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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象征主义艺术中，所有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用来表示与原初思想奥秘联系的感觉表象。这里，“具体的东西”十分委屈虚弱，不再具备自足自立的品格，它们的自然属性与客观貌相往往得不到尊重，总是被随意地改造变形。出现在这类作品里的物象大多面目全非，违悖常态、常识、常理。
【关键词】张艺谋；象征主义；场景；道具；电影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3）01-0093-1.5
张艺谋作为中国的著名电影大师，屡次在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获得殊荣，他把中国电影推向了世界影坛，无疑是中国电影事业的一面旗帜。张艺谋电影创作是中国艺术前沿发展状态的一个缩影，纵观他的影片，他运用得最多、最娴熟的艺术手段——象征。在中国电影界，他也是把象征主义与电影艺术结合得最完美的导演之一。象征主义因素充斥全片，这在题材、人物、画面、场景、色彩、造型、道具、音乐等各方面充分的展现，而正是本文倾力探究之所在。
纵观张艺谋的作品，其中存在着大量的象征主义因素，达到了极为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以下将分而论之。
一、场景象征
张艺谋影片中主场景选择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而且都经过了或多或少的虚拟化改造。这种改造使实实在在的生活场景更加空灵化、抽象化、写意化、符号化，更富有象征意味。通过这种变位，也使作品更有境界，氛围格调更易于造型，最终深刻地传达导演本人的思考，也使主题的昭示更有了普遍性的意味。
《红高粱》中，小说原作中山东高密的高粱地在电影里已成为大西北的一片野高粱。高粱地由东部移为西部，却移出了一个人迹稀少的西部生命力勃发的故事。《代号美洲豹》的剧情几乎被完全局限于一架飞机周围，这正符合一部惊险片对空间封闭性的要求。《菊豆》中一个太行山的小山村凭空就变成了皖南地区的一个染坊，不仅为故事封闭了空间，更在色彩的变化上找到了一个依据。《大红灯笼高高挂》本是江南一个宅院，却被抽去了所有的可能使空间更阴柔的安排（比如江南多雨的天气），而一下改为黄土高原山西的乔家大院，营造了一种更冷酷郁闷的气氛。这在小说原作提供的精神方面有所损失，但山西人自我封闭达到极致的宅院设计确实为电影提供了一个可靠的人与人拼死争斗的环境。到《秋菊打官司》，空间改造上更多地是考虑了对影片呈现的现实生活场景的把握。之所以把安徽山村改为陕西的山村，因为身为陕西人的张艺谋，对自己家乡的了解一定要强于对其他地区（尤其是南方）的一知半解。人物的语言及生活方式对张艺谋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因此影片成功的机会也就相应地增大了许多。事实上，张艺谋在《活着》被禁之后进入了另一个创作阶段。这种阶段上的划分也可以在影片空间的选择和使用方面看出来：《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一个先有故事、后有小说、最后才有影片的电影，叙述的是一个典型的上海故事，而场景就选择在上海附近的一个小岛上，这是张艺谋电影的第一次场景与故事空间的一致，但影片的时代背景却是上世纪初叶。1996年的《有话好好说》延续了上部影片的设计，北京的故事就在北京拍。《有话好好说》是张艺谋第一部完全的都市电影，这从人物设计、拍摄技巧上都能看得出来。1999年为张艺谋再夺金狮奖的《一个都不能少》，在场景选择与影片可见空间的一致性上走到了极致，影片全部利用现实生活的实景，连场景中的人物都保持了原汁原味。所以，高度的纪实性直接掩盖了影片过于理想化的结尾给影片主题带来的削弱，该剧被大量观众喜欢也就可以理解了。至于《我的父亲母亲》这部影片，为了营造所谓散文诗一样的气氛，为了突出女主人公招弟对爱情的执着，几乎抽离了现实空间，只在需要的时候找一个场景作为人物立脚之地。
二、道具象征
