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摘要：诞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打工诗”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中国“打工潮”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数以亿计的打工者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打工的艰难历程，透视出转型期的中国所发生的深刻社会变化。“打工诗”以在生存中写作的姿态，直面现实人生的惨淡与悲凉，给打工群体以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励，代表数以亿计的百姓发出底层的声音。当前，对“打工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本体及对整个文化语境的重要意义上，但“打工诗”也正体现了后现代主义浪潮下中国新诗的发展状态。后现代主义视角下，“打工诗”体现了平面化、零散化，直白性、本能性，复制性、消费性的特点，对现有的诗歌秩序从多维角度尝试着进行解构。
关键词：打工诗 后现代主义 诗歌秩序
“打工诗”是对“打工”这一社会现象的文学反应，广义上指“打工”题材的诗歌，以反映打工者生活和打工者精神面貌为主要内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以深圳、广东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吸引，一大批农民放弃农村、转向城市，成为了最早的一批“打工者”[1]。同时由于现实社会的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加上资本积累时期固有的剥削性，打工群体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与困惑。夹缝中生存的焦虑、困惑与孤独使他们充满了强烈的表达欲望。于是一批以直面人生的平民视角，展现纷繁的打工生活，反映这个特殊的底层群体生活状况和情感状态的“打工诗”在这样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应运而生。
打工诗歌发展至今已有将近三十年的历史，早期“打工诗”诞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歌谣、顺口溜的形式传播。二零零五年前后，“打工诗”得到了“井喷式”发展，打工诗人积极奔走，自办刊物、成立自发性组织机构，搭建打工诗歌的发表阵地和平台，把“打工诗”推入文学前沿。郑小琼、谢湘南、柳冬妩、杨宏海等诗人及批评家积极努力，为打工诗歌的崛起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打工诗”作为新诞生的诗体，在世纪之交之掀起了波澜，并且具有较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2]。随着文学思潮的涌动，后现代元素的突入，“打工诗”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表现出一系列具有后现代主义的特征。
一.平面化、零散化
后现代主义强调对原有的“从表层意义到深层意义”这一结构主义模式的解散，取消原有的“中心”。后现代作品不再追求文本背后必须携带深厚意蕴的结构主义神话，而是注重对表面的、日常的生活状况进行直写与直录。在早期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中，运用多个意象来进行暗示和象征，构成了一种较为普遍的艺术表达模式，这使得文本的形象层面之后还深藏着一个意蕴丰厚的象征世界。这个深层的象征世界则需要读者细心地揣摩、探究，才能有所领悟。然而后现代主义诗歌整体表现出拒绝隐喻、拒绝象征、拒绝意义、拒绝深度的共同审美旨归[3]，在部分“打工诗”中也较为明显地体现。如选自《行吟诗人》中打工诗人郁金的《狗一样生活》：
在北京你可以没有孩子
但不能没有一条狗
在宠物如此尊贵的年代
一个外省青年
还不如
一条的那么容易找到归宿
……
这一刻
有一个句子
出现在我的诗里
这是我的前人们没有写过的
我不得不写下这让我莫名的踌躇
这让我莫名的悲伤的句子
