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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不同历史背景和环境因素的影响下，中西方新闻媒介与民众之间形成了不同的关系模式。中国媒介以“教师”的角色对民众进行引导和教化；西方媒介则以平等的“伙伴”身份为民众提供新闻信息，代表民众行使相关权力。本文对中西方新闻媒介与民众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对比，从历史渊源、经济基础、思想文化三个方面分析了差异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新闻媒介 民众相互关系 中西比较
中西方的新闻媒介根植于不同的社会环境，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也形成了不同的工作传统。在与民众的关系上，中国新闻媒介以“教师”姿态向民众传递思想文化，与其形成鲜明的“师生关系”，西方新闻媒介则与民众结下了深厚的“伙伴情谊”。
中国新闻媒介与民众的“师生关系”
中国的新闻媒介是政治的产物，从萌发到现在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统一思想、传达政令是其主要功能。正是这种权威的政治训导机能和独特的引领思想的作用，形成中国新闻媒介与民众特有的“师生关系”。
中国的古代报纸主要有三类：朝廷官报、非法民报（小报）、合法民报（京报）。①官报（邸报）产生于唐朝，它的编发主要是宣达皇命、统一思想、维护中央集权。北宋时出现了非法民报——小报。小报以刊登朝廷政事和宫廷消息为主要内容。明朝后期出现了合法民报即《京报》，这是一种以刊载朝廷官文书为主要内容的可以公开出版发行的民营报纸，②基本上也是传达朝廷政令。
由此可见，中国的新闻媒介一开始就被统治阶级作为政治工具运用，以高于民众的姿态传达政令、教化民众、统一思想，以维护封建集权统治。
近代，由传教士创办的中国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问世，此后陆续出现的在华外报在“宣传教义”的同时，也将西方的科学知识引入中国。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华外报充当了中国民众“近代文明”这门课的“教师”。
国人自办的近代报刊主要是宣传政治主张，开展政治运动，出于改良和革命两条政治路线，近代中国出现了两次办报高潮。梁启超提出了报纸的五功能说，认为报纸具有“开民智、兴民权、陶民德”的作用，报纸这种独特的传播工具可以提高民众的综合素质，统一对民众进行教化，这是对媒介与民众“师生关系”的第一次明确认识。孙中山认为报刊是“舆论之母”，不仅可以宣传革命思想，还可以表达舆论、影响舆论，甚至制造舆论，教化并领导“后知后觉”的民众。孙中山的“舆论之母”论，标志着中国新闻媒介与民众的“师生关系”以理论的形式正式出现。
进入现代社会，媒介的“教师”角色依然在延续。在国共两党进入了政党报刊对抗期，双方都试图通过创办报刊控制媒体、引导舆论、教化民众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
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在一系列的新闻实践中确立了“全党办报”的方针，坚持群众办报路线，强调新闻传媒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重视媒体的为群众服务功能。胡锦涛同志强调新闻工作要以人为本、在与群众互动中形成社会共识，这把新闻媒介与民众的“师生关系”引向更为和谐的发展道路。
从中国古代新闻传播活动与民众之间的疏离关系，到近代影响、制造舆论的“舆论之母”，再到新时期的坚持“以人为本”，中国的新闻媒介一直扮演着教育民众、引导舆论的“教师”角色。
西方新闻媒介与民众的“伙伴情谊”
西方的新闻媒介不是权利的产物，而是基于市场的需求而产生发展，为了生存的需要，它始终要保持一定的自由，考虑民众的利益，代表民众对国家公共事务和社会现象进行监督，与民众达成良好的“伙伴”关系。
古罗马时代出现了以撰写新闻信为业的人，新闻信的内容主要是金融、商业方面的信息，为贵族、富商等提供服务，获取酬金。因此，西方新闻传播事业的开端是以受众的信息需求为驱动力，通过提供新闻信息获得经济利益。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报纸的产生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资本主义的萌芽与早期报纸的出现；资产阶级革命与近代报纸的创始；工业革命与“廉价报纸”的兴起。③
公元15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地中海沿岸萌芽，早期报纸以手抄小报的形式出现。手抄小报最早起源于意大利的威尼斯，是为了适应商人和航海业主了解行情、交通信息的需要而出现，是西方近代报业的雏形。这些早期的新闻传播者“以顾客为上帝”，按照受众需求收集信息，形成了新闻传播与受众之间基于经济利益的“伙伴情谊”。
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西方报刊进入政党报刊时期，大多数报刊为了各自政党的利益而卷入了政治、社会问题的混战。此时，新闻媒介与民众的“伙伴情谊”被略微削弱。但在争取出版自由方面，民众与新闻媒介仍以“伙伴”的关系团结作战，美国国会于1789年颁布了《权利法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剥夺人民言论或出版自由”。
