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窑火烧出的生命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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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文学在现当代文学中一直是一个热点话题。从女性的立场来思考文学问题,或者说,从文学的角度来思考女性问题,是我们重新与这个世界相遇的别样方式。胡辛就从女性的立场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文学世界。她曾以“女人写,写女人”来概括自己的写作,特别是在她的景德镇系列作品中,瓷与女性几乎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關系。作为千年文明象征的瓷器就是母体诞下的纯洁生命,而生命的孕育离不开窑火的煅烧。在千年窑火的淬炼下,成就了无数珍贵的瓷之瑰宝,也孕育出了胡辛笔下的女性生命之花。
  与张爱玲、王安忆等女性作家立足上海、书写上海一样,胡辛也是一个侧重描写特定地域故事的作家,同时也是较早的一批关注女性文学的作家。可以说,胡辛对于女性文学与地域文学的共生是有着引领作用的。她的处女作《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其作品翻译成英文、日文,远销国内外,在世界华人区中有一定的影响。她的景德镇陶瓷系列作品被翻拍成影视剧,收视率颇高。胡辛在景德镇系列作品中对于女性角色的刻画,既具有地域性,也具有普遍性,引起了社会对女性问题的普遍思考。在她笔下,女性角色是多样的,女性角色的情感也较丰富,即有着细腻柔和的一面,又有着果敢洒脱的一面,呈现出大众视野下的另一种视角的女性姿态与女性魅力。可以说,在窑火与女性之间,胡辛参悟到了共同的生命之道,赋予了女性独有的原发性、现代性兼具的生命之美。
  一、瓷与雌:千年窑火与生命的传承
  景德镇,又名“瓷都”,有着悠久的瓷文化与瓷韵。宋真宗景德元年用此年号命名,殊荣无二。而景德镇也利用这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自然资源,发展成了世界瓷都,使得瓷可以以“CHINA”的名称代表着中国走向世界,彰显华夏子民的智慧,传播中华文化。
  瓷是永恒的。瓷就如同新生儿一样,在千年窑火的烧制中诞生,独一无二地存于世,显示着自己独特的价值。瓷又是脆弱的,只要一个踉跄,它就会成为一摊碎片。然而,即使是碎片,埋藏于那泥土之下,也不会消失,其本真依旧存在,它的价值不会消亡。胡辛曾借小说中人物林陶瓦之口说了一段话:“石会崩,木会朽,人会亡,而瓷,即使粉身碎骨,千年万载后其质也不变。瓷是永恒的信息,是不朽的瓷工的史记。她总是忠实地、依然故我地折射出分娩它的时代特有的光辉。”[1]所以人们对于这永恒的艺术精品总是赞不绝口。如同一位伟人,即使百年之后,他给予后代的记忆与财富也依旧是宝贵的。但是,人们只会去赞叹这瓷的精美,却忽略了孕育这精美生命的载体与过程。一个瓷器的诞生,是由选泥、成型、晒坯、上釉、烧炼再到出窑后的定型成色。这一道道工序就犹如人类生命的孕育—精子与卵子相逢后育出生命的幼芽,然后在母亲的腹中经过孕育,最终诞生。这过程看似极尽套路,可这生命的套路却深藏着无尽的奥秘。千年的甬道,在热与火的淬炼下,诞生出那精美的生命体。
