共存抓狂不已，渠岩则选择了一种看似平静的方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他的工作区域里，始终陈列着几幅放大的照片。中西合璧的教堂、旅游景点原样复制的县衙、煤老板的办公室，贴着计划生育标语的村办公室都是他的主题。平日现实里不经意的角落经过渠岩有心的镜头放大之后，竟然如此触目惊心。
　　他的第一组镜头，对准了权力阵地——这个噤若寒蝉之地。2007年，渠岩在上海证大美术馆《权力空间》的个展上，把城市里滥用公权力的豪华办公空间，和偏远贫穷乡村的简陋办公现场一起呈现出来，乡村与城市，公共权力与私人空间，经济和身份的差别……各种对比在这一张张荒诞无稽的照片中交叠出当代中国社会的阴影。
　　“我主要是通过各种地域和阶层，以及具有权力身份的大小官员的办公现场来表达对权力空间的一种思考。这个现场比较典型，是因为它同时具备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双重因素。权利现场所呈现出来的除了有权力的身份、文化的因素之外，还有个人的因素。现实当中的政治运动带来的影响都会在乡村和城市的权力现场中呈现出来。而不同的地方在于，乡村和城市有经济上的差别和身份的差异。同时，乡村和城市权力的使用者还有文化上的差异。另外，文化上的局限性也造成两者之间审美的差异。他们布置装修自己办公室的时候也会带上这些烙印。”
　　2008年，渠岩用一组拍摄的乡村教堂来引申出乡村的宗教活动状况，除了传统寺庙外，有政府许可的和半公开的，包括在简陋的家庭中的变种的天主教、基督教，而参与者大多数是老弱病残的乡民，其圣歌也掺杂了自己的道德伦理风俗。与《权力空间》中的乡村办公室对照，《信仰空间》就是一个乡民生活的诉求场域，尽管在渠岩的《信仰空间》中只看到教堂，而看不到乡民。
　　如果说《权力空间》是渠岩切入现实的开端，那么《信仰空间》和紧接下来的《生命空间》就是他深入现实的延伸。“通过《生命空间》中表现的乡村医疗状况的严峻和矛盾，反证出《权力空间》的权力失语和行政不力，也印证了《信仰空间》中乡村信仰的扭曲和畸形化的病因。”渠岩从一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