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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历史像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俏皮话的创始者，后来被冯友兰等人归到胡适头上（按：胡适的原文为“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载《實验主义》，《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而在近百年后的美国宋史学家蔡涵墨这里，他却用了一个更为严肃的词—“严妆”，来形容宋代史书对于当朝历史的塑造，将其比作一位高雅的贵妇，在无数的盛装打扮中以不同的装束和面貌出现（参见《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中华书局二○一六年版，序1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
根据作者自己的说法，如何看清楚宋朝历史层层严妆下的素颜，正是此书试图研究的主题。而在笔者看来，该书更为重要的贡献，却非如“古史辨”派一般剥开层层叠叠的“严妆”，看到历史的真容；而是在“文本考古”的过程中，解析和理解这些“严妆”本身的意涵和价值。概言之，便是这些“严妆”本身同“化妆者”的权力、思想和观念之间的关联。正如葛兆光在讨论思想史的“写法”时所言：“首先，写法的背后即写什么和如何写，都拥有权力的支持；其次，写法的改变，意味着秩序、观念、视角、视野的改变；再次，写法的变化，就是思想史的变化，或者用福柯的理论术语说，就是‘权力与知识之间关系的变化’。”（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复旦大学出版社二○一三年版，142页）而在作者序言的自陈中，他也一再強调了解构理论的两个基本观念，对于真正能够被证明的“事实”保持了高度的警惕，而更多地将其视为事后产生的对先前事件的印象和投影；并将这些事后的形象理解为文学叙事产品，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令其欢欣鼓舞的是，宋代史料较之前代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尤其是官方同非官方史书间广泛存在的张力和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为“文本考古”提供了丰富而可资比较的“地层”。在我们跟随作者的如飞走笔，揭下这层层的“严妆”之际，也渐渐体悟到了南宋史学“严妆”之下的三重阴影。
第一重阴影，是皇帝和权相凭借手中权力所施加的影响和作用。在该书“秦桧研究”系列《一个邪恶形象的塑造：秦桧与道学》一文中，蔡涵墨非常敏锐地注意到南宋前期“野史的激增、对野史的审查以及最后的绝对禁止：整个高宗朝廷的政治建设包括皇帝本人都在竭力把持有关‘中兴’的历史叙述，为自己的个人行为辩护以保障自己的政治前途”（30页）。而在具体的例证方面，作者则举了南宋新设之秘书省的例子。“在他巡视新秘书省的两天以后，高宗注意到秘书省中实际的藏书量很少，应该从事重建库藏的工作。……朝廷利用这一机会强化了对书籍印制的监控手段，强加正式或非正式的审查标准，以强调其自身的政治和文化统一的概念。”（36页）以上缴副本的形式，皇帝通过秘书省在法定层面实现了对于书籍出版的审查，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对于知识生产过程的干预和控制。然而，与宋廷对于江南腹心地区书籍出版的控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绍兴政令’似乎对四川和福建的主要出版中心没有约束的作用，这无疑是由于这些地域远离都城的缘故”（39—40页）。而在更深层次原因的发掘方面，余蔚在《两宋政治地理格局比较研究》一文中提出的北宋疆域内综合政治区的“圈层式”结构和南宋的“分块式”结构，则为我们从中央控制力和集权程度的维度理解这种地域分殊提供了更为有力的分析框架。而据笔者之见：南宋朝廷对于出版事业的严密监控，即在相当程度上遵循了这一“分块式”的结构原则，更多集中于其直接控制力较强的江浙地区；而对远离都城的四川、福建则控制相对有限，体现出地理空间上的差异性和多元性。