哦，在北京，我狗一样的生活
人一样的活着
由于打工诗人们所处的写作环境、生存环境，他们较少地用更诗意、充满想象力的文字表达他们的愿望，只是用平面化、直接化的语言再现出他们的生活場景、生活状态与感受。诗人郁金虽然是在对自己的现实生活进行一种直观写照，但在其铺叙现实世相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发出了“狗一样的生活，人一样的活着”的感叹。这也表明了打工者们在经历磨难与辛劳之时，被压迫、被歧视在不断侵蚀着他们的心灵与信念，而诗人则借以平面零散的方式加以输出和表达。再看另一首选自《诗刊》中打工诗人卢卫平的《干净的城市》：
在人民西路边
一个捡破烂的人
死了，是一个年轻女人用宝马
将他踩死的，围观的人
包括警察和我都看到了血
污红污红，像烂葡萄的液汁
谁也没有看到伤口
几分钟后，拣破烂的人
像破烂一样被一辆车收走
血被高压水龙头涂改成一股污水
流进下水道，人群散去
这座城市，看上去比先前
更加干净
诗人卢卫平用反讽冷静的叙述再现了打工者在城市中的悲怆命运，整首诗讽刺和触动的主题在于“干净”。诗人本“干净”的核心展开，但是却用平面的口吻叙述了“一个捡破烂的人被年轻女人用宝马踩死”的片段，最后“血被涂改成一股污水”从而变得“更加干净”。诗人在其中用到的几个词语都令人深思：“踩死”、“收走”、“涂改”，诗人并没有选择最为直接地表达语言，而是在一些小的用词细节上感染读者。从事件的前后延伸，我们可以看到诗人解构了社会生活的某种深度，虽然以“打工诗”的视角进行自我情感的蕴含，但是也给读者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情感渲染。
二.直白性、本能性
后现代主义在审美取向上，致力于对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及现代主义文学的精英式审美趣味的全面打破，不再追求或典型、或崇高、或优雅、或玄奥的审美趣味，取而代之的是从本能角度表现人性及人的生存状态的本真面貌，不再注重甚至是全面放弃“文学性”的提炼或者修饰，将本能、丑陋、猥琐、堕落、罪恶等，赤裸裸地、直白浅显粗鄙地呈现在文学书写之中[4]。正如丹尼尔·贝尔所指出的：“后现代主义反对美学对生活的证明，结果便是它对本能的完全依赖。……传统现代主义不管有多么大胆，也只在想象中表现其冲动，而不逾越艺术的界限。他们的狂想是恶魔也罢，凶杀也罢，均通过审美形式的有序原则来加以表现。因此，艺术即使对社会起颠覆作用，它仍然站在秩序这一边，并在暗地里赞同形式（尽管不是内容）的合理性。后现代主义溢出了艺术的容器。……‘事件’和‘环境’，‘街道’和‘背景’，不是为艺术，而是为生活存在的适当场所。”[5]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完全被打破了，生活经验不加任何筛选、辨析、判断就统统变成了艺术。 不可否认，在早中期的“打工诗”中，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征，仍然是以侧重象征和高度隐喻的模式表现非理性的内心世界，追求艺术的深度。同时诗中也有对历史的思考，虽然是基于自己的体验性感受，但是却突破了现有的现时时态，投向了一种历史性的眼光。以家禾的《进城》为典型：
村庄继承了历史的血脉
你继承了犁耙锄头和农民这两个字
象继承先辈的血
在太阳与土地之间
你的名字面朝黄土背朝天
涵义的深度与一方田相当
一个金黄的名字沉重的名字
被你扛进城市就叫进城
一个名字叫搬迁？一个名字叫潮涌
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在某一条街某一个霓虹灯下
一只酒杯满满地叫你
散发稻香和泥土气息的名字
一张城市的脸冷冷地唤你
与村庄血脉相连的名字
农民的名字烙在你的背上
扛起来是爱与痛的交织
背对家园背叛了锄头镰刀
你已成为某条流水线某个机器的一部分
谁还用乌鸦般刺耳的叫声戳你的脊梁
虽然是以个人的“进城”为主题，但是全诗中的“你”具有深刻性的意义，同时运用较为传统的意象展示了诗人的感性内心世界。但诗人从个人的“进城”中所反映的不仅仅局限于个人的经历，更有历史视角下对农村和城市的变迁的表现;展现了打工者的特殊群体对这一系列变化的感受和思考，不同于后现代主义着重表现“现在时”、仅仅局限于现在和当下，而是具有了历史性和社会性的维度。
