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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整合交流理论提出了压力—适应—成长动态模型，将跨文化适应描述为环境压力与多元文化整合作用下的人格重塑。其对文化多元性的坚持，对压力正面作用的发掘，对适应最终目标的重新定义，为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研究提供了新路径，为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提供了启示。
关键词： 跨文化适应 整合交流理论 研究思路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跨文化适应研究理论界，逐渐以将适应视为多元文化融合的思想取代以往以“熔炉”和“同化”定义跨文化适应的一元论。研究重点，不断由传统的对心理与行为变化的关注与总结转向更具宏观性和综合性的对“文化自我”（cultural identity）转变的重视。适应越来越被理解为人在多元社会环境中通过学习所获得的发展，整合交流理论（Integrative Communication theory）较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思潮。
一、理论特点
整合交流理论的主要提出者是美国学者金姆（Kim Young Yun），其核心观点是适应者自我身份的改变是跨文化适应的内核，其实质是个体和环境之间的契合。即适应者面对环境压力总是处于一种后退与前进之间的循环之中，每一次退却后，适应者都会将自己的内在世界加以调整并重组。通过两个二元对应的内部心理机制，即将新事物内化到自我意识中的个人化机制（individuation），以及将自己的特点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类共性结合起来的普遍化机制（universalization），这种重组帮助适应者整合不同文化的因素，并发展出跨文化自我（intercultural identity），从而获得更有效的文化视角和行事方式，与环境达到更深的契合。交流，则驱动了这种文化自我的转变。
综合来看，整合交流理论主要对以往研究中三个方面的成果进行了综合与发展，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一）对文化多元性的肯定与坚持
这是对戈登（Milton Gordon）等人在1950年代提出的文化适应理论的批判继承。戈登的早期研究是针对指导以移民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在文化观念、行为方式、身份认同等层面完全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而开展的。因而他认为，同化是适应的终点和成功的标志。但是，戈登这一系的跨文化适应研究者同时具有反对种族主义的倾向，这种可贵的倾向，使他在后期的研究中逐渐认识到“我们需要强调文化的多元性以便让每个人都能为他的族群传统而骄傲”[1]。金姆明确否定了适应的本质是同化的观点，她指出：“无论适应者多么努力，适应的时间有多久，完全意义上的同化都是不可能的。”特别对于留学生这样的短期适应者，“甚至不应期许其能够完全适应”。适应从根本上讲，“是适应者在原有的文化身份与东道国文化之间有意或无意做出的个人选择”，并将其影响加以整合，这个过程的基础依赖于多元文化的融合。
（二）将整合视为适应的根本机制
这是对巴里（John Berry）研究成果的发展。巴里在1990年将文化适应的策略分成整合（integration）、同化（assimilation）、分离（separation）和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四种类型。以适应者保持原有文化和接触新文化这两种相反意愿为两极（cultural maintenance–cultural contact），这四种策略贯穿于整个文化适应的过程。而后，巴里在1997年的研究中着重强调整合的作用。他认为不论是在心理还是社会层面，同化、分离或边缘化常常会造成不理想的适应结果。因此，应该认可不同群体对本族群特点加以保持的要求，以整合促进其适应。“基于以往的实证研究，多元文化的整合共生常常会带来正面的适应效果”[2]。金姆将巴里四折模型中的整合模式作为本体对待，较成功地描述了其运作要素与过程。将其发展成了一个以人内在的自我整合为核心机制，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契合为目标的综合理论体系。她认为，这种整合作用在个体身上，表现为对新知识的学习和心理的成长；作用于社会层面，则是个体将原有的文化因素一并带入了新的环境，个体与环境“建立起稳定、互惠的功能性联系”[3]。
