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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真正有格局的诗歌不会满足于仅以自我为表现对象，更需要以大时代作为其观照对象。胡丘陵的政治抒情诗以敏锐的历史意识和超越个体的人性观念，为当代中国诗歌做出了某种贡献。
关键词： 政治抒情诗 胡丘陵 历史意识 人性光辉
一
诗歌的“宏大话语”受到拆解是20世紀90年代以来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诗歌的个人化、内心化、知识分子化甚至“身体化”①写作进入了诗歌写作。在这样的写作语境下，该怎样谈论有着明显本质主义倾向的政治抒情诗，值得关注。
提起政治抒情诗，多数人都不会陌生。作为中国当代诗歌中最特殊的一类，“政治抒情诗”的提法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尽管它实际出现的时间可以再向前推进到20年代与30年代的“左翼”作家蒋光慈、殷夫等人处。
一般而言，对于第一代政治抒情诗人来说，政治抒情诗主要强调诗的政治性，即在主题上，诗歌必须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必须与人民群众，尤其是工农兵相结合，必须表达无产阶级的建设热情与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成就，必须歌颂党的领导等；艺术风格上，必须明朗纯净，不允许晦涩难懂；对于作家个人来说，他必须融入革命群体之中才是关键的，即如张继红所言，在“人民性”的阶级话语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双重规约下，“十七年文学”则集中地表达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建构，并在个人/群体、民族/世界等二元关系中，书写诗人见证、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的主人翁精神②。换言之，第一代政治抒情诗人的任务，是以文字的方式参与到意识形态的阐释之中，诗是意识形态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③，比如郭沫若的《新华颂》、贺敬之的《回延安》、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等。这些诗歌曾经轰动一时，因为它们是战歌，是颂歌，是充满建设热情与战斗精神和鼓动性的。
有趣的是，当人们谈论“十七年”期间的政治抒情诗时，谈论的重心往往落在“巨大的热情”“伟大的奉献”等话语上，而非诗的审美特性。笔者认为，这些政治抒情诗实际上并非建立于“诗”，而是建立在异于诗的“其他性”上。
即使是那些被认为“经典”的“十七年”政治抒情诗，依然存在二元对立。比如臧克家的《有的人》，整首诗依然是在好人/坏人、奉献/剥削的二元对立的框架下写作的，只不过情感有所节制而已。“十七年”政治抒情诗为这一状况开了这样一个头。
那么，政治抒情诗是否就已经缺失了诗的价值而难以彰显于当下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二
胡丘陵的长诗《2001年，9月11日》和《长征》可谓给政治抒情诗带来了一股活力。
由于“十七年”政治抒情诗中大量“包罗万象的词”④占据了本来就狭窄拥挤的诗歌公共空间，要打破读者偏见与政治抒情诗自身的局限性，从而写出一种新的，尤其是有一定长度的政治抒情诗是不易的，就连胡丘陵本人也坦言这是一次“精神历险”⑤。但从创作实绩来看，胡丘陵的这次“精神历险”是颇有收获的。
蓝棣之、谢冕等著名学者把胡丘陵称作“第三代政治抒情诗人”的典型代表。胡丘陵擅长写长诗，他的诗紧扣当代生活现实又能超越其中，用诗人的精神观照和关怀现实与历史。《2001年，9月11日》和《长征》就是其中的代表。
《2001年，9月11日》和《长征》虽然被定义为政治抒情诗，但由于诗歌本身较长及诗歌具有强烈的历史性和现实性，实际上也是叙事的。与第一代政治抒情诗人所不同的是，胡丘陵这两部长诗的对象要么是媒体的镜像，要么是历史的尘埃，严格来说，胡丘陵并没有亲身经历过长征与“9·11”。这种“无经历的写作”固然在某种程度上会损害诗歌叙事的真实感，但正是因为这种“缺席的经历”，使胡丘陵能够摆脱僵一些束缚，创作出具有历史意识和人道情怀的诗歌。
