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群体常常会自嘲“人微言轻”，其“潜台词”是教师话语权的式微，放置在教育领域观察，就是教师缺失了对教育实践活动中的现实、问题以及思考做出真实而具体的表达，并且在表达中反映自己在教育方面的思想、态度、价值观念等的权力。这本应是教师立身处命的根本，是教师专业发展的方向。话语权的式微一方面固化了社会大众对教师日常工作“简单、机械、无趣、缺乏技术含量”的认知，也降低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从事教师行业的意愿;另一方面，教师的形象还呆板地停留在“被道德化”的群体雕刻塑造，一旦有违反了社会对教师的道德预设，就很容易被道德绑架。
　　造成教师话语困境的原因，其一，是由于学校层级分明的行政化管理模式，让作为教学主体的教师更多地局限在“参与”的层面，而对于学校内部教学事务的任何方面都没有最终的决策权，长此以往，教师就习惯于被管理的地位而没有过多的发言权，教师难免就对学校的管理持冷漠和观望的态度，看他人表演的“吃瓜”心态造成学校行政与普通教师违和状态;其二，以分数、奖状等外在化的评价机制对教师的教学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制约和影响。通过“汇报课”“展示课”“观摩课”“比赛课”，及其“检查”“评比”等程序，对教师的教学进行监控和评价，在此过程中，行政管理层甚至引入多重外围评价，例如学生对教师的表格化的打分来贯彻管理者意志，从而操控教师的教学行为;其三，基于教材教学、学习培训、职称评定、考试命题、评优评先等平台的专家话语霸权高度介入，导致教师再次“被动失声”。教师逐渐沦为一个只是从事机械性、重复性劳动的平庸者以及被高度体制化的附庸与产物，教师职务的幸福感与使命感不断下降。其结果是，教育管理者只能迷信行政管理效能，强化各种检查与评价，以及通过切割“利益蛋糕”的方式来刺激教师的动能。这也就不难理解，频繁课改中，本是课改主导力量的教师群体，在一次次被边缘化过程中，丧失了课改的兴趣与动力，导致课改效果差强人意，课改难免就沦为文字游戏而落不到实处，最后又只能以考试评价的方式来强硬推行，如此又违背了课改初心。
　　然而，我们也应看到，教师话语权式微也与其自身主体意识的“觉醒”不足有关，当教师习惯于唯教材是举、依赖市场上的资料上课、滥用网上下载课件、盲目拿套题训练，以及用一成不变的眼光看待一届又一届学生的时候，教师的教学思想逐步流失，研究能力逐步下降，职业高度与寬度逐步窄化。随着网络信息的发展，教师会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驾驭课堂，最后只能诉诸话语暴力达到强硬灌输、树立自身职业尊严的目的。这无疑加剧了教学冲突、师生对立。或许，对于一些教师而言，话语权的式微并非是致命性的职业漏洞，只要有考试与分数这个工具在，简单机械毫无创意的教学工作就有市场，这是一种可怕的认知。
　　因此，要做好教育、做清醒的教育就应切实地发挥教师动能，注重教师话语权的回归与重塑。首先，尊重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主导地位，充分信任教师在教育教学中的主体性。值得注意的是管理思维在教育管理中的过度渗透，管理思维强调影响力与控制力，教育思维则着重于尊重差异、强调多元、追求合适教育，两者有着天然差别。然而，教育管理者若在上媒体头条、圈粉造粉、借位借势、人脉营造上“用力过猛”，在强化学校管理的维稳上过度，在依赖行政手段解决一切教育问题上过分，教育中的问题难免会放大。因此，“简政放权”应作为学校教学改革的重大举措，真正实现“行政的归行政，教学的归教学”，理清各自的责任与义务，行政管理者不能过度扮演教书育人权威者与评判者，而应让教师真正拥有独立的话语权，自由地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其次，专家学者应与教师平等对话。现在有些专家与教育教学第一线相距甚远，却偏好利用体制给予的“地位”，居高临下地强势推行自己的话语，单线传输并不见得能“以理服人”，在某种程度上说，专家与一线教师应该是专业成长的共同体。再者，教师要有职业信仰，秉持正确教育价值理念，主动去建构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并利用各种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此过程中，多学习、多研究、多思考、多写作应是教师教学的常态，在课堂上，教师要摒弃权威化、绝对化、单线性的粗暴话语，主动与学生搭建一个平等协商并富有逻辑力、生命力的对话平台，与学生共同成长，构建属于自己的教与学共同体，共同营造教育教学中的良性生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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