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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诸位记得木心恢复写作35周年。我相信，除了文学专家，其实没人关心作家的写作周年。今天的木心读者略微增多了，但我不认为哪位木粉会确凿记得：35年前他开始写作，并认为那是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只是借题发挥。发挥什么呢？我来讲点我和木心的往事吧。如果咱们去掉这35年，一起回到1984年，就比较好玩，比较有话说……在座八〇、九〇后不会有感觉了，四五十岁以上的朋友应该记得，1984年，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高潮。倘若我没记错，起于1978年，甚至1977年，“文革”后第一代作家和诗人接连登场。除了三〇后的张贤亮，大抵是四〇后与五〇后。譬如刘心武、路遥、高行健、北岛、芒克、多多、张抗抗、张承志、冯骥才、韩少功、王安忆、梁晓声、贾平凹、史铁生、何立伟、马原、张炜、残雪等。1984年，两位稍稍迟到的作家一鸣惊人：阿城、莫言。我记得，李陀特别以1984年——也许是1985年——为专题，写了专文，描述以上文学壮观。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六〇后作家余华、苏童，脱颖而出。以上名单肯定有所遗漏，但以上作家都能在电脑字库中立即找到全名。除了阿城和王安忆，迄今我几乎没读过以上作家，只记得1982年出国前，被刘心武的中篇《立体交叉桥》深度震撼，以至从杂志上撕下小说页，带到美国。那时，我和“星星画会”的阿城做了好朋友，哪想到几年后他将扔出惊人的小说。1983年，我认识了来美访问的王安忆，我与她同届，仅只初中程度，居然有人写小说，我很惊异，满怀感动读她的长篇《69届初中生》，之后通信十余年，读她的新作，如今，她已是祖母级作家。
总之，以上作家持续出书时，读者可能多于今天的网络粉丝量。西方的关注紧随其后，据我所知，欧美各国相继出现他们的译本，随即出现以单个大陆作家作硕博士论文的学者。大家都会同意，这是断层后的文学景观。断层彼端，从“五四”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知名老作家、老诗人，到了八十年代，半数过世了，仍在世的茅盾、曹禺、艾青、巴金、冰心、沈从文、张爱玲等，早已很少，或根本不再创作。我记得巴金写了《随想录》，传颂一时。艾青的公子，画家艾轩，给我念过他父亲在“文革”后写的几首新诗。
夹在两代人之间，还有一位汪曾祺，忽然火起来。再后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吧，有位老先生张中行发表了散文集，我非常喜欢。总之，断层之后，许多被封尘很久的名字，成为活的废墟。说来荒唐。1980年，阿城告诉我沈从文和钱锺书的名字，我不知去哪里找他们的书。1983年，我人在纽约，有位新认识的朋友递给我一本香港版小说集，封面两个字：《色·戒》，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张爱玲。这就是35年前中国大陆的文学景观。35年前，我也有自己的阅读记忆：我在海外阅读同辈的阿城和王安忆，同时，阅读沈从文和张爱玲将近半个世纪前写的小说。那位借给我张爱玲小说的家伙是谁呢，就是孙牧心。他说，他在十三四岁读到张爱玲首批发表的小说，算起来，那是1941年的事情。
孙牧心是个画家，和我们这群青年混在艺术学院，假装留学，数他年龄最大。那时，我们必须申请留学才能出国，而在我的上海记忆中，有不少像他那样沧海遗珠式的老侠客，潜藏很深，故事很多。
