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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世间》 的主要女性人物中，作为受难者的郑娟，其形象塑造体现的不仅是梁晓声对底层民众尤其是作为不幸群体的深切关怀和悲悯，更有对于人在苦难命运面前应当肯定和接纳自我，并在直面和承担责任中走向升华自我、超越苦难的深层思考；作为贤妻良母的郑娟，则寄托了梁晓声对于女性美好品格的理想期待，同时传达出作家挖掘小人物美好心灵，尊重普通人生存逻辑的平民立场。梁晓声在围绕郑娟的苦难叙事中探索生命的深度与价值，并试图通过苦难的意义找到战胜苦难的根本出路；在对好女人的书写中，作家建构理想爱情，呼唤美好人性，以上两个维度的精神内涵，可以说是郑娟这一形象最大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人世间》 梁晓声 郑娟 苦难叙事 好女人
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梁晓声将其概分为两类：一类为知青文学，讲述特殊历史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生经历，诸如《今夜有暴风雪》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这样的作品不仅承载了曾为知青的老一辈人的精神信仰，也激励着新时代的知识青年不忘历史，珍惜当下；另一类为伴随时代的发展变化而获得更新的当下题材，或可说现实主义题材，作家更多关注并书写城市平民中的弱势群体和底层民众的生活境况，在满怀真情的笔触中表现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a2018年出版、2019年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人世间》 便属于后者。
就书中的几名主要女性人物，相比才华横溢、饱读诗书的周蓉与出身高干家庭、有着良好教养的郝冬梅，作为家庭妇女的郑娟不仅出身贫苦、文化程度不高，甚至还遭受过不幸的凌辱且成了有孩子的寡妇，加之前后几次历经不幸，除去命运曲折坎坷这一点以外，郑娟似乎可以说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然而正是在这个并无很高学识和社会地位的女性身上，作者赋予了其作为一名普通女性的种种美德。通过对郑娟几次受难的书写及其内在心灵的刻画，作品不仅传递出尊重普通人生命逻辑的道德立场和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更有对于人在苦难命运面前应持何种生存姿态的终极思考，作者肯定苦难对人的意义并接纳苦难，同时挖掘人性本真的美好与高贵；毫无疑问，这是梁晓声通过塑造这个受难的好女人形象试图探寻人的生命价值的一次有益实践。
一、作为受难者：接纳自我、承担苦难
梁晓声笔下的郑娟，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苦命女人，从作为弃婴被收养，到成年后正值花季被暴徒侵害，接着怀孕生子成为寡妇，迎来新的生活之后又遭遇丈夫获罪入狱十二年，继而人生中年痛失长子，可以说接连不断的坎坷经历，让郑娟的一生都充满了悲剧性意味。面对看起来似乎是破碎不堪的人生，郑娟的反应和态度始终是从容而坦然的，几次受难，尽管经受着心灵上的巨大痛苦，郑娟都选择了面对和默默承受，在整个命途多舛的人生面前，她表现出的是直面人生的勇气和在苦难中肯定自我、承担苦难的精神向度。显然，对于这样一个仿佛是以“受难”为标签的女人，作者并没有止于纯粹地展示苦难，而是聚焦于人物的心灵特质，挖掘人物身上自我珍视、敢于承担并超越苦难的内在品格，并试图以人物的忍耐、坚韧和宽厚消解苦难带来的对生命的极端压迫。
按照周保欣对受难类型的划分b，郑娟的受难属于弱者的受难，也属于无辜者受难。根据文本的叙述我们知道，被遗弃和肉体上被侮辱的经历源于他者的人性恶，成为寡妇是由于前夫涂志强卷入杀人案件当了替罪羊，与周秉昆结婚后再经历丈夫入狱，虽是由于早年的感情纠葛产生的遗留问题，但最终意外的发生更多是与丈夫周秉昆的性格直接相关，其中也不乏偶然因素的参与；儿子的牺牲则完全是超乎可控范围的绝对意外。可见，郑娟的受难几乎可以说是完全无辜的与被迫的，而梁晓声叙述这个无辜者遭受苦难故事的重点并非是要对其中涉及的人性恶以及不合理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进行批驳，当然这并不是说作家完全忽视了这一点，而在于力图通过塑造郑娟的直面苦难和承担呼唤美好的人性，并在对苦难的接纳和认同中探索生命的深度与价值。
