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盗窃自己,这看上去似乎是一个悖论。然而,它却是中国公众上市公司中经常发生的事情。无论是新近发生的三九赵新先事件,还是过去几年中不胜枚举的此类事件,也无论是成熟美国资本市场的案例,还是转型期的俄罗斯和中国资本市场的案例都证明,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和高管们盗窃自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逻辑上也是自洽的。从理论上说,只要公司有银行贷款,有公众资金的募集,只要有潜在的环境污染,公司高管和大股东就具备了侵害小股东和公众利益的潜在可能。在这个时候,公司实际上就不再仅仅是股东的,更不仅仅是大股东的,而是公众的。其外部性不言而喻。这一点,对于在资本市场上市的大型公司来说,可能尤其适切。因此,防止诸如此类的自我盗窃以及侵害公众利益事件的发生,就成为我们对公司提出的最低道德要求。除了严格的外部监督之外,对此,作为公司核心的董事会承担着首要责任。
　　那么,董事会如何才能避免此类公司灾难的发生？在我们看来,董事会的民主建设乃是第一要务。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不仅适用于国家制度,也同样适用于公司制度。董事会的民主虽然不能完全杜绝大股东或者高管的腐败,但肯定可以大大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概率。诚如丘吉尔所说,民主可能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却是最不坏的制度。这对于大型公司的运作来说,同样是至理名言。民主的要义,不在于追求最佳,而在于首先要避免最坏。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一直缺乏民主文化的民族,在董事会中追求民主决策,其难度可想而知。但唯其如此,其意义就显得更加深远。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将中国董事会的评选命名为“金圆桌”的个中寓意所在。显然,这也同样包含我们对公司这个概念本身的某种重新认识。
　　避免公司灾难的发生,虽然在中国商业环境中是一个特别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但它仍然只是我们对公司董事会提出的一个最底线的要求。在这个底线之上,公司还应该为股东以及社会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在这个问题上,董事会的民主同样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公司的战略决策,一直是公司董事会的一个核心职能。如何做出最符合公司股东长期利益的战略决策,始终是公司董事会要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我们以为,充分吸纳来自不同专业、不同行业的外部董事、独立董事的意见,将对公司董事会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大有裨益。换言之,在一个健康的民主文化中,董事会成员坦诚地沟通交流从而从整体上增进公司董事会的知识,将可以极大地提高董事会战略决策的质量,为股东带来最大的利益。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董事会的另外一个职能,那就是:公司董事会还是公司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协调的机制和组织者。所以,在这次董事会的评选中,我们特别引进了社会公众评价这样一种指标,以判断社会对公司董事会在协调社区利益和社会公益方面所形成的社会公众印象。
　　作为一件舶来品,真正意义上的董事会建设在中国才刚刚开始,同理,我们对董事会的研究和评价也只能是初步的,其中疏漏在所难免。但无论如何,金圆桌奖的评选代表了我们的一种努力,一种期许。可以期待,将会有更多的人关注中国的董事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