（三）强调对以留学生为主体的短期适应的重视
金姆吸收了弗恩汉姆（Furnham）、塔夫脱（Taft）等人的研究成果，认为短期留居所面临的剧烈环境变化需要个体做出更有效的“社会-心理”的适应性改变[4]。因此，她将以移民为代表的长期适应与以留学生为代表的短期适应区分开来，指出短期适应存在不同于长期适应的关键影响因素：a.对东道国社会的感知与态度；b.满意度和心理调整；c.人际关系的模式；d.语言和其他跨文化能力，等等。同时，她力图将长期适应的研究成果运用到短期适应研究中。她认为，不论长期还是短期适应，很多适应经验都是共同的[3]17。整合交流理论在很大意义上更关注短期适应者。
二、核心模型与关键变量
整合交流理论对人类普遍适应能力有坚定的信心，因而对跨文化适应持非常积极的立场。其认为，人类拥有内在的驱动和能力适应新环境的挑战，这种适应能力根植于天生的自我组织、自我整合，构建社会化自我的动力。因此，跨文化适应研究的核心在于，揭示适应者作为一个外来者，或者说陌生人，如何在新环境中实现自我身份的重新认定。对这个问题，金姆以压力—适应—成长动态模型（Stress-Adaptation-Growth Dynamic Model）进行了概括。
如下图所示，适应与个人的成长是同步的，并且以一种螺旋形的方式展开。一方面，适应者进入新环境后会遇到挑战，这会带来不适与压力。另一方面，这种压力和困难的经历会促进适应者的学习与改变，促成其成长。随着时间的推移，螺旋在不断推进，适应的程度越来越高，感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小，这就是压力—适应—成长动态。这个过程，包含两个基本的机制。
（一）压力适应与成长交互作用
新环境的压力造成陌生人的心理紧张，使其在维护旧有的自我意识和生活习惯及做出改变以实现自身与环境之间的和谐这两种选择之间发生矛盾。这矛盾的本质是倾向于新文化的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和倾向于旧文化的文化排斥（Deculturation）在分别对陌生人产生拉进和推远作用。两种作用的结果是造成适应者内部的混乱，出现自我身份的“碎裂”。于是自我意识开始重组，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各种低落和障碍。压力在最初的适应阶段最为严峻，其负面作用使陌生人出现文化休克。 但是，人生而具有自我平衡的社会能力，适应者会试图将各种变化在自身内部加以协调。一方面，旧有的体系拒绝变化，转回原有的文化和习惯寻求支援，激发起自我欺骗、否定退却、选择性注意等保护机制，以便将不适降低到最小。另一方面，压力所带来的不适与紧张的情绪，也是一种动力去推动陌生人克服困境，并借助各种渠道交流学习、发展出新的认识与习惯，这是其对环境挑战的积极反应。
随着这些反应，新环境中的某些元素会融入适应者的内在结构，逐渐增加其对外部现实的适应度。伴随这种动态的压力与适应互动过程，陌生人会出现微妙的心理成长，压力感会随着陌生人找到处理现实问题的方法并由此发展出“自我反省”（self-reflexivity）的调节能力而消失。“危机一旦被破解就会成为陌生人学习并增强适应能力的机会”，随着适应时间的增加，适应者在压力感与适应性之间的波动也越来越小。压力从长远上看，“对于人的自我重组、自我更新转换这类复杂的运作系统极为重要”，它促进了陌生人走向适应成功[3]56-57。
（二）循环反复的前进模式（draw-back-to-leappattern）。
压力-适应-成长动态模型所表达的跨文化适应不是线性、稳定、平滑和单一指向的，而是一个辩证、循环、反复的过程。陌生人总是以开始的退缩应对压力性的体验，但这种退缩随后又常常激发起积极的适应性力量帮助适应者重组自己，以更大的步伐向前迈进。因此适应的模式，并存着“进步与退步，整合与瓦解，附加与剥离，建设与破坏”，而“整合和建设的力量定义了跨文化适应中那些向更高适应水平与成长方向迈进的心理提升”[3]57。只要环境有新的挑战，这个循环反复的过程就不会停止。