首先，作品肯定女性历经苦难而能接纳并认同自我的存在勇气。人生伊始遭受身体的凌辱、成为孀居的单身母亲，对于一名正值芳华的年轻女性来说，这背后需要承受的心理伤痛和打击几乎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对此，郑娟自己也不是没有产生过极端的想法；尽管如此，最终她依然接纳了这一令人痛心的现实命运，接纳了曾经遭受创伤的自我。“从逻辑上说，自我保存与自我肯定所指的是对某种（至少是潜在的）威胁或否定自我的东西的克服”c，青春年华遭遇的不幸并没有威胁到郑娟的自我认同和自我保存权利；相反，她对痛苦清醒的自我克制与自我肯定帮助她度过了这一次的生存危机。也正是基于此，在后来为照顾周母住到周家时，面对周围人对她的议论，郑娟才可以做到镇定自若。众人目光之下作为被看者的郑娟，没有半分恓惶和自我犹疑，而是在不言不语之间充分表露了自己该有的尊严，作者肯定她心态的磊落和对自我的珍視，甚至用“上帝差遣到民间的天使”这样的辞藻来譬喻郑娟对于秉昆的意义，这也成了她后来开启新的爱情和婚姻的关键因素。在面对自己的情感问题时，郑娟的态度坦诚且坦荡，她不仅尊重自己，同时也充分尊重周秉昆的选择自由。她首先接纳了自己满含创痛的过去，并在与周秉昆确立关系前平静从容地据实以告，未加丝毫的遮掩和粉饰。在对所爱之人讲述自己不堪回首的过去时，她并无半点妄自菲薄的意味，她的叙述语调也是极为平静的，似乎只是在客观冷静地陈述过去发生的某件事情。隐含作者的立场则在哥哥周秉义与周秉昆的谈话中流露了出来：“好青年正确对待个人问题的三原则是，要对自己负责，对对方负责……对自己负责就是不勉强自己，凡当初勉强，婚后生活必有裂痕。对对方负责就是要真诚坦白，不能为了与对方实现婚姻目的就隐瞒自己的实际情况。要明明白白地讲清自己是怎样一个人，自己家庭是怎样的家庭，让对方一清二楚，要让对方做出感情和理智的决定。”d这里，叙述者的声音与隐含作者的声音合为一体，叙述者的立场显然也代表了隐含作者的立场，对于郑娟在周秉昆面前那一番真诚的自我剖白，隐含作者是给予了充分肯定的。应当看到，不管是郑娟的自我接纳还是后来周秉昆直面并承担起内心对郑娟真诚的爱、对郑娟的最终接纳，背后都意味着作者对传统贞操观的拒斥，同时也是对“失贞”女性争取爱情和婚姻自主权的捍卫，梁晓声想传达的无非是这样一种现代文明观念，女性的生命价值并不因为贞洁的失去而有所贬损，真正影响女性个体幸福与否的，是其自身的内在品格。这一思想旨趣，在女性遭受性侵害案件频发的今天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观照意义。 其次，作品高扬女性在苦难中直面和承担责任的内在精神。按照小说情节的发展，婚后的郑娟在面对周秉昆因误伤骆士宾获罪入狱一事时，其表现出的从容和担当十分令人敬佩。在周秉昆入狱的十二年里，郑娟独自面对人生，一人承担起了照顾周母和养育两个孩子的责任（第五年周母去世）；周秉昆出狱时，大儿子周楠已考上了哈佛的公派留学生，小儿子周聪也顺利从大学毕业。作者并没有深入细致地展开去写郑娟十二年里是如何含辛茹苦，甚至都没有去写丈夫入狱对郑娟造成的心理冲击，而只在展开小说情节的必要之时以寥寥数语提到郑娟在周秉昆入狱后出去工作并对丈夫探视得勤，这种创作手法上的盲处理恰恰凸显了郑娟超乎常人的强大心理素质，似乎这对郑娟来说并非什么天塌了的大事，她需要做的只是想办法去迎头面对，隐含作者对她的所有怜惜则以周秉昆的视角传达了出来：“1989年后的十二年间，她每一次去探望他，他都能发现她比上一次更憔悴了。如同一朵大丽花，秋天里隔几天便掉落一片花瓣……十二年，四千三百多天，在没有他的日子里，她的生命之花无可奈何、无可救药地凋零了。”e大丽花凋零的比喻美丽而又残忍，苍凉无奈的语调中饱含着作者对笔下人物深切的同情和关怀，也饱含着对她的无限敬意。面对突如其来的由非己因素造成的意外，作者在叙事中让郑娟选择接受与承担，并在这样看似无声的接受与承担中形成一种静默的反抗；换句话说，不被厄运打倒，也并非走向堕落或者虚无，而是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完成生命的正向延续，这本身就是一种精神性的反抗。我们可以将梁晓声赋予郑娟的此种特质看作是其对人生意义的探索与揭示，这与他一贯坚持的“人生的意义在于承担责任”f 这一价值理念是并行不悖的。
最后，作品不遗余力地展现并讴歌女性在苦难中造就和升华自我的高尚品格。如果说在此前几次经历命运的坎坷时，对自我存在的肯定和直面人生的勇气是郑娟面对苦难最好的良药，那么中年以后大儿子周楠的死则让郑娟的人格形象呈现出了新的高度。在美国参加儿子的追思仪式时，作为一位普通的中国母亲，郑娟尽管悲痛不已，但她在众人面前的镇定和从容不迫，以及拒绝用周楠的死向慈善机构申请救济金的高大形象，赢得了所有人的敬意。梁晓声在叙述中认同了郑娟的价值选择，并对郑娟的这一行为给予高度评价。透过这样的书写，作家让我们知道，人的真正高贵无关乎财富或社会地位，而在于心灵的宽厚和广博的爱。对于郑娟的这一举动，也有的观点着眼于正义与公平二者的关系，认为郑娟是将自己放在了一种不自觉的不平等的状态之中，只看到金钱可能有损正义作为一种崇高的荣耀而忽视了美國人的捐款其实也是一种爱的表示，因而郑娟的举动是一种为得到外在的尊重而有意放弃公平的行为。