  胡辛在《陶瓷物语》中写道:“窑门,是一赤裸着的女人,而那女人正叉开双腿竭尽全力在分娩!那女人就这般赤裸身体地强坐着,一对丰硕的奶子胀鼓鼓又红彤彤,似已储藏了足够的奶水来哺育即将诞生的新生命。”“一只只匝钵里便藏着火的结晶—瓷。”[2]胡辛借助“树青”这一人物的视角,将窑火烧瓷比喻成母亲分娩,将这深藏于大自然深处的奥秘比拟得如此恰当。这窑体就好似那远古的图腾,感召着生命的气息,充满神秘;那洁白的高岭土,或许是储存于那对丰硕的奶子中的哺育生命之水,感受生命的涌动。那一个个匝钵,宛如一个个含苞待放的生命,在生与死的门口挣扎。生命的传承看似普通但又潜藏着无限的奥秘。千年窑瓷诞生了一代一代,窑火生生不息,那红彤彤的炙热的载体在高温的燃烧下绵延着瓷的脉息,传承着景德镇这古老瓷都的文明。景德镇的一代代人,也在这方水土中哺育着后代。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千年瓷都深藏着的皇气与灵气,让瓷与人成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窑火不熄,瓷韵悠长,而与瓷声气相通的生命也呈现出独特的样貌,传承千年。
  或许正是因为孕育的艰辛,瓷都总流传着一种“塌窑”的说法。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每一位母亲在生育孩子时的痛苦与危险,生命与生命的博弈,这是世间最伟大的母性之爱。瓷的诞生,也是一道道工序,然后经由千年窑火的煅烧,在一个个匝钵中成长着,最后窑工们将这墙壁砸开,就呈现出一只只精美的瓷器。当然,有时又难免会潜藏着残损或破碎的瓷。就像新生命的孕育,很多时候也都不那么完美、完整。
  在景德镇,这窑火一经点燃,就再也未曾熄灭。千年窑火孕育出无数的瓷,使得它们走向世界,代表中国,在外面彰显着中国独有的特色与炎黄子孙非凡的智力。也正是因为这一特色,景德镇走出了许许多多的陶瓷工艺家与学者,他们奔波于世界各地,宣扬这一文化。他们也深知:是千年窑火与陶瓷,养育着他们,造就了他们,他们是传承者,亦是创造者。因为生命的诞生是未知的,我们不可能预知那下一个匝钵孕育出的是怎样精美的生命。
  人类的繁衍经历了漫长的道路,有着悠久的历史,直到今天,这繁衍的脚步也一直在延续着,探索着。而瓷的产生,似乎也有着这种默契,窑火一经点燃,就不曾熄灭,陶与瓷也就在这窑火的炼制中生产出一批批新的生命,而每一个生命,都在散发着那独有的魅力,发扬着自己的价值。就如人一般,从出生到死亡,都在为人类为社会贡献着自己的价值,也在不断地变换角色,增加角色,绵延着自己的生命。即使百年之后,这生命的传承也依旧在延续。千年的窑火,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但只有与自然结合,才能创造出新的生命,从而用传承来回报我们的大地母亲。正如胡辛所言:“那卑贱的生命之泥,揉搓着妖娆的水的精灵,孕怀梦幻般的希冀,坠入炽烈的火的恋膛,苦痛,呻吟,呐喊,狂喜,是新生命的挣扎拼搏亦是云雾般的憧憬,于是,天地归于平寂时,流泻出爱的神圣又神秘的结晶,精莹高贵,典雅清逸却极易破碎。”[3]此处对于生命的描写优美而精致。她将这卑贱的生命之泥幻化成了生命的起点,将这孕育的过程描绘得如痴如梦,叫人感受到孕育生命的艰辛与危险。这诞生的爱的结晶,又叫人不敢触碰,因为它是洁白无瑕的,是圣洁的,也是易碎的。生命,给予力量,但又总是脆弱的。   在胡辛的笔下,窑是女人的身体,那窑口便是诞生生命的甬道,而瓷便是新的生命。在千年窑火的锻造中,窑瓷一批批地生成,生命在涌动,永无止息,就像人类的繁衍一样。瓷与雌,就这样达成一种共生关系。
  二、力与丽:原生的自然之子与新生的都市丽人
  自然的奥秘太多,她就如同一位女郎,变幻莫测,神通广大。胡辛笔下的女性也是这么神通广大。在她的瓷都书写中,一种散发着野性的“自然生命力”的女性生命意识,总是和瓷街孕育而新生的都市女性独有魅力交织在一起,“原生”之力与“新生”之丽既是相对的,亦是共生的。胡辛对于“自然生命力”的追求是热烈的,甚而至于是羡慕的。或许正是因为这种热烈的追求,在她的作品中总会塑造那么一两个释放天性,散发着无拘无束的自然生命力的女性,给人以力量感,令人感觉到自然美。但也有着遵循瓷街女性世代教导、温婉而又坚定、带着浓郁的瓷街女性特色的传统丽人。原生的野性与新生的现代性在瓷街女性的身上有分有合,奇正相生。