工业革命后，西方报业进入了大众报刊时期，大批以广大下层市民为对象的廉价报纸诞生。廉价报纸按照商业原则组织，自主经营，不接受政党津贴。报纸间的竞争使得新闻从业者必须从受众的需求出发，办民众喜欢的报纸，以赢得更多广告支持。但这种过于密切的“伙伴情谊”和对高额利润的追求，使得报纸一味迎合某些民众的低级趣味，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黄色新闻的泛滥。
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后，西方报纸进入了垄断报团时期，这一时期报纸的主流是企业化报纸。企业化报纸基本上承袭了大众化报纸的办报传统，报纸成为了以普通民众为对象的特殊商品，并且继续与民众保持着良好的“伙伴”关系。
从新闻传播活动发端到现代垄断性传媒集团的出现，西方的新闻媒介与民众始终以“伙伴”关系进行信息的交易活动，互赢互利。西方新闻媒介始终以“维护资本主义的宪法和法律、追求舆论独立、代表公众行使监督职能”为奋斗目标。
中西方新闻媒介与民众关系差异的原因分析
中西方新闻媒介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历史因素和经济因素，也有思想文化方面的因素。
中西方新闻传播业的历史发源不同。中国新闻传播业产生于封建集权时期，不论是官报还是合法民报，目的都是为了统一思想、教化民众，维护封建统治。国人自办的近代报刊完全是为了警醒民众以救亡图存，现代的无产阶级报刊需要起到舆论引导、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中国的新闻媒介始终是以“教师”的身份出现，发挥着对民众的指导和组织作用。
西方的新闻传播业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人们对新闻信息的需求催生了古代西方的新闻传播业。西方的近代报刊也是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而诞生，尤其是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报业资本家为谋取高额利润而办报，报纸必须与读者结成互利互惠的伙伴关系，否则将无法继续生存。
正因为我国报刊自诞生起就高于民众，发展时期又不得不以“教师”的角色教育、领导民众进行革命斗争，最终形成了与民众之间的“师生关系”。而西方媒介从一开始就与民众处于平等地位，在发展过程中也注意贴近民众以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形成了与民众之间的“伙伴”关系。
中西方新闻媒介的经济基础不同。中国的新闻传播业产生于封建经济基础之上，从一开始就被精明的封建统治者纳入其管理体制内，封建统治者利用报纸维护中央集权统治，这种统治是以压制民间自办小报和同化民众思想为具体手段的。进入近代社会，中国又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种经济条件和社会现实下，中国早期的资产阶级以报刊为工具，以“先知先觉”者的姿态领导中国的革命斗争。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新闻媒介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之上，作为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在推动经济发展、引导人民思想、培育社会风尚、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积极以权威姿态进行舆论引导。
西方的新闻媒介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之上，成为私人经营的产业和经济实体，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首先是经济上的独立，报业的主要经济来源为广告收入，不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经济上的独立直接促成了政治上的独立，各家报纸既不从属于某个党派，也不属于政府，因此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可以独立行事。④由于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广告收入，新闻媒介需要争取更多的广告商，而广告商选择媒介的首要标准是看报纸是否拥有庞大的读者群。因此，为了争夺广告商，媒介必须充分深入了解民众，提供民众需要的新闻信息。基于经济利益，西方的新闻传播业与民众形成了类似于“卖家和买家”的平等的伙伴关系。
中西方新闻传播的思想文化不同。中国的新闻媒介一直以政治和社会利益为主，并不计较赢利，强调的是一种整体的历史责任感和对民众的思想教化功能。而西方的新闻媒体受资产阶级革命观念的影响，注重新闻媒介的舆论自由和舆论监督，最大程度上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