事实上，在美国最高学府的各位文化精英和政府官员面前，郑娟作为一个“粗服乱头、笨拙淳朴”的底层中国母亲出现，所处的社会地位本就是不平等的，担心自己会因身份的缘故被对方看低也不无道理，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郑娟才要用精神上的高大来为自己争取人格上的平等，这恰恰是对自己作为底层贫苦百姓身份的反拨。美国人对于周楠舍身保护师生的赔偿也并非来自校方的官方补偿，而是另有民间慈善基金提供的救济，郑娟拒绝的理由一是：“咱们不是来祈求同情和怜悯的，是不是？”g同情和怜悯有时是属于爱的情感，但在作品的情境预设中显然不是基于平等的爱（如果是，那么校方就有义务主动提供赔偿款项）。二则是郑娟对儿子的爱和疼惜，“楠楠这孩子的死，不能和钱沾一丁点儿关系……我们当父母的，如果花儿子用命换来的钱，那是种什么心情？”h儿子的死让郑娟感到无比悲伤，同时也感到无比的欣慰和自豪，正是这样双重交织的情感让她无法接受因为儿子的死而得来的金钱，在她看来，那会玷污了儿子的崇高，也将陷自己于卑微的境地。如此一来，郑娟在面对大儿子周楠的死一事上完成了道德的进一步完善和升华，其行为是出于主体的心灵自由做出的抉择，因此，这种对他者的宽厚本质上源于单纯的善与爱 。i
不难发现，郑娟的高尚品格消解了失去儿子的悲剧感，苦难于她固然是沉痛的精神打击，同时也是精神领域的锻造和磨砺；由苦难走向崇高，作者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超脱了物欲、追求道德与精神上的双重自足的悲苦女性。梁晓声用他的书写告诉我们，苦难之中的人并非只是被同情和被怜悯的对象，一如郑娟，以心灵的柔韧和深厚战胜苦难，在苦难中实现精神的内在超越和道德层面的质的升华，无疑这样的人将对社会的思想文化形态产生正向的精神鼓舞。
“勇气是这样一种状态：它欣然承担起由恐惧所预感到的否定性，以达到更充分的肯定性，生物学上的自我肯定，是指对匮乏、辛劳、不安全、痛苦、可能招致的毁灭等的接受。没有这样的自我肯定，生命就不可能得到保存和发展”j。从接纳、肯定自我，到直面、承担责任，再到道德上的升华自我，可以说，在受难者郑娟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作为存在者的勇气。隐含作者在叙述中一面对命途多舛的郑娟心怀怜惜，为她的不幸命运感到难过；一面毫不吝惜赞誉之词，肯定和赞扬她在人生苦难面前表现出的珍惜自我存在、直面人生的勇气和品质。我们不妨将这看作是作家对于人与苦难关系的另一种思考——即面对由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苦难，人究竟应该怎样？文学又如何关怀身处苦难中的弱者？这是梁晓声试图回答的问题。
舍勒在《受苦的意义》一文中论述了人类对待受苦的许多种方式，主要有使受苦对象化和听天由命（或主动忍受）、享乐主义地逃避痛苦、漠化痛苦直至麻木、英勇地抗争并战胜受苦；抑制受苦感并以幻觉论否认受苦等。！ 1通过郑娟这一人物的命运想象，我们发现，梁晓声传达出的精神指向更接近于主动忍受与英勇抗争二者的结合，在极端的境遇中，人需要保存自身，同时在忍受苦难的过程中积蓄力量，最终超越苦难，在苦难中完成自我升华。如此看来，梁晓声其实是借郑娟的人生遭遇传达出了苦难的意义所在，也由此在小说的叙事中形成了一种与苦难对抗并超乎其上的生命深度和力量感。
“真正的人道主义，首先就应该是一种苦难哲学，没有对人类苦难的深层理解、体认和同情，没有对人类苦难的疼痛触摸，就没有真正的人类关怀，更不可能提出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救赎之道”！ 2。通过郑娟的受难书写，我们感到作者对人物的无限悲悯和体谅，这是作家对人、对他者深厚宽广的人道情怀的体现，同时也借着郑娟的不幸，作者照亮了那些受难者的人生，完成了对苦难的精神超越。“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 3，尽管人生有苦难，有折磨，有悲剧，但这些掩盖不了人性本身的真、善、美，身处苦难之中的人依然有希望探寻一种合乎人性的理想生活；可以说，这是梁晓声的苦难叙事最打动人心的一面。 郑娟的美德不仅体现在婚姻家庭当中，还体现在对与己有关的他者的关怀之中。但凡自己的境况稍好一些，她想到的便是尽力让身边的朋友们也脱离贫苦，同她一样过上“好日子”。在听说赶超和国庆挣钱不易以及赶超妹妹投江自尽的事以后，郑娟立刻让秉昆把周聪带回家的年货全部给他们，当借住在郑娟太平胡同房子里的赶超和于虹面临没有房产的危机，郑娟便毫不犹豫地把太平胡同的房屋产权无偿赠送给赶超和于虹。因为切身体验到极端的境遇有多么令人痛苦，郑娟对周围人的生存困境生发出巨大的共情能力和宽厚的同理心，这就驱使着她以广博的爱心去帮助和关怀他者，这是梁晓声再度展现的人性美好与温暖的一面。文学应当书写真善美，教化人心，七十岁的梁晓声依然在身体力行。尽管作者在小说中透过周蓉知识分子的形象表达过对于思想修养的看重和追求，也明确地通过周秉昆之口表达过此种立场。@ 1但对知识的信仰和追求并不意味着作家对知识匮乏之人的鄙夷；恰恰相反，尊重寻常百姓的生活逻辑，肯定平凡的价值才是作家一贯坚持的立场，“人类社会的一个真相是，而且必然永远是牢固地将普遍的平凡的人们的社会地位确立在第一位置，不允许任何意识形态动摇它的第一位置，更不允许它的第一位置被颠覆”@ 2。那么在小说中，作者如此塑造郑娟这位笨拙淳朴、学识无多的家庭妇女的不普通之处，既不是从财富和社会地位出发，也不是以学识和思想水平为唯一评价标准，而是挖掘和颂扬普通人的美好心灵，这样一来，作家就跳出了知识分子的固有立场，在尊重和关怀普通众生的视野下进行创作，使得作品同时具有追求知识与文明和尊重普通民众的生命逻辑，并于其中发觉他们人格珍贵之处的多重价值尺度意味。
