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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建国后定都于六朝古都南京。南京位于明朝版图中心，地势似龙盘虎踞，城市繁华，物产丰富，人民安居乐业，就连当时的青花瓷器上，也被工匠们充满感情地写下了许多“福”字，若无后来的建文帝削藩，靖难之役及朱棣迁都，明王朝的发展、灭亡及满清崛起的历史，就会是别样景象。
改变这一切的永乐大帝朱棣，打造了一个以北京为中心的更加强大的帝国，他让此后五百年间北京城中的人们生活在红墙黄瓦的巍峨宫宇之下，时刻感受着皇权的恩施和威严。
今天北京城中的历代宫殿、庙宇、陵墓以及民居生活的遗存比比皆是。就连古人们无意间丢弃的残损瓷器，也会把我们带人悠远亲切的时空隧道，成为触摸历史、品味古老北京的珍贵印记。
一
明洪武朝历经31年(1368—1398年)，其制瓷水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不如元代和明初永乐宣德时期，且绝大部分瓷器缺乏准确的年代标识，使许多洪武时期的瓷器被误划入了元代或永乐时期，人们甚至对洪武时期有无官窑产生过质疑和困惑。随着近年来对景德镇明代官窑瓷器遗址的科学挖掘，尤其是一块带洪武时期县丞姓名题识的瓷瓦及带“宫”字匣钵的发现，证实了洪武初期已在江西景德镇设置官窑，烧制供皇室使用的瓷器。
现从南京、北京、风阳、景德镇等地洪武时期的皇宫和藩王宫殿遗存、窑址遗存及各地洪武纪年的墓葬中发现的各类瓷器上，可以让我们对洪武时期的制瓷工业有一个愈加清晰的认识。
洪武时期以景德镇为主的制瓷业，仍属元代制瓷业的延续。各地许多宋元时期著名的瓷窑，至明初时已走向衰落，只有浙江的龙泉窑在明初时还为皇宫烧制瓷器。宋元时期的汝窑、官窑、哥窑、定窑、钧窑、耀州窑等窑场，除了少数改变了原有的烧窑品种改烧一般日用瓷以外，大部分陷于停烧状况。从北京、南京、凤阳等地的明代城市遗存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制瓷业明显的发展与变化状况。
洪武时期北京属北方重镇，曾派徐达等多个重臣驻守，并在永乐时期改为明代国都，留下了很多有价值的瓷器遗存。南京为明代洪武建都之地，洪武瓷器遗存更有标志意义。凤阳为洪武皇帝的祖籍，并在洪武初期大兴土木修建中都城，后虽停建，但遗存丰富、年代明确。景德镇自明初设官窑烧造瓷器，根据目前的科学考古发现，已对明代洪武时期制瓷有了一定认识，而各地陆续出土的明代早期墓葬更为准确判定洪武制瓷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北京的城市基建中出土有洪武青花绘龙纹盘残片、青花模印龙风纹盘瓷片、黄釉模印龙纹刻朵云纹盘碗瓷片、外酱釉内霁兰釉模印龙纹碗瓷片、白釉模印龙纹划朵云纹碗瓷片、霁兰釉模印龙纹盘瓷片、紫釉划缠枝花卉纹罐瓷片、红釉釉下绘变形莲瓣模印龙纹碗瓷片。另首都博物馆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内还藏有红釉模印龙纹盘整器、釉里红绘花卉纹大罐整器。而近些年从明代北京西什库旧址地下(现北京四中)出土了大量的釉里红和青花瓷残片，勾画出洪武晚期景德镇官窑制瓷发展轮廓，尤其是北京出土了景德镇洪武官窑遗址中所没有的青花龙纹盘残片等标本，让我们对洪武至永乐时期皇室用瓷有了初步认识。从中也可以看出景德镇烧造的洪武官窑瓷器有近一步研究探讨的必要。
洪武一朝瓷器的渐进发展状况目前还不能仅从一处遗址得以全面展现。需要将目前各地出土和传吐的洪武瓷器综合排比，厘清洪武时期瓷器的发展状况。
安徽凤阳的明代中都城，始建于洪武初期，未几即罢，虽然此处目前未经大规模考古发掘，但大量瓷质建筑构件，既可以与南京、景德镇、北京等地出土的同类器相印证烧制年代，可体现出洪武时期对制瓷业的重视和制瓷业的发展水平。