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重视集体、服从权威，封建时期统治阶级的思想和政令有着无人撼动的威慑力，对皇权统治的无条件顺服，使得古代的新闻媒介跟统治阶级的地位一样有着自上而下的统治力。近代中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矛盾尖锐，传统的“家国”观念使得一批有志之士利用报纸巨大的舆论功能，进行了一场救亡图存的运动，也由此形成了“政治家办报”的传统。因此孙中山提出了“舆论之母”论，强调报刊的舆论教化功能，忽视了报刊传递信息、监督社会等功能，此论断虽不乏偏颇，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些政治家对报纸“教师”地位的确认。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由于新闻媒介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仍然需要强调新闻媒介对民众的教育和舆论引导能力。
17、18世纪，西方通过启蒙运动确立了自由、平等的思想体系，资产阶级革命又使民主、自由观念深入人心。约翰·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强调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有辨别是非真伪的能力，自由地表达主张和意见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新闻媒介存在的价值并不是引导和教育民众，而是为民众提供需要的新闻信息，代表民众行使监督权，成为公众权力的代表者。换言之，西方的新闻传播业是民众中特殊的一员，虽然它能代表民众发言，但并不高于民众，并需时刻维持自己的“伙伴”身份，否则就可能被民众抛弃。
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中西方新闻媒介与民众的关系，不能简单地评判孰优孰劣。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新闻传统，这也是各国历史的选择。总之，“师生关系”和“伙伴情谊”都在各自的社会结构中发挥作用，稳定各自的社会秩序。
注释：
①②吴廷俊：《中国新闻传播史稿》，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ｌ页、第27页。
③张隆栋、傅显明：《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④吴廷俊、章晓芳：《传者本位与受众本位——解读中西新闻传播运行机制》，《新闻爱好者》，2002（9）。
参考文献：
1．刘夏塘主编：《比较新闻学》，北京：背景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柯艺：《政治本位与经济本位——中西新闻传播动力机制比较》，《新闻爱好者》，2007（6）。
3．童兵主编：《中西新闻比较论纲》，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华露艳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08级新闻学硕士研究生；胡烨晔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2008级新闻专业硕士研究生）
编校：郑艳
关键词：新闻媒介 民众相互关系 中西比较
中西方的新闻媒介根植于不同的社会环境，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也形成了不同的工作传统。在与民众的关系上，中国新闻媒介以“教师”姿态向民众传递思想文化，与其形成鲜明的“师生关系”，西方新闻媒介则与民众结下了深厚的“伙伴情谊”。
中国新闻媒介与民众的“师生关系”
中国的新闻媒介是政治的产物，从萌发到现在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统一思想、传达政令是其主要功能。正是这种权威的政治训导机能和独特的引领思想的作用，形成中国新闻媒介与民众特有的“师生关系”。
中国的古代报纸主要有三类：朝廷官报、非法民报（小报）、合法民报（京报）。①官报（邸报）产生于唐朝，它的编发主要是宣达皇命、统一思想、维护中央集权。北宋时出现了非法民报——小报。小报以刊登朝廷政事和宫廷消息为主要内容。明朝后期出现了合法民报即《京报》，这是一种以刊载朝廷官文书为主要内容的可以公开出版发行的民营报纸，②基本上也是传达朝廷政令。
由此可见，中国的新闻媒介一开始就被统治阶级作为政治工具运用，以高于民众的姿态传达政令、教化民众、统一思想，以维护封建集权统治。
近代，由传教士创办的中国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问世，此后陆续出现的在华外报在“宣传教义”的同时，也将西方的科学知识引入中国。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华外报充当了中国民众“近代文明”这门课的“教师”。
国人自办的近代报刊主要是宣传政治主张，开展政治运动，出于改良和革命两条政治路线，近代中国出现了两次办报高潮。梁启超提出了报纸的五功能说，认为报纸具有“开民智、兴民权、陶民德”的作用，报纸这种独特的传播工具可以提高民众的综合素质，统一对民众进行教化，这是对媒介与民众“师生关系”的第一次明确认识。孙中山认为报刊是“舆论之母”，不仅可以宣传革命思想，还可以表达舆论、影响舆论，甚至制造舆论，教化并领导“后知后觉”的民众。孙中山的“舆论之母”论，标志着中国新闻媒介与民众的“师生关系”以理论的形式正式出现。
进入现代社会，媒介的“教师”角色依然在延续。在国共两党进入了政党报刊对抗期，双方都试图通过创办报刊控制媒体、引导舆论、教化民众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