  胡辛在《陶瓷物语》中塑造的“骚寡妇”是一个具有原生的野性生命力的女性形象,用胡颖峰的话说,“她在繁华世界里忽隐忽现,像疯子,又像预言者,更似白色土上的一个原始的母性符号”。[4]一年四季,她衣不蔽体,就如水蛇一般在溪流中若隐若现,吃的是山果水茶,饮的是东河溪水,就像这高岭土地中冒出的一个红蛇莓,原始的野性在她的体内张扬着。惠特曼在《自己之歌》中曾这样说过:“我要到森林边的河岸上,脱掉伪装,赤身裸体,我发疯似的想着它,要它接触我。”[5]这自然的吸引力总是不可小觑的。“骚寡妇”虽为人体,然而她就如同那千年的古树般,极具野性与原生力量,在无形之中与自然融为一体,散发出强大的力感,给人以传统的自然美。
  不过,青青才是瓷街中最具代表性的女性。在青青的身上,迸发出的不是自然的野性,而是传统与现代碰撞下的温婉之美与女性意识。她是传统道德培养下的生命载体,但又是兼具现代意识的新生女性。青青虽是残疾,但她意志坚定,渴望独立,希望得到尊重和平等的对待,这是她作为现代独立人格的一面。对于爱情,她懦弱,善良,不敢面对,但内心又时而开心时而难过。她常常羡慕他人可以和自己所爱之人如此畅快地谈论,故而总是以推开、拒绝的方式来折磨着自己。这或许又是她传统的一面,因为在她的内心深处,女性是男性的一个象征物,不健全的她是不值得拥有“健全”的爱情的。
  青青的观念应该是受母亲的影响。青青的母亲一个人养育着青青,在其他女性的眼里,她是一个守妇道的女人,也是一个能干善良的女人。当爱情来临时,她与火师傅敢于争取幸福。然而,传统的女性们却极力地劝阻、破坏这段爱情,将其扼杀在摇篮里。她们劝说青青母亲:“已做了多年的寡妇,现在放弃实属惋惜。”这种荒唐的想法表明,她们既是封建传统观念的受害者亦是维护者。当然,青青和以母亲为代表的老一辈女性还是有区别的,随着时代的更替,现代女性的独立意识在青青身上也有所体现。换言之,青青这样的瓷街女性已处在觉醒的边缘,是一个受到传统束缚但又敢于追求自我的女性。
  谷子则是瓷街中的另类代表。她虽是普通女子,却又让人觉得非同寻常。谷子的初次出场,就让人感到一种慵懒自在的美。然而大学毕业后的谷子却是一个超凡脱俗千里挑一的现代派姑娘!在满世界的女人无不浓妆艳抹、真金首饰叮当作响时,她全然一派天然姿色,衣着也极随意,只是不论什么布料什么款式一到她身上,就显出一种洒脱奔放、青春迸发之感。这样的谷子既散发着自然的美,亦饱含都市的美,是自然与时代的结合物。
  对于爱情,谷子勇于追求,敢于面对自己所犯的错误,并为之承担责任。在即将成为母亲时,她完全不顾他人的反对意见,遵从自己的想法,延续着生命的传承,如同千年的窑火,极具传统自然的力感美。与江波的初次邂逅,面对江波的喜爱,她毫不羞涩,大胆地展示自己的喜爱,自然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之后再次遇见,谷子无视瓷街人们的异样眼光,打了个响指,飞下车,朝他扑去。这样的谷子,自然洒脱,称得上是自然哺育的女子,是原生的自然之子,不沾染世俗的一点尘埃。而在面对景兴时,她鄙视他的懦弱,愤怒于他对于情感的逃避与被接受,唾弃他的“善心”与所谓的责任感。可以说,谷子身上有着现代女性的理性与自然的野性,是一个彻底的觉醒者形象,展现出现代独立女性应有的气质与风貌,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回归到女性本有的“第一性”,是力与丽的结合体。
  总体而言,青青与谷子虽然都是瓷街女性的代表,但很明显青青偏于传统,而谷子则在保持野性传统的基础上获得了新生。对于窑巴佬们吓唬女孩子们不能进窑,否则窑会塌这一行为,谷子是刁横地说着“就要进!偏要进!”,并身体力行了;而青青,则是乖巧地在外面等待,羞涩得不敢说一句话。青青是传统的瓷街女性,遵循着老一辈的规矩,恪守着传统道德,是地道的瓷街女娃子。而谷子则是守正出新,受到过新知识新思想的熏陶,有自己的想法,受到过大城市女性的感染,是都市与自然孕育下的复合体。相对于青青来说,谷子代表的是瓷街女性的未来,是将力与丽结合于一体的独特女性,代表了胡辛对女性生命意识的新思考。