综合来看，压力-适应-成长动态模型揭示了压力、适应、成长三者间的辩证关系，勾勒出了跨文化适应的核心机理。基于这个模型，整合交流理论特别重视三个关键变量。
1.交流。交流是适应最主要的途径，这其中起正面作用的是与当地人的人际交流和东道国大众媒介交流。前者帮助适应者获得各类社会支持，了解东道国社会成员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后者则为适应者提供习得社会规范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起负面作用的是来自同一国家的适应者之间的族群交流。虽然在适应的最初阶段，族群交流能够给予适应者必要的帮助，但从长久角度看，族群交流会妨碍其东道国社会交际能力的形成，从而限制其融入东道国社会。
2.压力。整合交流理论所定义的压力实际上是来自两个方面因素的综合。一是东道国同化压力，即新环境会对适应者施加持续稳定的压力，要求其改变原有的行为模式，转而向东道国的社会形态靠拢。这种压力“只要个体的能力达不到环境的要求就会出现”[3]55。二是东道国的接受度，即东道国社会对适应者的开放性、接受性和支持性，体现了其接纳适应者的意愿与能力。这二者的结合形成了适应者所面对的环境压力，其中既有“压”的因素，又有“拉”的因素。
另外，对适应者来说，压力“给予了机会去深入发掘重新创造自我的可能性”[5]。这种可能性也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只有环境压力可以将适应者原有的自我意识击碎，否则任何系统都是拒绝改变的。二是环境压力会激发适应者“再平衡”的心理机制，从而实现自我意识的重新整合，进而完成人格的成长。因此，压力在适应过程中是极为重要的。可以说没有压力，就不会有成功的适应。
3.无论是交流还是压力都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才能在适应过程中发挥作用。“不断增长的时间会带来更高的适应水平”，陌生人“迟早会更好地理解并适应东道国社会的规范与价值”。时间与适应程度往往正相关。但是，无论适应时间有多久，适应者也不会完全被同化。因此，跨文化适应在更宏观的背景上是多元文化因素在适应者人格心理层面所发生的重组与整合，但绝不是同化。
三、启示
综合看，整合交流理论带给我们两个方面的启示。
从研究角度讲，这一理论提供给我们一个更具综合性和宏观性的研究路径。国内目前的跨文化适应研究的理论源头是1960年代奥伯格（Oberg）提出的文化休克理论和利斯格德（Lysgaard）的U型曲线模型。他们认为，跨文化适应者在新环境中会因为文化的不适应而出现从开始的新鲜乐观到思想危机，再到逐渐复原的U型调整过程，其中严重的思想危机会产生思想与行为不知所措的“休克”状态，造成适应障碍。这一理论又在C.伍德（C.Ward）2000年提出的社会与心理适应模型中得到确认和修订。伍德将跨文化适应细分为心理适应和文化适应两个方面，认为心理适应水平会在接触新环境的四个月后达到峰值，随后会处于一个大致稳定的小幅波动状态。社会适应水平则会在接触新环境的六个月后达到峰值，但随后会出现小幅下滑，并且较难获得新进展。因此，伍德提出，应该在适应开始阶段最关键的前四到六个月内对适应者进行足够的心理与社会支持，尽可能地提高其峰值水平，使得适应者后期的适应水准即使回落，也能维持在较高的层次上。从奥伯格到伍德，他们研究思路的核心是关注环境压力与适应者应对策略之间的二元关系，这构成了目前国内大部分研究的思路框架。
整合交流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建立在压力与应对的研究视角之上，但是又突破了这一视角。如前所述，它将跨文化适应的归宿视为多元文化整合作用下的人格意识的变化与成长，把适应的过程视为原有的人格被破碎后，经不断整合而重新凝聚更新的螺旋形的演化。这就将研究视野扩展到文化习得和社会身份再定义的层面，无疑提供一个更宏阔的思考框架。这个框架实际上体现了当前国际上看待跨文化适应的一个总体趋势，即越来越多的人将跨文化人格视为全球化背景下人们新的存在方式[5]366。