但是在后期的“打工诗”创作中，“后现代主义”特征表现得越发明显和突出。不同于传统的审美规则，后现代主义将丑陋、猥琐等在之前的话语环境下不认同、不认可的内容或者思维意识展现在文学作品中。“打工诗”中也表现了明显的直白性、本能性的特征，在较多具体文本中都可以感受到一种不同于早期创作的“直接感受”，诗人们将现实的残酷和罪恶毫无保留地暴露在诗歌中，在诗歌简洁地叙事或者议论表达方式之下为读者展现一种赤裸裸的感触。以郑小琼在《女工记》中的一篇名为《阿芹》为例：
现实有巨大的胃消化掉钢铁生命垃圾
事件……疼痛与震惊也被彻底地消化 记忆
是一个有洁癖的胃 它讲述着过去
安慰我们 上面残留旅途中的
风景 它们凋零 在我记忆的相册
留下一个个复活的标本 正在发生
或仍将发生 她从乡村来到城市 十七岁
三年小学 偏远乡下 胆怯……这些年
一群群像她一样的我们来到城市寻找
人生的前途 却不能不返回乡村
三千多人的工厂 标准而熟练的动作
注定只能收留我们短暂的青春
她在另一条拉线 夜班 住在
女工C幢 B车间 来自贵州……如果
不出事 我无法知道这些 她会像我一样
在流水线的桶式工衣中只剩下工号或者工种
“C幢有个女工生了一个小孩在厕所
小孩差点死了……”工友们谈论着
“是的 清洁工发现了小孩 带回去了”
“一个男孩 听说清洁工送给了
一个潮州人 给了两千块”
“那女孩
我认识 装配部的刘芹 贵州的”“男孩是
河南的 注塑部的 离厂三个月了”
“她胆小 不敢去医院 没有做掉”
工友们还在交谈 “女孩离开工厂”……
生活在难以想象的现实细节中挣扎又必将
永不回头地消失 被现实逼迫窒息的感觉
它们来自愤怒 忧伤 感动 痛苦 无助……
在真实状态中捕捉无奈的悲哀 它们将
被时代巨大的胃消化 包括阿芹 或者我
以及生育在厕所茫然无知的婴儿……被消化掉
不难看出，诗人郑小琼在诗中讲述了一个简单的真实事件，其中还加入了一定的对话语言，但是却在直白的语言中让读者读到一种震撼性和触动性。面对女工们在打工中不仅有生存上的，更有身体上、情感上的一系列艰难处境，郑小琼选择了最为直接、本能的表达将其毫无保留地暴露在诗中。诗中直白地写到了“胃”、“婴儿”、“厕所”、“死”等浅显粗鄙的意象或要素，在简单的对话和旁白式的書写中借而表达诗人的无奈与痛苦，对打工中女工群体的同情与感伤。
三.复制性、消费性
后现代主义将主体和自我零散为碎片，使创作个性风格在一定程度上丧失，取而代之的是拼贴和复制、“拼盘杂烩”、机械的复制工作、无限的生产类像。杰姆逊曾指出：“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消费品。”[6]在后现代语境下，消费主义浪潮席卷一切，整个社会的一切都成为消费品。消费成为社会的主导，商品可以被消费，诗歌也可以被消费。
“打工诗”的诞生，是在“打工潮”的背景下，由打工群体中诗歌爱好者自发形成的，最初是发自内心的文学表达，并且赋予打工诗歌以崇高的意义，即通过打工者对日常生活的表达，揭示出平凡生活中个体生命的价值。“打工诗”经历着由无意识到有意识的抒写，在这一过程中，当一个或一些打工诗人由于写作诗歌而改变命运时，“打工诗”则具有了“消费品”和“娱乐性”的意味。“打工诗”中常见的意象、情感、节奏等不断被复制，从而导致打工诗歌的雷同化。比如在意象的选取上，打工诗人在一系列动物意象上有较多地重复选取：郁金的《蚊子，请别叮我的脸》中：“蚊子，我亲爱的兄弟/在这夜深人静的夜晚/只有你是我的知音/只有你，没有把我/当成一个外乡人”;张守刚的《老鼠》：“我很卑微/让不该入诗的老鼠/爬进纸格/然后对它们/大加赞赏/我早已被它们感动/看它们日以继夜/找寻求生门路/迫于无奈/干些偷鸡摸狗的事”。除此之外，蚯蚓、蚂蚁、青蛙、蛇、狗等一些传统文学中的反面动物意象被频繁地引入进“打工诗”中，得以传达诗人借动物的状况来表达自身的悲惨或哀叹。 再如主题的选取上，打工诗人对“断指”的涉及写作更加重复和单一：许强《今天下午，一名受伤的女工》：“伴随着许多女工的尖叫/血糊糊的指头像脆生生的萝卜/被齐齐的斩断”;宋世安《断指者》：“稍不留神/食指和中指就落在机台/等他反应过来/钻心的痛扎在生活眉心/多好的两根断指啊/勤劳刻苦/灵巧敏捷/最后可怜兮兮落在机台上”。除此之外，彭易亮《我第九位兄弟断指以后》、苏琦《断指之痛》、姚继军《一只残损的手掌》、曾继强《路过模具厂》、张守刚《江口汽修厂》、程鹏《我有一双劳动者的手》、宋显仁《四万根断指》、王涛《旧冲床》等，都选取了“断指”这一主题来进行描述和展开，虽然展现了打工群体的艰难处境，但是却显得单调乏味，缺乏创新意义。
