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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孟子》是儒家重要典籍,研究《孟子》中的天人关系理论,对于探究先秦儒家的天人关系理论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探索孟子的天人关系思想,并對其理论体系进行梳理。
【关键词】《孟子》;天人关系;儒家
《论语》中已有疏通”天人关系“的雏形,但只是引而不发,”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更多的思想还是偏重在人生界,所谓”怪力乱神,子所不语“,“未知生,焉知死”。儒家思想发展到孟子,“天人关系”理论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孟子打通了天人关系,并以天人关系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换句话说,孟子利用天人关系为儒家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且,这一基础并非来自超乎常人的圣人之教,而是来自每个人的内心。
一、尽性知天
《孟子》一书中关于天的描述有很多,许多篇章中用“道”等词表示天。如“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以“仁义忠信”为天爵,可见孟子所谓天之端倪。《孟子》中又有“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可见孟子之天,并非无意识之自然,而是有意识之苍天。孟子曰:“尽心可以知性,尽性可以知天。”可见,孟子所谓天,是可知的,是有内容的,并且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去知天。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这段话就更加明显,孟子之天,实为有意志之天,天的表现形式是道,合道即是顺天,就会存,逆道即是逆天,就会亡。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君子以道深造,目的是得到道,也就是领悟天,这样便可以“取之左右逢其原”。可见,孟子所谓之天,是有意志的,是可以被认识的,并且人认识之后益处巨大,而且人是应该顺天的,逆天的后果将十分严重。
《孟子》有云:“尽心可以知性,尽性可以知天”。也就是说,人是可以通过认识自己的心来认识自己的性进而认识天的。人为什么可以通过知心、知性进而知天呢?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不忍人之心,则是人可以知天之心,是孟子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孟子·公孙丑》中说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尤其有四体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不忍人之心,即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此四心,即是仁义礼智之源,有此四心而扩充之,则可以拥有巨大的能力。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孟子认为是“人皆有之”的,这一理论基石乃是纵观古今人类社会后得出的结论,接下来便引出了孟子的“性善论”。性善论,并非是说所有人的性都是全善的,而是人性皆有善,圣人纯乎善,常人皆有善,恶人不全恶。人性本善,性善即是天所付之于我,性善即是人与天之间之一接榫,人通过内在本在之善性,可以直达天意,把握天意即是把握道,便可以使天下运之于掌中。天意通过善性传达给人,人通过善性识得天性,天人之间,成一通途。
人人皆有善性,人人便可直通天性,善性即天性,因此人人便可成使自己纯乎善性,成为尧舜。孟子常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但是,不是人人都可以认识到自己本性是善的,孔子云:“唯上智与下愚不可移也”,人类总有愚智之别,因此认识到人性本善有先有后,智者先认识到人性本善,便可上达天道,下知民情,愚者认识不到人性本善,便难以识得天道,甚至会作恶。孟子云:“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善性既是得之于天,天便会以善性运作,使先知先觉者启迪后知后觉者,达到人人认识到人性本善,进而尽性知天。人要尽性知天,可以通过反身自省实现。因为天所赋予人之善性,是每个人内在的,人反身自省,便可以进一步认识自己的善性,“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向内心探求,便可尽性知天。孟子特别强调反求诸己的重要性,“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认识到善性,以善性存心,行善心所当行之事,便是孟子教人们的修身之道,“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存有仁礼之心,便可扩充善性,便可尽性知天,便可达于天道,之后便可实现天人合一,治天下运于掌中。
二、天人合一与仁政