道具的象征意义在张艺谋的影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红高粱、大红灯笼、《活着》里的皮影器具，这些承载着丰富象征意义的符号，无不引起观众广袤的联想和想象。红高粱、红高粱地、红高粱酒，这三个具体的物象反复出现，创造了一个生命体的象征形式。红高粱成了自由舒展的生命中喷涌不尽的勃勃生机与欲望的象征，红高粱地是人们繁衍生息赖以生存的环境，是“野合”的天然床，也是入侵者、践踏者的墓地。红高粱酒也是个象征物，酒与欲望有关，酒是煽情的，所以酒力就是性力、生命力，二者是相通的。《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红灯笼成为“主题道具”：生命的愿望和生理的欲望转换成了一连串触目可视的红灯笼，且被高高挂起。挂灯点灯的明争，象征着残酷的欲望聚合的一次次妻妾之争，争夺主妇宝座的暗斗。大红灯笼是陈家大院里欢娱、恩宠、情爱荣耀的象征，象征着欲望实现，同时证明着特权、身份和地位，代表着全部的幸福，反之，灭灯、关灯则意味着凄清、孤寂、黑暗，象征着所有的不幸。《秋菊打官司》中，那大串大串火红的辣椒，与主人公的身份、性格和生活空间浑然一体，伴随着主人公告状的历程，是主人公不屈不挠的精神代言，成为秋菊性格的象征。《菊豆》中五颜六色的染布象征着菊豆对情欲和人性的渴望，而红色的染池则成为生死轮回的象征。《活着》中加进原作只字未提的皮影戏具，既是推动情节发展的触媒，又成为影片寓意传达的载体，它的存在暗含了影片世事如梦、人生难料、“活着就好”的主旨。《摇》片中反复出现的芦苇荡，杀机四伏，摇曳不定，它是幽险莫测的黑社会的化身，又是小金宝漂无所依居无定所的悲剧命运的谶语。
纵观张艺谋导演的影片，从题材选择、人物塑造、画面雕琢、场景设置，到色彩渲染、造型设计、道具选择、音响配置，无处不充满了象征意义，从而渲染出一种特有的氛围，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力及震撼效果，促使观众深入思索其背后的深刻意义。象征主义因素的运用，影响了一代中国电影导演，也会对未来电影艺术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契机，随着现代科技的运用，拍摄、制作、播出的数字化，使得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更为游刃、便利、自如，也必将为电影艺术提供一个令人神往的更为广阔的发展和创作空间。
【作者简介】张华轩宇（1976- ）：男，吉林艺术学院戏剧影视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戏剧影视表演，表演教学，戏剧表演理论。 田一然（1983- ）：女，东北师大人文学院舞蹈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戏剧表演教学及理论。
【关键词】张艺谋；象征主义；场景；道具；电影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3）01-0093-1.5
张艺谋作为中国的著名电影大师，屡次在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获得殊荣，他把中国电影推向了世界影坛，无疑是中国电影事业的一面旗帜。张艺谋电影创作是中国艺术前沿发展状态的一个缩影，纵观他的影片，他运用得最多、最娴熟的艺术手段——象征。在中国电影界，他也是把象征主义与电影艺术结合得最完美的导演之一。象征主义因素充斥全片，这在题材、人物、画面、场景、色彩、造型、道具、音乐等各方面充分的展现，而正是本文倾力探究之所在。
纵观张艺谋的作品，其中存在着大量的象征主义因素，达到了极为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以下将分而论之。
一、场景象征
张艺谋影片中主场景选择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而且都经过了或多或少的虚拟化改造。这种改造使实实在在的生活场景更加空灵化、抽象化、写意化、符号化，更富有象征意味。通过这种变位，也使作品更有境界，氛围格调更易于造型，最终深刻地传达导演本人的思考，也使主题的昭示更有了普遍性的意味。