明代早期瓷质建筑构件大量应用于凤阳的明代中都城，景德镇窑址和南京有一定数量出土，北京则零星出土有永乐时期瓷质建筑构件。
这些瓷质建筑构件胎质粗细兼有，并施有黄、白、绿等釉色，用铁、铜元素来绘制纹饰，基本呈现了洪武时期制瓷业的面貌。此种用瓷制建筑构件的习惯一直影响到永宣时期。
从目前已经发现的资料来看，洪武时期的官窑制瓷有白釉、霁兰釉、酱釉、红釉、黄釉、绿釉、紫釉、黑釉等彩釉，装饰方法有刻划、模印、彩绘等。其中，彩绘以青花、釉里红为主、问有铁黑色釉。
在这些洪武时期的官窑瓷器品种中，除青花和釉里红瓷器的完整器和残片标本相对较多外，其它的品种十分少见，完整器更难一睹。
近些年来明初墓葬中陪葬瓷器的陆续出土，为区分洪武时期制瓷的特征与面貌提供了更多的证据。这些城市遗址、官窑遗存、墓葬中出土的瓷器标本品类虽不甚全面，但从中可以窥见洪武时期制瓷比元代相比已有所转变，但远不及永宣时期的发展水平，这与当时战患刚息，政权初立及皇帝个人的喜好有着很大的关系，与元代相比青花制瓷未出现明显的进步，纹饰变化不大，青花呈色多元，并大量出现了灰蓝色青花瓷器，而釉里红瓷器的大量出现，说明了洪武时期工匠对铜元素的应用已达到了熟练的水平，同时印证了《明史·礼》中载“洪武三年以红色为贵，颁布天下”之据的可靠性。
洪武时期制瓷业以江西景德镇为主，并在此建立了专供皇室使用的官窑及民窑，龙泉窑除在洪武至宣德时期曾为皇宫烧制少量瓷器外，还大量烧制民窑瓷器，发展成影响巨大的青瓷窑系，北方的钧窑和磁州窑发展到明代中期日渐衰落，原本的低端市场越来越小。
洪武时期景德镇官窑地位的确立，彻底改变了唐宋、金元诸代以来中国古代瓷器群英荟萃的布局。一枝独秀的景德镇窑场，书写了其后几百年中国制瓷史的灿烂与辉煌。
原本只烧青白瓷的景德镇，经过了元代对青花瓷的开拓及洪武时期的历练，跨入了制瓷业发展史上最著名的巅峰——永乐宣德时期，拉开了青花瓷和颜色釉瓷大发展的序幕。
二
从目前的实物资料看，洪武时期的景德镇官窑和民窑制瓷仍以青花和釉里红装饰为主，颜色釉瓷器品种较单一、数量较少。
景德镇洪武制瓷应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中洪武后期也包括建文时期的制瓷。
洪武制瓷前期——从至正十二年(1352年)至洪武十二年(1379年)共27年。
洪武制瓷后期——从洪武十二年(1379年)至永乐元年(1403年)共24年。
洪武制瓷前期之所以用至正十二年为始，因为此时江南的大部分地区已被反元的农民起义军控制，建立了多个政权，并纷纷铸行钱币，这些雄据一方的霸主们通过铸造钱币可以聚敛财富，控制经济，引导商品流通，同时也会加大对制瓷业的鼓励和扶持，瓷器既可自用，还能在内外贸易中，增加税收、筹集资金，所以此时的景德镇地区，不论由徐寿辉或陈友谅控制，都不会中断瓷器的烧制。
洪武制瓷后期以洪武十二年为起始点的原因，缘于此时北平燕王府建 成，21岁的燕王朱棣长期居此，而明代西什库遗址中大量出土的釉里红和青花瓷器的上限。应始自洪武十二年以后。
洪武三十一年后为建文时期，虽仅数年，但也曾烧制一定数量的瓷器，所以，将建文时期并入。并以永乐元年定为洪武后期制瓷止期。
这两个时期被当前的研究界笼统的定为元未明初时期。今天人们对此时的制瓷业充满了不解和困惑，但如果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历史因素加以综合梳理，就不难窥见其发展的内在脉胳和规律。
从至正十二年至洪武元年朱元璋在南京建都的17年间，景德镇地区窑场为宫廷和各阶层民众烧制了一定数量的瓷器，其中也包括了以战争题材为主要纹饰的青花瓷器，代表者为“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纹梅瓶”、“青花三顾茅芦纹罐”、“青花鬼谷出山纹罐”、“青花尉迟恭救主纹罐”等瓷器。
