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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的宫廷纪实绘画中，帝后的肖像画数量相当多，自入关起的第一代顺治皇帝始至末代宣统皇帝止，以及他们的后妃，几乎都有穿戴整齐的朝服像存世，为我们了解这些帝后的相貌提供了十分准确的形象资料。这其中尤以乾隆一朝为最盛。
乾隆皇帝享年八十九岁，在位六十年，退位后还做了三年的太上皇，在这长达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中，他不断地请画家为其画像，从年轻尚为皇子时的宝亲王，一直到老态龙钟的耄耋之年，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画家为其画像。不仅乾隆皇帝自身留有众多的肖像画，他的若干后妃的容貌，也通过这些宫廷画家之手保留了下来。
乾隆当政的前半期，为乾隆皇帝和他的后妃们画像的艺术家中，有一位欧洲画家，他就是意大利人郎世宁。这位生于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的御用画家自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来到中国后，就始终没有离开过他宫廷画师的岗位，直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去世，他的遗体也埋葬在了远离他家乡的中国北京，至今墓碑尚存。郎世宁在宫中担当了一个非常主要的工作——为皇帝和后妃们绘制肖像画，从留存下来的作品可以看到他工作的成果，并且在清宫内务府的档案中也有他从事这项工作的记载。
郎世宁是在欧洲接受的绘画基本功训练，写实技艺十分扎实，他逼真的肖像画与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的兴趣两相吻合，便产生了如此众多的宫廷肖像画作品。正是由于乾隆皇帝对郎世宁肖像画的赏识，所以乾隆前期皇帝的御容和后妃的肖像，绝大多数都出自画家郎世宁之手。但是，由于大部分这类肖像画上均不署画家的姓名，以至于对这部分肖像画作者的判断与辨认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要知道在宫廷中，为皇帝或后妃画像，供奉画家虽然感到十分荣耀，但事实上，这又是一件非常卑恭的差事，为了表示对于皇帝和后妃们的尊敬，画家一般是不能在这些御容画上署名的。在如今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帝后肖像画，尤其是朝服像中，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实例。虽然在对这部分作品的判断与辨认上会造成一些困难，但是在乾隆时期，供奉内廷的中国画家和欧洲画家画风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对于经常接触这部分作品的研究者来说，判断和辨认也就不是很难解决的问题了。
这里要提到的《纯惠皇贵妃像》轴，就是一件乾隆皇帝妃子的肖像画。该图为绢本设色，纵198厘米、横123厘米，画幅上既无作者款印，也无清宫收藏印章，只是在人物头部的右侧，有竖写墨书一行“纯惠皇贵妃”，从墨迹看无疑是乾隆皇帝的手笔。我们从史籍上可以知道，这位“纯惠皇贵妃”是满族人，姓苏佳氏，是苏召南的女儿，生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比乾隆皇帝小两岁，雍正时是弘历的侧福晋，在弘历即位后不久即被册封为纯嫔，乾隆二年（1737年）册封为纯妃，乾隆十年（1745年）被册封为纯贵妃，至乾隆二十五年（1770年）晋封为纯皇贵妃，同年去世，享年仅四十八岁，追谥号为“纯惠皇贵妃”。这幅肖像画是目前所见纯惠皇贵妃唯一的朝服像。画像上乾隆皇帝的手书，应当是纯惠皇贵妃去世以后所写的，表达了他对逝去宠妃的追思。
从这幅《纯惠皇贵妃像》轴看，作者谙熟解剖结构。人物面部略有明暗，五官十分清晰，鼻子、鼻翼和面颊部分用色彩渲染，表现出立体的效果，又很精确地描绘了肌肉和皮肤的结构；画中的宝座、地毯颇具前后的透视效果，描绘得很准确。这位皇贵妃的肖像在另外一卷画幅中也可以见到，那就是收藏于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的《乾隆及后妃像》卷（又称《心写治平图》卷），在始画于乾隆元年的这卷作品中，起首为乾隆皇帝，纯妃则排在第四位。将此画卷中的纯妃与画轴中的纯惠皇贵妃两相比较，相貌一样，就是同一个人，只是画轴中的人比画卷中的人年纪稍稍大一些；二者绘画的手法亦相同。而《乾隆及后妃像》卷已是大家公认的郎世宁之作，虽然画幅上并没有画家款印，但是从其明显的欧洲绘画风格可以确认是出自郎世宁之手。同样，在《纯惠皇贵妃像》轴上，尤其是对人物脸部的刻画，也能发现明显的欧洲绘画风格，二者又极为相似，所以有同样的理由可以确定，这幅画也是郎世宁的作品。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纯惠皇贵妃像》轴的衣纹、宝座和地毯部分，用线条勾勒，具有传统中国绘画的特点，应当是郎世宁的中国助手根据郎世宁的稿本著色补绘的。此外，这幅作品的装裱还仍然保持着清宫原来的样式，仅仅失去了天杆和地杆，已属难得。
类似的后妃朝服像，还有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孝贤纯皇后像》轴和《慧贤皇贵妃像》轴等。这些画幅构图格式相同，绘画风格亦近似，人物面部刻画细腻，具有明显欧洲画法的痕迹，它们应当都是出自画家郎世宁之手。当然，郎世宁作于乾隆初期的作品，因为画家年富力强，人物面部的描绘更为细致，而且画幅的全部都是由郎世宁独自完成。到了乾隆中期，郎世宁年事已高，他只是绘制人物的面部，而衣饰和背景则由他的中国学生以线条补画，故在绘画风格上自然会存在一些差异。
