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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正邦主要做两件事：一是大方向的决策，二是看人。但前提是不替老板做主。因此，我戏称自己为“双刀”食客。我和林总已经有近8年的缘分了，他至少有两个改变：不管小事了；脾气变好了。他的管理越来越进入哲学层面。
人这辈子是因缘驱使，并不是自己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
我从小就喜欢文学艺术，1960年，作为西安市委宣传部的培养对象，师从作家柳青下乡体验生活。我在农村接触到了惨烈的政治斗争，当时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那年我18岁，年轻气盛，对人民公社制度提出异议，声援彭德怀，由此，以政治犯身份在北京入狱13年。这给我的灵魂打下深刻印记，我的一生都在思考政治和文化领域的问题。
由于政治犯的特殊性，在监狱里有很多“牛人”。像当时北大《广场》杂志的主编、副主编，1957年反右斗争的那批人，还有一些宗教人士，如当时著名的神学教授田志康，他对我影响很大，带着我读完了整个哲学史。出来后才知道，他和我分享的都是当时最时兴的哲学思想。我们背《资本论》、《反杜林论》，系统地研究了整套马克思主义理论，想搞明白中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像我们那么用功去学马克思主义的，也只有在监狱了，外面的人都是拿它当饭碗。这段监狱时光练就了我的哲学功底。为了把一个东西搞明白，我从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破釜沉舟，不顾后果，是我一生最大的特点。
当官·出家·斗南怀瑾
1981年，我被彻底平反，回到西安市文化局工作，任戏剧研究所副所长，研究美学。当时国内美学热。像李泽厚、朱光潜、蔡仪的美学争论，我都介入过。在哲学领域，我写过文章批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真，他和毛泽东、艾思奇的哲学观点是对立的。我当时在《光明日报》、《文汇报》写过不少文章，俨然是一个艺术理论家。但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人类现存的美学不够透彻，“什么是美?”这个终极问题说不清。由此，我转入人类文化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入儒释道领域。
我1984年开始研究国学，搞了3年竟然没何搞明白，这是我此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情况?我的个性是越搞不懂就越要搞懂，当时就是因为这个出家，希望到庙里有高僧指点。大约10年后，我大致搞懂了国学。1998年还俗，原因在于：一是国家对宗教管得很严；二是寺庙系统内部水平低，基本都是农民出身，没有真正能讲经的人。
还俗后，我开始写书。之所以针对南怀瑾，是因为我觉得当下中国解读经典水平最高的还是他，没有常识性错误，只是大方向和我不同。其他人硬伤太多，不值得一辩。
说来我的经历是够复杂的，我不想哪个地方是我该去的，或是我不该去的，我想的是到了一个地方，我在这里的生命活动包含的社会进步是什么，这是我考虑任何问题的出发点。任何地方，我不怕你多污浊，不怕你多高雅，你高雅我更高雅，你污浊我更污浊，但在这个过程中，我永远守住自己的心。
幕僚要当张良，不当韩信
和正邦集团林总的缘分起于我写的书。他读了我的《老子我说》后很受触动，让我去正邦讲《道德经》。我讲完第一章，所有人都像听天书一样。他不放弃，花钱把我“养”起来，让我去参加他们的会议，提建议。2003年下半年开始，我就住在正邦了。我和林总的关系就一句话：林总慈善，把一个老人养起来，能说两句说两句，能聊就聊聊天，大有孟尝君养食客的感觉。
只做两件事我在正邦主要做两件事。一是大方向的决策。我长期关注宏观经济和文化的变化，对中国产业经济走向有自己的看法，重要会议我都参与，尤其是方向性会议。开会时一般不说话，听他们发言，观察他们。二是看人，哪个人能用，能用到什么程度，哪个人可以大用，林总基本会听我的意见，但前提是我从不替他做主。因此，我戏称自己为“双刀”食客，就做两件事，其他的事情都不管。
