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散文的传统，毫无疑问必须予以继承。近期，我在《散文特有的文化自信与文体自觉》（《上海师大学报》2019年第2期 ）一文中，强调、阐说了继承散文传统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中国散文具有国粹性、教化性和典艺性的传统属性，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文化“宝库”。惟其如此，我在这里谈散文突破传统而创新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必须强调散文传统的继承。中国散文的传统，可以追溯到甲骨文、钟鼎文的记事。除《老子》是形而上的哲学阐说之外，其后《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的散文以及《周易》《尚书》《春秋》《战国策》，都是文史记事;到司马迁的《史记》，基本完善了叙事、议论、抒情、说明的文章表述系统和散文（包括小说一些雏形的基本叙事元素）的基本表现形式。以后，历朝历代的散文、五四新文学的散文与“17年的散文”，都是在先秦两汉散文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对散文文化予以补充、改造与完善，发展成为中国现存的散文傳统。这个不可撼动的传统，成为今天散文创作最重要的命脉与骨血。
　　我们谈创新，离不开对传统的继承，而且主观上想突破、悖失、丢弃传统，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散文传统的文化基因规约着每位作家的散文写作，想突破、悖失与丢弃，就像抓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那样，是不可思议的徒然和痴心妄想。究其因，不仅仅是因为几千年散文传统力量强大，散文传统基本形式与艺术技巧的超稳定性，最根本的是因为方块汉字所包容、难以描述的传统文化信息，其无限丰富的文化国粹具有强大的统御性，它让汉语言写作者命定地去遵循汉语文字给予表述的文化语境、美学意蕴以及心理定势。精通英语的徐迟说过，他阅读英文原版的《资本论》，感到马克思文字中包含的惊涛骇浪般的喷薄激情;而我们读译成中文的《资本论》，则感觉马克思在英文字符里的激情，几乎在英译汉的文字转换中被完全遮蔽。这说明凭借着文字的力量，汉语言写作之于文化的传承，是难以规避、与之俱来的一种命定。
　　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以为，即使主观上忽视或放弃传统，但写出的散文还是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这方面有很多实例。刻意学兰姆随笔、甚至将兰姆的书放在枕边睡觉的梁遇春，他所写的《泪与笑》《春雨》《又是一年春草绿》等等，表明他是“中国的爱利亚”（“爱利亚”今译“伊利亚”，是查尔斯·兰姆影响最大的笔名）;周作人自称自己的散文中有“流氓鬼”与“绅士鬼”两样东西，其中的“绅士鬼”，是指他刻意追随英国思想家霭理斯及其爱迭生、兰姆、欧文、霍桑、高尔斯威西、吉欣、契斯透顿等人之随笔对他的影响，但他写出来的小品，却是中规中矩的中国现代散文的代表性作品;残雪追随卡夫卡等外国现代派作家而进行另类现代主义的写作，甚至她主张用外国现代派的作品与作派直接给中国文学进行“换血”，然而这位当代中国最“西化”的小说家，自己写作的《残雪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却依然是中国“卡夫卡”传人在中国散文传统上运作的当代散文。这些例子证明，恩格斯论说莎士比亚时所言说的关于传统无可规避的一个真理：“不管他剧本中的情节发生在什么地方——在意大利、法兰西还是那伐尔，其实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永远是他所描写的怪僻的平民、自作聪明的教书先生、可爱然而古怪的妇女们的故乡，Merry England（快乐的英国）。总之，你会看到这些情节只有在英国的天空下才能发生。”（《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第4卷，第395-396页）可见，超稳定性的传统，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强大文化基因，它在作家、艺术家的心理结构中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故而能够在创作中不知不觉地予以传承。