洪武元年至洪武十二年的12年间，景德镇不仅为南京、凤阳烧制了大量建筑构件，同时设置官窑为皇室、官宦及各阶层民众烧制各式瓷器。这些瓷质构件和瓷器可以辅助我们辨明这一时期的瓷器面目；现从安徽凤阳的明中都、南京明代城市遗址、北京的明代城市遗址及景德镇明代官窑遗址中都发现了大量的瓷质建筑构件，其中南京和凤阳地区出土的主要是明代洪武时期烧制的建筑外表构件，如瓦当、筒瓦、大型瓷砖。品种有白瓷釉里红、釉里红、釉上铁红彩及黄、绿、褐诸彩瓷瓷构件。
北京仅见极少数的白釉瓷砖和瓦当，应为洪武晚期至永乐初期烧制，而发现的宣德时期青花瓷砖的数量则远远超出了前者。
上述三地发现的瓷质建筑构件在景德镇则或多或少的有所发现，这也符合三个城市在明代时期政治地位的差异性。
南京是洪武皇帝开国登基之所，凤阳是洪武皇帝的祖籍，北京则是洪武皇帝之子的迁都之地，三地遗存差异与历史演进吻合，景德镇遗址出土不多的建筑构件与三地遗存相比虽属点滴，日后有无新奇出现只能试目以待。
三
明代初期的瓷质建筑构件，体现了当时制瓷业的最高水平。我们今天看到的北京故宫，从建筑风格，工艺水平、营造法式到所用材料，只是清代时期的面貌，因为从北京的明代残瓷遗存中可以窥见明初永宣时期皇宫内的部分宫殿的部分地面与墙壁，并不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澄泥砖和抹灰墙，而由白釉瓷砖和青花瓷砖构成，可以设想，高大恢宏的宫殿内墙，镶满了青花绘连续锦地纹饰的瓷砖，雪白的瓷地与透明釉间蓝艳明亮的钴青呈现出蓝宝石般的光芒，那是何等的富丽堂皇。
洪武十二年至永乐元年，其中包括了洪武后期和建文时期这一阶段的瓷器遗存，主要集中在南京和北京等地。北京的明代西什库遗址(现北京四中处)虽然被定为洪武时期遗存，但洪武时期长达三十一年，是否其都能一一包括呢?结合洪武、建文、永乐三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具体历史因素，可以认为经过多次考古挖掘的明代西什库遗址中的釉里红和青花瓷器主要为洪武十二年燕王府建成以后才开始烧制启用的库房遗存。
燕王朱棣受封于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十日“太祖封建诸子”，当时朱棣11岁，将北京的元代皇宫西部改建成燕王府，洪武十二年十一月(1379年)建成，明代西什库位于燕王府西侧，其内存之物应多系朱棣成年后常居北平日用之物，从中可以窥见洪武中后期至永乐初期官窑制瓷面貌。
北京西什库遗址出土的洪武时期主要瓷器品种为釉里红瓷、青花瓷和少量的龙泉青瓷及白釉瓷器，器型主要是执壶，大罐、玉壶春瓶、碗、盘、盏托等品种，纹饰图案基本上以缠枝花卉为主，有少最的竹石芭蕉图案，仅见一小块釉里红龙纹瓶残片和龙泉龙纹盘残片。
古时皇帝自命为真龙天子，龙是皇权王权的象征，且明代皇帝、藩王、后妃所用之器有严格的例律。建文登基后萌生削藩之意，朱棣为燕王时，自然应小心谨慎。西什库遗存瓷中龙纹装饰很少，符合这一时期的政治形式。另外，在北京的西什库遗存以外地区还出土了洪武青花绘龙纹盘残片，和黄釉模印龙纹划朵云纹盘残片，霁蓝釉模印龙纹盘残片，也应属洪武中后期之物。其散布范围很广，与燕王府无关，虽有的出土地点系洪武时期驻北京重臣府邸。但还缺乏科学考古佐证。另紫禁城万历遗瓷中有极少数洪武晚期青花和釉里红瓷残片，说明了明代晚期皇宫中瓷器的使用和收藏状况。
北京西什库遗址中出土大量瓷片的单一性与北京其它地区零星出土瓷片的多元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充分证明了西什库遗瓷为朱棣入燕王府后烧造的年代依据。