我觉得自己看人还是挺准的，这或许和我长期搞文学有关系。文艺理论者，不仅是把作品看透，更重要的是看作者骨头里是什么，透过作品看作者，从作者看社会。我看鲁迅的作品，他就活在我眼前；我在西安和贾平凹一起10年了，他的灵魂我是懂的。
做幕僚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捕捉到老板的思维，清楚他的优缺点。表扬是硬功夫，在表扬中诱导，在诱导中表扬。老板肯定有过人之处，他一冒光就要肯定。幕僚是一种诱导，不是教化。要擅于捕捉他的闪光点。老去教化，人家是会反感的。老板都很聪明，点一点就好了，用不着喋喋不休。至于执行，我们只是提醒，执行是他的缘分，不执行也是他的缘分。
林总文化水平不高，我和他聊企业很少，多是聊文化、聊社会、聊经济、聊政策、聊人生、聊生命、聊宇宙，等等，使他的眼界、心胸、文明层次上去，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人都是被自己盖住的，生命永远是要自己对付自己，因此对自己要洞若观火，就是不要被自己的观念盖死。智慧不是想出来的、分析来的、学来的，当没有东西遮盖你的时候，你就有了，这在国学里面叫“致良知”。我和林总是朋友，是聊天的对象，是哥们。2003年至今，我们已经有近8年的缘分了，我觉得他至少有两个改变：不管小事了；脾气变好了。他的管理越来越进入哲学层面。
老板通了，企业就顺了正邦在文化方面的进步比其他企业强。顺着中国“宁为鸡头，不当凤尾”的文化，正邦打破“小地主”的自私和“自耕农”的局限，确立了“投资能人”的裂变策略，在全国建立几十个合作公司，正邦只管投资和方向，具体经营从来不管，彻底放开，一年最多开一次会。下一步是准备对合作公司施行分拆上市，如果每年纯利润超过3000万元，我们就从股市上分拆，帮它们上市，使正邦真正成为老板的孵化器。
刘永好的发展靠资本，正邦靠文化。人人让你做老板，层层让你当老板。文化理顺了，企业发展就快了。以正邦在山东为例，2003～2005年，每年最多不到100万元利润，今年纯利润要超过一个亿，在山东排到前三名了。在养殖业这块，正邦的利润和合作公司的利润各占一半，这在全国是没有的。
做幕僚不要急于表现自己的智慧，老觉得自己先知先觉会适得其反。给老板做幕僚一定是投石问路，不断点他，都是他干的，和我没关系，我不过是敲敲边鼓。但如果是根本的方向性错误，我一定要去挡住。过去正邦想搞多元化，我不表态，不表态也就已经表态了，最后都退出来了。幕僚要学会当张良，不要当韩信。不要利益，不要身份，不要成功，点到为止，走一步算一步，不要功高盖主，更不能蔑视老板。永远记着，你的智慧不会比老板高，你是个帮闲的，帮忙的都算不上。心态要好。天地就是我的庙，大街上我都能睡觉。生命是一个整体，任何事都只是个缘熟缘不熟的问题，走着再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自然会通的。
走过正邦8年，我的作用，平时看不见，回头一看就明白了。
这8年，我自己的变化非常大。正邦在全国80％的子公司我都去跑过，投资超过1000万元的，都会去实地看看。自己要比老板看得透得多，才能出主意，不能以其昏昏，致人昭昭。把国学和社会经济生活结合起来，这是我在正邦最大的捕获。我现在明白中国传统_文化为什么会走到绝境了，就在于中国文化在王船山之后，没有人再把文化和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结合在一起了。
我这辈子永远充满希望，不知道什么是失望。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我把牛命的奥秘搞清楚了。生命是一个整体，宇宙不死我不死，我的智慧是宇宙给的，这就是佛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相、无寿者相”的思考。我对自己永远充满自信，你给我一个平台我就闪光，那就是我的阵地。即使是监狱，也给我提供了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回头想想，在监狱十几年，刚好避过了“文革”，如果不在监狱，我估计是活不过来的。所以，这该怎么说呢?