1983年，纽约华语报忽然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散文，我很惊异，就去找他玩。我问他，你从前写的东西呢？他带着狡黠的微笑，说：没有了呀，全都没有了。
现在想想很奇怪，很好玩：1984年，我远远听说一大帮同辈人正在闹腾文学，同时，在我眼前，有位老头子刚刚恢复写作。对我来说，二者都是新人，热乎乎的，照木心的说法，像是刚出炉的大饼。我似乎享受着什么秘密，心里想：嘿，我也认识一个作家，你们都不知道！孙牧心是二〇后，在我们这群狼羔子还没出生前，他就开始写作了。1939年他12岁，写了小诗，拿去桐乡刊物发表。1949年他22岁，仍然写作，但不再发表。45岁前后他被多次单独关押，居然还敢偷偷写作，那就是幸存的66页狱中手稿。他缝在棉裤里，带出来，藏起来。反正，直到56岁出国前，他从未发表一篇文字、一首诗，他绝对不让人知道他在写作。出国后，他要靠画画谋生，决定不写作了。
后来的故事大家可能知道：1983年，来自巴黎的台湾画家陈英德去看木心的画，听他谈吐，以为不凡，坚持要他恢复写作，于是，照孙牧心的说法，他以文字“粉墨登场”，在华语报刊发表文章。为什么他又愿意写了呢？我猜，一是环境换了，二是稿费补贴生活，总之，开了笔，他就收不住了。很快，台湾文坛知道了他。1984年之所以对他很重要，是因为诗人痖弦在首期《联合文学》为他推出了他的散文专题展。1986年，由纽约《中报》副刊主编曹又方主持为木心散文开了座谈会，那是老头子唯一一次听取别人谈论他的文学。现在，曹女士，还有与会的台湾作家郭松棻夫妇，都已逝世了。
回到1984年，木心虽然不认识大陆的新作家，但他当然好奇。我把王安忆的《小鲍庄》给他看。其中描写村里苦婆娘收留个苦孩子，当作亲生，晚上抱着孩子的脚睡觉——木心指着这一段，脸上很感动的样子，说：“写得好，写得好，她非常会写！”我把阿城刚发表的《棋王》给他看，他指着其中一段，写王一生出村时的背影，非常瘦，裤子里空荡荡的好像没有腿，木心容光焕发，做出举杯祝贺的姿势，说：“你写信告诉他：一个文学天才诞生了。”我就写信告诉阿城。1986年，阿城来美参加爱荷华写作班，过纽约，住我家，我弄了饭菜，叫来木心，他俩居然谈到凌晨4點。那夜我们穿着拖鞋，我记得阿城上厕所时，木心忽然很好玩地凑过脸对我说：阿城完全是个书生呀，你看那双脚，十足书生脚。另一次我们吃饭，阿城请木心给他的小说提提意见，木心很认真地说：“《棋王》，我数了，用了140多个‘一’字。”这样的文学批评，我和阿城从未听过。
说起随便哪位作家，木心就拿出一句话、一段文，然后议论。渐渐他从别的渠道阅读大陆新作家，每读一位，都是捻出一两句议论。譬如他能背诵顾城的诗，我不明白为什么他欣赏其中写长江的船帆的句子，说是像“裹尸布”，在不同海外作家的饭局中，他好几次完整背出那首诗，啧啧称奇。所以大陆新作家不知道，他们的海量读者群里，远远地，有一位老木心。王安忆，阿城，还有湖南的何立伟，对木心的文章怎么看呢？反应各不相同。1983年王安忆访美，我给她看了木心某篇文字，她很快读过后说：像台湾的七等生。我于是不再给她介绍木心的其他书。何立伟表示惊异，2006年木心首次出版大陆版本，何立伟特意写了一篇评论，发在《南方周末》。那时找个人评论木心，非常困难，我很感谢他。阿城，1992年去意大利领受文学奖，在被要求为意大利读者选择的十几篇大陆文学中，他列入了木心的《芳芳No.4》，并扼要做了介绍，其中一句我记得，大意是：对中外文学的理解，没人可以和木心比。但阿城好教养，从没跟我提这事。最近他出了文集，我才读到。那时他知道我们的文学课珍贵，讲席结束后，我们办了所谓“毕业典礼”，风雪天气，阿城自费从加州赶来，用行李箱装着自费购置的专业摄像机，全程拍摄我们的最后一次聚会。很可惜，那盘资料片连同阿城的许多音乐物件，后来失窃了。 我不确定1984年前后的大陆，还有谁听说过木心。没有“伊妹儿”和微信的时代，大陆消息都是口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不少旅美港台作家已经能去大陆，带回文坛八卦，其中说道：上海一位文学编辑读到木心某篇散文，很喜欢，准备用在刊物上，她推荐给当时已经是文化部部长的王蒙看，王蒙说，太小资了。我不确定以上故事是真的，还是误传。但那位台湾作家转告了木心——我也忘了他的名姓，反正是诗人——木心说给我听，而且开心地笑起来，说：“我是文学婴儿呀，刚开始写，他就要把我在摇篮里掐死……”。我爆笑，木心来劲了，喜滋滋补了一句：“顺便把摇篮也掐死。”