不得不说，胡丘陵具有较强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主要体现在他的历史参与意识之中。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单向对译，而是“通过对这个复杂的文本化世界的阐释，参与历史意义创造的过程，甚至参与对政治话语、权力运作和等级秩序的重新审理”⑥。也就是说，一个具有高度历史意识的诗人在描写历史事件时，并不会把历史当作客观的事件，而是把它当作文本，把历史文本化，这种“文本化”绝不是肆意篡改历史，把历史当作玩具，而是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中发掘人性共通之处，以一种高度的责任感观照历史。在《2001年，9月11日》中，有这样的诗句：“那股通过卫星传来的浓烟/呛得我喘不过气来/小女孩美妙的琴声/被戛然撞断/老奶奶菜篮里的西红柿/滚落在地/流出血的汁液/……我的那些从海中打捞的整整齐齐的诗句/也被撞倒在海里/东一行，西一行/至今，还不知所经的旅途/到处流浪。”⑦而在《长征》中则有这样的诗句：“将军们，看着自己精心培养的战士/一个一个长成草/自己的头发、眼睛和心都长出草来/手挽手，走过若尔盖/走过这片世界上最不踏实的土地/以后走什么样的路/都踏实无比了。”⑧
胡丘陵本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9·11”的现场，更不可能看见“老奶奶的菜篮”和听见“小女孩美妙的琴声”，他所了解到的关于“9·11”的一切，都来源于媒体报道，也就是说，胡丘陵诗歌所面对的历史，本身就是文本的。如果诗人用客观的标准处理这些素材，那么诗歌势必会显得幼稚可笑。胡丘陵把目光从宏达的历史事件中移开，利用想象，塑造了在“大历史”背景下受难的普通个体的形象，他似乎并不在意历史事件本身，而在意事件中的人，尤其是没有抵抗能力的鲜活的普通人。
三
胡丘陵似乎有意在历史文本中重新塑造一个“人”的历史文本，比如上文提到的《长征》中的诗句。红军过草地一向被塑造为“艰苦”和“牺牲”的代名词，如果胡丘陵继续以此为写作基点，则难免使诗歌流于重复。好在胡丘陵避开了某些代名词，新写了这一历史文本，用细腻的情感替代了持续的呐喊，既维护了诗歌的想象，写出了独特的历史体验。
伊丽莎白·鲍温在《小说家的技巧》中说：“小说不只是叙述一下人们的经历而已，它还要在经历之外添加一些什么……小说决不是新闻报道，它写的并不是什么耸人听闻的重大事件……小说家的想象力具有一种独特的力量。这种想象力不只能创造，而且能洞见。它是一种强化剂，因之，哪怕是平凡普通的日常事物，一经想象的渲染，也具有了力量和特殊的重要性，变得更加真实，更富于内在的现实性。”⑨ 尽管鲍温谈论的是小说，但诗歌的真实亦是如此。对于诗歌，尤其是以历史事件为对象的诗歌来说，想象的真实比起新闻式的真实，更具有艺术的力量。胡丘陵这两部诗的写作，可以说是“想象的胜利”。他完全不拘泥于“客觀”，而是尽情发挥想象，构造富于情感的“历史诗句”。《2001年，9月11日》中有这样的诗句：“听一听小珍妮稚嫩的童声/妈妈，我才俯瞰这/美丽的城市/为什么要成为最后的一瞥/妈妈，我要摘取红红的太阳/可太阳，一下子/就倾斜了/太阳好热，我好热/原来不是太阳在燃烧/许多吊灯都成了他的玩具/只是小手/来不及动弹/听一听爱丽丝的电话/‘妈妈，我爱你’/然而，这是最后一次。”⑩想象的小女孩与想象的母亲不一定在灾难的现场，但诗人却把他们放置在了现场，通过与恐怖分子暴力行径的对比，这种女性和孩子的柔情更能唤醒读者内心深处的同情与忧虑，这也就是鲍温所说的“内在的现实性”。
胡丘陵曾说：“诗人必须是人类命运峰值的独行者，但又必须与芸芸众生共享空气、雨露和阳光。诗，永远不能游离于社会之外歌唱。”？輥？輯？訛从表面上看，胡丘陵要说的似乎是诗歌的社会性和现实性问题，但实际上，他强调的是与芸芸众生的共生性问题，是诗歌的人性问题。在胡丘陵看来，诗歌必须是人性的。