“好女人是一切美好品德的总和”@ 3，如果说塑造周蓉那样的女性寄托的是作家对于女性富有学识和思想的期待，那么塑造郑娟这样的女性，我们看到的是梁晓声对女性美好品行的期待。如果再将眼光投放到小说中的男性人物身上，我们会发现，对于男性，作家有着同样的期待。显然作者让小说里的女性追求文化和思想深度，女性需要美好品德，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周秉义那样的政府官员，一直都对自己有着严格的道德约束，工作之余始终坚持读书思考的习惯；周秉昆也是心胸坦荡、正直善良的好人，尽管没能上大学也认识到思想对于个人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在梁晓声眼中，不管是学识还是美德，男性同样也是需要不断探索和努力追寻的，这其实是作家努力跳出性别局限的体现。
三、结语
“从21世纪初，梁晓声作品的主题趋向展现人性光辉，展现在通透知晓了命运的残酷和悲剧的不可回避之后重视人、人性、人在生存困境下的价值，拒斥荒谬，反抗绝望，直面现实，积极乐观地面对困境”@ 4。《人世间》 里郑娟的人物想象很好地诠释了这一创作思想，作者也让我们看到真正有力量感的、能为他人带来福祉的女性应该是怎样。苦难命运并没有摧毁郑娟，而是锻造了她珍惜自我存在、懂得爱与奉献的内在修为，即使中年以后因丧子之悲一度陷入抑郁，但她最终在佛法里找到了自我疗愈的精神出口，重拾对生活的盼望和信念。小说结尾和周秉昆牵手轧马路的温馨场景，则更有了渡尽劫难、人生归宁的哲学况味。
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来看，不管是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还是在当下及可预见的未来，生老病死、爱恨情仇始终都是人类要面对的人生问题，由此带来的不幸与苦难一直伴随着人类而存在，苦难记忆与创伤书写也成了文学作品中被反复书写的命题。“苦难正是催生崇高的力量，经由苦难我们获得的是命运的恩惠。苦难亦是爱的召唤，是对自由意志的考验，它令受难的主体以承担或反抗的方式消化着生命的重量”@ 5。在郑娟的苦难叙事中，梁晓声既没有消费苦难，也没有美化苦难，而是让主人公直面并完成对苦难的超越，最终透过苦难叙事探寻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我既写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也写人在现實中应该怎样。通过‘应该怎样’，体现现实主义亦应具有的温度，寄托我对人本身的理想”@ 6。在无端发生的、令人无能为力的苦难面前，并非只有走向虚无和自我毁灭，而是也能在另一种承担和奉献的姿态中确立并合理安放自我，锻造美好品德和内在修为，并在对他人的爱和奉献中实现人生的意义。通过这一人生命题的探索，梁晓声不仅为郑娟开创了幸福安宁的人生，同时也寄予了自身对美好人性的期待与呼唤——他让人物以自己的道德修为和美好的内在品格为戟，开拓了一种充满希望和力量的人生境界，激励和鼓舞着现实世界中的人们：敢于承受生命与心灵的痛苦，并不断向真、向善、向美。
a 梁晓声：《书写城市的平民子弟》，载《文艺报》2018年2月23日。
bl 周保欣：《沉默的风景——后当代中国小说苦难叙述》，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39页，第164页。
cj 〔美〕蒂利希：《存在的勇气》，成穷、王作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页，第70页。
doq@ 1梁晓声：《人世间》上部，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第397页，第390页，第77页，第283页。
egh梁晓声：《人世间》下部，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第37页，第208页，第209页。
f 梁晓声：《梁晓声散文精选·人生的意义在于承担》，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87页。
ip刘军茹：《〈人世间〉：承担自我与他者的责任》，《枣庄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k 〔德〕舍勒：《舍勒选集·第二编：受苦的意义》，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650页。