但这位文学婴儿很快爬出摇篮，长大了。大约在1988后，木心不再粉墨登场，不往报刊投稿，开始闷头写难懂的诗。我想：他一年年老了，就这样自说自话逍遥下去，将来谁读他、谁懂他？所以他一直是我的麻烦。在纽约，知道他的人大部分不屑一顾，上文学课时，常有讥笑和流言，有些背后说，有些就是我的朋友，当着我面嘲笑木心。而他只顾自己得意，拼命写《巴珑》和《诗经演》之类。
1992年阿城来纽约，有天上午我们谈起木心，我说老头子完蛋了，将来他怎么办啊，谁读他？阿城说：你可别这么想。大陆的孩子咕嘟咕嘟冒出来，有像样的教育，读各种书，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懂木心？又过了14年，2006年，木心的书终于在大陆出版了，在头一批热情回应的作家中，除了几位我的同代人，孙甘露、小宝、孙郁、岳建一，全是七〇后，包括昨天在座的李静。另一位七〇后李春阳，日后为木心最难懂的《诗经演》作了全部的古文注释，上海一位七〇后女教授马宇辉，为《文学回忆录》的所有中国古典文学部分，作了全部的校勘与订正……2011年木心逝世，意外的是，上百位陌生的八〇后孩子从各地赶来，一声不响站在殡仪馆门口，其中好几位在木心病重期间自行来到医院，守护木心，直到他死。
2012年底《文学回忆录》出版了，木心的读者出现越来越多的八〇后和九〇后，我算了一下，当1992年我对阿城说木心完蛋时，大陆的七〇后读者大部分还是高中生，八〇后读者干脆在幼儿园，或者还没出生。如今，以我亲眼所见，木心的读者已出现九〇后、〇〇后。现在想想，我真佩服阿城的远见。说起木心在大陆出书，还有故事。他的一位故旧名叫胡塞，曾在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任编辑（顺便一说，《世界经济导报》的题字，是木心写的），胡塞的公子胡钢，与我同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与木心相熟，曾与木心一起商量写申诉书，争取平反。九十年代末，胡钢在上海与严博飞、小宝合伙开季风书店，私下里，胡钢通过他在纽约的哥哥胡澄华传话，再三恳请木心叔叔让他出版《木心文集》。老头子当时七十多岁了，知道来日无多，终于同意了。胡钢于是自雇秘书，将台湾版《木心》逐字录入。大家可以想象，在2000年前后的出版局面，胡钢以个人的力量承受出版十余册文集，包括市场营销，多么猖狂，而木心在大陆既不认识任何出版人，更无知名度，他不可能和新作家那样，再获得十年二十年光阴，累积声誉。但胡钢神采奕奕承担了这件事。1998年秋我带着木心的书信首次见胡钢，他带我去他为木心文集租赁的小办公室，桌上堆着全是台湾版《木心》。
结果，如大家可能预料的，此事搁浅了。木心又默默等了六七年，最后，2006年，是刘瑞琳的理想国出版社做了这件事。那时木心79岁。
