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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山坡的《蛋镇电影院》是一本以电影院为背景的主题小说集。在我看来，写一本主题小说集比写一部长篇小说难度更大。
看到“电影院”，我的心情有点复杂。上世纪80年代的电影院和电影，对我们这代人影响非常大，有个情结。我写过一篇散文和一个短篇小说，都叫《露天电影》。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电影院，也都有自己的电影。小时候老家还没有通电，每次看电影都跟过节似的。电影放映员权力特别大，大队里最好的东西都给他们吃，他们带着发电机过来。我们觉得特别神秘，放映员的车子进了村，一群孩子就跟在他身后跑。每一场电影至少看三遍，我们村里放完了，还要在其他村放，几个小伙伴约好了，跟着到下一个村接着看。一部电影看多了，很多台词都会背。我们父辈那一代人，他们能看到的电影还不如我们多，台词背得更多。不是记忆力有多好，实在是看的次数太多了。
那个时候电影几乎是唯一的公共娱乐，我们村那会儿还没有电视。后来有了电视，电视逐渐取代了电影，我们也是把电视当电影看。我们村里有一台日本东芝的彩色电视机，大队部买的，公共财产。每天晚上放，到晚上就搬到大队部的院子里，庄严地摆在一个高高的电视橱里，平常橱门上锁。我们要在太阳落山之前赶来占座，搬块石头放在电视橱的前面，写上自己名字，然后回家吃晚饭。要不，来晚了就会看到大半个村庄的人都聚在电视机前，那真是里三层外三层，都挤不进去。我们村是个大村，遇上好看的连续剧，能把大队部的围墙挤坏掉。小孩来晚了很吃亏，电视不像电影，你可以在银幕后面看，顶多看见拿枪持刀的都突然变成了左撇子，电视橱的后面只有一块板。要从大人们的腿之间钻过去，那你就得做好挨踹的准备。
那时候露天电视就是小一号的露天电影。
我看的最后一场露天电影，是在北京，在北大旁边。小区旁边有个公园，一个夏天晚上突然放起了露天电影，可能是送文化进小区活动。看的人不多。我看得热泪盈眶，不是电影感动我，而是突然想起这个东西在生命中曾如此重要。看完之后写了一篇散文《露天电影》。
电影一定程度上定义了我们的部分人生。比如我，小时候我就认为世上最牛的人是电影放映员，他们来了，就把节日带来了。只有他们才懂这种高深的机器，他们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们说要有人，就有了人。总之，他们想要有什么，就会有什么。
一直很留意一个演员的动态，周里京。小时候就看他的电影，觉得特别帅，只要有他名字出现，就会关注一下。电影算是给我们这一代人建立了一个审美的范式，那个时候喜欢什么样的人就觉得什么样的人好。
我在第一部长篇小说里也用了很大篇幅写过电影院。上初中的时候，我借住在镇医院的家属宿舍里，医院对面就是电影院。和山坡写的基本一样，那时候全国小镇的电影院可能都差不多。在村里，过年时，年轻人一个重要的娱乐节目，就是在初六之前到镇上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春节过得怎么样，六天里看了几场电影是重要指标。念初中之前，我难得去镇上，去了主要做两件事情，一个是看电影，一个是去书店。过年拿了压岁钱，看场电影，然后去买书。
这是我的电影院。忍不住要怀念一下那一段峥嵘岁月。我想山坡应该也是基于跟我差不多的情结，才隆重地写了这本《蛋镇电影院》。