在权相对于历史书写的干预和影响方面，秦桧的例子也是非常典型的。秦氏对官方历史记录的破坏，造成了一种文献的真空，也使后来有关其历史神话的创造成为可能。根据刘子健的说法，秦桧“建立了一种前现代的思想控制手段。尽管不是太公开，但几部史书中都提到了绍兴年间的‘禁学’。起初，他命令重修官方实录，以便清除对己不利的内容，后来又反复重申禁止出版、流通包含政治流言的私家历史记录的命令”（刘子健著，赵冬梅译：《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江苏人民出版社二○一二年版，97页）。由此可见，南宋初年的舆论控制和文献篡改，除却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内外局势之外，也与权相秦桧个人的政治考量有着颇为密切的关系。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秦氏此番欲盖弥彰的掩饰和操之过急的迫害，在其去世和高宗“内禅”之后，却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反向塑造的历史力量。从对其本人的记载和塑造来看，成书于南宋初年的《中兴小历》“对于秦桧的研究尤为重要，因为它在总体上对秦倡导的和平政策抱有同情”（19页）；而在元代编成的《宋史·奸臣传》中，秦桧作为这一邪恶谱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则为解释宋王朝失败的主要方面提供了框架，使其最终看上去比他同时代的诋毁者所敢于设想的还要坏。从这一点上而论，如果说高宗所塑造的“中兴”叙述所涂抹的“严妆”，较为成功地影响了历史的书写和评价的话，秦桧的努力则很快付诸东流，最终走向了其预想结果的反面—成为一无是处的“脸谱化反面人物”。据此而论，在这第一重的阴影之中，皇权与相权都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又从其相似的处理方式和截然不同的命运来看，政权合法性同皇权合法性的紧密联系，则超越了一代权相所能影响的时间范围，对历史叙述的建构与重构起到了更为深彻而持久的作用。
如果说上文中讨论的第一重阴影主要体现出的是一种外在的强制力和影响力的话，接下来所要讨论的第二重阴影则是来自著史者内在的自我压抑。对于这一问题，王汎森曾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文献中“自我压抑”的现象》一文中有过颇为深刻的讨论。在他看来：“清代‘文字狱’所导致的政治压力对各方面产生一种无所不到的毛细管作用，尤其是自我禁抑的部分，其影响恐怕还超过公开禁制的部分。”（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五年版，345页）然正如王文中所言，“‘文字狱’恐怕是任何时代都有的事，而自我压抑也一样发生在所有的时代，即使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周遭世界，也有种种自我压抑或回避的现象”（《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346页）。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自我压抑的情况，在政治氛围相对宽松、文化管理较为开放，至有文彦博所谓“与士大夫治天下”之说的宋代也同样存在。尤其是在南宋之后，专制君权的空前膨胀与君主政体堕入“独裁模式”的趋势（参见虞云国：《从陈桥到厓山》，九州出版社二○一六年版，120页），则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北宋，尤其是真宗、仁宗时期较为宽松的政治氛围，士人的言论自由度，也似乎随着宋廷从“八尺大床”到“三尺行军床”的疆域（这一说法，参见钱锺书：《宋诗选注》，三联书店二○○二年版，1页）缩减，最终酿成了南宋初年陈东和欧阳澈二人因言见戮的悲剧和宁宗时期株连更广、影响更深的庆元党禁。 实际上，这重道学阴影对于宋代史学的影响，也非常深刻地体现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作者李心传身上。这位活跃于蜀地，接续司马光、李焘以降《通鉴》长编体例的史家，却在其身后留下了一部“向道学靠拢”的著作—《道命录》。令人疑惑的是，李心传在传世《道命录》中显示出的对道学的全心拥护，与他在早期著作中对道学运动秉持的刻意矜持与学术超然显然并不一致（345页）。通过蔡书《〈道命录〉复原与李心传的道学观》一文的分析，得出了如下四点结论：“第一，传世本《道命录》体现了元人对李心传原著的大幅改编、扩充。第二，借由文本比较分析，可以移除元人的层累，恢复李心传原著的大部分设计与文本。第三，经此重建的原本《道命录》所传达的道学观，与李心传其他传世著作的观点一致。第四，原本《道命录》蕴含的李心传的道学观，相当有助于理解理宗时代，为建构与道学在政治上新近被认可相适应的道学史所产生的冲突。”（346—347页）