今天纪念木心重启写作35年，我能提供的便是以上记忆。我以为，这是木心个人的历程，除了年份重合，与新时期文学完全不交集。我们或许可以讨论的是：木心和新时期文学为什么不交集？这种双向的不交集，意味着什么？但我无法回答。我很想知道，过去百年有没有相同的文学个例。五四新文学以来，若干作家是冷门的、非主流的、遭遇批判而被长期遗忘的、又重新见光的，譬如民国时期的废名、徐志摩、九月派、七叶派、沈从文、张爱玲，譬如新时期文学中死后才被关注的海子、王小波……因政治与地域关系而长期隔阂的，譬如对岸的姜贵、朱西宁、洛夫、向明、罗门、蓉子、管管、痖弦、郑愁予、王文兴、七等生、司马中原、郭松棻……木心的行状，和他们都不一样。从彼岸的语境看，以上名字享有长期的岛内声誉，很早便在他们的文学史名单中，木心虽曾名噪一时，但他是外人，从未被归入台湾作家，如今纪念他的台湾作家仍将他视为此岸出去的人。由于暮年回归，他也不会被视为海外华人作家。从此岸的语境看，他的文学从未被批判，因为从未见光，他的才能没被埋没，因为他不在文坛。他在最后岁月获得小小关注，人听说他，未必读他。他很老了，却不是老作家，而是不折不扣的新作家，因为他密集的写作期，和新时期文学同时发生。因此，木心的孤绝、局外，不全是外界和历史的缘故，而是，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出于他自己的安排和选择。这一选择，非常明确、固执，而且持久。他没有寄过一份稿子给此岸。自从35年前恢复写作，他就决定完整地、彻底地仅仅做他自己，在名分上竭力保持“一个人”。他最简单的一念，我知道，是不要和大家混在一起。
但他暮年放弃了他的固执，低下头来，妥协了。他对什么妥协？母语，还有读者。他知道，母语写作的读者群是在母国。所以，只有一件事，再寻常不过的一件事，使木心和所有以上作家完全交集，就是，他用中文写作。我不想细说，更不想强调木心个人的长期困境。这是许多作家，包括世界文豪遭遇过的故事。我所感兴趣的是，他的故事非常别致，正像他的文风，始终试图保持他的独一性。我清楚，他的困境，或者说，他的固执的选择，来自美学立场，所谓美学立场，其实，来自他的性格。性格即命运。木心说：“命运很精致”。1983年他恢复写作，是命运，也是性格。他被剥夺了大好年华，是他的命运，晚年还是拿起笔来，是他的性格。而他迟至2006年，在他79岁时才在大陆出书，则并非全是命运，而是由于性格，我想说，“性格也很精致”，大家可能会同意，只要他愿意跟这边混，他并非不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推出他的书。但我完全无法想象和“大家”混在一起的木心。他的孤绝、自守、远离文坛，有时会令人想起张爱玲。然而张爱玲早获声名，后来远走，不露面，但她从来知道，仍有无数张迷远远等着她。木心不同。他短期获得了台湾的读者，但他不去，不交集。2006年在大陆出书后，他从未出席签售，一再婉拒北京读者的邀请。除了和极个别去找他的青年闲聊，他在乌镇和他在纽约差不多，一年到头坐在椅子上抽烟。所以我在新书的序言中说，这是一个难弄的老头子。在最后岁月的胡言乱语中，他望着天花板，忽然清清楚楚说了四句没头没尾的话：不是不要，在乎要法，与其要法，不如不要。
他从未与我说过这些话，直到糊涂了，才自言自语说了出来，显然是对自己的交代。我猜了很久，明白了：所谓“要”，是指荣誉和声名，所谓“要法”，是指获得荣誉的方式，以及，哪种荣誉。大家知道，在我们的文化世面有哪些榮誉，如何“要法”，于是，木心说：“与其要法，不如不要。”我重视这四句话。以我熟知的木心，精明、透彻、老练。同时，常年不安，因此，他非常真实。他不追求声誉，但不掩饰他渴望声誉，他甘于寂寞，但从不标榜清高。近年，不少读者和评家佩服他的淡泊、隐匿、超然世外，那是大误解。对我来说，他渴望，但是拒绝，他拒绝，同时渴望，那才是他之所以珍贵的理由。从“不是不要”到“不如不要”，木心度过了35年，死掉了。他如愿了吗？他有遗憾吗？熟悉木心的读者可能会记得他自撰的对子：
此心有一泛泛浮名所喜私愿已了
彼岸无双草草逸笔犹叹壮志未酬
我猜，他最后的“私愿”是在大陆出书。而他的“壮志”，好大呀，对着厚厚的世界著名长篇小说，他会一脸的羞愧和认怂。我难以得知，他内心对自己失去的岁月如何抱憾，这是我们这代幸运儿无法理解的抱憾。
