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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宝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宝瓶文化）成立于2001年。二十一世纪，恰好进入占星学上的宝瓶座时代，宝瓶座蕴涵光与爱的力量，代表高度进化与真诚正义。此与佛教中“宝瓶”所寓趋吉之意不谋而合，注定宝瓶文化将默默散发“光与爱的力量”，以筑梦圆梦，成就一番大事业。
朱亚君，宝瓶文化社长兼总编辑。正式上任此职务时，她不过30来岁。此前，朱亚君从大学刚毕业便进入出版行业，从编辑助手做起，曾在一家大出版公司奋斗近九年，当此项工作进入巅峰状态、人人都以为最为风光之际，她却决定进行一次转变，跳出来重新开始。“那是我在那个大集团里工作最好的时候，可是我自己在想，好像有什么不对，有些东西我就是碰触不到，事情没有那么完满。于是我给自己作生涯规划，我需要做一些转换。这个时候，我遇见了宝瓶文化。”
因发行人张宝琴的延揽，朱亚君开始了“宝瓶”生涯。成立之初，宝瓶文化被称为“拥有全新风貌及旺盛企图心的出版社”，他们的信念是“把事情搞大！”因为“做出版就要做大众出版，影响大众才能将信息真正传达。”成立次年，宝瓶文化在出版市场初试啼声，推出包括“Vision”、“Island”、“Enjoy”、“High”四个系列多本书，每一系列都似重锤落下，在当时的台湾出版界激荡起阵阵回响。而这仅是宝瓶文化出版征途的开始，随后，擅长综合大众出版的朱亚君带领宝瓶文化在人物、亲子教育、翻译文学等领域创造亮丽佳绩，作品屡见于畅销书榜。
照常理，朱亚君在新的职务上已完成了她所谓的转换，她已经成了出版线上的“全能王”，方方面面更是都触摸了无数回。然而，在她心里一直酝酿着关于文学的小小梦想，她悄悄地播下种子，默默地守护、等待、培养，直到某天这些梦想渐渐开花结果，直至成熟。
文学之梦，悄然种下
2010，宝瓶迈向第十年。没有大张大办的庆典，也没有浮夸的宣言，而是推出“文学第一轴线”出版计划，一举发布六部文学作品，而六部作品的六位作者竟全是生面孔。不仅如此，宝瓶文化重金铺行销，在寸土寸金的诚品信义店立起4米高的广告灯箱，又在敦化南路的诚品书店拉上巨幅横幅广告，在台湾现有的文学杂志上刊载推广文宣，有读者甚至发现街边小书店也布满贴有六位陌生作者照片的大小海报。出版业者及普通读者都着实吃了一惊，更是充满疑惑：宝瓶文化怎么了？
在台湾新人文学被称为“票房毒药”的年代，宝瓶文化却为了六位文学新人“大张旗鼓”，无怪乎人们惊诧不已。殊不知，这正是朱亚君内心文学梦想的一次破茧。“做了那么长时间的编辑，我总希望身边能有更多人来写，确实也有很多年轻人怀着写作的梦想，有写作的才能。去年我又想到这些，我就做这样一个平台，让这些年轻人去靠近、碰触那些梦想。这时候，如果我单打一个人，影响力怕是不够，所以我一口气打六位，希望大家能记住他们，记住文学梦想。”当书店内大幅照片广告和六本新书恢弘铺开，确实打破了新人个别出书而得不到关注的困境。
文学梦对于朱亚君来说，由来已久。早在1991年，朱亚君刚踏入出版的行业，当时只是一名小编辑，同时还喜欢写作。那时的出版界都出名家作品，新人新作鲜有尝试。“有一天我走进当时台湾最大的金石堂书店，看到书店墙上有十幅新作家的巨幅照片，他们都只是跟我当时差不多二十出头的年纪。当时我对台湾的一家出版社一口气推了十位新作者出来感到十分震撼。事实上后来证实这十个作者中有好几个都是不起的作者，包括郭强生、吴淡如、张曼娟。在那个时候我当然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红，但是对于一个编辑、一个文艺青年来说，是个很大的鼓舞，我知道，那就是我要做的事。”文学之梦，由此种下。