  此外,胡辛的景德镇系列作品中还有一类女性,那就是完全都市化的现代新女性。这类人物的代表是《陶瓷物语》中的苔丝。苔丝本质上是一个单纯的女子,与谷子一样,都是现代都市孕育出的独立女性,在爱情面前勇于追求,不顾世人的眼光,不去思考过多的烦恼,追随内心,有著强烈的自我意识。她的生命意识是具有鲜明表现力的。但是她与谷子又有所不同。尽管她单纯可爱,也有独立、自我的一面,但却缺乏野性的原生力量之美,因而在面对问题时又显得柔弱、温顺,不够果敢与刚性,导致她在爱情面前保持着一种既渴望又怀疑、试探的不确定心理,多少有点“小女人”的紧张兴奋。她在生活中表现得很洒脱,与母亲如同姐妹般的称呼,看起来有点叛逆,但内心是柔和的、温顺的,就像温室的花朵—美丽,但是经受不住自然的打磨,就如同那极易碎的瓷。当然,这与青青恪守传统道德的柔弱不同,只是现代女性对自身生命力量缺乏足够体认和自信的表征。   作为一个以“写女人”为职志的女性作家,胡辛笔下的女性总是复杂的、多样的。谷子、青青、苔丝包括青青母亲、“骚寡妇”等,她们的生活境遇不同,生存状态同中有异,展示出现代女性独特的生存面相和生命意识。她们的遭遇既暗合了胡辛对现代女性的浪漫想象,也透露出胡辛对现代女性命运的独立思考。
  三、妇与附:女性意识与作为“他者”的女人
  对女性主体意识的张扬和依附性的批判,是女性文学无可回避的主题。胡辛的景德镇系列作品,自然也会思考这一命题。
  在中国,女性似乎从来就是依附于男权社会而存在的,尤其是在封建社会时期,女性的权利是被搁置的;她们必须遵守三纲五常,遵循父权社会的一切封建道德规约,秉承着三从四德的古训。直至今日,这样的状态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观。尽管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人的解放”过程中就兴起了女性解放运动,新时期文学中也有很多女性作家在为女权而呐喊,但破除男权的根深蒂固,让女人成为真正独立的“人”,依然任重道远。
  波伏娃认为,从生物学角度而言的女性的生育本能和从历史角度形成的“抚幼”职能,是造成女性“第二性”地位的根本原因,女性也因此成为自在的、“内在性”的自我,限制了她的“超越性”。胡辛写女人则首先尊重女性的“内在性”。在她的景德镇系列书写中,有很多地方都把瓷窑比附为女性,把瓷器的淬炼比喻为女性的分娩,这种对女性“处境”的书写并非来自他者的凝视,而是女性对自身生命意识的高度礼赞。通过对纯美艺术的锻造成形而赋予女性生殖功能以高度的仪式感,这是一种对女性“内在性”的本质特征的尊重,是把女人还原为“人”的表现。就此而言,女性的生殖就不仅是人类繁衍的工具属性,它本身就具有价值属性。好比瓷的72道工序虽都由男性来完成,但瓷窑这最重要的载体却是在模仿着女性的生命体征,其中隐在的女性生命意识的高扬不言而喻。
  与女性主体意识的高扬相伴而生的,是对女性依附性人格的批判。在男权社会,女性丧失了主体意识,就不可避免地成了可以随意处置的“他者”。俄狄浦斯王弑父娶母的悲剧就是典型案例。正是由于有了父权社会的不成文规约,在俄狄浦斯王杀父成功后,他才能顺理成章地继承了一切,包括他父亲的女人—他的母亲。作为一个女人,即使是王后,最尊贵的女人,也没有选择的权力与争取的意识,只能依附于显在的男权,来达到生存的目的。如同低等动物般,往往依附于他者为生,不知道自己的生存价值,只能服从于他者的意志。在胡辛的景德镇系列作品中,这种依附性女性人格还是很少见的,更多的还是对女性主体性的张扬。