这次活动的主标题，是“回到文学”。这句话指什么呢？浅层的意思，也许指木心恢复写作，深层的意思呢？我常听木心说起某篇小说，某种写法，断然说道：“不是文学”。怎样的算是文学，怎样的不算文学，可以永远争论下去。木心死后，有个青年女木粉问一位非常非常著名的，与我同代的诗人，怎么看木心的诗，那位诗人说：“哦，木心的诗还没入门。”是的，每一位文学家、艺术家，都有内心的标准，都很骄傲。但我所见过最最骄傲的人，是孙牧心，因为我目击他为他的骄傲付了什么代价，付了多久的代价。同时，我也目击他非常心虚，并为此受折磨，只是他有他的方式，缓解这种折磨。由于长期没有声誉，听不到回声，于是他自己做自己的评判者，同时，为自己辩护。他的自我评判，他的辩护词，部分，我忘记了，部分，我不愿说。他经常在嘴上练句子，好比打草稿。暮年，他好几次对我说起一句西方人说的话——我知道，他又在练习如何评判自己，而且为自己辩护——我忘了那是谁说的，那句话是：重要的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他是什么。
2019年8月18日写在北京
责任编辑 蒋 在
总之，以上作家持续出书时，读者可能多于今天的网络粉丝量。西方的关注紧随其后，据我所知，欧美各国相继出现他们的译本，随即出现以单个大陆作家作硕博士论文的学者。大家都会同意，这是断层后的文学景观。断层彼端，从“五四”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知名老作家、老诗人，到了八十年代，半数过世了，仍在世的茅盾、曹禺、艾青、巴金、冰心、沈从文、张爱玲等，早已很少，或根本不再创作。我记得巴金写了《随想录》，传颂一时。艾青的公子，画家艾轩，给我念过他父亲在“文革”后写的几首新诗。
夹在两代人之间，还有一位汪曾祺，忽然火起来。再后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吧，有位老先生张中行发表了散文集，我非常喜欢。总之，断层之后，许多被封尘很久的名字，成为活的废墟。说来荒唐。1980年，阿城告诉我沈从文和钱锺书的名字，我不知去哪里找他们的书。1983年，我人在纽约，有位新认识的朋友递给我一本香港版小说集，封面两个字：《色·戒》，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张爱玲。这就是35年前中国大陆的文学景观。35年前，我也有自己的阅读记忆：我在海外阅读同辈的阿城和王安忆，同时，阅读沈从文和张爱玲将近半个世纪前写的小说。那位借给我张爱玲小说的家伙是谁呢，就是孙牧心。他说，他在十三四岁读到张爱玲首批发表的小说，算起来，那是1941年的事情。
孙牧心是个画家，和我们这群青年混在艺术学院，假装留学，数他年龄最大。那时，我们必须申请留学才能出国，而在我的上海记忆中，有不少像他那样沧海遗珠式的老侠客，潜藏很深，故事很多。
1983年，纽约华语报忽然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散文，我很惊异，就去找他玩。我问他，你从前写的东西呢？他带着狡黠的微笑，说：没有了呀，全都没有了。
现在想想很奇怪，很好玩：1984年，我远远听说一大帮同辈人正在闹腾文学，同时，在我眼前，有位老头子刚刚恢复写作。对我来说，二者都是新人，热乎乎的，照木心的说法，像是刚出炉的大饼。我似乎享受着什么秘密，心里想：嘿，我也认识一个作家，你们都不知道！孙牧心是二〇后，在我们这群狼羔子还没出生前，他就开始写作了。1939年他12岁，写了小诗，拿去桐乡刊物发表。1949年他22岁，仍然写作，但不再发表。45岁前后他被多次单独关押，居然还敢偷偷写作，那就是幸存的66页狱中手稿。他缝在棉裤里，带出来，藏起来。反正，直到56岁出国前，他从未发表一篇文字、一首诗，他绝对不让人知道他在写作。出国后，他要靠画画谋生，决定不写作了。