《红高粱》中，小说原作中山东高密的高粱地在电影里已成为大西北的一片野高粱。高粱地由东部移为西部，却移出了一个人迹稀少的西部生命力勃发的故事。《代号美洲豹》的剧情几乎被完全局限于一架飞机周围，这正符合一部惊险片对空间封闭性的要求。《菊豆》中一个太行山的小山村凭空就变成了皖南地区的一个染坊，不仅为故事封闭了空间，更在色彩的变化上找到了一个依据。《大红灯笼高高挂》本是江南一个宅院，却被抽去了所有的可能使空间更阴柔的安排（比如江南多雨的天气），而一下改为黄土高原山西的乔家大院，营造了一种更冷酷郁闷的气氛。这在小说原作提供的精神方面有所损失，但山西人自我封闭达到极致的宅院设计确实为电影提供了一个可靠的人与人拼死争斗的环境。到《秋菊打官司》，空间改造上更多地是考虑了对影片呈现的现实生活场景的把握。之所以把安徽山村改为陕西的山村，因为身为陕西人的张艺谋，对自己家乡的了解一定要强于对其他地区（尤其是南方）的一知半解。人物的语言及生活方式对张艺谋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因此影片成功的机会也就相应地增大了许多。事实上，张艺谋在《活着》被禁之后进入了另一个创作阶段。这种阶段上的划分也可以在影片空间的选择和使用方面看出来：《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一个先有故事、后有小说、最后才有影片的电影，叙述的是一个典型的上海故事，而场景就选择在上海附近的一个小岛上，这是张艺谋电影的第一次场景与故事空间的一致，但影片的时代背景却是上世纪初叶。1996年的《有话好好说》延续了上部影片的设计，北京的故事就在北京拍。《有话好好说》是张艺谋第一部完全的都市电影，这从人物设计、拍摄技巧上都能看得出来。1999年为张艺谋再夺金狮奖的《一个都不能少》，在场景选择与影片可见空间的一致性上走到了极致，影片全部利用现实生活的实景，连场景中的人物都保持了原汁原味。所以，高度的纪实性直接掩盖了影片过于理想化的结尾给影片主题带来的削弱，该剧被大量观众喜欢也就可以理解了。至于《我的父亲母亲》这部影片，为了营造所谓散文诗一样的气氛，为了突出女主人公招弟对爱情的执着，几乎抽离了现实空间，只在需要的时候找一个场景作为人物立脚之地。
二、道具象征
道具的象征意义在张艺谋的影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红高粱、大红灯笼、《活着》里的皮影器具，这些承载着丰富象征意义的符号，无不引起观众广袤的联想和想象。红高粱、红高粱地、红高粱酒，这三个具体的物象反复出现，创造了一个生命体的象征形式。红高粱成了自由舒展的生命中喷涌不尽的勃勃生机与欲望的象征，红高粱地是人们繁衍生息赖以生存的环境，是“野合”的天然床，也是入侵者、践踏者的墓地。红高粱酒也是个象征物，酒与欲望有关，酒是煽情的，所以酒力就是性力、生命力，二者是相通的。《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红灯笼成为“主题道具”：生命的愿望和生理的欲望转换成了一连串触目可视的红灯笼，且被高高挂起。挂灯点灯的明争，象征着残酷的欲望聚合的一次次妻妾之争，争夺主妇宝座的暗斗。大红灯笼是陈家大院里欢娱、恩宠、情爱荣耀的象征，象征着欲望实现，同时证明着特权、身份和地位，代表着全部的幸福，反之，灭灯、关灯则意味着凄清、孤寂、黑暗，象征着所有的不幸。《秋菊打官司》中，那大串大串火红的辣椒，与主人公的身份、性格和生活空间浑然一体，伴随着主人公告状的历程，是主人公不屈不挠的精神代言，成为秋菊性格的象征。《菊豆》中五颜六色的染布象征着菊豆对情欲和人性的渴望，而红色的染池则成为生死轮回的象征。《活着》中加进原作只字未提的皮影戏具，既是推动情节发展的触媒，又成为影片寓意传达的载体，它的存在暗含了影片世事如梦、人生难料、“活着就好”的主旨。《摇》片中反复出现的芦苇荡，杀机四伏，摇曳不定，它是幽险莫测的黑社会的化身，又是小金宝漂无所依居无定所的悲剧命运的谶语。
纵观张艺谋导演的影片，从题材选择、人物塑造、画面雕琢、场景设置，到色彩渲染、造型设计、道具选择、音响配置，无处不充满了象征意义，从而渲染出一种特有的氛围，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力及震撼效果，促使观众深入思索其背后的深刻意义。象征主义因素的运用，影响了一代中国电影导演，也会对未来电影艺术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契机，随着现代科技的运用，拍摄、制作、播出的数字化，使得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更为游刃、便利、自如，也必将为电影艺术提供一个令人神往的更为广阔的发展和创作空间。
【作者简介】张华轩宇（1976- ）：男，吉林艺术学院戏剧影视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戏剧影视表演，表演教学，戏剧表演理论。 田一然（1983- ）：女，东北师大人文学院舞蹈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戏剧表演教学及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