在《2001年，9月11日》中，胡丘陵写道：“如果你感到这寒冷的冬天有些漫长/请用我的诗歌取暖/如果你感到被撞的地球还在疼痛/请用我的诗歌疗伤。”？輥？輰？訛诗歌能否用于“疗伤”我们并不清楚，但是诗人的人性意识是清晰可见的：“养老院里/一位朝鲜战场短腿的老兵/露出了他一生中，最为灿烂的笑容/另一位曾用机关枪击毙过15名美国大兵的老兵/愤怒地表示/如果需要，他将与50年前的敌人一道/走上反击恐怖的战场。”？輥？輱？訛昔日因政治原因而枪炮相加的敌人，在胡丘陵的笔下，成了为人类共同利益而奋战的团体，也许在胡丘陵看来，人类的命运本就是一致的，人们只该为共同的敌人而奋战，诗人是关怀人类的。在《长征》中，胡丘陵写道：“为了这一山石头/两个用不同刺刀刺倒对方的战士/四只鼓胀的眼睛，发现对方是自己的兄弟/一个被抓走的，不得不上战场的哥哥/一个因为哥哥被抓走/毅然上战场为哥哥报仇的弟弟。”？輥？輲？訛战争中每一个活生生的人都是胡丘陵所同情的，这也是胡丘陵诗歌人性光辉的所在。
胡丘陵好像是一个矿工，坚定地在现实的不完满之中挖掘黄金，并把这些历尽千辛万苦挖掘出来的闪闪发亮的黄金，一个个放到读者的面前，饱含深情地向读者介绍这些小石头的美好与光亮。
从第一代缺乏象征的政治抒情诗到胡丘陵充满历史意识与人性光辉的政治抒情诗，这一类型的诗歌似乎已经走出模式，走向了一个更开放和优秀的未来。但政治抒情诗似乎不易摆脱“主题先行”。创造诗的天然意象，将有助于政治抒情诗的创作与传播，而胡丘陵给出了自己的方法与手段——把历史意识穿插进政治内容之中，用人性的光辉照亮它们。
注释：
①“身体化”写作实际上一直没有明确的定义。笔者认为，所谓的“身体化”写作主要指的是对女性身体的直接，甚至裸露的描写，比如前段时间在网络上极受欢迎的余秀华的《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身体化”写作并不是强调作品中“身体”的在场，因为没有“身体”在场的作品是不存在的。
②张继红：后革命时代，政治抒情诗何以可能？——从胡丘陵的“后政治抒情诗”创作谈起[J].芙蓉，2013（3）.
③所谓“符合意识形态的诗”，也就是前文提到的以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等为主题的诗。
④欧阳江河在《当代诗的升华及其限度》一文中指出，列维·施特劳斯在《生的与熟的》一书中用“能够接受任何一种价值”评价大洋洲原始宗教用语“Mana”，它“仅会有零度象征价值”。笔者在此指称这类“包罗万象”的词。
关键词： 政治抒情诗 胡丘陵 历史意识 人性光辉
一
诗歌的“宏大话语”受到拆解是20世紀90年代以来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诗歌的个人化、内心化、知识分子化甚至“身体化”①写作进入了诗歌写作。在这样的写作语境下，该怎样谈论有着明显本质主义倾向的政治抒情诗，值得关注。
提起政治抒情诗，多数人都不会陌生。作为中国当代诗歌中最特殊的一类，“政治抒情诗”的提法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尽管它实际出现的时间可以再向前推进到20年代与30年代的“左翼”作家蒋光慈、殷夫等人处。
一般而言，对于第一代政治抒情诗人来说，政治抒情诗主要强调诗的政治性，即在主题上，诗歌必须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必须与人民群众，尤其是工农兵相结合，必须表达无产阶级的建设热情与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成就，必须歌颂党的领导等；艺术风格上，必须明朗纯净，不允许晦涩难懂；对于作家个人来说，他必须融入革命群体之中才是关键的，即如张继红所言，在“人民性”的阶级话语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双重规约下，“十七年文学”则集中地表达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建构，并在个人/群体、民族/世界等二元关系中，书写诗人见证、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的主人翁精神②。换言之，第一代政治抒情诗人的任务，是以文字的方式参与到意识形态的阐释之中，诗是意识形态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③，比如郭沫若的《新华颂》、贺敬之的《回延安》、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等。这些诗歌曾经轰动一时，因为它们是战歌，是颂歌，是充满建设热情与战斗精神和鼓动性的。