在“打工诗”高度复制性的背后，暴露了其自身发展的缺陷和不足。随着“打工诗”的不断发展，一些颇具创作才能的打工者冀以通过文学创作改变身命运。然而由于其创作视野不够开阔、创作积淀不够深厚等原因，使自身的创作浮泛于打工诗歌本身，没有对诗歌本身发展起到探索和创新，而是在不断地复制、仿写，使“打工诗”失去其原创性和鲜活力，最终成为 “消费品”的代名词[7]。这同样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下“打工诗”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同时也是不可避免的、渗透到除了文学之外各个领域的共同问题。
综上所述，“打工诗”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发展，加之新世纪互联网带来的红利，已经在民间产生深远影响，并引起主流文坛的广泛关注。同时，具有相当数量的打工诗人的创作也开始走向文学前沿阵地，如郑小琼、谢湘南、张守刚、曾文广、刘大程、罗德远、许强、徐非、等打工诗人。“打工诗”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文化现象，在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具有平面化、零散化，直白性、本能性以及复制性、消费性的特征，其中既表现了“打工诗”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与文学表现手法，也就“打工诗”所面临的困境和局限有一定程度上的揭示和显露。
这也进一步表明了，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虽然“打工诗”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然而就其生存的环境与自身所面临的问题而言，仍旧处于一种萌芽状态。面对文化思潮日益激荡和交织的当下，“打工诗”也亟需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路径，在诗人与打工者、城市与农村的矛盾文化话语体系下，创建出具有“打工诗”魅力的康庄大道。
参考文献
[1]邱志武.后现代视域下打工诗歌現象考察[J].北方论丛，2016（02）：58-62.
[2]杨坪.呈现被遮蔽的底层世界[D].郑州大学，2012.
[3]张德明.新世纪诗歌中的后现代主义文本浅谈[J].南方文坛，2012（06）：84-89.
[4]王源.后现代主义思潮与中国新时期小说[D].山东师范大学，2012.
[5][美]丹尼尔·贝尔.文化：现代与后现代[M].赵一凡.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
[6][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7]冯月季.论当代打工诗歌的精神内涵及其写作困境[D].西南大学，2007.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打工诗 后现代主义 诗歌秩序
“打工诗”是对“打工”这一社会现象的文学反应，广义上指“打工”题材的诗歌，以反映打工者生活和打工者精神面貌为主要内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以深圳、广东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吸引，一大批农民放弃农村、转向城市，成为了最早的一批“打工者”[1]。同时由于现实社会的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加上资本积累时期固有的剥削性，打工群体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与困惑。夹缝中生存的焦虑、困惑与孤独使他们充满了强烈的表达欲望。于是一批以直面人生的平民视角，展现纷繁的打工生活，反映这个特殊的底层群体生活状况和情感状态的“打工诗”在这样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应运而生。