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在一系列的新闻实践中确立了“全党办报”的方针，坚持群众办报路线，强调新闻传媒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重视媒体的为群众服务功能。胡锦涛同志强调新闻工作要以人为本、在与群众互动中形成社会共识，这把新闻媒介与民众的“师生关系”引向更为和谐的发展道路。
从中国古代新闻传播活动与民众之间的疏离关系，到近代影响、制造舆论的“舆论之母”，再到新时期的坚持“以人为本”，中国的新闻媒介一直扮演着教育民众、引导舆论的“教师”角色。
西方新闻媒介与民众的“伙伴情谊”
西方的新闻媒介不是权利的产物，而是基于市场的需求而产生发展，为了生存的需要，它始终要保持一定的自由，考虑民众的利益，代表民众对国家公共事务和社会现象进行监督，与民众达成良好的“伙伴”关系。
古罗马时代出现了以撰写新闻信为业的人，新闻信的内容主要是金融、商业方面的信息，为贵族、富商等提供服务，获取酬金。因此，西方新闻传播事业的开端是以受众的信息需求为驱动力，通过提供新闻信息获得经济利益。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报纸的产生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资本主义的萌芽与早期报纸的出现；资产阶级革命与近代报纸的创始；工业革命与“廉价报纸”的兴起。③
公元15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地中海沿岸萌芽，早期报纸以手抄小报的形式出现。手抄小报最早起源于意大利的威尼斯，是为了适应商人和航海业主了解行情、交通信息的需要而出现，是西方近代报业的雏形。这些早期的新闻传播者“以顾客为上帝”，按照受众需求收集信息，形成了新闻传播与受众之间基于经济利益的“伙伴情谊”。
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西方报刊进入政党报刊时期，大多数报刊为了各自政党的利益而卷入了政治、社会问题的混战。此时，新闻媒介与民众的“伙伴情谊”被略微削弱。但在争取出版自由方面，民众与新闻媒介仍以“伙伴”的关系团结作战，美国国会于1789年颁布了《权利法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剥夺人民言论或出版自由”。
工业革命后，西方报业进入了大众报刊时期，大批以广大下层市民为对象的廉价报纸诞生。廉价报纸按照商业原则组织，自主经营，不接受政党津贴。报纸间的竞争使得新闻从业者必须从受众的需求出发，办民众喜欢的报纸，以赢得更多广告支持。但这种过于密切的“伙伴情谊”和对高额利润的追求，使得报纸一味迎合某些民众的低级趣味，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黄色新闻的泛滥。
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后，西方报纸进入了垄断报团时期，这一时期报纸的主流是企业化报纸。企业化报纸基本上承袭了大众化报纸的办报传统，报纸成为了以普通民众为对象的特殊商品，并且继续与民众保持着良好的“伙伴”关系。
从新闻传播活动发端到现代垄断性传媒集团的出现，西方的新闻媒介与民众始终以“伙伴”关系进行信息的交易活动，互赢互利。西方新闻媒介始终以“维护资本主义的宪法和法律、追求舆论独立、代表公众行使监督职能”为奋斗目标。
中西方新闻媒介与民众关系差异的原因分析
中西方新闻媒介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历史因素和经济因素，也有思想文化方面的因素。
中西方新闻传播业的历史发源不同。中国新闻传播业产生于封建集权时期，不论是官报还是合法民报，目的都是为了统一思想、教化民众，维护封建统治。国人自办的近代报刊完全是为了警醒民众以救亡图存，现代的无产阶级报刊需要起到舆论引导、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中国的新闻媒介始终是以“教师”的身份出现，发挥着对民众的指导和组织作用。
西方的新闻传播业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人们对新闻信息的需求催生了古代西方的新闻传播业。西方的近代报刊也是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而诞生，尤其是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报业资本家为谋取高额利润而办报，报纸必须与读者结成互利互惠的伙伴关系，否则将无法继续生存。
正因为我国报刊自诞生起就高于民众，发展时期又不得不以“教师”的角色教育、领导民众进行革命斗争，最终形成了与民众之间的“师生关系”。而西方媒介从一开始就与民众处于平等地位，在发展过程中也注意贴近民众以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形成了与民众之间的“伙伴”关系。
中西方新闻媒介的经济基础不同。中国的新闻传播业产生于封建经济基础之上，从一开始就被精明的封建统治者纳入其管理体制内，封建统治者利用报纸维护中央集权统治，这种统治是以压制民间自办小报和同化民众思想为具体手段的。进入近代社会，中国又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种经济条件和社会现实下，中国早期的资产阶级以报刊为工具，以“先知先觉”者的姿态领导中国的革命斗争。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新闻媒介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之上，作为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在推动经济发展、引导人民思想、培育社会风尚、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积极以权威姿态进行舆论引导。