  《地上有个黑太阳》中,对于寡妇椒椒闯窑一事,胡辛是花了很多笔墨在上面的:“女人啷样不能进窑?!看看窑门明明是女人的胸口女人的奶子女人的肚子女人的腿!明明是晓得女人会下崽,明明想托女人的福烧一窑,出一窑结结实实的好瓷,还偏偏要人模狗样禁女人、忌女人、贬女人!”[6]在胡辛笔下,谷子、寡妇椒椒等人要闯窑门时,窑巴佬们都会以“女人进窑,是会塌窑的”这种迷信说法而将女性置于门外。然而,颇具吊诡意味的是,胡辛在小说中总是一而再地宣称窑的外形与女性身体的同一性。这无形中就消解了这一迷信说法的威权,扯破了男权社会的虚伪面纱,也让人从中感受到了女性对男权的反抗和对自己价值的维护、主体意识的觉醒。
  值得一提的是,胡辛还塑造了一系列“寡妇”群像,如《昌江情》中李昌江的母亲与《瓷城一条街》中青青的母亲,都是寡妇。在男性缺席的背景下,她们毫无怨言地支撑起家庭的重担,这时家庭的话语权便自然而然地由父亲转向母亲。女性也在此刻有了一种主体意识,以一种男性缺失的方式将女性推向了社会中心,强化了女性的自我生存价值观。从根本上说,这也是胡辛创设的一种女性摆脱依附性人格的方式。
  然而,女性要彻底摆脱男权的依附性何其艰难。在胡辛的笔下,也多少透露出这样的信息。比如树青作为一个新女性,她在见到林陶瓦时,也会自然地流露出爱美之心,对于林陶瓦身边出现的女子,她首先打量的便是穿着打扮。在这里,树青对于女性着装的敏感,是建立在她们能否吸引异性的基础上的。女性的衣着、外貌等审美依旧是以男性的审美眼光为准则。这种隐性叙事无疑揭示了男权对于女性的压制是无形而潜移默化的,套用波伏娃的话说,就是:“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7]
  尽管如此,胡辛并没有停止为女性争得应有地位的步伐。从最早的《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到她的女性传记文学系列,再到她的“陶瓷”系列,她始终坚持以女人的姿态写女人,写女人的平凡与伟大,写女人的“内在性”与“超越性”,还原女性最真实的生命状态。特别是她笔下的瓷街女性,无论其个性如何,那种女性独有的生命意识,是溢于笔端的。作为母亲,她们对于生命的孕育与传承,是对女性自然天性的尊重;作为女性,她们又不甘于仅仅成为一个“女人”,在力与美的抉择中自觉发出了女性主体生命意识的呼唤。她们依旧挣扎,依旧痛苦,但宛如千年窑火,浴火而新生,开出了最美丽的生命之花。
  注释:
  [1] 胡辛:《怀念瓷香》,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5年,第197页。
  [2] 胡辛:《陶瓷物语》,花城出版社,2000年,第84—85页。
  [3] 胡辛:《景德镇与〈四个四十岁的女人〉》,江西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36页。
  [4] 胡穎峰:《胡辛小说创作论》,《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11期。
  [5] [美]惠特曼:《草叶集》,邹仲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129页。
  [6] 胡辛:《景德镇与〈四个四十岁的女人〉》,第139页。
  [7] [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23页。
  [作者单位:宜春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本文为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新世纪以来的江西小说研究”(编号:ZGW161006)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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