打工诗歌发展至今已有将近三十年的历史，早期“打工诗”诞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歌谣、顺口溜的形式传播。二零零五年前后，“打工诗”得到了“井喷式”发展，打工诗人积极奔走，自办刊物、成立自发性组织机构，搭建打工诗歌的发表阵地和平台，把“打工诗”推入文学前沿。郑小琼、谢湘南、柳冬妩、杨宏海等诗人及批评家积极努力，为打工诗歌的崛起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打工诗”作为新诞生的诗体，在世纪之交之掀起了波澜，并且具有较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2]。随着文学思潮的涌动，后现代元素的突入，“打工诗”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表现出一系列具有后现代主义的特征。
一.平面化、零散化
后现代主义强调对原有的“从表层意义到深层意义”这一结构主义模式的解散，取消原有的“中心”。后现代作品不再追求文本背后必须携带深厚意蕴的结构主义神话，而是注重对表面的、日常的生活状况进行直写与直录。在早期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中，运用多个意象来进行暗示和象征，构成了一种较为普遍的艺术表达模式，这使得文本的形象层面之后还深藏着一个意蕴丰厚的象征世界。这个深层的象征世界则需要读者细心地揣摩、探究，才能有所领悟。然而后现代主义诗歌整体表现出拒绝隐喻、拒绝象征、拒绝意义、拒绝深度的共同审美旨归[3]，在部分“打工诗”中也较为明显地体现。如选自《行吟诗人》中打工诗人郁金的《狗一样生活》：
在北京你可以没有孩子
但不能没有一条狗
在宠物如此尊贵的年代
一个外省青年
还不如
一条的那么容易找到归宿
……
这一刻
有一个句子
出现在我的诗里
这是我的前人们没有写过的
我不得不写下这让我莫名的踌躇
这让我莫名的悲伤的句子
哦，在北京，我狗一样的生活
人一样的活着
由于打工诗人们所处的写作环境、生存环境，他们较少地用更诗意、充满想象力的文字表达他们的愿望，只是用平面化、直接化的语言再现出他们的生活場景、生活状态与感受。诗人郁金虽然是在对自己的现实生活进行一种直观写照，但在其铺叙现实世相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发出了“狗一样的生活，人一样的活着”的感叹。这也表明了打工者们在经历磨难与辛劳之时，被压迫、被歧视在不断侵蚀着他们的心灵与信念，而诗人则借以平面零散的方式加以输出和表达。再看另一首选自《诗刊》中打工诗人卢卫平的《干净的城市》：
在人民西路边
一个捡破烂的人
死了，是一个年轻女人用宝马
将他踩死的，围观的人
包括警察和我都看到了血
污红污红，像烂葡萄的液汁
谁也没有看到伤口
几分钟后，拣破烂的人
像破烂一样被一辆车收走
血被高压水龙头涂改成一股污水
流进下水道，人群散去
这座城市，看上去比先前
更加干净
诗人卢卫平用反讽冷静的叙述再现了打工者在城市中的悲怆命运，整首诗讽刺和触动的主题在于“干净”。诗人本“干净”的核心展开，但是却用平面的口吻叙述了“一个捡破烂的人被年轻女人用宝马踩死”的片段，最后“血被涂改成一股污水”从而变得“更加干净”。诗人在其中用到的几个词语都令人深思：“踩死”、“收走”、“涂改”，诗人并没有选择最为直接地表达语言，而是在一些小的用词细节上感染读者。从事件的前后延伸，我们可以看到诗人解构了社会生活的某种深度，虽然以“打工诗”的视角进行自我情感的蕴含，但是也给读者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情感渲染。
二.直白性、本能性
后现代主义在审美取向上，致力于对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及现代主义文学的精英式审美趣味的全面打破，不再追求或典型、或崇高、或优雅、或玄奥的审美趣味，取而代之的是从本能角度表现人性及人的生存状态的本真面貌，不再注重甚至是全面放弃“文学性”的提炼或者修饰，将本能、丑陋、猥琐、堕落、罪恶等，赤裸裸地、直白浅显粗鄙地呈现在文学书写之中[4]。正如丹尼尔·贝尔所指出的：“后现代主义反对美学对生活的证明，结果便是它对本能的完全依赖。……传统现代主义不管有多么大胆，也只在想象中表现其冲动，而不逾越艺术的界限。他们的狂想是恶魔也罢，凶杀也罢，均通过审美形式的有序原则来加以表现。因此，艺术即使对社会起颠覆作用，它仍然站在秩序这一边，并在暗地里赞同形式（尽管不是内容）的合理性。后现代主义溢出了艺术的容器。……‘事件’和‘环境’，‘街道’和‘背景’，不是为艺术，而是为生活存在的适当场所。”[5]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完全被打破了，生活经验不加任何筛选、辨析、判断就统统变成了艺术。 不可否认，在早中期的“打工诗”中，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征，仍然是以侧重象征和高度隐喻的模式表现非理性的内心世界，追求艺术的深度。同时诗中也有对历史的思考，虽然是基于自己的体验性感受，但是却突破了现有的现时时态，投向了一种历史性的眼光。以家禾的《进城》为典型：