明日之星，值得期待
时下，台湾出版业者有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最近出过的非常好看台湾本土小说是哪一本？
有统计显示，2006年至2010年的五年间，除了2009年张爱玲的《小团圆》挤进博客来排行榜第九和诚品销售排行榜第二以外，台湾本土的文学作品就再也没有出现在畅销书榜的前十名。对此，朱亚君也表现出她的忧虑：“其实台湾这几年来一直面临一个问题，就是翻译书大举入侵，书店摆到平台上的几乎都是翻译书。去年我看到榜单，震撼很大。虽然我们自己也出翻译书，也卖得很好，但是，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出的本土文学却只能被搁在书店最不显眼的地方。这样一直失衡下去，有一天，比如说二十年后，我们的孩子回头来看这个年代，发现本该记录我们现在的生活、现在我们所遭遇的一切、我们碰到的困境，甚至我们谈恋爱的方法、我们面对生命的方式的本土创作，却无端消失了，根本不知道我们这个年代在做什么，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我们现在可以想象我们父辈的生活，我们祖父母的生活，很多是靠文学作品里边的描述而获知的。”
台湾的市场很有限，过多的预备时间和预算对出版社形成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于是，出版社更愿意去操作出书速度快、行销运作便捷的翻译小说。再早一些时候，本土文学并不乏成功小说的例子，比如2005年侯文咏推出的《天作不合》曾轰动一时。然而，“除非天纵英才，畅销小说家需要被培养、被等待。”庆幸的是，宝瓶文化所擅长的恰好是培养和等待。
2009年甘耀明的小说《杀鬼》在宝瓶文化出版，获得当年中时开卷“年度最有创意小说”奖；次年底，宝瓶文化再次推出他的小说《葬礼上的故事》，销量上取得很不菲的成绩。有读者说：“甘耀明对文字操控的能力，在这个时代的小说家可说是望尘莫及，看得让人直咂舌头。”然而他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且与宝瓶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03年和2005年，甘耀明即在宝瓶文化出过作品，但未引起太多反响。然而这两次书写却不能不说是为了后来的成名练笔。“你需要花八年的时间，看着他锻炼出活泼的语言、鲜明的故事。”朱亚君如是说。她愿意等待他经历不同的人生阶段，为他设置好机会，时机成熟就让他展翅高飞。
同在2009年，刘梓洁散文集《父后七日》由宝瓶文化出版，一年之内销售七万册，这在台湾是很惊人的成绩。作品后来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并获得多项电影奖项。对于刘梓洁本人，朱亚君则早在七年前便开始关注他在报章杂志所发表的作品。
今年7月，台湾小说家高翊峰推出首部长篇《幻舱》，宝瓶文化的行销文案上写道：这本小说写出了我们生命里最安静的海啸。小说上市不到一个月，其热度便引来众人纷纷侧目。此前，他的短篇小说集《肉身蛾》与《一公升的忧伤》在宝瓶文化出版，遭遇平淡反响。数年之后，他练笔结束，完成蜕变。