学术界原本认为明初的浙江龙泉窑，只是一个延续宋元时代传统的民窑，而近年来从龙泉窑址出土的残瓷被学界认为是龙泉窑在洪武时期有官窑的佐证。北京在西什库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龙泉青瓷，虽不能确定洪武时期曾专为南京的皇宫也烧造有龙泉青瓷，但可以确定永宣时期景德镇官窑仿烧龙泉青釉瓷，同时浙江龙泉窑在永宣时期也为皇宫烧造了青釉龙纹盘、青釉碗、瓶及宣德皇帝喜爱的青釉鸟食罐，这已在永宣时期的北京遗瓷中有了详细介绍。
西什库遗瓷中的许多龙泉青瓷并不是官窑烧制，只是质量较高的民窑青瓷，一部分高足杯和碗身光素或在内心模印一个花卉或动物纹饰，说明朱棣在做燕王时克守定制，仅见少数龙泉青瓷釉色晶莹纯正，纹饰繁缛精美。
南京地区曾发现了许多从洪武四年至洪武十年款识的白色瓷砖，这既说明了洪武初期统治阶层对陶瓷在城市建设应用上的重视，也说明了景德镇制瓷业在这一时期的飞速发展。北京的元大都遗址中没有发现瓷质建筑构件，洪武时期用瓷土烧制建筑构件应是一件创举。
南京明代故宫护城河中出土的许多瓷器，既有洪武时期的官窑瓷器也有建文时期的官窑瓷器。朱棣攻破南京后，即改建文年号为洪武年号，其宫中建文用瓷多被毁之丢弃。像南京明代故宫护城河中出土的白釉红彩龙纹残盘，就是建文朝的御用瓷器，此残盘胎白釉亮，底足处理的特点和龙纹画法更接近永乐早期，鉴于目前对南京地区的考古挖掘还不全面，建文朝瓷器是否带有年号，其特点还不得知，但其官窑瓷器的特点应更接近于永乐早期，所以这件红釉龙纹盘的烧制时期应划人建文时期更为妥当。同时，它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建文时期的制瓷风貌。对于这一观点，笔者相信收藏研究界会像2002年对待本人所提出的南京沐英墓出土“青花绘萧何月下追韩信纹梅瓶”为明代洪武时期烧制的观点一样，在质疑中逐渐得到认同。
洪武元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南京地区留下了丰富的洪武瓷器遗存，许多洪武时期以后的官窑瓷器也遗洒在这里。永乐时期的首都北迁并没有形成一个瓷器遗存的分水岭，更多的洪武制瓷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和研究。早年发现的洪武制瓷，仍然有着积极意义。如南京明代护城河中出土的官窑青花龙纹盘、内外施酱釉底足为白 釉的官窑碗、外酱釉里霁青釉摸印龙纹碗。我们把这些点滴发现排列对比，联系起来，就会得到更多的新发展。
洪武制瓷三十一年，目前还没有发现一款带洪武本朝年号款识的瓷器，只能根据元代和永乐时期制瓷的特点厘清洪武制瓷的面貌，再根据各地有明确纪年的墓葬中出土的瓷器加以细化，以便深入研究。
全国各地的明代初期墓葬中均出土了一定数量的瓷器。如洪武四年的汪兴祖墓出土了一件青花龙纹高足杯；洪武二十五年的沐英墓中出土有一件青花绘“萧何月下追韩信”纹梅瓶；朱元璋第十子，葬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的鲁王朱檀墓中出土有一件青白釉刻行龙纹大盖罐和青花行龙纹兽耳罐，葬于永乐十二年的郢靖王朱栋墓中出土有两件青花梅瓶，一件绘行龙纹，一件绘“四爱”人物纹梅瓶；葬于洪武二十八年的信国公汤和墓中出土了一件青花绘缠枝花卉纹兽耳罐和一件白釉盖罐等。
在墓中陪葬梅瓶，尤其是北京的明代中后期帝、后、妃墓和广西桂林靖江王家族墓中出土的大量梅瓶，说明了明代墓中陪葬梅瓶已是一种例制。而明代初期帝王和功臣墓中的各种瓷器，就是这种例制的前奏。
明代初期的这些帝王、功臣、权贵既然需要在墓葬中陪放瓷器，有何理由弃本朝瓷器不用，偏爱被自己推翻的前朝遗物呢?尤其是葬于永乐十二年的郢靖王朱栋，已经具备了用精美的永乐时期瓷器的条件。所以，这些墓葬中出现的瓷器，应该是与之各自下葬年代十分接近的时期所烧制。
如果沐英墓、汤和墓、汪兴祖墓中瓷器仅是孤例，还无法得到明确的佐证，那明鲁王朱檀墓和明郢靖王朱栋墓中出土的青白釉刻龙纹大罐和青花绘龙纹梅瓶，目前已经可以判定它们为明初烧制。
四