m 《罗马书》5：4，《圣经》和合本，中国基督教两会2001年版，第264页。
n 〔美〕埃里希·弗洛姆：《占有还是存在》，李穆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87页。
！ 8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15页。
st梁晓声：《人世间》中部，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第303页，第231页。
@ 2 梁晓声：《为什么我们对“平凡的人生”深怀恐惧》，《教师博览》2012年第6期。
@ 3 侯志明、王津津：《好女人是一所学校——访青年作家梁晓声》，《名人谈女人》，中国社会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
x 华祺蓉：《生存困境叙事——论90年代以来梁晓声的小说创作》，《安徽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5月》。
y 路文彬：《中西文学伦理之辨》，中国文化战略出版社2019年版，第161页。
z 丛子钰：《梁晓声：现实主义亦应寄托对人的理想》，《文艺报》2019年1月16日。
作 者： 肖瑛，北京语言大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张晴 E-mail： [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人世间》 梁晓声 郑娟 苦难叙事 好女人
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梁晓声将其概分为两类：一类为知青文学，讲述特殊历史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生经历，诸如《今夜有暴风雪》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这样的作品不仅承载了曾为知青的老一辈人的精神信仰，也激励着新时代的知识青年不忘历史，珍惜当下；另一类为伴随时代的发展变化而获得更新的当下题材，或可说现实主义题材，作家更多关注并书写城市平民中的弱势群体和底层民众的生活境况，在满怀真情的笔触中表现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a2018年出版、2019年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人世间》 便属于后者。
就书中的几名主要女性人物，相比才华横溢、饱读诗书的周蓉与出身高干家庭、有着良好教养的郝冬梅，作为家庭妇女的郑娟不仅出身贫苦、文化程度不高，甚至还遭受过不幸的凌辱且成了有孩子的寡妇，加之前后几次历经不幸，除去命运曲折坎坷这一点以外，郑娟似乎可以说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然而正是在这个并无很高学识和社会地位的女性身上，作者赋予了其作为一名普通女性的种种美德。通过对郑娟几次受难的书写及其内在心灵的刻画，作品不仅传递出尊重普通人生命逻辑的道德立场和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更有对于人在苦难命运面前应持何种生存姿态的终极思考，作者肯定苦难对人的意义并接纳苦难，同时挖掘人性本真的美好与高贵；毫无疑问，这是梁晓声通过塑造这个受难的好女人形象试图探寻人的生命价值的一次有益实践。
一、作为受难者：接纳自我、承担苦难
梁晓声笔下的郑娟，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苦命女人，从作为弃婴被收养，到成年后正值花季被暴徒侵害，接着怀孕生子成为寡妇，迎来新的生活之后又遭遇丈夫获罪入狱十二年，继而人生中年痛失长子，可以说接连不断的坎坷经历，让郑娟的一生都充满了悲剧性意味。面对看起来似乎是破碎不堪的人生，郑娟的反应和态度始终是从容而坦然的，几次受难，尽管经受着心灵上的巨大痛苦，郑娟都选择了面对和默默承受，在整个命途多舛的人生面前，她表现出的是直面人生的勇气和在苦难中肯定自我、承担苦难的精神向度。显然，对于这样一个仿佛是以“受难”为标签的女人，作者并没有止于纯粹地展示苦难，而是聚焦于人物的心灵特质，挖掘人物身上自我珍视、敢于承担并超越苦难的内在品格，并试图以人物的忍耐、坚韧和宽厚消解苦难带来的对生命的极端压迫。