推出这些作者的初期，朱亚君其实受到很多质疑。出版界的前辈对宝瓶文化的评价是“太大胆了。”对他们并不看好。然而朱亚君说：“文学书不像其他非文学、商业性质的书籍，无论是销售点与销售量，相对都比较容易掌握。我在面对文学书的时候，一直认为写作者要有耐心，要有毅力，出版者也该如此。做出版的，不能期待第一步就出巨著，文学都是要酝酿和培养的，如果前面他们默默无闻的书没有出版，也许他们当时就灰心了，不再写了。”“人最想创作的年龄是二十几岁期间，但年轻的我们写出来的作品都不是最成熟的，我们还太年轻。可是那个时候的那种丰沛能量、那种强烈的写作欲望和激情是无可比拟的。那个时候只有不断地写，经历足够多的世事之后，练到够了，知道自己是什么了，去掉不要的东西，剩下就是真实的自己了。”
当最初播下的文学种子渐渐结成果实，最终得以收获的时候，也正是台湾文学明日之星冉冉升起的时刻。
“做我们擅长的，这就够了”
如今，台湾本土文学在宝瓶文化的出版品中占了三分之一的份额。新人文学虽有“票房毒药”的恶称，宝瓶文化却有应对方法。
“首先，对于一些我们不擅长的文类，我们不会被诱惑。虽然文学不好抓，但是那是我们的能力可以达到的一部分。”对宝瓶文化来说，最幸运的莫过于它并不标榜自己是做文学的出版社。朱亚君最擅长的大众出版，从严长寿、吴宝春到陈树菊、余湘，诸如此类非文学选题的书对宝瓶来说都是很重要的赢利点。“每个编辑都要练就两手功夫，我们常常说理想，一直谈理想是没有用的，没有人会单纯地支持理想。所以我左手去做支持理想的事，右手才能去实现理想，这个策略上我分得很清楚。哪些商业的书是让公司活下来的书，哪些文学的书是用来‘发梦’,让公司提升质感的，我都在作平衡。这样，做我们擅长的，这就够了。”
当初投下的种子，结出越来越多的果子，朱亚君的喜悦和欣慰溢于言表。“当人们都在质疑的时候我也会恐慌，但现在回头去看，真的还好有那个时候的大胆。接下去，我会继续播种，而且这个速度会越来越快，我知道果实会一直慢慢出来，这个过程是很开心的。”
宝瓶文化的激励写作的举动给年轻作者很大鼓舞，越来越多人愿意在本土文学上尝试耕耘。而对于业界同行来说，除了投以更多关注，也被带动重视本土写作，台湾联经出版、共和国出版等几家大的集团已开始设立华文创作模块。“很幸运，我们创造了很多机会让别人把手伸出去，去触及他们触及不到的东西。我们终于又有了做梦的权利，有了靠近梦想的权利。”
朱亚君，宝瓶文化社长兼总编辑。正式上任此职务时，她不过30来岁。此前，朱亚君从大学刚毕业便进入出版行业，从编辑助手做起，曾在一家大出版公司奋斗近九年，当此项工作进入巅峰状态、人人都以为最为风光之际，她却决定进行一次转变，跳出来重新开始。“那是我在那个大集团里工作最好的时候，可是我自己在想，好像有什么不对，有些东西我就是碰触不到，事情没有那么完满。于是我给自己作生涯规划，我需要做一些转换。这个时候，我遇见了宝瓶文化。”
因发行人张宝琴的延揽，朱亚君开始了“宝瓶”生涯。成立之初，宝瓶文化被称为“拥有全新风貌及旺盛企图心的出版社”，他们的信念是“把事情搞大！”因为“做出版就要做大众出版，影响大众才能将信息真正传达。”成立次年，宝瓶文化在出版市场初试啼声，推出包括“Vision”、“Island”、“Enjoy”、“High”四个系列多本书，每一系列都似重锤落下，在当时的台湾出版界激荡起阵阵回响。而这仅是宝瓶文化出版征途的开始，随后，擅长综合大众出版的朱亚君带领宝瓶文化在人物、亲子教育、翻译文学等领域创造亮丽佳绩，作品屡见于畅销书榜。
照常理，朱亚君在新的职务上已完成了她所谓的转换，她已经成了出版线上的“全能王”，方方面面更是都触摸了无数回。然而，在她心里一直酝酿着关于文学的小小梦想，她悄悄地播下种子，默默地守护、等待、培养，直到某天这些梦想渐渐开花结果，直至成熟。
文学之梦，悄然种下