后来的故事大家可能知道：1983年，来自巴黎的台湾画家陈英德去看木心的画，听他谈吐，以为不凡，坚持要他恢复写作，于是，照孙牧心的说法，他以文字“粉墨登场”，在华语报刊发表文章。为什么他又愿意写了呢？我猜，一是环境换了，二是稿费补贴生活，总之，开了笔，他就收不住了。很快，台湾文坛知道了他。1984年之所以对他很重要，是因为诗人痖弦在首期《联合文学》为他推出了他的散文专题展。1986年，由纽约《中报》副刊主编曹又方主持为木心散文开了座谈会，那是老头子唯一一次听取别人谈论他的文学。现在，曹女士，还有与会的台湾作家郭松棻夫妇，都已逝世了。
回到1984年，木心虽然不认识大陆的新作家，但他当然好奇。我把王安忆的《小鲍庄》给他看。其中描写村里苦婆娘收留个苦孩子，当作亲生，晚上抱着孩子的脚睡觉——木心指着这一段，脸上很感动的样子，说：“写得好，写得好，她非常会写！”我把阿城刚发表的《棋王》给他看，他指着其中一段，写王一生出村时的背影，非常瘦，裤子里空荡荡的好像没有腿，木心容光焕发，做出举杯祝贺的姿势，说：“你写信告诉他：一个文学天才诞生了。”我就写信告诉阿城。1986年，阿城来美参加爱荷华写作班，过纽约，住我家，我弄了饭菜，叫来木心，他俩居然谈到凌晨4點。那夜我们穿着拖鞋，我记得阿城上厕所时，木心忽然很好玩地凑过脸对我说：阿城完全是个书生呀，你看那双脚，十足书生脚。另一次我们吃饭，阿城请木心给他的小说提提意见，木心很认真地说：“《棋王》，我数了，用了140多个‘一’字。”这样的文学批评，我和阿城从未听过。
说起随便哪位作家，木心就拿出一句话、一段文，然后议论。渐渐他从别的渠道阅读大陆新作家，每读一位，都是捻出一两句议论。譬如他能背诵顾城的诗，我不明白为什么他欣赏其中写长江的船帆的句子，说是像“裹尸布”，在不同海外作家的饭局中，他好几次完整背出那首诗，啧啧称奇。所以大陆新作家不知道，他们的海量读者群里，远远地，有一位老木心。王安忆，阿城，还有湖南的何立伟，对木心的文章怎么看呢？反应各不相同。1983年王安忆访美，我给她看了木心某篇文字，她很快读过后说：像台湾的七等生。我于是不再给她介绍木心的其他书。何立伟表示惊异，2006年木心首次出版大陆版本，何立伟特意写了一篇评论，发在《南方周末》。那时找个人评论木心，非常困难，我很感谢他。阿城，1992年去意大利领受文学奖，在被要求为意大利读者选择的十几篇大陆文学中，他列入了木心的《芳芳No.4》，并扼要做了介绍，其中一句我记得，大意是：对中外文学的理解，没人可以和木心比。但阿城好教养，从没跟我提这事。最近他出了文集，我才读到。那时他知道我们的文学课珍贵，讲席结束后，我们办了所谓“毕业典礼”，风雪天气，阿城自费从加州赶来，用行李箱装着自费购置的专业摄像机，全程拍摄我们的最后一次聚会。很可惜，那盘资料片连同阿城的许多音乐物件，后来失窃了。 我不确定1984年前后的大陆，还有谁听说过木心。没有“伊妹儿”和微信的时代，大陆消息都是口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不少旅美港台作家已经能去大陆，带回文坛八卦，其中说道：上海一位文学编辑读到木心某篇散文，很喜欢，准备用在刊物上，她推荐给当时已经是文化部部长的王蒙看，王蒙说，太小资了。我不确定以上故事是真的，还是误传。但那位台湾作家转告了木心——我也忘了他的名姓，反正是诗人——木心说给我听，而且开心地笑起来，说：“我是文学婴儿呀，刚开始写，他就要把我在摇篮里掐死……”。我爆笑，木心来劲了，喜滋滋补了一句：“顺便把摇篮也掐死。”
但这位文学婴儿很快爬出摇篮，长大了。大约在1988后，木心不再粉墨登场，不往报刊投稿，开始闷头写难懂的诗。我想：他一年年老了，就这样自说自话逍遥下去，将来谁读他、谁懂他？所以他一直是我的麻烦。在纽约，知道他的人大部分不屑一顾，上文学课时，常有讥笑和流言，有些背后说，有些就是我的朋友，当着我面嘲笑木心。而他只顾自己得意，拼命写《巴珑》和《诗经演》之类。