按照周保欣对受难类型的划分b，郑娟的受难属于弱者的受难，也属于无辜者受难。根据文本的叙述我们知道，被遗弃和肉体上被侮辱的经历源于他者的人性恶，成为寡妇是由于前夫涂志强卷入杀人案件当了替罪羊，与周秉昆结婚后再经历丈夫入狱，虽是由于早年的感情纠葛产生的遗留问题，但最终意外的发生更多是与丈夫周秉昆的性格直接相关，其中也不乏偶然因素的参与；儿子的牺牲则完全是超乎可控范围的绝对意外。可见，郑娟的受难几乎可以说是完全无辜的与被迫的，而梁晓声叙述这个无辜者遭受苦难故事的重点并非是要对其中涉及的人性恶以及不合理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进行批驳，当然这并不是说作家完全忽视了这一点，而在于力图通过塑造郑娟的直面苦难和承担呼唤美好的人性，并在对苦难的接纳和认同中探索生命的深度与价值。
首先，作品肯定女性历经苦难而能接纳并认同自我的存在勇气。人生伊始遭受身体的凌辱、成为孀居的单身母亲，对于一名正值芳华的年轻女性来说，这背后需要承受的心理伤痛和打击几乎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对此，郑娟自己也不是没有产生过极端的想法；尽管如此，最终她依然接纳了这一令人痛心的现实命运，接纳了曾经遭受创伤的自我。“从逻辑上说，自我保存与自我肯定所指的是对某种（至少是潜在的）威胁或否定自我的东西的克服”c，青春年华遭遇的不幸并没有威胁到郑娟的自我认同和自我保存权利；相反，她对痛苦清醒的自我克制与自我肯定帮助她度过了这一次的生存危机。也正是基于此，在后来为照顾周母住到周家时，面对周围人对她的议论，郑娟才可以做到镇定自若。众人目光之下作为被看者的郑娟，没有半分恓惶和自我犹疑，而是在不言不语之间充分表露了自己该有的尊严，作者肯定她心态的磊落和对自我的珍視，甚至用“上帝差遣到民间的天使”这样的辞藻来譬喻郑娟对于秉昆的意义，这也成了她后来开启新的爱情和婚姻的关键因素。在面对自己的情感问题时，郑娟的态度坦诚且坦荡，她不仅尊重自己，同时也充分尊重周秉昆的选择自由。她首先接纳了自己满含创痛的过去，并在与周秉昆确立关系前平静从容地据实以告，未加丝毫的遮掩和粉饰。在对所爱之人讲述自己不堪回首的过去时，她并无半点妄自菲薄的意味，她的叙述语调也是极为平静的，似乎只是在客观冷静地陈述过去发生的某件事情。隐含作者的立场则在哥哥周秉义与周秉昆的谈话中流露了出来：“好青年正确对待个人问题的三原则是，要对自己负责，对对方负责……对自己负责就是不勉强自己，凡当初勉强，婚后生活必有裂痕。对对方负责就是要真诚坦白，不能为了与对方实现婚姻目的就隐瞒自己的实际情况。要明明白白地讲清自己是怎样一个人，自己家庭是怎样的家庭，让对方一清二楚，要让对方做出感情和理智的决定。”d这里，叙述者的声音与隐含作者的声音合为一体，叙述者的立场显然也代表了隐含作者的立场，对于郑娟在周秉昆面前那一番真诚的自我剖白，隐含作者是给予了充分肯定的。应当看到，不管是郑娟的自我接纳还是后来周秉昆直面并承担起内心对郑娟真诚的爱、对郑娟的最终接纳，背后都意味着作者对传统贞操观的拒斥，同时也是对“失贞”女性争取爱情和婚姻自主权的捍卫，梁晓声想传达的无非是这样一种现代文明观念，女性的生命价值并不因为贞洁的失去而有所贬损，真正影响女性个体幸福与否的，是其自身的内在品格。这一思想旨趣，在女性遭受性侵害案件频发的今天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观照意义。 其次，作品高扬女性在苦难中直面和承担责任的内在精神。按照小说情节的发展，婚后的郑娟在面对周秉昆因误伤骆士宾获罪入狱一事时，其表现出的从容和担当十分令人敬佩。在周秉昆入狱的十二年里，郑娟独自面对人生，一人承担起了照顾周母和养育两个孩子的责任（第五年周母去世）；周秉昆出狱时，大儿子周楠已考上了哈佛的公派留学生，小儿子周聪也顺利从大学毕业。作者并没有深入细致地展开去写郑娟十二年里是如何含辛茹苦，甚至都没有去写丈夫入狱对郑娟造成的心理冲击，而只在展开小说情节的必要之时以寥寥数语提到郑娟在周秉昆入狱后出去工作并对丈夫探视得勤，这种创作手法上的盲处理恰恰凸显了郑娟超乎常人的强大心理素质，似乎这对郑娟来说并非什么天塌了的大事，她需要做的只是想办法去迎头面对，隐含作者对她的所有怜惜则以周秉昆的视角传达了出来：“1989年后的十二年间，她每一次去探望他，他都能发现她比上一次更憔悴了。如同一朵大丽花，秋天里隔几天便掉落一片花瓣……十二年，四千三百多天，在没有他的日子里，她的生命之花无可奈何、无可救药地凋零了。”e大丽花凋零的比喻美丽而又残忍，苍凉无奈的语调中饱含着作者对笔下人物深切的同情和关怀，也饱含着对她的无限敬意。面对突如其来的由非己因素造成的意外，作者在叙事中让郑娟选择接受与承担，并在这样看似无声的接受与承担中形成一种静默的反抗；换句话说，不被厄运打倒，也并非走向堕落或者虚无，而是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完成生命的正向延续，这本身就是一种精神性的反抗。我们可以将梁晓声赋予郑娟的此种特质看作是其对人生意义的探索与揭示，这与他一贯坚持的“人生的意义在于承担责任”f 这一价值理念是并行不悖的。