　　既然散文传统的继承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散文家在写作散文时，自然可以大胆对传统进行突破，完全忘却陈规旧律给予个人的种种束缚，放开手脚、自由进行散文创作中的创新。这么说，是为了强调散文的创新不被传统所拘囿，并非反对散文创作对传统的继承。俗话说，“要得甜，加点盐”。散文家在写完一篇作品的初稿后，不妨再回过头来，在本着从继承传统的角度，自觉地进行文本“加点盐”的修改，这便顾及到对散文传统的传承，可以这样说，对传统的自觉继承，不妨放在作品最后完成的修改阶段。
　　通过责疑与批判传统，才能转化为一种创新的自觉，成为创新的心理能量与驱力。换言之，唯有批判传统，才能继承传统，也才能创新。因此，大胆的批判是突破传统的关键。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价值观念。传统中绝大部分元素是代代认可并应该传承的积极元素，同时传统中也存在着应该舍弃的消极元素。对于传统中消极的元素，应该因时制宜地进行批判与舍弃。不破不立，不进行批判旧有的消极元素，则难以进行顺时应变的创新。比如，对五四现代散文中被打倒的“文以载道”，今天则应该重新恢复这一作为文章学上的公理。这一公理中的“道”，曾经被几千年封建文化思想赋予为圣人和君王立言的内核，五四运动对它的内核进行批判是时代的需要与必然，但废除、打倒这一文章学的公理与散文的美学，又是非常错误的。今天，在肯定五四散文“自我表现”理念的同时，就应该重新在学理上给“文以载道”恢复名誉，并在学理与实际创作中将“文以载道”与“自我表现”两者整合起来。再如，对“17年的散文”传统中的教训，应该进行历史的反思与记取。像直接简单的为政治服务、为方针政策图解的功利意识，消解作家主体性、为工农兵做代言人的“大我”写作立场，大一统“颂歌”主题而排斥其他的思维模式，故做姿态、激情表达的“直抒胸臆”，为政治文化直接演绎的“形散神不散”与“卒章显志”的技术信条等，这些都是在今天写作中应该予以批判，并清醒地予以规避与舍弃。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教会我们对世界上一切问题研究的思想方法，就是责疑与批判;而这种方法就是认识论上的反向思维（或称逆向思维与求异思维）。当我们批判旧传统的时候，除了责疑与批判的反向思维，还应该认识到一个公理：创新对散文家来说，还必须有个人学养资质的依凭。而在诸多学养资质的依凭中，最重要的是作家本人创作的审美视野。 　　关于创新的审美视野，王兆胜研究员在“散文观察”专栏上发表的《散文文体的跨界及其限度》一文中，提出了“外跨”与“内跨”的借鉴范围与适度，这无疑是客观、正确的论断。而我在这里补充说明的是，从散文创新的视角看，跨艺类（指文艺门类）与跨文体（指文学文体）的写作，是开拓散文创新视野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途径，可以大胆些，再开放些。往开放方面说，“外跨”中可以而且还应该包括向绘画、建筑、雕塑、书法、音乐、舞蹈、电影等艺术门类进行借鉴，这是更高的文化审美的视野。苏轼说“诗画本一律”，我套用一句，艺文本一律。各个艺术门类中间本来是相互融通的，有很多艺术的辩证法则是共同共通的。对跨艺类这个问题，散文研究者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且不论五四现代散文的成功是因英式随笔（Essay）与外国文艺的移植与融通而来，且不论擅长“外跨”的鲁迅等一些现代散文家借鉴融通现代主义文艺的成功经验，在当今散文作家中擅长“跨艺类”的有残雪、莫言、赵丽宏等一批作家，而在他们中间则有三位“外跨”的作家尤其值得在此作为例证。一是江苏籍作家王川。作为画家与小说家，他走遍世界各地建筑、绘画、音乐、文学等方面很著名、高端的人文景点，创作了很受读者欢迎的《艺术地图》（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他将个人绘画与小说创作的经验参与到散文的审美创造，而成为一种新颖的绘画、雕塑性的“艺术”美文。与之近似的还有前些年才破门而出的陈奕纯。他是全国著名画家，北京人民大会堂里挂着他的多幅画作。在《大地的皱纹》等散文集中，他用绘画的工笔与写意，融入电影、雕塑、动漫的技法，在散文创新中写意抒情，取得了“外跨”而创新的不俗成果与成功的经验。第三位是作为诗人兼散文家与小说家的赵丽宏。他擅长写音乐题材并借鉴音乐表现元素创造出“外跨”式散文，《日晷之影》就是借鉴交响乐等多种技巧元素创作的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获首届冰心散文奖），这本同名集里的大多数作品都是这种类型的“外跨”制作。