西方的新闻媒介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之上，成为私人经营的产业和经济实体，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首先是经济上的独立，报业的主要经济来源为广告收入，不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经济上的独立直接促成了政治上的独立，各家报纸既不从属于某个党派，也不属于政府，因此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可以独立行事。④由于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广告收入，新闻媒介需要争取更多的广告商，而广告商选择媒介的首要标准是看报纸是否拥有庞大的读者群。因此，为了争夺广告商，媒介必须充分深入了解民众，提供民众需要的新闻信息。基于经济利益，西方的新闻传播业与民众形成了类似于“卖家和买家”的平等的伙伴关系。
中西方新闻传播的思想文化不同。中国的新闻媒介一直以政治和社会利益为主，并不计较赢利，强调的是一种整体的历史责任感和对民众的思想教化功能。而西方的新闻媒体受资产阶级革命观念的影响，注重新闻媒介的舆论自由和舆论监督，最大程度上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
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重视集体、服从权威，封建时期统治阶级的思想和政令有着无人撼动的威慑力，对皇权统治的无条件顺服，使得古代的新闻媒介跟统治阶级的地位一样有着自上而下的统治力。近代中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矛盾尖锐，传统的“家国”观念使得一批有志之士利用报纸巨大的舆论功能，进行了一场救亡图存的运动，也由此形成了“政治家办报”的传统。因此孙中山提出了“舆论之母”论，强调报刊的舆论教化功能，忽视了报刊传递信息、监督社会等功能，此论断虽不乏偏颇，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些政治家对报纸“教师”地位的确认。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由于新闻媒介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仍然需要强调新闻媒介对民众的教育和舆论引导能力。
17、18世纪，西方通过启蒙运动确立了自由、平等的思想体系，资产阶级革命又使民主、自由观念深入人心。约翰·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强调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有辨别是非真伪的能力，自由地表达主张和意见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新闻媒介存在的价值并不是引导和教育民众，而是为民众提供需要的新闻信息，代表民众行使监督权，成为公众权力的代表者。换言之，西方的新闻传播业是民众中特殊的一员，虽然它能代表民众发言，但并不高于民众，并需时刻维持自己的“伙伴”身份，否则就可能被民众抛弃。
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中西方新闻媒介与民众的关系，不能简单地评判孰优孰劣。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新闻传统，这也是各国历史的选择。总之，“师生关系”和“伙伴情谊”都在各自的社会结构中发挥作用，稳定各自的社会秩序。
注释：
①②吴廷俊：《中国新闻传播史稿》，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ｌ页、第27页。
③张隆栋、傅显明：《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④吴廷俊、章晓芳：《传者本位与受众本位——解读中西新闻传播运行机制》，《新闻爱好者》，2002（9）。
参考文献：
1．刘夏塘主编：《比较新闻学》，北京：背景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柯艺：《政治本位与经济本位——中西新闻传播动力机制比较》，《新闻爱好者》，2007（6）。
3．童兵主编：《中西新闻比较论纲》，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华露艳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08级新闻学硕士研究生；胡烨晔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2008级新闻专业硕士研究生）
编校：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