借由“文本考古”的方式，蔡氏通过一系列极为精细的考证和分析，很好地剥离了元代程荣秀改编后的十卷本《道命录》中所进行的增补和建构。在程氏的时代，道学已经获得了官学的身份，成为构成儒家政治正统之思想基础的意识形态。而据蔡书的解析，李心传撰作《道命录》的本意，则是为了强调章惇、蔡京、秦桧、韩侂胄以降一系列执政者对于道学的危害，从而诱使读者将这一序列自然而然地延展至史嵩之，得出不可避免的結论。极具讽刺意味的是，道学的政治际遇在南宋中后期持续上升，终在独相史嵩之的主导下获得了政府的认可。如此一来，理宗朝后道学的发展，便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李氏道学书写中的旧有预设—即理学派对于权相的反抗而非结合。
在李心传看来，道学与独裁应是不能相容的；然而，十三世纪三十年代的诸多事件不仅未能验证其这一推测，更是导出了恰恰相反的结论—专制者攫取的权力越大，就越支持道学。从这一点上而论，道学在摆脱“伪学”命运，影响历史论述的同时，也以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让渡其独立性和批判性的方式，与皇权间建立了某种共生性的关系，成为“皇权阴影”下的主流意识形态。更为令人感慨的是：程荣秀等后期道学理想的拥护者，也终于在这种新的共生关系下，将李心传的《道命录》淹没于官方化道学本身的阴影之下。这一悲剧性的悖论，不仅使《道命录》在出版前就已过时，也注定了其后世被修改和埋没的命运。其所包含的“吊诡式悲剧”，一直影响至明清时代，成为道学命运的“千年之谶”。
应该说，蔡涵墨在《历史的严妆》一书中所进行的“文本考古”是相当成功的。这些研究并非只是“有破无立”的否定和解构，而是在对文本（text）不同“地层”和与之相关的复杂语境（context）进行深入解析基础之上“有破有立”的分析和重构。其所揭南宋史学“严妆”之下的阴影，既包含了皇帝、权相等外在权力所施加的影响和作用；也揭示出著史者内在的自我压抑和理学影响下道德主义史学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南宋史学的转折，正是此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令人玩味的是：皇帝、权相等外在权力的阴影虽然在国家强制力的裹挟下“气势汹汹”，显得异常强大，却并不似著史者的自我压抑和理学的道德主义阴影一般，“细水长流”却“绵延不绝”，直到清代考据史学兴起和二十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倡导“新史学”之时，才再次发生了深刻的转折和嬗变。
二○一七年六月十三日作于復旦大学，七月十三日改定于湖南大学
（《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蔡涵墨著，中华书局二○一六年版）
《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增订版）
杨念群 著 定价：68.00元
如何理直气壮地持有“正统性”的资格，是盛清时期几个皇帝殚思竭虑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刊行
根据作者自己的说法，如何看清楚宋朝历史层层严妆下的素颜，正是此书试图研究的主题。而在笔者看来，该书更为重要的贡献，却非如“古史辨”派一般剥开层层叠叠的“严妆”，看到历史的真容；而是在“文本考古”的过程中，解析和理解这些“严妆”本身的意涵和价值。概言之，便是这些“严妆”本身同“化妆者”的权力、思想和观念之间的关联。正如葛兆光在讨论思想史的“写法”时所言：“首先，写法的背后即写什么和如何写，都拥有权力的支持；其次，写法的改变，意味着秩序、观念、视角、视野的改变；再次，写法的变化，就是思想史的变化，或者用福柯的理论术语说，就是‘权力与知识之间关系的变化’。”（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复旦大学出版社二○一三年版，142页）而在作者序言的自陈中，他也一再強调了解构理论的两个基本观念，对于真正能够被证明的“事实”保持了高度的警惕，而更多地将其视为事后产生的对先前事件的印象和投影；并将这些事后的形象理解为文学叙事产品，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令其欢欣鼓舞的是，宋代史料较之前代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尤其是官方同非官方史书间广泛存在的张力和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为“文本考古”提供了丰富而可资比较的“地层”。在我们跟随作者的如飞走笔，揭下这层层的“严妆”之际，也渐渐体悟到了南宋史学“严妆”之下的三重阴影。
一