他们的唯美主义经验表明，“外跨”可以让读者感觉文本的新颖、奇异和另类的独特，而且还证明适当借鉴西方现代主义与现代派的文学艺术的方法技巧，进行散文“唯美”（可能会失去传统散文的一些清通自然）的创新，不仅成为一种可能的现实，而且是中国散文走向世界、融进世界文化的必须。我认为，新时期以降的散文创作，已经采用“拿来主义”，并且使一些作家的散文取得了奇异的色调与风采，但这还远远不够。还应该进一步加大力度，向现代绘画、雕刻、音乐、电影、舞蹈等门类和现代派文学借鉴艺术方法与技巧，这方面如能成为散文家的文体自觉，则对传统散文的文体是一次更大裂变性的解放，创新也就会抵达一个更高理想的阶段与境界。这是创造美文之“美”不可或缺的一个应该引起重视的方法或途径。
　　自然，创新视野的开拓不仅是形而下依凭外国文艺形式技巧的经验，而且还应该形而上把握世界文艺创作的理论，必须批判地实行鲁迅当年所提倡的“拿来主义”。应该认识到：现代哲學、美学、文艺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理论著述，尤其是一些相关人文科学专业的理论，是一种对散文创新视野的理论支撑。举例说，丁帆写作《江南悲歌》《知识分子的幽灵》《先生素描》等知识分子题材的散文随笔，就精读了里拉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柯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凯里的《知识分子与大众》、雅各比的《最后的知识分子》、博维的《权力中的知识分子》、伯林的《俄国思想家》、阿伦特的《论革命》等，使其随笔在学者散文中耳目一新、独树一帜。可见，对散文家来说，支撑思想的理论上的积累与提升，建立自己全球化的文化视野，去批判地与世界文化进行对接与对译，也是散文创新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因此，只有坚持“外跨”的写作加之厚实理论的支撑，散文的创新才能真正获得一种先锋意识并在践行中真正坚守先锋姿态。
　　批判旧散文传统的创新，实际上同时又在创造着新的散文传统。历史上每一次散文文体自觉思潮都创造了新的散文传统。五四散文“自我表现”的思潮，因借鉴英式随笔而创造了“人本位”与现代散文的抒情表述系统;“17年散文”因向古典诗文“求诗”而创造了杨朔等作家“诗化散文”的传统;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创造了涵容历史反思的哲理性、人文性、与全球接轨的“文化散文”的新鲜经验，也是林非、潘旭澜、余秋雨、赵丽宏、贾平凹、韩小蕙、刘亮程等众多作家所创造的新的文化诗性传统。上述这些新的传统都是一些散文思潮中“发明出来的传统”。所谓“发明出来的传统”，是史学家E·霍布斯班（Eric·Hobsbawm）提出的理论，他认为某些传统看似有着悠久历史且从本土文化传统中生成，但仅是某些方面与真正的传统元素相符，其实是人为的文化幻觉。而“发明出来的传统”，之所以可能成为“正统和权威”，是因为“通常由外显或默示而为人接受的规律所支配……它借着重复再三而企图传授价值观与行为规范……企图在现在与适当的历史之间建立连续性”。（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5页）这段话说明一个客观存在的规律，传统在历史沿袭中不断被“发明”、创造、改良，是一个永远流动与嬗变的文化现象。
　　散文创新是新发明传统与旧传统间的接续，是后先锋与旧先锋间的链接，是散文与时俱进的阶段性发展。所以，创新永远具有先锋意义的属性。正如先锋派作家欧仁·尤奈斯库所说： “只有在先锋派取得成功以后，只有在先锋派的作家和艺术家有人跟随以后，只有在这些作家和艺术家创造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学派、一种能够被接受的文化风格并且能征服一个时代的时候，先锋派才有可能事后被承认。所以，只有在一种先锋派已经不复存在，只有在它已经变成后锋派的时候，只有在它已被‘大部队’的其他部分赶上甚至超过的时候，人们才可能意识到曾经有过先锋派。”（欧仁·尤奈斯库：《论先锋派》，李化译，《法国作家论文学》，三联书店，1984年）
　　总之，“创新”是散文发展的内驱力，是在守成与失范的悖论中使散文获得良性文化反哺与螺旋式提升的一个起“先锋”作用的轴心。自由、大胆、开放、肆意在散文创作中进行创新实践，如此成为作家的自觉，散文的明天肯定是可期待的璀璨与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