在这个框架下，已经在目前的实证研究中经过检验且较多被运用的各类影响因素，比如社会支持、时间、文化距离、社会接纳与歧视、个人性格、对东道国的评价、知识水平与社交技能等，能够重新得到组织，在新的关联域中对跨文化适应现象进行更深刻的阐释。对国内研究来说，这启发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 从留学生教育管理角度讲，整合交流理论也给我们提供了可供思考之处。一是应该积极鼓励交流。为学生提供人际交流和大众媒介交流的机会，因此汉语学习的重要性应该被充分考量，同时应防止学生过度依赖其族群交流。二是应重视压力的积极作用。环境压力从长远上看对适应是有利的，这是整合交流理论的重要论点。那么教育管理工作应该结合实际，重点思考何等程度的管理压力，在适应的哪个阶段施加，会对学生的适应结果产生最积极的影响。三是即使是长期的跨文化适应也很难实现同化，对留学生这样的中短期留居者，我们更应重视多元文化融合的作用，引导其对中国产生好感。
参考文献：
[1]Gordon，Milton M. Liberal Versus Corporate Pluralism[J].Society，March/April，1996：37-40.
[2]Berry，J.W.Integration as a Mode of Immigrant Acculturation[A].InE. L. Grigorenko，ed. U. S. immigration and education：Cultural and policy issues across the lifespan[C].New York：Springer Publishing Co，2013：41-57.
[3]Kim，Y.Y.Becoming Intercultural：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nd Cross-cultural Adaption[M].Thousand Oaks：Sage Publications，Inc，2011：31.
[4]Kim，Y.Y.Communication，Information，and Adaptation[A].In B. D. Ruben，ed.Information and Behavior[C].New Brun
swick：Transaction，Inc.1985：325.
[5]Kim，Y.Y.Intercultural personhood：Globalization and a way of being[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2008（32）：359-368.
关键词： 跨文化适应 整合交流理论 研究思路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跨文化适应研究理论界，逐渐以将适应视为多元文化融合的思想取代以往以“熔炉”和“同化”定义跨文化适应的一元论。研究重点，不断由传统的对心理与行为变化的关注与总结转向更具宏观性和综合性的对“文化自我”（cultural identity）转变的重视。适应越来越被理解为人在多元社会环境中通过学习所获得的发展，整合交流理论（Integrative Communication theory）较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思潮。
一、理论特点
整合交流理论的主要提出者是美国学者金姆（Kim Young Yun），其核心观点是适应者自我身份的改变是跨文化适应的内核，其实质是个体和环境之间的契合。即适应者面对环境压力总是处于一种后退与前进之间的循环之中，每一次退却后，适应者都会将自己的内在世界加以调整并重组。通过两个二元对应的内部心理机制，即将新事物内化到自我意识中的个人化机制（individuation），以及将自己的特点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类共性结合起来的普遍化机制（universalization），这种重组帮助适应者整合不同文化的因素，并发展出跨文化自我（intercultural identity），从而获得更有效的文化视角和行事方式，与环境达到更深的契合。交流，则驱动了这种文化自我的转变。
综合来看，整合交流理论主要对以往研究中三个方面的成果进行了综合与发展，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一）对文化多元性的肯定与坚持