第一重阴影，是皇帝和权相凭借手中权力所施加的影响和作用。在该书“秦桧研究”系列《一个邪恶形象的塑造：秦桧与道学》一文中，蔡涵墨非常敏锐地注意到南宋前期“野史的激增、对野史的审查以及最后的绝对禁止：整个高宗朝廷的政治建设包括皇帝本人都在竭力把持有关‘中兴’的历史叙述，为自己的个人行为辩护以保障自己的政治前途”（30页）。而在具体的例证方面，作者则举了南宋新设之秘书省的例子。“在他巡视新秘书省的两天以后，高宗注意到秘书省中实际的藏书量很少，应该从事重建库藏的工作。……朝廷利用这一机会强化了对书籍印制的监控手段，强加正式或非正式的审查标准，以强调其自身的政治和文化统一的概念。”（36页）以上缴副本的形式，皇帝通过秘书省在法定层面实现了对于书籍出版的审查，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对于知识生产过程的干预和控制。然而，与宋廷对于江南腹心地区书籍出版的控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绍兴政令’似乎对四川和福建的主要出版中心没有约束的作用，这无疑是由于这些地域远离都城的缘故”（39—40页）。而在更深层次原因的发掘方面，余蔚在《两宋政治地理格局比较研究》一文中提出的北宋疆域内综合政治区的“圈层式”结构和南宋的“分块式”结构，则为我们从中央控制力和集权程度的维度理解这种地域分殊提供了更为有力的分析框架。而据笔者之见：南宋朝廷对于出版事业的严密监控，即在相当程度上遵循了这一“分块式”的结构原则，更多集中于其直接控制力较强的江浙地区；而对远离都城的四川、福建则控制相对有限，体现出地理空间上的差异性和多元性。
在权相对于历史书写的干预和影响方面，秦桧的例子也是非常典型的。秦氏对官方历史记录的破坏，造成了一种文献的真空，也使后来有关其历史神话的创造成为可能。根据刘子健的说法，秦桧“建立了一种前现代的思想控制手段。尽管不是太公开，但几部史书中都提到了绍兴年间的‘禁学’。起初，他命令重修官方实录，以便清除对己不利的内容，后来又反复重申禁止出版、流通包含政治流言的私家历史记录的命令”（刘子健著，赵冬梅译：《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江苏人民出版社二○一二年版，97页）。由此可见，南宋初年的舆论控制和文献篡改，除却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内外局势之外，也与权相秦桧个人的政治考量有着颇为密切的关系。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秦氏此番欲盖弥彰的掩饰和操之过急的迫害，在其去世和高宗“内禅”之后，却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反向塑造的历史力量。从对其本人的记载和塑造来看，成书于南宋初年的《中兴小历》“对于秦桧的研究尤为重要，因为它在总体上对秦倡导的和平政策抱有同情”（19页）；而在元代编成的《宋史·奸臣传》中，秦桧作为这一邪恶谱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则为解释宋王朝失败的主要方面提供了框架，使其最终看上去比他同时代的诋毁者所敢于设想的还要坏。从这一点上而论，如果说高宗所塑造的“中兴”叙述所涂抹的“严妆”，较为成功地影响了历史的书写和评价的话，秦桧的努力则很快付诸东流，最终走向了其预想结果的反面—成为一无是处的“脸谱化反面人物”。据此而论，在这第一重的阴影之中，皇权与相权都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又从其相似的处理方式和截然不同的命运来看，政权合法性同皇权合法性的紧密联系，则超越了一代权相所能影响的时间范围，对历史叙述的建构与重构起到了更为深彻而持久的作用。
二
如果说上文中讨论的第一重阴影主要体现出的是一种外在的强制力和影响力的话，接下来所要讨论的第二重阴影则是来自著史者内在的自我压抑。对于这一问题，王汎森曾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文献中“自我压抑”的现象》一文中有过颇为深刻的讨论。在他看来：“清代‘文字狱’所导致的政治压力对各方面产生一种无所不到的毛细管作用，尤其是自我禁抑的部分，其影响恐怕还超过公开禁制的部分。”（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五年版，345页）然正如王文中所言，“‘文字狱’恐怕是任何时代都有的事，而自我压抑也一样发生在所有的时代，即使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周遭世界，也有种种自我压抑或回避的现象”（《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346页）。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自我压抑的情况，在政治氛围相对宽松、文化管理较为开放，至有文彦博所谓“与士大夫治天下”之说的宋代也同样存在。