《蛋镇电影院》有17个精彩的短篇，人物和故事都很有意思，主题也宏大。写这样一部短篇小说集可能比写长篇的难度还大。写作长篇在很大程度上是力气活儿。经常有人问我，工作忙，时间紧，为什么不写短篇，反写长篇？如果有长篇写作的经验，你就会发现越忙越适合写长篇。短篇一个写完，另一个就得另起炉灶，脑子里要不停地换频道。写长篇却是几年里只想一件事情。比如《耶路撒冷》，写了六年，《北上》，写了四年，一年到头只念叨这一件事，其实挺幸福。就像马拉松，开了头你往下跑就是了，操心多了也没用。短篇不一样，短篇是短跑，跑完这一段，下一段得另换一个新场地。主题小说集更要命，人物、语境有限定，写得越多，限定越大，各小说之间你又不能重复，所以越写越难。山坡在《蛋镇电影院》中居然写出了17篇，篇篇都能相互区别开来，且各有各的精彩，非常之不容易。
这种写作的辛苦我尝过。我从2010年开始写一个主题小说集，就是《北京西郊故事集》。差不多十年，才写出来九篇。不是不想写，实在是写作难度太大，每一篇都给后来者竖起一堵墙，后来的小说腾挪的空间会越来越小。第一篇人物可以天马行空，到第二篇，人物前面出现的特点这一篇必须继续。如此类推，到最后一篇，前面所有小说都是你的雷池，走每一步都要很小心。你不能重复自己，更不能自相矛盾。山坡这点做得特别好，故事讲述方式都不重复。我特别喜欢两个短篇小说作家，一是鲁迅，二是胡安·鲁尔福。鲁迅《呐喊》、《彷徨》、《故事新编》里，几乎没有任何两个小说的讲述方式是一样的;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的《烈火平原》，更是如此，都是“独此一份”。平庸的作家往往偷懒，当然偷懒的作家必定也会平庸，习惯于讲了一个故事，换几个人再讲一个故事，习惯于依赖套路。好作家不许自己有套路。福克纳没有任何两个长篇小说的结构是一样的，莫言的所有长篇小说中，也没有任何两个是雷同的。结构不仅仅是形式。一种新的结构，往往意味着看问题的角度发生了变化。好作家的变，说到底就是自我压榨，榨出你的才华和创造力。《蛋镇电影院》讲述方式一直在变，这就是一个好作家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证据。
朱山坡的这个小说集里有我们这代人的历史。时间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还多次提到对越战的记憶。时间点很重要，涉及到一个作家如何处理历史的问题。影视剧经常通过标语和背景音乐等显著、有效的语言来传达出一个特定的时代。小说呈现时代感和历史感的手段，相对更灵活和丰富一些，语言本身、典型的意象、独特的细节和故事，你可以把所有信息都浸到历史的酱缸里。
小说里写到粮管所，一下子就让我回到那个时代。小时候每年都有两次，我跟我爸拉着平板车运粮食去粮管所，交公粮。现在的孩子不会再有这种经验了。一个镇上的人都去交公粮，从粮管所排出来漫长的队伍，有时候一排就是一天。如果你问我那个年代是什么样子，我可能没法一两句话说清楚，但看到小说里的“粮管所”，我会确凿地告诉你，那个年代就这样。小说自然地带出了年代感。 《蛋镇电影院》一看就知道是写广西，广西和越战的关系大家都清楚。《凤凰》这一篇，男主人公是兽医，结婚后想永远生活在这个地方，这时候从战场上回来一个同学，让他赶快上战场，他就去了。和平时代，想去当兵都不容易。我们那时候，在农村想当兵的都挤破头。我初中时成绩比较好，成绩好的一般会报考中专，两三年以后拿到铁饭碗，变成一个吃公家饭的人，一辈子都省心。到中考，我想继续读高中，然后考大学。我爸说，念高中考不上大学，就白干了。考不上大学以后怎么办？我说要么当兵，要么当卡车司机。我姑父开车，天南地北地跑，我一直羡慕这样的生活。但当兵是首选。后来发现当兵相当不容易，想报军校，第一轮体检就没过。我跟医生说，平足有那么大的影响吗？医生说，胳膊腿完美无缺的都挑不过来，你说你平足是不是个大毛病？我就不吭声了。当时在蛋镇当兵就不像我那时候，一点都不烦琐和苛刻，因为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和靠近边境的特殊地方。小说要有足够的能力让故事回到历史现场，所以，《蛋镇电影院》是经得起推敲的。