孟子由此天人合一之观念,进一步推广,辐射到政治领域,便提出了“王道”、“仁政”等思想。既然人性本善,君主所行之政治,亦当顺应此善性,君主亦是人,其所行之政治亦当发自其善心,发自善心之政治,便是合天道之政治,便会得到巨大益处。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仁政的理论基础依然是不忍人之心,即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孟子认为,仁政是在天赐予人的不忍人之心的影响下所行之政治,因此是合乎天道的政治,所以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政治,不行仁政者逆于天道,终究要败亡。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孟子对梁惠王说:“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褥,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梯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挺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可见孟子的仁政内容依然根植于人性本善,并且是为了使人认识并扩充自己的善性,从而达到国家富强。孟子认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行仁政者以德服人,故民必是心悦诚服。由此仁政的效果便是“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行仁政便是行王道,行仁政者,“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相反,君主若是不行仁政,便是逆了人性本善这一原则,即是逆了天道,便会“逆天者亡”。人民亦有天赋予的推翻暴政之权力,“贼人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三、小结
孟子的“天人观念”是对之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天人观念”的超越,主要在于他以人皆有之的不忍人之心作为了天人之间的纽带,并以此作为理论基础,疏通了天人关系,确立了天人合一的理念,并且将其推广到政治领域,要求君主顺应天意实行仁政。孟子的这一套天人理论,通过一人人皆有的无需外求的不忍人之心将神秘的天与现实人生联系在一起,为人的諸多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成为芸芸众生安身立命之根本。而且,孟子将善性与天道联系在一起,依不忍人之心求得天道,依天道求得天下运之掌上,便是确立了中国式的人才培养模式,成才先成人,道德是才能的先导,拥有崇高的道德才可真正拥有才能,拥有才能是基于道德的,失去道德支撑便是逆了天道,才能便会消失,道德与才能在教育中同时获得提升成为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文化教育因此便同时兼具了教化性与启迪性。推广到政治领域后,孟子的天人关系理论便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价值,天成为制衡君主权力的隐形力量,“仁政”成为统治者标榜自己正统性的必然选择,人民所拥有的天赐予的推翻暴政的权力,更成为使统治者谨言慎行的强大力量。
总之,孟子的“天人关系”理论,以不忍人之心为纽带,疏通了天人,进而推广到政治领域,借人人可通过内心切实感受到的天的力量,为现实社会的运行提供了理论基础和一套完备的机制。对孟子“天人关系”理论的研究,对于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程杨帆(1995-),男,汉族,山西晋城人,哲学硕士,单位: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哲学部2017级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关键词】《孟子》;天人关系;儒家
《论语》中已有疏通”天人关系“的雏形,但只是引而不发,”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更多的思想还是偏重在人生界,所谓”怪力乱神,子所不语“,“未知生,焉知死”。儒家思想发展到孟子,“天人关系”理论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孟子打通了天人关系,并以天人关系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换句话说,孟子利用天人关系为儒家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且,这一基础并非来自超乎常人的圣人之教,而是来自每个人的内心。
一、尽性知天
《孟子》一书中关于天的描述有很多,许多篇章中用“道”等词表示天。如“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以“仁义忠信”为天爵,可见孟子所谓天之端倪。《孟子》中又有“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可见孟子之天,并非无意识之自然,而是有意识之苍天。孟子曰:“尽心可以知性,尽性可以知天。”可见,孟子所谓天,是可知的,是有内容的,并且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去知天。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这段话就更加明显,孟子之天,实为有意志之天,天的表现形式是道,合道即是顺天,就会存,逆道即是逆天,就会亡。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君子以道深造,目的是得到道,也就是领悟天,这样便可以“取之左右逢其原”。可见,孟子所谓之天,是有意志的,是可以被认识的,并且人认识之后益处巨大,而且人是应该顺天的,逆天的后果将十分严重。
《孟子》有云:“尽心可以知性,尽性可以知天”。也就是说,人是可以通过认识自己的心来认识自己的性进而认识天的。人为什么可以通过知心、知性进而知天呢?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不忍人之心,则是人可以知天之心,是孟子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孟子·公孙丑》中说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尤其有四体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不忍人之心,即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此四心,即是仁义礼智之源,有此四心而扩充之,则可以拥有巨大的能力。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孟子认为是“人皆有之”的,这一理论基石乃是纵观古今人类社会后得出的结论,接下来便引出了孟子的“性善论”。性善论,并非是说所有人的性都是全善的,而是人性皆有善,圣人纯乎善,常人皆有善,恶人不全恶。人性本善,性善即是天所付之于我,性善即是人与天之间之一接榫,人通过内在本在之善性,可以直达天意,把握天意即是把握道,便可以使天下运之于掌中。天意通过善性传达给人,人通过善性识得天性,天人之间,成一通途。