过去和现在的学术研究界提起永乐时期景德镇制瓷时，往往把永乐瓷器与宣德瓷器相比较，把比较秀丽者列入永乐时期。永乐朝长达22年，制瓷水平十分发达，其前期与后期的制瓷特征应有明显的区别，特别是景德镇出土了明代永乐元年和永乐四年款识的釉里红瓶残片以后，让我们认识到永乐初期的官窑瓷器与我们现在公认的洪武时期制瓷的大部分特征十分相似，这也印证了本文有关洪武时期制瓷前后分期的立论。
洪武朝31年，建文朝4年，永乐朝22年，共57年。制瓷业变化发展应该是多种多样的。特别是永乐初期的瓷器，应该处于从元代延续到洪武的制瓷风格向明代其后诸朝过渡的分水岭。尤其是近年来湖北郢靖王朱栋墓中出土的青花绘龙纹梅瓶，从自身特征和外部佐证中都能显示出它非元物。
至正十一年铭青花绘龙纹象耳瓶给现代中外研究者树立了一个思维模式，就是瓷器上青花绘龙纹时以深色钴青填涂龙鳞，将龙鳞边际轮廓线留出。白隙的画法为元代青花瓷器的专利，而这种画法确实在带明代款识的青花瓷器上未见到。自上个世纪80年代景德镇明代官窑逐渐展开科学发掘以后，从带“大明宣德年制”的青花龙纹大缸上，能看到类似的痕迹，但其特征与元代青花龙纹和郢靖王墓中的青花梅瓶上的龙纹仍不完全一致。只是近年从北京的明代紫禁城万历遗瓷中发现了数片明代永宣时期带青花龙纹的残片，其龙纹特征与湖北郢靖王墓的青花龙纹梅瓶十分相似。
两块瓷片为瓶罐类瓷器所遗，内外施满釉，胎质细白，釉层肥厚，釉质透明感很强，青花呈色蓝艳浓重处带结晶斑。青花所绘龙纹，应是龙身的一部分，惜残片太小，难以察览全貌。但残片白胎、釉、青花呈色等特征，已显示出其为永宣时期的官窑所烧，借此可以作为印证明代郢靖王墓中所出青花龙纹梅瓶为明代早期烧制的依据之一。
郢靖王墓中出土的青花梅瓶，表面釉层玻璃感较强，青花呈色深蓝略灰，龙纹的特点与至正十一年铭青花龙纹象耳瓶上的龙纹有着明显区别，特别是其胎釉特点与明代初期青花瓷器的特点相似，应为明代初期的景德镇窑场所制。
近二十年间，随着中国大陆文物艺术品市场的开放和中外文物艺术品交流的增加，以及中国大陆城市建设的大规模展开，许多明代初期烧制的瓷器完整器和残器标本出现在我们面前，许多早年出现的洪武瓷器已不再是孤例，同时也更开阔了我们的眼界，让我们重新审视以往对实物及资料的研究方式和结论。
如现藏首都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的红釉模印龙纹盘，原被定为元代，现应将其划归明代洪武时期。盘内心划刻三朵云纹。盘内壁模印两条行龙纹，通体施红釉，釉层均匀，釉色红润，呈现出洪武时期景德镇窑场已能烧制出水平很高的高温红釉瓷器。同样的红釉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也有收藏，而近期拍卖市场上也出现了数件洪武时期瓷器。如霁青釉模印龙纹盘，系海外回流之物，完整难得。外酱釉内霁青釉模印龙纹碗，另一件青花绘龙纹盘，与前几件装饰纹饰相同，只是由青花所绘。民间收藏中，见山西民间藏瓷《明瓷聚真》一书中有一件相似的青花绘龙纹盘，盘体冲而不缺，纹饰、青花发色相同。另北京曾出土有盘内壁绘缠枝花卉纹，内底绘行龙纹的青花大盘残片及盘内模印龙纹后用青花绘行龙纹的小盘残片，及盘内模印花卉纹，青花绘凤纹的残盘，而一块紫釉绘缠枝花卉纹大罐残片的出现，均说明了在洪武时期已经出现了低温彩釉。其残片不大，但能看出胎质细密、胎色洁白、刻划纹饰规整，而外壁所施釉色有不明显的垂流现象，硬度不高，呈色紫红，有别于成化时期斗彩中的紫色，目前未见此类瓷器的完整器，残片也极为少见。民间曾藏有模印龙纹紫釉盘残片，说明了低温彩釉在洪武后期仍处初始阶段，但不局限于铜铁元素烧制的釉里红和釉上红彩。而从出土资料实物和传世品来看，永乐时期的彩瓷已有红、绿、黄、蓝、黑等色，比洪武时期的彩瓷品种有所丰富，呈色也更加纯正，为其后明代彩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洪武时期景德镇制瓷，就像所有朝代更迭时期的制瓷一样，充满了燥动和悬念。