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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家当中,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属于能塑造时代的那一类型。他毕业干牛津大学,1994年成为英国工党领袖,1997年带领工党结束了保守党此前18年的执政期,也成为英国自1812年以来最年轻的首相。2007年,布莱尔黯然卸任,并于2010年推出了回忆录《A Journey:My PoliticalLife》,记述了英国自黛安娜王妃去世到发起反恐战争这数年间的历史。书中充满了坦率无畏并且不乏嘲讽的细节,记录了布莱尔执政生涯的起起落落,让读者不仅窥见一位政治家,也走近一个普通人。
今年8月,这本关于英国政治权力本质及其运用的书推出中文版。布莱尔亲临该书的首发式,还邀来知名女星李冰冰朗诵了书中的精彩片段。
本节选描写了黛安娜王妃车祸后作为首相的布莱尔的应对以及想法。一位出色的政治人物,如何面对重大的历史事件,如何在紧要关头发挥作用,从中或许可见一斑。
凌晨两点左右,最非比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切丽一旦睡着就很难醒来,而我却惊醒了,当时发现床边站着一个警察。你可以想象,那多么的吓人。当我竭力清醒过来后,他告诉我,他按过门铃,可我没有听见;他又说,黛安娜王妃遭遇车祸,受了重伤;他还说,我应该立刻给身在巴黎的英国驻法大使迈克尔·杰伊爵士打电话。
然而,到了凌晨四点,我又接到一个电话,说王妃已经去世了。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无情。我悲痛万分。我喜欢她,我为她的两个儿子深感痛心,可是我也明白,这事非同小可,它会轰动全国,事实上还会震惊全球。不论对国内还是国外,英国的表现都非常重要。
当思忖她去世的事以及自己应该如何发言时,我心里不但有悲伤,还有责任感。我觉得,自己应该尽力表达出最真实的她,这是我欠她的情。我坐在特里姆登的书房里,曙光透过窗户射进屋内,我心中想着:她会希望我如何谈论她呢?
王室当然已经发布了声明,可是,女王并不打算发表讲话。
那时的我已经想好自己要说的话。我在一只信封的背面草草写下这些话,并跟阿拉斯泰尔讨论起来。在这种形势下,最要不得的就是推托、犹疑和逢迎。
现在听来,“人民的王妃”这个词仿佛来自另一个时代,俗气、过火,诸如此类。不过,这在当时感觉很自然,而且我尤其认为黛安娜会喜欢这个称号。那是她对自己的定位,而且人们也应该以此记住她。人们爱戴她,正是因为她虽然贵为王妃,却仍然容易受到伤害,仍然会受到人生起起落落的打击;她能够治疗人们的伤痛,因为她明白受伤的感觉。
我们开车走了几英里,来到特里姆登中心的草地上。那所古老的教堂就耸立在那里。阿拉斯泰尔已经安排了一群新闻记者到场。我下车,走上前,开始讲话。身处达勒姆郡的这个小村庄,站在一座古老的小教堂前面的草地上,说着一些我心知将会传遍英国和世界的话,感觉很奇异。这番话将会成为人们对我的印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到了今天,还会有人跟我提起。也许你会想到花上数天、数周准备的重要演讲,想到我参与其中的塑造现代历史的重大事件,想到政治斗争、危机、得势的时刻、绝望的时刻;然而,草草写在信封背后的那几句话,其传播范围也许比我做过的任何事情都要广。
国内的情绪正如我们所料:悲伤之情倾泻而出。但是,其中已经夹带了一种对她死于非命而感到愤怒的情绪。起初,怒火烧向跟踪她的狗仔队。常人也许难以理解公众人物受人追踪时的感受,而且,出于完全可以理解的理由,大多数人并不会为名人感到悲哀,因为其中很多人还很愿意走上那条路。人们如此争辩道:他们占据了社会的上层,就该哄下层的人开心。无论如何,代价很小,不是吗?