山坡是一个浪漫主义者。《蛋镇电影院》里面充斥着无所事事的人，一群浪漫派，特别好玩，这也是我读他的小说的一貫感受。山坡1973年出生，是我们这一代作家里非常独特的一个，内心有着顽固的诗和远方。虽然写得很现实，但是小说里弥漫的浓重诗意，会让你觉得跟他的人物总有那么一点距离。现实又超现实。诗意这个东西非常难得的。我特别看重有诗意的作家，比如红柯。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我非常难过，愿他安息！红柯作品中呈现的特质是中国作家极少有的，那种庞大的诗意，蓬勃的澎湃的诗意。红柯一生向往诗和远方，年轻时去了新疆。在新疆待了十年回到陕西，人完全变了，头发自来卷了，眼睛的颜色变了，长出了络腮胡子，整个人好像基因都变了。跟朋友们谈起红柯，我总是说，诗意会改变一个人。红柯内心里始终令人肃然起敬地保持着巨大的诗意。诗意弥漫进作品，一些特殊的东西就会自然地溢出来。
作品充满诗意，因为作者内心总有天真。一个好作家最后多半都有“老谋深算”的能力，这能力挺重要，下足了功夫，很多人多半也达得到，但天真、诗意的这一块，却是极难能而可贵。现实的反复碾压之后，我们往往不自知地就成了一个油腻的现实主义中老年人。所以，我要祝贺山坡兄，离油腻还有一大段距离。一定要挺住。
《蛋镇电影院》里无处不在、踉踉跄跄的荒诞感，我也喜欢。小说里的人物经常是靠一种荒诞的现实主义逻辑往前走，走时还会踉踉跄跄，偶尔晕一下。那种微熏的状态，拿捏得比较好。这也成就了本书的风格。同为广西作家，东西早期的小说也有这个劲儿，用我老家的方言讲，整个人是“柳”着身子走路，很是摇曳生姿。当然还得说到余华，我也知道余华是山坡最喜欢的作家之一。相信读者在《蛋镇电影院》一定能看见余华的影子。小说里极少描述，以叙述为主，文字和现实之间若即若离，阅读时你会特别放松，没有障碍，可以一口气从头读到尾，如同读余华《活着》之后的小说。现实主义和荒诞之间的分寸，山坡同样把握得很好。
（责任编辑：李璐）
看到“电影院”，我的心情有点复杂。上世纪80年代的电影院和电影，对我们这代人影响非常大，有个情结。我写过一篇散文和一个短篇小说，都叫《露天电影》。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电影院，也都有自己的电影。小时候老家还没有通电，每次看电影都跟过节似的。电影放映员权力特别大，大队里最好的东西都给他们吃，他们带着发电机过来。我们觉得特别神秘，放映员的车子进了村，一群孩子就跟在他身后跑。每一场电影至少看三遍，我们村里放完了，还要在其他村放，几个小伙伴约好了，跟着到下一个村接着看。一部电影看多了，很多台词都会背。我们父辈那一代人，他们能看到的电影还不如我们多，台词背得更多。不是记忆力有多好，实在是看的次数太多了。
那个时候电影几乎是唯一的公共娱乐，我们村那会儿还没有电视。后来有了电视，电视逐渐取代了电影，我们也是把电视当电影看。我们村里有一台日本东芝的彩色电视机，大队部买的，公共财产。每天晚上放，到晚上就搬到大队部的院子里，庄严地摆在一个高高的电视橱里，平常橱门上锁。我们要在太阳落山之前赶来占座，搬块石头放在电视橱的前面，写上自己名字，然后回家吃晚饭。要不，来晚了就会看到大半个村庄的人都聚在电视机前，那真是里三层外三层，都挤不进去。我们村是个大村，遇上好看的连续剧，能把大队部的围墙挤坏掉。小孩来晚了很吃亏，电视不像电影，你可以在银幕后面看，顶多看见拿枪持刀的都突然变成了左撇子，电视橱的后面只有一块板。要从大人们的腿之间钻过去，那你就得做好挨踹的准备。
那时候露天电视就是小一号的露天电影。
我看的最后一场露天电影，是在北京，在北大旁边。小区旁边有个公园，一个夏天晚上突然放起了露天电影，可能是送文化进小区活动。看的人不多。我看得热泪盈眶，不是电影感动我，而是突然想起这个东西在生命中曾如此重要。看完之后写了一篇散文《露天电影》。