它从某些方面间接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发展变化状态。洪武制瓷，拉开了明代官窑和民窑瓷器发展舞台的大幕，尤其是洪武时期的民窑瓷器的出现与发展，为明清两朝民窑瓷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后的永乐、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崇祯等时期的官窑和民窑瓷器，以它们各自靓丽的面貌，闪亮登场，为我们今天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改变这一切的永乐大帝朱棣，打造了一个以北京为中心的更加强大的帝国，他让此后五百年间北京城中的人们生活在红墙黄瓦的巍峨宫宇之下，时刻感受着皇权的恩施和威严。
今天北京城中的历代宫殿、庙宇、陵墓以及民居生活的遗存比比皆是。就连古人们无意间丢弃的残损瓷器，也会把我们带人悠远亲切的时空隧道，成为触摸历史、品味古老北京的珍贵印记。
一
明洪武朝历经31年(1368—1398年)，其制瓷水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不如元代和明初永乐宣德时期，且绝大部分瓷器缺乏准确的年代标识，使许多洪武时期的瓷器被误划入了元代或永乐时期，人们甚至对洪武时期有无官窑产生过质疑和困惑。随着近年来对景德镇明代官窑瓷器遗址的科学挖掘，尤其是一块带洪武时期县丞姓名题识的瓷瓦及带“宫”字匣钵的发现，证实了洪武初期已在江西景德镇设置官窑，烧制供皇室使用的瓷器。
现从南京、北京、风阳、景德镇等地洪武时期的皇宫和藩王宫殿遗存、窑址遗存及各地洪武纪年的墓葬中发现的各类瓷器上，可以让我们对洪武时期的制瓷工业有一个愈加清晰的认识。
洪武时期以景德镇为主的制瓷业，仍属元代制瓷业的延续。各地许多宋元时期著名的瓷窑，至明初时已走向衰落，只有浙江的龙泉窑在明初时还为皇宫烧制瓷器。宋元时期的汝窑、官窑、哥窑、定窑、钧窑、耀州窑等窑场，除了少数改变了原有的烧窑品种改烧一般日用瓷以外，大部分陷于停烧状况。从北京、南京、凤阳等地的明代城市遗存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制瓷业明显的发展与变化状况。
洪武时期北京属北方重镇，曾派徐达等多个重臣驻守，并在永乐时期改为明代国都，留下了很多有价值的瓷器遗存。南京为明代洪武建都之地，洪武瓷器遗存更有标志意义。凤阳为洪武皇帝的祖籍，并在洪武初期大兴土木修建中都城，后虽停建，但遗存丰富、年代明确。景德镇自明初设官窑烧造瓷器，根据目前的科学考古发现，已对明代洪武时期制瓷有了一定认识，而各地陆续出土的明代早期墓葬更为准确判定洪武制瓷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北京的城市基建中出土有洪武青花绘龙纹盘残片、青花模印龙风纹盘瓷片、黄釉模印龙纹刻朵云纹盘碗瓷片、外酱釉内霁兰釉模印龙纹碗瓷片、白釉模印龙纹划朵云纹碗瓷片、霁兰釉模印龙纹盘瓷片、紫釉划缠枝花卉纹罐瓷片、红釉釉下绘变形莲瓣模印龙纹碗瓷片。另首都博物馆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内还藏有红釉模印龙纹盘整器、釉里红绘花卉纹大罐整器。而近些年从明代北京西什库旧址地下(现北京四中)出土了大量的釉里红和青花瓷残片，勾画出洪武晚期景德镇官窑制瓷发展轮廓，尤其是北京出土了景德镇洪武官窑遗址中所没有的青花龙纹盘残片等标本，让我们对洪武至永乐时期皇室用瓷有了初步认识。从中也可以看出景德镇烧造的洪武官窑瓷器有近一步研究探讨的必要。
洪武一朝瓷器的渐进发展状况目前还不能仅从一处遗址得以全面展现。需要将目前各地出土和传吐的洪武瓷器综合排比，厘清洪武时期瓷器的发展状况。