有趣的是，当人们谈论“十七年”期间的政治抒情诗时，谈论的重心往往落在“巨大的热情”“伟大的奉献”等话语上，而非诗的审美特性。笔者认为，这些政治抒情诗实际上并非建立于“诗”，而是建立在异于诗的“其他性”上。
即使是那些被认为“经典”的“十七年”政治抒情诗，依然存在二元对立。比如臧克家的《有的人》，整首诗依然是在好人/坏人、奉献/剥削的二元对立的框架下写作的，只不过情感有所节制而已。“十七年”政治抒情诗为这一状况开了这样一个头。
那么，政治抒情诗是否就已经缺失了诗的价值而难以彰显于当下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二
胡丘陵的长诗《2001年，9月11日》和《长征》可谓给政治抒情诗带来了一股活力。
由于“十七年”政治抒情诗中大量“包罗万象的词”④占据了本来就狭窄拥挤的诗歌公共空间，要打破读者偏见与政治抒情诗自身的局限性，从而写出一种新的，尤其是有一定长度的政治抒情诗是不易的，就连胡丘陵本人也坦言这是一次“精神历险”⑤。但从创作实绩来看，胡丘陵的这次“精神历险”是颇有收获的。
蓝棣之、谢冕等著名学者把胡丘陵称作“第三代政治抒情诗人”的典型代表。胡丘陵擅长写长诗，他的诗紧扣当代生活现实又能超越其中，用诗人的精神观照和关怀现实与历史。《2001年，9月11日》和《长征》就是其中的代表。
《2001年，9月11日》和《长征》虽然被定义为政治抒情诗，但由于诗歌本身较长及诗歌具有强烈的历史性和现实性，实际上也是叙事的。与第一代政治抒情诗人所不同的是，胡丘陵这两部长诗的对象要么是媒体的镜像，要么是历史的尘埃，严格来说，胡丘陵并没有亲身经历过长征与“9·11”。这种“无经历的写作”固然在某种程度上会损害诗歌叙事的真实感，但正是因为这种“缺席的经历”，使胡丘陵能够摆脱僵一些束缚，创作出具有历史意识和人道情怀的诗歌。
不得不说，胡丘陵具有较强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主要体现在他的历史参与意识之中。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单向对译，而是“通过对这个复杂的文本化世界的阐释，参与历史意义创造的过程，甚至参与对政治话语、权力运作和等级秩序的重新审理”⑥。也就是说，一个具有高度历史意识的诗人在描写历史事件时，并不会把历史当作客观的事件，而是把它当作文本，把历史文本化，这种“文本化”绝不是肆意篡改历史，把历史当作玩具，而是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中发掘人性共通之处，以一种高度的责任感观照历史。在《2001年，9月11日》中，有这样的诗句：“那股通过卫星传来的浓烟/呛得我喘不过气来/小女孩美妙的琴声/被戛然撞断/老奶奶菜篮里的西红柿/滚落在地/流出血的汁液/……我的那些从海中打捞的整整齐齐的诗句/也被撞倒在海里/东一行，西一行/至今，还不知所经的旅途/到处流浪。”⑦而在《长征》中则有这样的诗句：“将军们，看着自己精心培养的战士/一个一个长成草/自己的头发、眼睛和心都长出草来/手挽手，走过若尔盖/走过这片世界上最不踏实的土地/以后走什么样的路/都踏实无比了。”⑧
胡丘陵本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9·11”的现场，更不可能看见“老奶奶的菜篮”和听见“小女孩美妙的琴声”，他所了解到的关于“9·11”的一切，都来源于媒体报道，也就是说，胡丘陵诗歌所面对的历史，本身就是文本的。如果诗人用客观的标准处理这些素材，那么诗歌势必会显得幼稚可笑。胡丘陵把目光从宏达的历史事件中移开，利用想象，塑造了在“大历史”背景下受难的普通个体的形象，他似乎并不在意历史事件本身，而在意事件中的人，尤其是没有抵抗能力的鲜活的普通人。
三
胡丘陵似乎有意在历史文本中重新塑造一个“人”的历史文本，比如上文提到的《长征》中的诗句。红军过草地一向被塑造为“艰苦”和“牺牲”的代名词，如果胡丘陵继续以此为写作基点，则难免使诗歌流于重复。好在胡丘陵避开了某些代名词，新写了这一历史文本，用细腻的情感替代了持续的呐喊，既维护了诗歌的想象，写出了独特的历史体验。