这是对戈登（Milton Gordon）等人在1950年代提出的文化适应理论的批判继承。戈登的早期研究是针对指导以移民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在文化观念、行为方式、身份认同等层面完全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而开展的。因而他认为，同化是适应的终点和成功的标志。但是，戈登这一系的跨文化适应研究者同时具有反对种族主义的倾向，这种可贵的倾向，使他在后期的研究中逐渐认识到“我们需要强调文化的多元性以便让每个人都能为他的族群传统而骄傲”[1]。金姆明确否定了适应的本质是同化的观点，她指出：“无论适应者多么努力，适应的时间有多久，完全意义上的同化都是不可能的。”特别对于留学生这样的短期适应者，“甚至不应期许其能够完全适应”。适应从根本上讲，“是适应者在原有的文化身份与东道国文化之间有意或无意做出的个人选择”，并将其影响加以整合，这个过程的基础依赖于多元文化的融合。
（二）将整合视为适应的根本机制
这是对巴里（John Berry）研究成果的发展。巴里在1990年将文化适应的策略分成整合（integration）、同化（assimilation）、分离（separation）和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四种类型。以适应者保持原有文化和接触新文化这两种相反意愿为两极（cultural maintenance–cultural contact），这四种策略贯穿于整个文化适应的过程。而后，巴里在1997年的研究中着重强调整合的作用。他认为不论是在心理还是社会层面，同化、分离或边缘化常常会造成不理想的适应结果。因此，应该认可不同群体对本族群特点加以保持的要求，以整合促进其适应。“基于以往的实证研究，多元文化的整合共生常常会带来正面的适应效果”[2]。金姆将巴里四折模型中的整合模式作为本体对待，较成功地描述了其运作要素与过程。将其发展成了一个以人内在的自我整合为核心机制，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契合为目标的综合理论体系。她认为，这种整合作用在个体身上，表现为对新知识的学习和心理的成长；作用于社会层面，则是个体将原有的文化因素一并带入了新的环境，个体与环境“建立起稳定、互惠的功能性联系”[3]。
（三）强调对以留学生为主体的短期适应的重视
金姆吸收了弗恩汉姆（Furnham）、塔夫脱（Taft）等人的研究成果，认为短期留居所面临的剧烈环境变化需要个体做出更有效的“社会-心理”的适应性改变[4]。因此，她将以移民为代表的长期适应与以留学生为代表的短期适应区分开来，指出短期适应存在不同于长期适应的关键影响因素：a.对东道国社会的感知与态度；b.满意度和心理调整；c.人际关系的模式；d.语言和其他跨文化能力，等等。同时，她力图将长期适应的研究成果运用到短期适应研究中。她认为，不论长期还是短期适应，很多适应经验都是共同的[3]17。整合交流理论在很大意义上更关注短期适应者。
二、核心模型与关键变量
整合交流理论对人类普遍适应能力有坚定的信心，因而对跨文化适应持非常积极的立场。其认为，人类拥有内在的驱动和能力适应新环境的挑战，这种适应能力根植于天生的自我组织、自我整合，构建社会化自我的动力。因此，跨文化适应研究的核心在于，揭示适应者作为一个外来者，或者说陌生人，如何在新环境中实现自我身份的重新认定。对这个问题，金姆以压力—适应—成长动态模型（Stress-Adaptation-Growth Dynamic Model）进行了概括。
如下图所示，适应与个人的成长是同步的，并且以一种螺旋形的方式展开。一方面，适应者进入新环境后会遇到挑战，这会带来不适与压力。另一方面，这种压力和困难的经历会促进适应者的学习与改变，促成其成长。随着时间的推移，螺旋在不断推进，适应的程度越来越高，感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小，这就是压力—适应—成长动态。这个过程，包含两个基本的机制。
（一）压力适应与成长交互作用