10月，此幅《纯惠皇贵妃朝服像》轴将以估价待询的方式登上香港苏富比秋拍“大雅雍容─清代后妃肖像”专场，在目前的公开市场中，独此一帧。
乾隆皇帝享年八十九岁，在位六十年，退位后还做了三年的太上皇，在这长达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中，他不断地请画家为其画像，从年轻尚为皇子时的宝亲王，一直到老态龙钟的耄耋之年，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画家为其画像。不仅乾隆皇帝自身留有众多的肖像画，他的若干后妃的容貌，也通过这些宫廷画家之手保留了下来。
乾隆当政的前半期，为乾隆皇帝和他的后妃们画像的艺术家中，有一位欧洲画家，他就是意大利人郎世宁。这位生于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的御用画家自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来到中国后，就始终没有离开过他宫廷画师的岗位，直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去世，他的遗体也埋葬在了远离他家乡的中国北京，至今墓碑尚存。郎世宁在宫中担当了一个非常主要的工作——为皇帝和后妃们绘制肖像画，从留存下来的作品可以看到他工作的成果，并且在清宫内务府的档案中也有他从事这项工作的记载。
郎世宁是在欧洲接受的绘画基本功训练，写实技艺十分扎实，他逼真的肖像画与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的兴趣两相吻合，便产生了如此众多的宫廷肖像画作品。正是由于乾隆皇帝对郎世宁肖像画的赏识，所以乾隆前期皇帝的御容和后妃的肖像，绝大多数都出自画家郎世宁之手。但是，由于大部分这类肖像画上均不署画家的姓名，以至于对这部分肖像画作者的判断与辨认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要知道在宫廷中，为皇帝或后妃画像，供奉画家虽然感到十分荣耀，但事实上，这又是一件非常卑恭的差事，为了表示对于皇帝和后妃们的尊敬，画家一般是不能在这些御容画上署名的。在如今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帝后肖像画，尤其是朝服像中，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实例。虽然在对这部分作品的判断与辨认上会造成一些困难，但是在乾隆时期，供奉内廷的中国画家和欧洲画家画风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对于经常接触这部分作品的研究者来说，判断和辨认也就不是很难解决的问题了。
这里要提到的《纯惠皇贵妃像》轴，就是一件乾隆皇帝妃子的肖像画。该图为绢本设色，纵198厘米、横123厘米，画幅上既无作者款印，也无清宫收藏印章，只是在人物头部的右侧，有竖写墨书一行“纯惠皇贵妃”，从墨迹看无疑是乾隆皇帝的手笔。我们从史籍上可以知道，这位“纯惠皇贵妃”是满族人，姓苏佳氏，是苏召南的女儿，生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比乾隆皇帝小两岁，雍正时是弘历的侧福晋，在弘历即位后不久即被册封为纯嫔，乾隆二年（1737年）册封为纯妃，乾隆十年（1745年）被册封为纯贵妃，至乾隆二十五年（1770年）晋封为纯皇贵妃，同年去世，享年仅四十八岁，追谥号为“纯惠皇贵妃”。这幅肖像画是目前所见纯惠皇贵妃唯一的朝服像。画像上乾隆皇帝的手书，应当是纯惠皇贵妃去世以后所写的，表达了他对逝去宠妃的追思。
从这幅《纯惠皇贵妃像》轴看，作者谙熟解剖结构。人物面部略有明暗，五官十分清晰，鼻子、鼻翼和面颊部分用色彩渲染，表现出立体的效果，又很精确地描绘了肌肉和皮肤的结构；画中的宝座、地毯颇具前后的透视效果，描绘得很准确。这位皇贵妃的肖像在另外一卷画幅中也可以见到，那就是收藏于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的《乾隆及后妃像》卷（又称《心写治平图》卷），在始画于乾隆元年的这卷作品中，起首为乾隆皇帝，纯妃则排在第四位。将此画卷中的纯妃与画轴中的纯惠皇贵妃两相比较，相貌一样，就是同一个人，只是画轴中的人比画卷中的人年纪稍稍大一些；二者绘画的手法亦相同。而《乾隆及后妃像》卷已是大家公认的郎世宁之作，虽然画幅上并没有画家款印，但是从其明显的欧洲绘画风格可以确认是出自郎世宁之手。同样，在《纯惠皇贵妃像》轴上，尤其是对人物脸部的刻画，也能发现明显的欧洲绘画风格，二者又极为相似，所以有同样的理由可以确定，这幅画也是郎世宁的作品。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纯惠皇贵妃像》轴的衣纹、宝座和地毯部分，用线条勾勒，具有传统中国绘画的特点，应当是郎世宁的中国助手根据郎世宁的稿本著色补绘的。此外，这幅作品的装裱还仍然保持着清宫原来的样式，仅仅失去了天杆和地杆，已属难得。
类似的后妃朝服像，还有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孝贤纯皇后像》轴和《慧贤皇贵妃像》轴等。这些画幅构图格式相同，绘画风格亦近似，人物面部刻画细腻，具有明显欧洲画法的痕迹，它们应当都是出自画家郎世宁之手。当然，郎世宁作于乾隆初期的作品，因为画家年富力强，人物面部的描绘更为细致，而且画幅的全部都是由郎世宁独自完成。到了乾隆中期，郎世宁年事已高，他只是绘制人物的面部，而衣饰和背景则由他的中国学生以线条补画，故在绘画风格上自然会存在一些差异。
10月，此幅《纯惠皇贵妃朝服像》轴将以估价待询的方式登上香港苏富比秋拍“大雅雍容─清代后妃肖像”专场，在目前的公开市场中，独此一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