伊丽莎白·鲍温在《小说家的技巧》中说：“小说不只是叙述一下人们的经历而已，它还要在经历之外添加一些什么……小说决不是新闻报道，它写的并不是什么耸人听闻的重大事件……小说家的想象力具有一种独特的力量。这种想象力不只能创造，而且能洞见。它是一种强化剂，因之，哪怕是平凡普通的日常事物，一经想象的渲染，也具有了力量和特殊的重要性，变得更加真实，更富于内在的现实性。”⑨ 尽管鲍温谈论的是小说，但诗歌的真实亦是如此。对于诗歌，尤其是以历史事件为对象的诗歌来说，想象的真实比起新闻式的真实，更具有艺术的力量。胡丘陵这两部诗的写作，可以说是“想象的胜利”。他完全不拘泥于“客觀”，而是尽情发挥想象，构造富于情感的“历史诗句”。《2001年，9月11日》中有这样的诗句：“听一听小珍妮稚嫩的童声/妈妈，我才俯瞰这/美丽的城市/为什么要成为最后的一瞥/妈妈，我要摘取红红的太阳/可太阳，一下子/就倾斜了/太阳好热，我好热/原来不是太阳在燃烧/许多吊灯都成了他的玩具/只是小手/来不及动弹/听一听爱丽丝的电话/‘妈妈，我爱你’/然而，这是最后一次。”⑩想象的小女孩与想象的母亲不一定在灾难的现场，但诗人却把他们放置在了现场，通过与恐怖分子暴力行径的对比，这种女性和孩子的柔情更能唤醒读者内心深处的同情与忧虑，这也就是鲍温所说的“内在的现实性”。
胡丘陵曾说：“诗人必须是人类命运峰值的独行者，但又必须与芸芸众生共享空气、雨露和阳光。诗，永远不能游离于社会之外歌唱。”？輥？輯？訛从表面上看，胡丘陵要说的似乎是诗歌的社会性和现实性问题，但实际上，他强调的是与芸芸众生的共生性问题，是诗歌的人性问题。在胡丘陵看来，诗歌必须是人性的。
在《2001年，9月11日》中，胡丘陵写道：“如果你感到这寒冷的冬天有些漫长/请用我的诗歌取暖/如果你感到被撞的地球还在疼痛/请用我的诗歌疗伤。”？輥？輰？訛诗歌能否用于“疗伤”我们并不清楚，但是诗人的人性意识是清晰可见的：“养老院里/一位朝鲜战场短腿的老兵/露出了他一生中，最为灿烂的笑容/另一位曾用机关枪击毙过15名美国大兵的老兵/愤怒地表示/如果需要，他将与50年前的敌人一道/走上反击恐怖的战场。”？輥？輱？訛昔日因政治原因而枪炮相加的敌人，在胡丘陵的笔下，成了为人类共同利益而奋战的团体，也许在胡丘陵看来，人类的命运本就是一致的，人们只该为共同的敌人而奋战，诗人是关怀人类的。在《长征》中，胡丘陵写道：“为了这一山石头/两个用不同刺刀刺倒对方的战士/四只鼓胀的眼睛，发现对方是自己的兄弟/一个被抓走的，不得不上战场的哥哥/一个因为哥哥被抓走/毅然上战场为哥哥报仇的弟弟。”？輥？輲？訛战争中每一个活生生的人都是胡丘陵所同情的，这也是胡丘陵诗歌人性光辉的所在。
胡丘陵好像是一个矿工，坚定地在现实的不完满之中挖掘黄金，并把这些历尽千辛万苦挖掘出来的闪闪发亮的黄金，一个个放到读者的面前，饱含深情地向读者介绍这些小石头的美好与光亮。
从第一代缺乏象征的政治抒情诗到胡丘陵充满历史意识与人性光辉的政治抒情诗，这一类型的诗歌似乎已经走出模式，走向了一个更开放和优秀的未来。但政治抒情诗似乎不易摆脱“主题先行”。创造诗的天然意象，将有助于政治抒情诗的创作与传播，而胡丘陵给出了自己的方法与手段——把历史意识穿插进政治内容之中，用人性的光辉照亮它们。
注释：
①“身体化”写作实际上一直没有明确的定义。笔者认为，所谓的“身体化”写作主要指的是对女性身体的直接，甚至裸露的描写，比如前段时间在网络上极受欢迎的余秀华的《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身体化”写作并不是强调作品中“身体”的在场，因为没有“身体”在场的作品是不存在的。
②张继红：后革命时代，政治抒情诗何以可能？——从胡丘陵的“后政治抒情诗”创作谈起[J].芙蓉，2013（3）.
③所谓“符合意识形态的诗”，也就是前文提到的以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等为主题的诗。
④欧阳江河在《当代诗的升华及其限度》一文中指出，列维·施特劳斯在《生的与熟的》一书中用“能够接受任何一种价值”评价大洋洲原始宗教用语“Mana”，它“仅会有零度象征价值”。笔者在此指称这类“包罗万象”的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