2010，宝瓶迈向第十年。没有大张大办的庆典，也没有浮夸的宣言，而是推出“文学第一轴线”出版计划，一举发布六部文学作品，而六部作品的六位作者竟全是生面孔。不仅如此，宝瓶文化重金铺行销，在寸土寸金的诚品信义店立起4米高的广告灯箱，又在敦化南路的诚品书店拉上巨幅横幅广告，在台湾现有的文学杂志上刊载推广文宣，有读者甚至发现街边小书店也布满贴有六位陌生作者照片的大小海报。出版业者及普通读者都着实吃了一惊，更是充满疑惑：宝瓶文化怎么了？
在台湾新人文学被称为“票房毒药”的年代，宝瓶文化却为了六位文学新人“大张旗鼓”，无怪乎人们惊诧不已。殊不知，这正是朱亚君内心文学梦想的一次破茧。“做了那么长时间的编辑，我总希望身边能有更多人来写，确实也有很多年轻人怀着写作的梦想，有写作的才能。去年我又想到这些，我就做这样一个平台，让这些年轻人去靠近、碰触那些梦想。这时候，如果我单打一个人，影响力怕是不够，所以我一口气打六位，希望大家能记住他们，记住文学梦想。”当书店内大幅照片广告和六本新书恢弘铺开，确实打破了新人个别出书而得不到关注的困境。
文学梦对于朱亚君来说，由来已久。早在1991年，朱亚君刚踏入出版的行业，当时只是一名小编辑，同时还喜欢写作。那时的出版界都出名家作品，新人新作鲜有尝试。“有一天我走进当时台湾最大的金石堂书店，看到书店墙上有十幅新作家的巨幅照片，他们都只是跟我当时差不多二十出头的年纪。当时我对台湾的一家出版社一口气推了十位新作者出来感到十分震撼。事实上后来证实这十个作者中有好几个都是不起的作者，包括郭强生、吴淡如、张曼娟。在那个时候我当然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红，但是对于一个编辑、一个文艺青年来说，是个很大的鼓舞，我知道，那就是我要做的事。”文学之梦，由此种下。
明日之星，值得期待
时下，台湾出版业者有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最近出过的非常好看台湾本土小说是哪一本？
有统计显示，2006年至2010年的五年间，除了2009年张爱玲的《小团圆》挤进博客来排行榜第九和诚品销售排行榜第二以外，台湾本土的文学作品就再也没有出现在畅销书榜的前十名。对此，朱亚君也表现出她的忧虑：“其实台湾这几年来一直面临一个问题，就是翻译书大举入侵，书店摆到平台上的几乎都是翻译书。去年我看到榜单，震撼很大。虽然我们自己也出翻译书，也卖得很好，但是，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出的本土文学却只能被搁在书店最不显眼的地方。这样一直失衡下去，有一天，比如说二十年后，我们的孩子回头来看这个年代，发现本该记录我们现在的生活、现在我们所遭遇的一切、我们碰到的困境，甚至我们谈恋爱的方法、我们面对生命的方式的本土创作，却无端消失了，根本不知道我们这个年代在做什么，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我们现在可以想象我们父辈的生活，我们祖父母的生活，很多是靠文学作品里边的描述而获知的。”
台湾的市场很有限，过多的预备时间和预算对出版社形成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于是，出版社更愿意去操作出书速度快、行销运作便捷的翻译小说。再早一些时候，本土文学并不乏成功小说的例子，比如2005年侯文咏推出的《天作不合》曾轰动一时。然而，“除非天纵英才，畅销小说家需要被培养、被等待。”庆幸的是，宝瓶文化所擅长的恰好是培养和等待。