最后，作品不遗余力地展现并讴歌女性在苦难中造就和升华自我的高尚品格。如果说在此前几次经历命运的坎坷时，对自我存在的肯定和直面人生的勇气是郑娟面对苦难最好的良药，那么中年以后大儿子周楠的死则让郑娟的人格形象呈现出了新的高度。在美国参加儿子的追思仪式时，作为一位普通的中国母亲，郑娟尽管悲痛不已，但她在众人面前的镇定和从容不迫，以及拒绝用周楠的死向慈善机构申请救济金的高大形象，赢得了所有人的敬意。梁晓声在叙述中认同了郑娟的价值选择，并对郑娟的这一行为给予高度评价。透过这样的书写，作家让我们知道，人的真正高贵无关乎财富或社会地位，而在于心灵的宽厚和广博的爱。对于郑娟的这一举动，也有的观点着眼于正义与公平二者的关系，认为郑娟是将自己放在了一种不自觉的不平等的状态之中，只看到金钱可能有损正义作为一种崇高的荣耀而忽视了美國人的捐款其实也是一种爱的表示，因而郑娟的举动是一种为得到外在的尊重而有意放弃公平的行为。事实上，在美国最高学府的各位文化精英和政府官员面前，郑娟作为一个“粗服乱头、笨拙淳朴”的底层中国母亲出现，所处的社会地位本就是不平等的，担心自己会因身份的缘故被对方看低也不无道理，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郑娟才要用精神上的高大来为自己争取人格上的平等，这恰恰是对自己作为底层贫苦百姓身份的反拨。美国人对于周楠舍身保护师生的赔偿也并非来自校方的官方补偿，而是另有民间慈善基金提供的救济，郑娟拒绝的理由一是：“咱们不是来祈求同情和怜悯的，是不是？”g同情和怜悯有时是属于爱的情感，但在作品的情境预设中显然不是基于平等的爱（如果是，那么校方就有义务主动提供赔偿款项）。二则是郑娟对儿子的爱和疼惜，“楠楠这孩子的死，不能和钱沾一丁点儿关系……我们当父母的，如果花儿子用命换来的钱，那是种什么心情？”h儿子的死让郑娟感到无比悲伤，同时也感到无比的欣慰和自豪，正是这样双重交织的情感让她无法接受因为儿子的死而得来的金钱，在她看来，那会玷污了儿子的崇高，也将陷自己于卑微的境地。如此一来，郑娟在面对大儿子周楠的死一事上完成了道德的进一步完善和升华，其行为是出于主体的心灵自由做出的抉择，因此，这种对他者的宽厚本质上源于单纯的善与爱 。i
不难发现，郑娟的高尚品格消解了失去儿子的悲剧感，苦难于她固然是沉痛的精神打击，同时也是精神领域的锻造和磨砺；由苦难走向崇高，作者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超脱了物欲、追求道德与精神上的双重自足的悲苦女性。梁晓声用他的书写告诉我们，苦难之中的人并非只是被同情和被怜悯的对象，一如郑娟，以心灵的柔韧和深厚战胜苦难，在苦难中实现精神的内在超越和道德层面的质的升华，无疑这样的人将对社会的思想文化形态产生正向的精神鼓舞。
“勇气是这样一种状态：它欣然承担起由恐惧所预感到的否定性，以达到更充分的肯定性，生物学上的自我肯定，是指对匮乏、辛劳、不安全、痛苦、可能招致的毁灭等的接受。没有这样的自我肯定，生命就不可能得到保存和发展”j。从接纳、肯定自我，到直面、承担责任，再到道德上的升华自我，可以说，在受难者郑娟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作为存在者的勇气。隐含作者在叙述中一面对命途多舛的郑娟心怀怜惜，为她的不幸命运感到难过；一面毫不吝惜赞誉之词，肯定和赞扬她在人生苦难面前表现出的珍惜自我存在、直面人生的勇气和品质。我们不妨将这看作是作家对于人与苦难关系的另一种思考——即面对由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苦难，人究竟应该怎样？文学又如何关怀身处苦难中的弱者？这是梁晓声试图回答的问题。
舍勒在《受苦的意义》一文中论述了人类对待受苦的许多种方式，主要有使受苦对象化和听天由命（或主动忍受）、享乐主义地逃避痛苦、漠化痛苦直至麻木、英勇地抗争并战胜受苦；抑制受苦感并以幻觉论否认受苦等。！ 1通过郑娟这一人物的命运想象，我们发现，梁晓声传达出的精神指向更接近于主动忍受与英勇抗争二者的结合，在极端的境遇中，人需要保存自身，同时在忍受苦难的过程中积蓄力量，最终超越苦难，在苦难中完成自我升华。如此看来，梁晓声其实是借郑娟的人生遭遇传达出了苦难的意义所在，也由此在小说的叙事中形成了一种与苦难对抗并超乎其上的生命深度和力量感。
“真正的人道主义，首先就应该是一种苦难哲学，没有对人类苦难的深层理解、体认和同情，没有对人类苦难的疼痛触摸，就没有真正的人类关怀，更不可能提出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救赎之道”！ 2。通过郑娟的受难书写，我们感到作者对人物的无限悲悯和体谅，这是作家对人、对他者深厚宽广的人道情怀的体现，同时也借着郑娟的不幸，作者照亮了那些受难者的人生，完成了对苦难的精神超越。“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 3，尽管人生有苦难，有折磨，有悲剧，但这些掩盖不了人性本身的真、善、美，身处苦难之中的人依然有希望探寻一种合乎人性的理想生活；可以说，这是梁晓声的苦难叙事最打动人心的一面。 郑娟的美德不仅体现在婚姻家庭当中，还体现在对与己有关的他者的关怀之中。但凡自己的境况稍好一些，她想到的便是尽力让身边的朋友们也脱离贫苦，同她一样过上“好日子”。在听说赶超和国庆挣钱不易以及赶超妹妹投江自尽的事以后，郑娟立刻让秉昆把周聪带回家的年货全部给他们，当借住在郑娟太平胡同房子里的赶超和于虹面临没有房产的危机，郑娟便毫不犹豫地把太平胡同的房屋产权无偿赠送给赶超和于虹。