只不过就黛安娜事件来说,代价远远超出了小的范围。她被切切实实地“猎杀”了。她是一座频繁遭到洗劫的金矿。他们挖得很深、不顾一切,因为收获是如此丰厚。当然,媒体说,如果媒体报道符合她的心意,她是很喜欢跟媒体打交道的。这话听起来很对,然而,真相却远非如此。真相是,完全暴露在媒体的关注下,除了跟它们交手,你别无选择,你得竭力让它们支持你的观点,尽量阻止不一样的而且通常是反对你的、不公平的言论占据主导地位。换句话说,有时候,别无选择:你要么设法喂饱野兽,要么被野兽吃掉。于是,她喂野兽,有时候还喂得人饱,却无法改变基本事实:她长期受到骚扰,备受非人性的折磨,这些折磨有时候还是那么的可怕、过分和错误。
译文参考自译林出版社版本
李永学,董宇虹,江凌译
今年8月,这本关于英国政治权力本质及其运用的书推出中文版。布莱尔亲临该书的首发式,还邀来知名女星李冰冰朗诵了书中的精彩片段。
本节选描写了黛安娜王妃车祸后作为首相的布莱尔的应对以及想法。一位出色的政治人物,如何面对重大的历史事件,如何在紧要关头发挥作用,从中或许可见一斑。
凌晨两点左右,最非比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切丽一旦睡着就很难醒来,而我却惊醒了,当时发现床边站着一个警察。你可以想象,那多么的吓人。当我竭力清醒过来后,他告诉我,他按过门铃,可我没有听见;他又说,黛安娜王妃遭遇车祸,受了重伤;他还说,我应该立刻给身在巴黎的英国驻法大使迈克尔·杰伊爵士打电话。
然而,到了凌晨四点,我又接到一个电话,说王妃已经去世了。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无情。我悲痛万分。我喜欢她,我为她的两个儿子深感痛心,可是我也明白,这事非同小可,它会轰动全国,事实上还会震惊全球。不论对国内还是国外,英国的表现都非常重要。
当思忖她去世的事以及自己应该如何发言时,我心里不但有悲伤,还有责任感。我觉得,自己应该尽力表达出最真实的她,这是我欠她的情。我坐在特里姆登的书房里,曙光透过窗户射进屋内,我心中想着:她会希望我如何谈论她呢?
王室当然已经发布了声明,可是,女王并不打算发表讲话。
那时的我已经想好自己要说的话。我在一只信封的背面草草写下这些话,并跟阿拉斯泰尔讨论起来。在这种形势下,最要不得的就是推托、犹疑和逢迎。
现在听来,“人民的王妃”这个词仿佛来自另一个时代,俗气、过火,诸如此类。不过,这在当时感觉很自然,而且我尤其认为黛安娜会喜欢这个称号。那是她对自己的定位,而且人们也应该以此记住她。人们爱戴她,正是因为她虽然贵为王妃,却仍然容易受到伤害,仍然会受到人生起起落落的打击;她能够治疗人们的伤痛,因为她明白受伤的感觉。
我们开车走了几英里,来到特里姆登中心的草地上。那所古老的教堂就耸立在那里。阿拉斯泰尔已经安排了一群新闻记者到场。我下车,走上前,开始讲话。身处达勒姆郡的这个小村庄,站在一座古老的小教堂前面的草地上,说着一些我心知将会传遍英国和世界的话,感觉很奇异。这番话将会成为人们对我的印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到了今天,还会有人跟我提起。也许你会想到花上数天、数周准备的重要演讲,想到我参与其中的塑造现代历史的重大事件,想到政治斗争、危机、得势的时刻、绝望的时刻;然而,草草写在信封背后的那几句话,其传播范围也许比我做过的任何事情都要广。
国内的情绪正如我们所料:悲伤之情倾泻而出。但是,其中已经夹带了一种对她死于非命而感到愤怒的情绪。起初,怒火烧向跟踪她的狗仔队。常人也许难以理解公众人物受人追踪时的感受,而且,出于完全可以理解的理由,大多数人并不会为名人感到悲哀,因为其中很多人还很愿意走上那条路。人们如此争辩道:他们占据了社会的上层,就该哄下层的人开心。无论如何,代价很小,不是吗?
只不过就黛安娜事件来说,代价远远超出了小的范围。她被切切实实地“猎杀”了。她是一座频繁遭到洗劫的金矿。他们挖得很深、不顾一切,因为收获是如此丰厚。当然,媒体说,如果媒体报道符合她的心意,她是很喜欢跟媒体打交道的。这话听起来很对,然而,真相却远非如此。真相是,完全暴露在媒体的关注下,除了跟它们交手,你别无选择,你得竭力让它们支持你的观点,尽量阻止不一样的而且通常是反对你的、不公平的言论占据主导地位。换句话说,有时候,别无选择:你要么设法喂饱野兽,要么被野兽吃掉。于是,她喂野兽,有时候还喂得人饱,却无法改变基本事实:她长期受到骚扰,备受非人性的折磨,这些折磨有时候还是那么的可怕、过分和错误。
译文参考自译林出版社版本
李永学,董宇虹,江凌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