电影一定程度上定义了我们的部分人生。比如我，小时候我就认为世上最牛的人是电影放映员，他们来了，就把节日带来了。只有他们才懂这种高深的机器，他们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们说要有人，就有了人。总之，他们想要有什么，就会有什么。
一直很留意一个演员的动态，周里京。小时候就看他的电影，觉得特别帅，只要有他名字出现，就会关注一下。电影算是给我们这一代人建立了一个审美的范式，那个时候喜欢什么样的人就觉得什么样的人好。
我在第一部长篇小说里也用了很大篇幅写过电影院。上初中的时候，我借住在镇医院的家属宿舍里，医院对面就是电影院。和山坡写的基本一样，那时候全国小镇的电影院可能都差不多。在村里，过年时，年轻人一个重要的娱乐节目，就是在初六之前到镇上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春节过得怎么样，六天里看了几场电影是重要指标。念初中之前，我难得去镇上，去了主要做两件事情，一个是看电影，一个是去书店。过年拿了压岁钱，看场电影，然后去买书。
这是我的电影院。忍不住要怀念一下那一段峥嵘岁月。我想山坡应该也是基于跟我差不多的情结，才隆重地写了这本《蛋镇电影院》。
《蛋镇电影院》有17个精彩的短篇，人物和故事都很有意思，主题也宏大。写这样一部短篇小说集可能比写长篇的难度还大。写作长篇在很大程度上是力气活儿。经常有人问我，工作忙，时间紧，为什么不写短篇，反写长篇？如果有长篇写作的经验，你就会发现越忙越适合写长篇。短篇一个写完，另一个就得另起炉灶，脑子里要不停地换频道。写长篇却是几年里只想一件事情。比如《耶路撒冷》，写了六年，《北上》，写了四年，一年到头只念叨这一件事，其实挺幸福。就像马拉松，开了头你往下跑就是了，操心多了也没用。短篇不一样，短篇是短跑，跑完这一段，下一段得另换一个新场地。主题小说集更要命，人物、语境有限定，写得越多，限定越大，各小说之间你又不能重复，所以越写越难。山坡在《蛋镇电影院》中居然写出了17篇，篇篇都能相互区别开来，且各有各的精彩，非常之不容易。
这种写作的辛苦我尝过。我从2010年开始写一个主题小说集，就是《北京西郊故事集》。差不多十年，才写出来九篇。不是不想写，实在是写作难度太大，每一篇都给后来者竖起一堵墙，后来的小说腾挪的空间会越来越小。第一篇人物可以天马行空，到第二篇，人物前面出现的特点这一篇必须继续。如此类推，到最后一篇，前面所有小说都是你的雷池，走每一步都要很小心。你不能重复自己，更不能自相矛盾。山坡这点做得特别好，故事讲述方式都不重复。我特别喜欢两个短篇小说作家，一是鲁迅，二是胡安·鲁尔福。鲁迅《呐喊》、《彷徨》、《故事新编》里，几乎没有任何两个小说的讲述方式是一样的;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的《烈火平原》，更是如此，都是“独此一份”。平庸的作家往往偷懒，当然偷懒的作家必定也会平庸，习惯于讲了一个故事，换几个人再讲一个故事，习惯于依赖套路。好作家不许自己有套路。福克纳没有任何两个长篇小说的结构是一样的，莫言的所有长篇小说中，也没有任何两个是雷同的。结构不仅仅是形式。一种新的结构，往往意味着看问题的角度发生了变化。好作家的变，说到底就是自我压榨，榨出你的才华和创造力。《蛋镇电影院》讲述方式一直在变，这就是一个好作家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证据。
朱山坡的这个小说集里有我们这代人的历史。时间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还多次提到对越战的记憶。时间点很重要，涉及到一个作家如何处理历史的问题。影视剧经常通过标语和背景音乐等显著、有效的语言来传达出一个特定的时代。小说呈现时代感和历史感的手段，相对更灵活和丰富一些，语言本身、典型的意象、独特的细节和故事，你可以把所有信息都浸到历史的酱缸里。