现在我是赶上什么干什么，摸着石头过人生，不敢有计划。但我还要做两件事：一是为中国文化正本清源，现在台湾人的干扰太大，尤其是新儒家，另外，中国古代经文我还有好多没去解读；二是将中国文化融入到今天的社会进步中，正邦给了我一个平台，了解正邦的过程，就是了解社会的过程，用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去梳理企业这个基本社会细胞，将中国文化尽快引入现实。因此，我和林总是双赢的。
人这辈子是因缘驱使，并不是自己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
我从小就喜欢文学艺术，1960年，作为西安市委宣传部的培养对象，师从作家柳青下乡体验生活。我在农村接触到了惨烈的政治斗争，当时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那年我18岁，年轻气盛，对人民公社制度提出异议，声援彭德怀，由此，以政治犯身份在北京入狱13年。这给我的灵魂打下深刻印记，我的一生都在思考政治和文化领域的问题。
由于政治犯的特殊性，在监狱里有很多“牛人”。像当时北大《广场》杂志的主编、副主编，1957年反右斗争的那批人，还有一些宗教人士，如当时著名的神学教授田志康，他对我影响很大，带着我读完了整个哲学史。出来后才知道，他和我分享的都是当时最时兴的哲学思想。我们背《资本论》、《反杜林论》，系统地研究了整套马克思主义理论，想搞明白中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像我们那么用功去学马克思主义的，也只有在监狱了，外面的人都是拿它当饭碗。这段监狱时光练就了我的哲学功底。为了把一个东西搞明白，我从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破釜沉舟，不顾后果，是我一生最大的特点。
当官·出家·斗南怀瑾
1981年，我被彻底平反，回到西安市文化局工作，任戏剧研究所副所长，研究美学。当时国内美学热。像李泽厚、朱光潜、蔡仪的美学争论，我都介入过。在哲学领域，我写过文章批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真，他和毛泽东、艾思奇的哲学观点是对立的。我当时在《光明日报》、《文汇报》写过不少文章，俨然是一个艺术理论家。但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人类现存的美学不够透彻，“什么是美?”这个终极问题说不清。由此，我转入人类文化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入儒释道领域。
我1984年开始研究国学，搞了3年竟然没何搞明白，这是我此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情况?我的个性是越搞不懂就越要搞懂，当时就是因为这个出家，希望到庙里有高僧指点。大约10年后，我大致搞懂了国学。1998年还俗，原因在于：一是国家对宗教管得很严；二是寺庙系统内部水平低，基本都是农民出身，没有真正能讲经的人。
还俗后，我开始写书。之所以针对南怀瑾，是因为我觉得当下中国解读经典水平最高的还是他，没有常识性错误，只是大方向和我不同。其他人硬伤太多，不值得一辩。
说来我的经历是够复杂的，我不想哪个地方是我该去的，或是我不该去的，我想的是到了一个地方，我在这里的生命活动包含的社会进步是什么，这是我考虑任何问题的出发点。任何地方，我不怕你多污浊，不怕你多高雅，你高雅我更高雅，你污浊我更污浊，但在这个过程中，我永远守住自己的心。
幕僚要当张良，不当韩信
和正邦集团林总的缘分起于我写的书。他读了我的《老子我说》后很受触动，让我去正邦讲《道德经》。我讲完第一章，所有人都像听天书一样。他不放弃，花钱把我“养”起来，让我去参加他们的会议，提建议。2003年下半年开始，我就住在正邦了。我和林总的关系就一句话：林总慈善，把一个老人养起来，能说两句说两句，能聊就聊聊天，大有孟尝君养食客的感觉。
只做两件事我在正邦主要做两件事。一是大方向的决策。我长期关注宏观经济和文化的变化，对中国产业经济走向有自己的看法，重要会议我都参与，尤其是方向性会议。开会时一般不说话，听他们发言，观察他们。二是看人，哪个人能用，能用到什么程度，哪个人可以大用，林总基本会听我的意见，但前提是我从不替他做主。因此，我戏称自己为“双刀”食客，就做两件事，其他的事情都不管。
我觉得自己看人还是挺准的，这或许和我长期搞文学有关系。文艺理论者，不仅是把作品看透，更重要的是看作者骨头里是什么，透过作品看作者，从作者看社会。我看鲁迅的作品，他就活在我眼前；我在西安和贾平凹一起10年了，他的灵魂我是懂的。
