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利家位于犹太区的一座基督教新教教堂里。没错，犹太区的一座新教教堂，早期英国哥特风格，有修长的尖顶拱券，相对简朴的玫瑰窗，历经百年不褪色的红砂岩。
　　上世纪中叶，教堂内部建起了旋梯和地板，被分隔成十多间公寓，多是一室一厅，适合单人或一对情侣居住。每户人家都随机占有教堂遗迹的一个零部件：两扇彩窗、一根廊柱、高而无用的尖屋顶。哈利家朝南客厅内长长的窗沿石曾是唱诗班上空安置管风琴的地方，如今摆满了橙色、白色和紫色的兰花，“是我妻子种的，她喜欢兰花。”
　　哈利的妻子D是小说家，我曾在Hodges Figgis书店的橱窗内看到她一字儿排开的五部曲小说，费伯-费伯出版社的油画花卉封面让这些书看起来像一组哀伤的静物。她目前在三一学院教创意写作课。选过她课的盼盼曾说：“如果都柏林有什么让我舍不得的，就是D的课了。”
　　我把这话转述给哈利，哈利说：“可是她讨厌教书。有那么多，你知道，和真正的东西无关的事务：编写课程大纲、登记分数、行政……她喜欢制造东西：种花、绢印、烤蛋糕、写个故事。”
　　“ 哦，但教书可以制造人啊。”其实我都不相信这话。
　　哈利笑了：“那得等上几十年才知道。”
　　“所以，两个都是作家的人生活在一起，会不会有点挤呢？”
　　“大部分时间我在卧室里写作，她则在学校办公室，也不怎么互相干扰。当然，我们也想过租大一点的公寓，有两个独立书房之类的，但是搬家实在太麻烦了。而且，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既然没有孩子，把钱花在房子上就有点奇怪了。”
　　我想，比我父亲年长却还在租房的哈利，大概理解不了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如果没有自己的房产就很难在北京、上海结婚这种事，是怎么一回事吧。实际上哈利回老家都柏林定居不过这10年左右，此前他们夫妇在意大利边教书边写作，再之前是法国，再之前，遇到D以前，是越南、泰国、北非。二十岁出头从都柏林大学拿了哲学、数学、文学三个学位毕业后，哈 利就没在爱尔兰长待过，用他的话说：“我是我们家6个孩子里的黑马——直到我那个更疯狂的妹妹出生，”他咧嘴一笑，“那时我父母就没有精力来操心我了。”
　　“你这种优等生有什么可操心的啦。”
　　“因为，‘我是个诗人’这种，不是可以在饭桌上对父母说的话啊。尤其当家里其他的孩子不是银行家就是医生、律师的时候。”
　　我不禁笑出声来。这句话里每个字的意思，我都再明白不过。
　　那天哈利还给我看了一帧镶在橡木镜框里的黑白全家福。照片摄于上世纪50年代，红砖穹顶下，每个人的面部都有一种与清晰度无关的特点：光是光，阴影是阴影，颧骨是颧骨，严肃的人越发严肃，没心没肺大笑的人看起来越发没心没肺 。哈利用手指给我：谁私奔去了智利，谁养了12个孩子，谁为女王拉奏大提琴，谁一辈子没结婚，谁照顾年老的阿姨，谁尚未成年就自杀，谁成年后自杀，谁在车祸中去世。
　　“现在，这张照片上大部分人都死了，活着的时候，我也不是和他们最亲近的一个。但，直到我和D在托斯卡纳山区旅行结婚，D的家人全部从爱尔兰飞去了意大利，站满了小教堂的前3排，我这边却只有我自己，我才第一次真正体会到这一点，并且多少有些落寞。”
　　我没有告诉哈利，作为独生女，我的婚礼上会有三代、四代的亲戚出席，而更多的将是一些我从没见过的人，他们会把一个既是舞台又是饭店的四不像的处所挤满，我会敬许多酒，他们会送上许多祝福，而我会比当年他在托斯卡纳山区更感到落寞。
　　从哈利家出来时，恰好遇到一群犹太教徒去一条街外本市最大的会堂做礼拜，二人一排走在路沿石上，蓝色基帕帽醒目地戴在后脑，几乎没有人说话。不远处还有一座清真寺，一座大学，一所精神病院。
　　我想，这的确是一个让人感到安心的街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