村庄继承了历史的血脉
你继承了犁耙锄头和农民这两个字
象继承先辈的血
在太阳与土地之间
你的名字面朝黄土背朝天
涵义的深度与一方田相当
一个金黄的名字沉重的名字
被你扛进城市就叫进城
一个名字叫搬迁？一个名字叫潮涌
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在某一条街某一个霓虹灯下
一只酒杯满满地叫你
散发稻香和泥土气息的名字
一张城市的脸冷冷地唤你
与村庄血脉相连的名字
农民的名字烙在你的背上
扛起来是爱与痛的交织
背对家园背叛了锄头镰刀
你已成为某条流水线某个机器的一部分
谁还用乌鸦般刺耳的叫声戳你的脊梁
虽然是以个人的“进城”为主题，但是全诗中的“你”具有深刻性的意义，同时运用较为传统的意象展示了诗人的感性内心世界。但诗人从个人的“进城”中所反映的不仅仅局限于个人的经历，更有历史视角下对农村和城市的变迁的表现;展现了打工者的特殊群体对这一系列变化的感受和思考，不同于后现代主义着重表现“现在时”、仅仅局限于现在和当下，而是具有了历史性和社会性的维度。
但是在后期的“打工诗”创作中，“后现代主义”特征表现得越发明显和突出。不同于传统的审美规则，后现代主义将丑陋、猥琐等在之前的话语环境下不认同、不认可的内容或者思维意识展现在文学作品中。“打工诗”中也表现了明显的直白性、本能性的特征，在较多具体文本中都可以感受到一种不同于早期创作的“直接感受”，诗人们将现实的残酷和罪恶毫无保留地暴露在诗歌中，在诗歌简洁地叙事或者议论表达方式之下为读者展现一种赤裸裸的感触。以郑小琼在《女工记》中的一篇名为《阿芹》为例：
现实有巨大的胃消化掉钢铁生命垃圾
事件……疼痛与震惊也被彻底地消化 记忆
是一个有洁癖的胃 它讲述着过去
安慰我们 上面残留旅途中的
风景 它们凋零 在我记忆的相册
留下一个个复活的标本 正在发生
或仍将发生 她从乡村来到城市 十七岁
三年小学 偏远乡下 胆怯……这些年
一群群像她一样的我们来到城市寻找
人生的前途 却不能不返回乡村
三千多人的工厂 标准而熟练的动作
注定只能收留我们短暂的青春
她在另一条拉线 夜班 住在
女工C幢 B车间 来自贵州……如果
不出事 我无法知道这些 她会像我一样
在流水线的桶式工衣中只剩下工号或者工种
“C幢有个女工生了一个小孩在厕所
小孩差点死了……”工友们谈论着
“是的 清洁工发现了小孩 带回去了”
“一个男孩 听说清洁工送给了
一个潮州人 给了两千块”
“那女孩
我认识 装配部的刘芹 贵州的”“男孩是
河南的 注塑部的 离厂三个月了”
“她胆小 不敢去医院 没有做掉”
工友们还在交谈 “女孩离开工厂”……
生活在难以想象的现实细节中挣扎又必将
永不回头地消失 被现实逼迫窒息的感觉
它们来自愤怒 忧伤 感动 痛苦 无助……
在真实状态中捕捉无奈的悲哀 它们将
被时代巨大的胃消化 包括阿芹 或者我
以及生育在厕所茫然无知的婴儿……被消化掉
不难看出，诗人郑小琼在诗中讲述了一个简单的真实事件，其中还加入了一定的对话语言，但是却在直白的语言中让读者读到一种震撼性和触动性。面对女工们在打工中不仅有生存上的，更有身体上、情感上的一系列艰难处境，郑小琼选择了最为直接、本能的表达将其毫无保留地暴露在诗中。诗中直白地写到了“胃”、“婴儿”、“厕所”、“死”等浅显粗鄙的意象或要素，在简单的对话和旁白式的書写中借而表达诗人的无奈与痛苦，对打工中女工群体的同情与感伤。
三.复制性、消费性
后现代主义将主体和自我零散为碎片，使创作个性风格在一定程度上丧失，取而代之的是拼贴和复制、“拼盘杂烩”、机械的复制工作、无限的生产类像。杰姆逊曾指出：“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消费品。”[6]在后现代语境下，消费主义浪潮席卷一切，整个社会的一切都成为消费品。消费成为社会的主导，商品可以被消费，诗歌也可以被消费。