2009年甘耀明的小说《杀鬼》在宝瓶文化出版，获得当年中时开卷“年度最有创意小说”奖；次年底，宝瓶文化再次推出他的小说《葬礼上的故事》，销量上取得很不菲的成绩。有读者说：“甘耀明对文字操控的能力，在这个时代的小说家可说是望尘莫及，看得让人直咂舌头。”然而他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且与宝瓶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03年和2005年，甘耀明即在宝瓶文化出过作品，但未引起太多反响。然而这两次书写却不能不说是为了后来的成名练笔。“你需要花八年的时间，看着他锻炼出活泼的语言、鲜明的故事。”朱亚君如是说。她愿意等待他经历不同的人生阶段，为他设置好机会，时机成熟就让他展翅高飞。
同在2009年，刘梓洁散文集《父后七日》由宝瓶文化出版，一年之内销售七万册，这在台湾是很惊人的成绩。作品后来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并获得多项电影奖项。对于刘梓洁本人，朱亚君则早在七年前便开始关注他在报章杂志所发表的作品。
今年7月，台湾小说家高翊峰推出首部长篇《幻舱》，宝瓶文化的行销文案上写道：这本小说写出了我们生命里最安静的海啸。小说上市不到一个月，其热度便引来众人纷纷侧目。此前，他的短篇小说集《肉身蛾》与《一公升的忧伤》在宝瓶文化出版，遭遇平淡反响。数年之后，他练笔结束，完成蜕变。
推出这些作者的初期，朱亚君其实受到很多质疑。出版界的前辈对宝瓶文化的评价是“太大胆了。”对他们并不看好。然而朱亚君说：“文学书不像其他非文学、商业性质的书籍，无论是销售点与销售量，相对都比较容易掌握。我在面对文学书的时候，一直认为写作者要有耐心，要有毅力，出版者也该如此。做出版的，不能期待第一步就出巨著，文学都是要酝酿和培养的，如果前面他们默默无闻的书没有出版，也许他们当时就灰心了，不再写了。”“人最想创作的年龄是二十几岁期间，但年轻的我们写出来的作品都不是最成熟的，我们还太年轻。可是那个时候的那种丰沛能量、那种强烈的写作欲望和激情是无可比拟的。那个时候只有不断地写，经历足够多的世事之后，练到够了，知道自己是什么了，去掉不要的东西，剩下就是真实的自己了。”
当最初播下的文学种子渐渐结成果实，最终得以收获的时候，也正是台湾文学明日之星冉冉升起的时刻。
“做我们擅长的，这就够了”
如今，台湾本土文学在宝瓶文化的出版品中占了三分之一的份额。新人文学虽有“票房毒药”的恶称，宝瓶文化却有应对方法。
“首先，对于一些我们不擅长的文类，我们不会被诱惑。虽然文学不好抓，但是那是我们的能力可以达到的一部分。”对宝瓶文化来说，最幸运的莫过于它并不标榜自己是做文学的出版社。朱亚君最擅长的大众出版，从严长寿、吴宝春到陈树菊、余湘，诸如此类非文学选题的书对宝瓶来说都是很重要的赢利点。“每个编辑都要练就两手功夫，我们常常说理想，一直谈理想是没有用的，没有人会单纯地支持理想。所以我左手去做支持理想的事，右手才能去实现理想，这个策略上我分得很清楚。哪些商业的书是让公司活下来的书，哪些文学的书是用来‘发梦’,让公司提升质感的，我都在作平衡。这样，做我们擅长的，这就够了。”
当初投下的种子，结出越来越多的果子，朱亚君的喜悦和欣慰溢于言表。“当人们都在质疑的时候我也会恐慌，但现在回头去看，真的还好有那个时候的大胆。接下去，我会继续播种，而且这个速度会越来越快，我知道果实会一直慢慢出来，这个过程是很开心的。”
宝瓶文化的激励写作的举动给年轻作者很大鼓舞，越来越多人愿意在本土文学上尝试耕耘。而对于业界同行来说，除了投以更多关注，也被带动重视本土写作，台湾联经出版、共和国出版等几家大的集团已开始设立华文创作模块。“很幸运，我们创造了很多机会让别人把手伸出去，去触及他们触及不到的东西。我们终于又有了做梦的权利，有了靠近梦想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