因为切身体验到极端的境遇有多么令人痛苦，郑娟对周围人的生存困境生发出巨大的共情能力和宽厚的同理心，这就驱使着她以广博的爱心去帮助和关怀他者，这是梁晓声再度展现的人性美好与温暖的一面。文学应当书写真善美，教化人心，七十岁的梁晓声依然在身体力行。尽管作者在小说中透过周蓉知识分子的形象表达过对于思想修养的看重和追求，也明确地通过周秉昆之口表达过此种立场。@ 1但对知识的信仰和追求并不意味着作家对知识匮乏之人的鄙夷；恰恰相反，尊重寻常百姓的生活逻辑，肯定平凡的价值才是作家一贯坚持的立场，“人类社会的一个真相是，而且必然永远是牢固地将普遍的平凡的人们的社会地位确立在第一位置，不允许任何意识形态动摇它的第一位置，更不允许它的第一位置被颠覆”@ 2。那么在小说中，作者如此塑造郑娟这位笨拙淳朴、学识无多的家庭妇女的不普通之处，既不是从财富和社会地位出发，也不是以学识和思想水平为唯一评价标准，而是挖掘和颂扬普通人的美好心灵，这样一来，作家就跳出了知识分子的固有立场，在尊重和关怀普通众生的视野下进行创作，使得作品同时具有追求知识与文明和尊重普通民众的生命逻辑，并于其中发觉他们人格珍贵之处的多重价值尺度意味。
“好女人是一切美好品德的总和”@ 3，如果说塑造周蓉那样的女性寄托的是作家对于女性富有学识和思想的期待，那么塑造郑娟这样的女性，我们看到的是梁晓声对女性美好品行的期待。如果再将眼光投放到小说中的男性人物身上，我们会发现，对于男性，作家有着同样的期待。显然作者让小说里的女性追求文化和思想深度，女性需要美好品德，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周秉义那样的政府官员，一直都对自己有着严格的道德约束，工作之余始终坚持读书思考的习惯；周秉昆也是心胸坦荡、正直善良的好人，尽管没能上大学也认识到思想对于个人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在梁晓声眼中，不管是学识还是美德，男性同样也是需要不断探索和努力追寻的，这其实是作家努力跳出性别局限的体现。
三、结语
“从21世纪初，梁晓声作品的主题趋向展现人性光辉，展现在通透知晓了命运的残酷和悲剧的不可回避之后重视人、人性、人在生存困境下的价值，拒斥荒谬，反抗绝望，直面现实，积极乐观地面对困境”@ 4。《人世间》 里郑娟的人物想象很好地诠释了这一创作思想，作者也让我们看到真正有力量感的、能为他人带来福祉的女性应该是怎样。苦难命运并没有摧毁郑娟，而是锻造了她珍惜自我存在、懂得爱与奉献的内在修为，即使中年以后因丧子之悲一度陷入抑郁，但她最终在佛法里找到了自我疗愈的精神出口，重拾对生活的盼望和信念。小说结尾和周秉昆牵手轧马路的温馨场景，则更有了渡尽劫难、人生归宁的哲学况味。
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来看，不管是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还是在当下及可预见的未来，生老病死、爱恨情仇始终都是人类要面对的人生问题，由此带来的不幸与苦难一直伴随着人类而存在，苦难记忆与创伤书写也成了文学作品中被反复书写的命题。“苦难正是催生崇高的力量，经由苦难我们获得的是命运的恩惠。苦难亦是爱的召唤，是对自由意志的考验，它令受难的主体以承担或反抗的方式消化着生命的重量”@ 5。在郑娟的苦难叙事中，梁晓声既没有消费苦难，也没有美化苦难，而是让主人公直面并完成对苦难的超越，最终透过苦难叙事探寻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我既写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也写人在现實中应该怎样。通过‘应该怎样’，体现现实主义亦应具有的温度，寄托我对人本身的理想”@ 6。在无端发生的、令人无能为力的苦难面前，并非只有走向虚无和自我毁灭，而是也能在另一种承担和奉献的姿态中确立并合理安放自我，锻造美好品德和内在修为，并在对他人的爱和奉献中实现人生的意义。通过这一人生命题的探索，梁晓声不仅为郑娟开创了幸福安宁的人生，同时也寄予了自身对美好人性的期待与呼唤——他让人物以自己的道德修为和美好的内在品格为戟，开拓了一种充满希望和力量的人生境界，激励和鼓舞着现实世界中的人们：敢于承受生命与心灵的痛苦，并不断向真、向善、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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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肖瑛，北京语言大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张晴 E-mail：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