安徽凤阳的明代中都城，始建于洪武初期，未几即罢，虽然此处目前未经大规模考古发掘，但大量瓷质建筑构件，既可以与南京、景德镇、北京等地出土的同类器相印证烧制年代，可体现出洪武时期对制瓷业的重视和制瓷业的发展水平。
明代早期瓷质建筑构件大量应用于凤阳的明代中都城，景德镇窑址和南京有一定数量出土，北京则零星出土有永乐时期瓷质建筑构件。
这些瓷质建筑构件胎质粗细兼有，并施有黄、白、绿等釉色，用铁、铜元素来绘制纹饰，基本呈现了洪武时期制瓷业的面貌。此种用瓷制建筑构件的习惯一直影响到永宣时期。
从目前已经发现的资料来看，洪武时期的官窑制瓷有白釉、霁兰釉、酱釉、红釉、黄釉、绿釉、紫釉、黑釉等彩釉，装饰方法有刻划、模印、彩绘等。其中，彩绘以青花、釉里红为主、问有铁黑色釉。
在这些洪武时期的官窑瓷器品种中，除青花和釉里红瓷器的完整器和残片标本相对较多外，其它的品种十分少见，完整器更难一睹。
近些年来明初墓葬中陪葬瓷器的陆续出土，为区分洪武时期制瓷的特征与面貌提供了更多的证据。这些城市遗址、官窑遗存、墓葬中出土的瓷器标本品类虽不甚全面，但从中可以窥见洪武时期制瓷比元代相比已有所转变，但远不及永宣时期的发展水平，这与当时战患刚息，政权初立及皇帝个人的喜好有着很大的关系，与元代相比青花制瓷未出现明显的进步，纹饰变化不大，青花呈色多元，并大量出现了灰蓝色青花瓷器，而釉里红瓷器的大量出现，说明了洪武时期工匠对铜元素的应用已达到了熟练的水平，同时印证了《明史·礼》中载“洪武三年以红色为贵，颁布天下”之据的可靠性。
洪武时期制瓷业以江西景德镇为主，并在此建立了专供皇室使用的官窑及民窑，龙泉窑除在洪武至宣德时期曾为皇宫烧制少量瓷器外，还大量烧制民窑瓷器，发展成影响巨大的青瓷窑系，北方的钧窑和磁州窑发展到明代中期日渐衰落，原本的低端市场越来越小。
洪武时期景德镇官窑地位的确立，彻底改变了唐宋、金元诸代以来中国古代瓷器群英荟萃的布局。一枝独秀的景德镇窑场，书写了其后几百年中国制瓷史的灿烂与辉煌。
原本只烧青白瓷的景德镇，经过了元代对青花瓷的开拓及洪武时期的历练，跨入了制瓷业发展史上最著名的巅峰——永乐宣德时期，拉开了青花瓷和颜色釉瓷大发展的序幕。
二
从目前的实物资料看，洪武时期的景德镇官窑和民窑制瓷仍以青花和釉里红装饰为主，颜色釉瓷器品种较单一、数量较少。
景德镇洪武制瓷应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中洪武后期也包括建文时期的制瓷。
洪武制瓷前期——从至正十二年(1352年)至洪武十二年(1379年)共27年。
洪武制瓷后期——从洪武十二年(1379年)至永乐元年(1403年)共24年。
洪武制瓷前期之所以用至正十二年为始，因为此时江南的大部分地区已被反元的农民起义军控制，建立了多个政权，并纷纷铸行钱币，这些雄据一方的霸主们通过铸造钱币可以聚敛财富，控制经济，引导商品流通，同时也会加大对制瓷业的鼓励和扶持，瓷器既可自用，还能在内外贸易中，增加税收、筹集资金，所以此时的景德镇地区，不论由徐寿辉或陈友谅控制，都不会中断瓷器的烧制。
洪武制瓷后期以洪武十二年为起始点的原因，缘于此时北平燕王府建 成，21岁的燕王朱棣长期居此，而明代西什库遗址中大量出土的釉里红和青花瓷器的上限。应始自洪武十二年以后。
洪武三十一年后为建文时期，虽仅数年，但也曾烧制一定数量的瓷器，所以，将建文时期并入。并以永乐元年定为洪武后期制瓷止期。
这两个时期被当前的研究界笼统的定为元未明初时期。今天人们对此时的制瓷业充满了不解和困惑，但如果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历史因素加以综合梳理，就不难窥见其发展的内在脉胳和规律。
从至正十二年至洪武元年朱元璋在南京建都的17年间，景德镇地区窑场为宫廷和各阶层民众烧制了一定数量的瓷器，其中也包括了以战争题材为主要纹饰的青花瓷器，代表者为“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纹梅瓶”、“青花三顾茅芦纹罐”、“青花鬼谷出山纹罐”、“青花尉迟恭救主纹罐”等瓷器。