新环境的压力造成陌生人的心理紧张，使其在维护旧有的自我意识和生活习惯及做出改变以实现自身与环境之间的和谐这两种选择之间发生矛盾。这矛盾的本质是倾向于新文化的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和倾向于旧文化的文化排斥（Deculturation）在分别对陌生人产生拉进和推远作用。两种作用的结果是造成适应者内部的混乱，出现自我身份的“碎裂”。于是自我意识开始重组，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各种低落和障碍。压力在最初的适应阶段最为严峻，其负面作用使陌生人出现文化休克。 但是，人生而具有自我平衡的社会能力，适应者会试图将各种变化在自身内部加以协调。一方面，旧有的体系拒绝变化，转回原有的文化和习惯寻求支援，激发起自我欺骗、否定退却、选择性注意等保护机制，以便将不适降低到最小。另一方面，压力所带来的不适与紧张的情绪，也是一种动力去推动陌生人克服困境，并借助各种渠道交流学习、发展出新的认识与习惯，这是其对环境挑战的积极反应。
随着这些反应，新环境中的某些元素会融入适应者的内在结构，逐渐增加其对外部现实的适应度。伴随这种动态的压力与适应互动过程，陌生人会出现微妙的心理成长，压力感会随着陌生人找到处理现实问题的方法并由此发展出“自我反省”（self-reflexivity）的调节能力而消失。“危机一旦被破解就会成为陌生人学习并增强适应能力的机会”，随着适应时间的增加，适应者在压力感与适应性之间的波动也越来越小。压力从长远上看，“对于人的自我重组、自我更新转换这类复杂的运作系统极为重要”，它促进了陌生人走向适应成功[3]56-57。
（二）循环反复的前进模式（draw-back-to-leappattern）。
压力-适应-成长动态模型所表达的跨文化适应不是线性、稳定、平滑和单一指向的，而是一个辩证、循环、反复的过程。陌生人总是以开始的退缩应对压力性的体验，但这种退缩随后又常常激发起积极的适应性力量帮助适应者重组自己，以更大的步伐向前迈进。因此适应的模式，并存着“进步与退步，整合与瓦解，附加与剥离，建设与破坏”，而“整合和建设的力量定义了跨文化适应中那些向更高适应水平与成长方向迈进的心理提升”[3]57。只要环境有新的挑战，这个循环反复的过程就不会停止。
综合来看，压力-适应-成长动态模型揭示了压力、适应、成长三者间的辩证关系，勾勒出了跨文化适应的核心机理。基于这个模型，整合交流理论特别重视三个关键变量。
1.交流。交流是适应最主要的途径，这其中起正面作用的是与当地人的人际交流和东道国大众媒介交流。前者帮助适应者获得各类社会支持，了解东道国社会成员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后者则为适应者提供习得社会规范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起负面作用的是来自同一国家的适应者之间的族群交流。虽然在适应的最初阶段，族群交流能够给予适应者必要的帮助，但从长久角度看，族群交流会妨碍其东道国社会交际能力的形成，从而限制其融入东道国社会。
2.压力。整合交流理论所定义的压力实际上是来自两个方面因素的综合。一是东道国同化压力，即新环境会对适应者施加持续稳定的压力，要求其改变原有的行为模式，转而向东道国的社会形态靠拢。这种压力“只要个体的能力达不到环境的要求就会出现”[3]55。二是东道国的接受度，即东道国社会对适应者的开放性、接受性和支持性，体现了其接纳适应者的意愿与能力。这二者的结合形成了适应者所面对的环境压力，其中既有“压”的因素，又有“拉”的因素。
另外，对适应者来说，压力“给予了机会去深入发掘重新创造自我的可能性”[5]。这种可能性也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只有环境压力可以将适应者原有的自我意识击碎，否则任何系统都是拒绝改变的。二是环境压力会激发适应者“再平衡”的心理机制，从而实现自我意识的重新整合，进而完成人格的成长。因此，压力在适应过程中是极为重要的。可以说没有压力，就不会有成功的适应。
3.无论是交流还是压力都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才能在适应过程中发挥作用。“不断增长的时间会带来更高的适应水平”，陌生人“迟早会更好地理解并适应东道国社会的规范与价值”。时间与适应程度往往正相关。但是，无论适应时间有多久，适应者也不会完全被同化。因此，跨文化适应在更宏观的背景上是多元文化因素在适应者人格心理层面所发生的重组与整合，但绝不是同化。
三、启示
综合看，整合交流理论带给我们两个方面的启示。