1992年阿城来纽约，有天上午我们谈起木心，我说老头子完蛋了，将来他怎么办啊，谁读他？阿城说：你可别这么想。大陆的孩子咕嘟咕嘟冒出来，有像样的教育，读各种书，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懂木心？又过了14年，2006年，木心的书终于在大陆出版了，在头一批热情回应的作家中，除了几位我的同代人，孙甘露、小宝、孙郁、岳建一，全是七〇后，包括昨天在座的李静。另一位七〇后李春阳，日后为木心最难懂的《诗经演》作了全部的古文注释，上海一位七〇后女教授马宇辉，为《文学回忆录》的所有中国古典文学部分，作了全部的校勘与订正……2011年木心逝世，意外的是，上百位陌生的八〇后孩子从各地赶来，一声不响站在殡仪馆门口，其中好几位在木心病重期间自行来到医院，守护木心，直到他死。
2012年底《文学回忆录》出版了，木心的读者出现越来越多的八〇后和九〇后，我算了一下，当1992年我对阿城说木心完蛋时，大陆的七〇后读者大部分还是高中生，八〇后读者干脆在幼儿园，或者还没出生。如今，以我亲眼所见，木心的读者已出现九〇后、〇〇后。现在想想，我真佩服阿城的远见。说起木心在大陆出书，还有故事。他的一位故旧名叫胡塞，曾在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任编辑（顺便一说，《世界经济导报》的题字，是木心写的），胡塞的公子胡钢，与我同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与木心相熟，曾与木心一起商量写申诉书，争取平反。九十年代末，胡钢在上海与严博飞、小宝合伙开季风书店，私下里，胡钢通过他在纽约的哥哥胡澄华传话，再三恳请木心叔叔让他出版《木心文集》。老头子当时七十多岁了，知道来日无多，终于同意了。胡钢于是自雇秘书，将台湾版《木心》逐字录入。大家可以想象，在2000年前后的出版局面，胡钢以个人的力量承受出版十余册文集，包括市场营销，多么猖狂，而木心在大陆既不认识任何出版人，更无知名度，他不可能和新作家那样，再获得十年二十年光阴，累积声誉。但胡钢神采奕奕承担了这件事。1998年秋我带着木心的书信首次见胡钢，他带我去他为木心文集租赁的小办公室，桌上堆着全是台湾版《木心》。
结果，如大家可能预料的，此事搁浅了。木心又默默等了六七年，最后，2006年，是刘瑞琳的理想国出版社做了这件事。那时木心79岁。
今天纪念木心重启写作35年，我能提供的便是以上记忆。我以为，这是木心个人的历程，除了年份重合，与新时期文学完全不交集。我们或许可以讨论的是：木心和新时期文学为什么不交集？这种双向的不交集，意味着什么？但我无法回答。我很想知道，过去百年有没有相同的文学个例。五四新文学以来，若干作家是冷门的、非主流的、遭遇批判而被长期遗忘的、又重新见光的，譬如民国时期的废名、徐志摩、九月派、七叶派、沈从文、张爱玲，譬如新时期文学中死后才被关注的海子、王小波……因政治与地域关系而长期隔阂的，譬如对岸的姜贵、朱西宁、洛夫、向明、罗门、蓉子、管管、痖弦、郑愁予、王文兴、七等生、司马中原、郭松棻……木心的行状，和他们都不一样。从彼岸的语境看，以上名字享有长期的岛内声誉，很早便在他们的文学史名单中，木心虽曾名噪一时，但他是外人，从未被归入台湾作家，如今纪念他的台湾作家仍将他视为此岸出去的人。由于暮年回归，他也不会被视为海外华人作家。从此岸的语境看，他的文学从未被批判，因为从未见光，他的才能没被埋没，因为他不在文坛。他在最后岁月获得小小关注，人听说他，未必读他。他很老了，却不是老作家，而是不折不扣的新作家，因为他密集的写作期，和新时期文学同时发生。因此，木心的孤绝、局外，不全是外界和历史的缘故，而是，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出于他自己的安排和选择。这一选择，非常明确、固执，而且持久。他没有寄过一份稿子给此岸。自从35年前恢复写作，他就决定完整地、彻底地仅仅做他自己，在名分上竭力保持“一个人”。他最简单的一念，我知道，是不要和大家混在一起。