“打工诗”的诞生，是在“打工潮”的背景下，由打工群体中诗歌爱好者自发形成的，最初是发自内心的文学表达，并且赋予打工诗歌以崇高的意义，即通过打工者对日常生活的表达，揭示出平凡生活中个体生命的价值。“打工诗”经历着由无意识到有意识的抒写，在这一过程中，当一个或一些打工诗人由于写作诗歌而改变命运时，“打工诗”则具有了“消费品”和“娱乐性”的意味。“打工诗”中常见的意象、情感、节奏等不断被复制，从而导致打工诗歌的雷同化。比如在意象的选取上，打工诗人在一系列动物意象上有较多地重复选取：郁金的《蚊子，请别叮我的脸》中：“蚊子，我亲爱的兄弟/在这夜深人静的夜晚/只有你是我的知音/只有你，没有把我/当成一个外乡人”;张守刚的《老鼠》：“我很卑微/让不该入诗的老鼠/爬进纸格/然后对它们/大加赞赏/我早已被它们感动/看它们日以继夜/找寻求生门路/迫于无奈/干些偷鸡摸狗的事”。除此之外，蚯蚓、蚂蚁、青蛙、蛇、狗等一些传统文学中的反面动物意象被频繁地引入进“打工诗”中，得以传达诗人借动物的状况来表达自身的悲惨或哀叹。 再如主题的选取上，打工诗人对“断指”的涉及写作更加重复和单一：许强《今天下午，一名受伤的女工》：“伴随着许多女工的尖叫/血糊糊的指头像脆生生的萝卜/被齐齐的斩断”;宋世安《断指者》：“稍不留神/食指和中指就落在机台/等他反应过来/钻心的痛扎在生活眉心/多好的两根断指啊/勤劳刻苦/灵巧敏捷/最后可怜兮兮落在机台上”。除此之外，彭易亮《我第九位兄弟断指以后》、苏琦《断指之痛》、姚继军《一只残损的手掌》、曾继强《路过模具厂》、张守刚《江口汽修厂》、程鹏《我有一双劳动者的手》、宋显仁《四万根断指》、王涛《旧冲床》等，都选取了“断指”这一主题来进行描述和展开，虽然展现了打工群体的艰难处境，但是却显得单调乏味，缺乏创新意义。
在“打工诗”高度复制性的背后，暴露了其自身发展的缺陷和不足。随着“打工诗”的不断发展，一些颇具创作才能的打工者冀以通过文学创作改变身命运。然而由于其创作视野不够开阔、创作积淀不够深厚等原因，使自身的创作浮泛于打工诗歌本身，没有对诗歌本身发展起到探索和创新，而是在不断地复制、仿写，使“打工诗”失去其原创性和鲜活力，最终成为 “消费品”的代名词[7]。这同样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下“打工诗”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同时也是不可避免的、渗透到除了文学之外各个领域的共同问题。
综上所述，“打工诗”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发展，加之新世纪互联网带来的红利，已经在民间产生深远影响，并引起主流文坛的广泛关注。同时，具有相当数量的打工诗人的创作也开始走向文学前沿阵地，如郑小琼、谢湘南、张守刚、曾文广、刘大程、罗德远、许强、徐非、等打工诗人。“打工诗”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文化现象，在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具有平面化、零散化，直白性、本能性以及复制性、消费性的特征，其中既表现了“打工诗”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与文学表现手法，也就“打工诗”所面临的困境和局限有一定程度上的揭示和显露。
这也进一步表明了，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虽然“打工诗”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然而就其生存的环境与自身所面临的问题而言，仍旧处于一种萌芽状态。面对文化思潮日益激荡和交织的当下，“打工诗”也亟需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路径，在诗人与打工者、城市与农村的矛盾文化话语体系下，创建出具有“打工诗”魅力的康庄大道。
参考文献
[1]邱志武.后现代视域下打工诗歌現象考察[J].北方论丛，2016（02）：58-62.
[2]杨坪.呈现被遮蔽的底层世界[D].郑州大学，2012.
[3]张德明.新世纪诗歌中的后现代主义文本浅谈[J].南方文坛，2012（06）：84-89.
[4]王源.后现代主义思潮与中国新时期小说[D].山东师范大学，2012.
[5][美]丹尼尔·贝尔.文化：现代与后现代[M].赵一凡.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
[6][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7]冯月季.论当代打工诗歌的精神内涵及其写作困境[D].西南大学，2007.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