尤其是在南宋之后，专制君权的空前膨胀与君主政体堕入“独裁模式”的趋势（参见虞云国：《从陈桥到厓山》，九州出版社二○一六年版，120页），则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北宋，尤其是真宗、仁宗时期较为宽松的政治氛围，士人的言论自由度，也似乎随着宋廷从“八尺大床”到“三尺行军床”的疆域（这一说法，参见钱锺书：《宋诗选注》，三联书店二○○二年版，1页）缩减，最终酿成了南宋初年陈东和欧阳澈二人因言见戮的悲剧和宁宗时期株连更广、影响更深的庆元党禁。 实际上，这重道学阴影对于宋代史学的影响，也非常深刻地体现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作者李心传身上。这位活跃于蜀地，接续司马光、李焘以降《通鉴》长编体例的史家，却在其身后留下了一部“向道学靠拢”的著作—《道命录》。令人疑惑的是，李心传在传世《道命录》中显示出的对道学的全心拥护，与他在早期著作中对道学运动秉持的刻意矜持与学术超然显然并不一致（345页）。通过蔡书《〈道命录〉复原与李心传的道学观》一文的分析，得出了如下四点结论：“第一，传世本《道命录》体现了元人对李心传原著的大幅改编、扩充。第二，借由文本比较分析，可以移除元人的层累，恢复李心传原著的大部分设计与文本。第三，经此重建的原本《道命录》所传达的道学观，与李心传其他传世著作的观点一致。第四，原本《道命录》蕴含的李心传的道学观，相当有助于理解理宗时代，为建构与道学在政治上新近被认可相适应的道学史所产生的冲突。”（346—347页）
借由“文本考古”的方式，蔡氏通过一系列极为精细的考证和分析，很好地剥离了元代程荣秀改编后的十卷本《道命录》中所进行的增补和建构。在程氏的时代，道学已经获得了官学的身份，成为构成儒家政治正统之思想基础的意识形态。而据蔡书的解析，李心传撰作《道命录》的本意，则是为了强调章惇、蔡京、秦桧、韩侂胄以降一系列执政者对于道学的危害，从而诱使读者将这一序列自然而然地延展至史嵩之，得出不可避免的結论。极具讽刺意味的是，道学的政治际遇在南宋中后期持续上升，终在独相史嵩之的主导下获得了政府的认可。如此一来，理宗朝后道学的发展，便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李氏道学书写中的旧有预设—即理学派对于权相的反抗而非结合。
在李心传看来，道学与独裁应是不能相容的；然而，十三世纪三十年代的诸多事件不仅未能验证其这一推测，更是导出了恰恰相反的结论—专制者攫取的权力越大，就越支持道学。从这一点上而论，道学在摆脱“伪学”命运，影响历史论述的同时，也以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让渡其独立性和批判性的方式，与皇权间建立了某种共生性的关系，成为“皇权阴影”下的主流意识形态。更为令人感慨的是：程荣秀等后期道学理想的拥护者，也终于在这种新的共生关系下，将李心传的《道命录》淹没于官方化道学本身的阴影之下。这一悲剧性的悖论，不仅使《道命录》在出版前就已过时，也注定了其后世被修改和埋没的命运。其所包含的“吊诡式悲剧”，一直影响至明清时代，成为道学命运的“千年之谶”。
应该说，蔡涵墨在《历史的严妆》一书中所进行的“文本考古”是相当成功的。这些研究并非只是“有破无立”的否定和解构，而是在对文本（text）不同“地层”和与之相关的复杂语境（context）进行深入解析基础之上“有破有立”的分析和重构。其所揭南宋史学“严妆”之下的阴影，既包含了皇帝、权相等外在权力所施加的影响和作用；也揭示出著史者内在的自我压抑和理学影响下道德主义史学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南宋史学的转折，正是此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令人玩味的是：皇帝、权相等外在权力的阴影虽然在国家强制力的裹挟下“气势汹汹”，显得异常强大，却并不似著史者的自我压抑和理学的道德主义阴影一般，“细水长流”却“绵延不绝”，直到清代考据史学兴起和二十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倡导“新史学”之时，才再次发生了深刻的转折和嬗变。
二○一七年六月十三日作于復旦大学，七月十三日改定于湖南大学
（《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蔡涵墨著，中华书局二○一六年版）
《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增订版）
杨念群 著 定价：68.00元
如何理直气壮地持有“正统性”的资格，是盛清时期几个皇帝殚思竭虑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