但他暮年放弃了他的固执，低下头来，妥协了。他对什么妥协？母语，还有读者。他知道，母语写作的读者群是在母国。所以，只有一件事，再寻常不过的一件事，使木心和所有以上作家完全交集，就是，他用中文写作。我不想细说，更不想强调木心个人的长期困境。这是许多作家，包括世界文豪遭遇过的故事。我所感兴趣的是，他的故事非常别致，正像他的文风，始终试图保持他的独一性。我清楚，他的困境，或者说，他的固执的选择，来自美学立场，所谓美学立场，其实，来自他的性格。性格即命运。木心说：“命运很精致”。1983年他恢复写作，是命运，也是性格。他被剥夺了大好年华，是他的命运，晚年还是拿起笔来，是他的性格。而他迟至2006年，在他79岁时才在大陆出书，则并非全是命运，而是由于性格，我想说，“性格也很精致”，大家可能会同意，只要他愿意跟这边混，他并非不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推出他的书。但我完全无法想象和“大家”混在一起的木心。他的孤绝、自守、远离文坛，有时会令人想起张爱玲。然而张爱玲早获声名，后来远走，不露面，但她从来知道，仍有无数张迷远远等着她。木心不同。他短期获得了台湾的读者，但他不去，不交集。2006年在大陆出书后，他从未出席签售，一再婉拒北京读者的邀请。除了和极个别去找他的青年闲聊，他在乌镇和他在纽约差不多，一年到头坐在椅子上抽烟。所以我在新书的序言中说，这是一个难弄的老头子。在最后岁月的胡言乱语中，他望着天花板，忽然清清楚楚说了四句没头没尾的话：不是不要，在乎要法，与其要法，不如不要。
他从未与我说过这些话，直到糊涂了，才自言自语说了出来，显然是对自己的交代。我猜了很久，明白了：所谓“要”，是指荣誉和声名，所谓“要法”，是指获得荣誉的方式，以及，哪种荣誉。大家知道，在我们的文化世面有哪些榮誉，如何“要法”，于是，木心说：“与其要法，不如不要。”我重视这四句话。以我熟知的木心，精明、透彻、老练。同时，常年不安，因此，他非常真实。他不追求声誉，但不掩饰他渴望声誉，他甘于寂寞，但从不标榜清高。近年，不少读者和评家佩服他的淡泊、隐匿、超然世外，那是大误解。对我来说，他渴望，但是拒绝，他拒绝，同时渴望，那才是他之所以珍贵的理由。从“不是不要”到“不如不要”，木心度过了35年，死掉了。他如愿了吗？他有遗憾吗？熟悉木心的读者可能会记得他自撰的对子：
此心有一泛泛浮名所喜私愿已了
彼岸无双草草逸笔犹叹壮志未酬
我猜，他最后的“私愿”是在大陆出书。而他的“壮志”，好大呀，对着厚厚的世界著名长篇小说，他会一脸的羞愧和认怂。我难以得知，他内心对自己失去的岁月如何抱憾，这是我们这代幸运儿无法理解的抱憾。
这次活动的主标题，是“回到文学”。这句话指什么呢？浅层的意思，也许指木心恢复写作，深层的意思呢？我常听木心说起某篇小说，某种写法，断然说道：“不是文学”。怎样的算是文学，怎样的不算文学，可以永远争论下去。木心死后，有个青年女木粉问一位非常非常著名的，与我同代的诗人，怎么看木心的诗，那位诗人说：“哦，木心的诗还没入门。”是的，每一位文学家、艺术家，都有内心的标准，都很骄傲。但我所见过最最骄傲的人，是孙牧心，因为我目击他为他的骄傲付了什么代价，付了多久的代价。同时，我也目击他非常心虚，并为此受折磨，只是他有他的方式，缓解这种折磨。由于长期没有声誉，听不到回声，于是他自己做自己的评判者，同时，为自己辩护。他的自我评判，他的辩护词，部分，我忘记了，部分，我不愿说。他经常在嘴上练句子，好比打草稿。暮年，他好几次对我说起一句西方人说的话——我知道，他又在练习如何评判自己，而且为自己辩护——我忘了那是谁说的，那句话是：重要的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他是什么。
2019年8月18日写在北京
责任编辑 蒋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