人人皆有善性,人人便可直通天性,善性即天性,因此人人便可成使自己纯乎善性,成为尧舜。孟子常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但是,不是人人都可以认识到自己本性是善的,孔子云:“唯上智与下愚不可移也”,人类总有愚智之别,因此认识到人性本善有先有后,智者先认识到人性本善,便可上达天道,下知民情,愚者认识不到人性本善,便难以识得天道,甚至会作恶。孟子云:“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善性既是得之于天,天便会以善性运作,使先知先觉者启迪后知后觉者,达到人人认识到人性本善,进而尽性知天。人要尽性知天,可以通过反身自省实现。因为天所赋予人之善性,是每个人内在的,人反身自省,便可以进一步认识自己的善性,“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向内心探求,便可尽性知天。孟子特别强调反求诸己的重要性,“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认识到善性,以善性存心,行善心所当行之事,便是孟子教人们的修身之道,“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存有仁礼之心,便可扩充善性,便可尽性知天,便可达于天道,之后便可实现天人合一,治天下运于掌中。
二、天人合一与仁政
孟子由此天人合一之观念,进一步推广,辐射到政治领域,便提出了“王道”、“仁政”等思想。既然人性本善,君主所行之政治,亦当顺应此善性,君主亦是人,其所行之政治亦当发自其善心,发自善心之政治,便是合天道之政治,便会得到巨大益处。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仁政的理论基础依然是不忍人之心,即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孟子认为,仁政是在天赐予人的不忍人之心的影响下所行之政治,因此是合乎天道的政治,所以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政治,不行仁政者逆于天道,终究要败亡。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孟子对梁惠王说:“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褥,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梯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挺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可见孟子的仁政内容依然根植于人性本善,并且是为了使人认识并扩充自己的善性,从而达到国家富强。孟子认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行仁政者以德服人,故民必是心悦诚服。由此仁政的效果便是“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行仁政便是行王道,行仁政者,“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相反,君主若是不行仁政,便是逆了人性本善这一原则,即是逆了天道,便会“逆天者亡”。人民亦有天赋予的推翻暴政之权力,“贼人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三、小结
孟子的“天人观念”是对之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天人观念”的超越,主要在于他以人皆有之的不忍人之心作为了天人之间的纽带,并以此作为理论基础,疏通了天人关系,确立了天人合一的理念,并且将其推广到政治领域,要求君主顺应天意实行仁政。孟子的这一套天人理论,通过一人人皆有的无需外求的不忍人之心将神秘的天与现实人生联系在一起,为人的諸多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成为芸芸众生安身立命之根本。而且,孟子将善性与天道联系在一起,依不忍人之心求得天道,依天道求得天下运之掌上,便是确立了中国式的人才培养模式,成才先成人,道德是才能的先导,拥有崇高的道德才可真正拥有才能,拥有才能是基于道德的,失去道德支撑便是逆了天道,才能便会消失,道德与才能在教育中同时获得提升成为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文化教育因此便同时兼具了教化性与启迪性。推广到政治领域后,孟子的天人关系理论便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价值,天成为制衡君主权力的隐形力量,“仁政”成为统治者标榜自己正统性的必然选择,人民所拥有的天赐予的推翻暴政的权力,更成为使统治者谨言慎行的强大力量。
总之,孟子的“天人关系”理论,以不忍人之心为纽带,疏通了天人,进而推广到政治领域,借人人可通过内心切实感受到的天的力量,为现实社会的运行提供了理论基础和一套完备的机制。对孟子“天人关系”理论的研究,对于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程杨帆(1995-),男,汉族,山西晋城人,哲学硕士,单位: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哲学部2017级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