小说里写到粮管所，一下子就让我回到那个时代。小时候每年都有两次，我跟我爸拉着平板车运粮食去粮管所，交公粮。现在的孩子不会再有这种经验了。一个镇上的人都去交公粮，从粮管所排出来漫长的队伍，有时候一排就是一天。如果你问我那个年代是什么样子，我可能没法一两句话说清楚，但看到小说里的“粮管所”，我会确凿地告诉你，那个年代就这样。小说自然地带出了年代感。 《蛋镇电影院》一看就知道是写广西，广西和越战的关系大家都清楚。《凤凰》这一篇，男主人公是兽医，结婚后想永远生活在这个地方，这时候从战场上回来一个同学，让他赶快上战场，他就去了。和平时代，想去当兵都不容易。我们那时候，在农村想当兵的都挤破头。我初中时成绩比较好，成绩好的一般会报考中专，两三年以后拿到铁饭碗，变成一个吃公家饭的人，一辈子都省心。到中考，我想继续读高中，然后考大学。我爸说，念高中考不上大学，就白干了。考不上大学以后怎么办？我说要么当兵，要么当卡车司机。我姑父开车，天南地北地跑，我一直羡慕这样的生活。但当兵是首选。后来发现当兵相当不容易，想报军校，第一轮体检就没过。我跟医生说，平足有那么大的影响吗？医生说，胳膊腿完美无缺的都挑不过来，你说你平足是不是个大毛病？我就不吭声了。当时在蛋镇当兵就不像我那时候，一点都不烦琐和苛刻，因为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和靠近边境的特殊地方。小说要有足够的能力让故事回到历史现场，所以，《蛋镇电影院》是经得起推敲的。
山坡是一个浪漫主义者。《蛋镇电影院》里面充斥着无所事事的人，一群浪漫派，特别好玩，这也是我读他的小说的一貫感受。山坡1973年出生，是我们这一代作家里非常独特的一个，内心有着顽固的诗和远方。虽然写得很现实，但是小说里弥漫的浓重诗意，会让你觉得跟他的人物总有那么一点距离。现实又超现实。诗意这个东西非常难得的。我特别看重有诗意的作家，比如红柯。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我非常难过，愿他安息！红柯作品中呈现的特质是中国作家极少有的，那种庞大的诗意，蓬勃的澎湃的诗意。红柯一生向往诗和远方，年轻时去了新疆。在新疆待了十年回到陕西，人完全变了，头发自来卷了，眼睛的颜色变了，长出了络腮胡子，整个人好像基因都变了。跟朋友们谈起红柯，我总是说，诗意会改变一个人。红柯内心里始终令人肃然起敬地保持着巨大的诗意。诗意弥漫进作品，一些特殊的东西就会自然地溢出来。
作品充满诗意，因为作者内心总有天真。一个好作家最后多半都有“老谋深算”的能力，这能力挺重要，下足了功夫，很多人多半也达得到，但天真、诗意的这一块，却是极难能而可贵。现实的反复碾压之后，我们往往不自知地就成了一个油腻的现实主义中老年人。所以，我要祝贺山坡兄，离油腻还有一大段距离。一定要挺住。
《蛋镇电影院》里无处不在、踉踉跄跄的荒诞感，我也喜欢。小说里的人物经常是靠一种荒诞的现实主义逻辑往前走，走时还会踉踉跄跄，偶尔晕一下。那种微熏的状态，拿捏得比较好。这也成就了本书的风格。同为广西作家，东西早期的小说也有这个劲儿，用我老家的方言讲，整个人是“柳”着身子走路，很是摇曳生姿。当然还得说到余华，我也知道余华是山坡最喜欢的作家之一。相信读者在《蛋镇电影院》一定能看见余华的影子。小说里极少描述，以叙述为主，文字和现实之间若即若离，阅读时你会特别放松，没有障碍，可以一口气从头读到尾，如同读余华《活着》之后的小说。现实主义和荒诞之间的分寸，山坡同样把握得很好。
（责任编辑：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