从研究角度讲，这一理论提供给我们一个更具综合性和宏观性的研究路径。国内目前的跨文化适应研究的理论源头是1960年代奥伯格（Oberg）提出的文化休克理论和利斯格德（Lysgaard）的U型曲线模型。他们认为，跨文化适应者在新环境中会因为文化的不适应而出现从开始的新鲜乐观到思想危机，再到逐渐复原的U型调整过程，其中严重的思想危机会产生思想与行为不知所措的“休克”状态，造成适应障碍。这一理论又在C.伍德（C.Ward）2000年提出的社会与心理适应模型中得到确认和修订。伍德将跨文化适应细分为心理适应和文化适应两个方面，认为心理适应水平会在接触新环境的四个月后达到峰值，随后会处于一个大致稳定的小幅波动状态。社会适应水平则会在接触新环境的六个月后达到峰值，但随后会出现小幅下滑，并且较难获得新进展。因此，伍德提出，应该在适应开始阶段最关键的前四到六个月内对适应者进行足够的心理与社会支持，尽可能地提高其峰值水平，使得适应者后期的适应水准即使回落，也能维持在较高的层次上。从奥伯格到伍德，他们研究思路的核心是关注环境压力与适应者应对策略之间的二元关系，这构成了目前国内大部分研究的思路框架。
整合交流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建立在压力与应对的研究视角之上，但是又突破了这一视角。如前所述，它将跨文化适应的归宿视为多元文化整合作用下的人格意识的变化与成长，把适应的过程视为原有的人格被破碎后，经不断整合而重新凝聚更新的螺旋形的演化。这就将研究视野扩展到文化习得和社会身份再定义的层面，无疑提供一个更宏阔的思考框架。这个框架实际上体现了当前国际上看待跨文化适应的一个总体趋势，即越来越多的人将跨文化人格视为全球化背景下人们新的存在方式[5]366。
在这个框架下，已经在目前的实证研究中经过检验且较多被运用的各类影响因素，比如社会支持、时间、文化距离、社会接纳与歧视、个人性格、对东道国的评价、知识水平与社交技能等，能够重新得到组织，在新的关联域中对跨文化适应现象进行更深刻的阐释。对国内研究来说，这启发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 从留学生教育管理角度讲，整合交流理论也给我们提供了可供思考之处。一是应该积极鼓励交流。为学生提供人际交流和大众媒介交流的机会，因此汉语学习的重要性应该被充分考量，同时应防止学生过度依赖其族群交流。二是应重视压力的积极作用。环境压力从长远上看对适应是有利的，这是整合交流理论的重要论点。那么教育管理工作应该结合实际，重点思考何等程度的管理压力，在适应的哪个阶段施加，会对学生的适应结果产生最积极的影响。三是即使是长期的跨文化适应也很难实现同化，对留学生这样的中短期留居者，我们更应重视多元文化融合的作用，引导其对中国产生好感。
参考文献：
[1]Gordon，Milton M. Liberal Versus Corporate Pluralism[J].Society，March/April，1996：37-40.
[2]Berry，J.W.Integration as a Mode of Immigrant Acculturation[A].InE. L. Grigorenko，ed. U. S. immigration and education：Cultural and policy issues across the lifespan[C].New York：Springer Publishing Co，2013：41-57.
[3]Kim，Y.Y.Becoming Intercultural：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nd Cross-cultural Adaption[M].Thousand Oaks：Sage Publications，Inc，2011：31.
[4]Kim，Y.Y.Communication，Information，and Adaptation[A].In B. D. Ruben，ed.Information and Behavior[C].New Brun
swick：Transaction，Inc.1985：325.
[5]Kim，Y.Y.Intercultural personhood：Globalization and a way of being[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2008（32）：359-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