做幕僚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捕捉到老板的思维，清楚他的优缺点。表扬是硬功夫，在表扬中诱导，在诱导中表扬。老板肯定有过人之处，他一冒光就要肯定。幕僚是一种诱导，不是教化。要擅于捕捉他的闪光点。老去教化，人家是会反感的。老板都很聪明，点一点就好了，用不着喋喋不休。至于执行，我们只是提醒，执行是他的缘分，不执行也是他的缘分。
林总文化水平不高，我和他聊企业很少，多是聊文化、聊社会、聊经济、聊政策、聊人生、聊生命、聊宇宙，等等，使他的眼界、心胸、文明层次上去，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人都是被自己盖住的，生命永远是要自己对付自己，因此对自己要洞若观火，就是不要被自己的观念盖死。智慧不是想出来的、分析来的、学来的，当没有东西遮盖你的时候，你就有了，这在国学里面叫“致良知”。我和林总是朋友，是聊天的对象，是哥们。2003年至今，我们已经有近8年的缘分了，我觉得他至少有两个改变：不管小事了；脾气变好了。他的管理越来越进入哲学层面。
老板通了，企业就顺了正邦在文化方面的进步比其他企业强。顺着中国“宁为鸡头，不当凤尾”的文化，正邦打破“小地主”的自私和“自耕农”的局限，确立了“投资能人”的裂变策略，在全国建立几十个合作公司，正邦只管投资和方向，具体经营从来不管，彻底放开，一年最多开一次会。下一步是准备对合作公司施行分拆上市，如果每年纯利润超过3000万元，我们就从股市上分拆，帮它们上市，使正邦真正成为老板的孵化器。
刘永好的发展靠资本，正邦靠文化。人人让你做老板，层层让你当老板。文化理顺了，企业发展就快了。以正邦在山东为例，2003～2005年，每年最多不到100万元利润，今年纯利润要超过一个亿，在山东排到前三名了。在养殖业这块，正邦的利润和合作公司的利润各占一半，这在全国是没有的。
做幕僚不要急于表现自己的智慧，老觉得自己先知先觉会适得其反。给老板做幕僚一定是投石问路，不断点他，都是他干的，和我没关系，我不过是敲敲边鼓。但如果是根本的方向性错误，我一定要去挡住。过去正邦想搞多元化，我不表态，不表态也就已经表态了，最后都退出来了。幕僚要学会当张良，不要当韩信。不要利益，不要身份，不要成功，点到为止，走一步算一步，不要功高盖主，更不能蔑视老板。永远记着，你的智慧不会比老板高，你是个帮闲的，帮忙的都算不上。心态要好。天地就是我的庙，大街上我都能睡觉。生命是一个整体，任何事都只是个缘熟缘不熟的问题，走着再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自然会通的。
走过正邦8年，我的作用，平时看不见，回头一看就明白了。
这8年，我自己的变化非常大。正邦在全国80％的子公司我都去跑过，投资超过1000万元的，都会去实地看看。自己要比老板看得透得多，才能出主意，不能以其昏昏，致人昭昭。把国学和社会经济生活结合起来，这是我在正邦最大的捕获。我现在明白中国传统_文化为什么会走到绝境了，就在于中国文化在王船山之后，没有人再把文化和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结合在一起了。
我这辈子永远充满希望，不知道什么是失望。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我把牛命的奥秘搞清楚了。生命是一个整体，宇宙不死我不死，我的智慧是宇宙给的，这就是佛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相、无寿者相”的思考。我对自己永远充满自信，你给我一个平台我就闪光，那就是我的阵地。即使是监狱，也给我提供了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回头想想，在监狱十几年，刚好避过了“文革”，如果不在监狱，我估计是活不过来的。所以，这该怎么说呢?
现在我是赶上什么干什么，摸着石头过人生，不敢有计划。但我还要做两件事：一是为中国文化正本清源，现在台湾人的干扰太大，尤其是新儒家，另外，中国古代经文我还有好多没去解读；二是将中国文化融入到今天的社会进步中，正邦给了我一个平台，了解正邦的过程，就是了解社会的过程，用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去梳理企业这个基本社会细胞，将中国文化尽快引入现实。因此，我和林总是双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