洪武元年至洪武十二年的12年间，景德镇不仅为南京、凤阳烧制了大量建筑构件，同时设置官窑为皇室、官宦及各阶层民众烧制各式瓷器。这些瓷质构件和瓷器可以辅助我们辨明这一时期的瓷器面目；现从安徽凤阳的明中都、南京明代城市遗址、北京的明代城市遗址及景德镇明代官窑遗址中都发现了大量的瓷质建筑构件，其中南京和凤阳地区出土的主要是明代洪武时期烧制的建筑外表构件，如瓦当、筒瓦、大型瓷砖。品种有白瓷釉里红、釉里红、釉上铁红彩及黄、绿、褐诸彩瓷瓷构件。
北京仅见极少数的白釉瓷砖和瓦当，应为洪武晚期至永乐初期烧制，而发现的宣德时期青花瓷砖的数量则远远超出了前者。
上述三地发现的瓷质建筑构件在景德镇则或多或少的有所发现，这也符合三个城市在明代时期政治地位的差异性。
南京是洪武皇帝开国登基之所，凤阳是洪武皇帝的祖籍，北京则是洪武皇帝之子的迁都之地，三地遗存差异与历史演进吻合，景德镇遗址出土不多的建筑构件与三地遗存相比虽属点滴，日后有无新奇出现只能试目以待。
三
明代初期的瓷质建筑构件，体现了当时制瓷业的最高水平。我们今天看到的北京故宫，从建筑风格，工艺水平、营造法式到所用材料，只是清代时期的面貌，因为从北京的明代残瓷遗存中可以窥见明初永宣时期皇宫内的部分宫殿的部分地面与墙壁，并不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澄泥砖和抹灰墙，而由白釉瓷砖和青花瓷砖构成，可以设想，高大恢宏的宫殿内墙，镶满了青花绘连续锦地纹饰的瓷砖，雪白的瓷地与透明釉间蓝艳明亮的钴青呈现出蓝宝石般的光芒，那是何等的富丽堂皇。
洪武十二年至永乐元年，其中包括了洪武后期和建文时期这一阶段的瓷器遗存，主要集中在南京和北京等地。北京的明代西什库遗址(现北京四中处)虽然被定为洪武时期遗存，但洪武时期长达三十一年，是否其都能一一包括呢?结合洪武、建文、永乐三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具体历史因素，可以认为经过多次考古挖掘的明代西什库遗址中的釉里红和青花瓷器主要为洪武十二年燕王府建成以后才开始烧制启用的库房遗存。
燕王朱棣受封于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十日“太祖封建诸子”，当时朱棣11岁，将北京的元代皇宫西部改建成燕王府，洪武十二年十一月(1379年)建成，明代西什库位于燕王府西侧，其内存之物应多系朱棣成年后常居北平日用之物，从中可以窥见洪武中后期至永乐初期官窑制瓷面貌。
北京西什库遗址出土的洪武时期主要瓷器品种为釉里红瓷、青花瓷和少量的龙泉青瓷及白釉瓷器，器型主要是执壶，大罐、玉壶春瓶、碗、盘、盏托等品种，纹饰图案基本上以缠枝花卉为主，有少最的竹石芭蕉图案，仅见一小块釉里红龙纹瓶残片和龙泉龙纹盘残片。
古时皇帝自命为真龙天子，龙是皇权王权的象征，且明代皇帝、藩王、后妃所用之器有严格的例律。建文登基后萌生削藩之意，朱棣为燕王时，自然应小心谨慎。西什库遗存瓷中龙纹装饰很少，符合这一时期的政治形式。另外，在北京的西什库遗存以外地区还出土了洪武青花绘龙纹盘残片，和黄釉模印龙纹划朵云纹盘残片，霁蓝釉模印龙纹盘残片，也应属洪武中后期之物。其散布范围很广，与燕王府无关，虽有的出土地点系洪武时期驻北京重臣府邸。但还缺乏科学考古佐证。另紫禁城万历遗瓷中有极少数洪武晚期青花和釉里红瓷残片，说明了明代晚期皇宫中瓷器的使用和收藏状况。
北京西什库遗址中出土大量瓷片的单一性与北京其它地区零星出土瓷片的多元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充分证明了西什库遗瓷为朱棣入燕王府后烧造的年代依据。
学术界原本认为明初的浙江龙泉窑，只是一个延续宋元时代传统的民窑，而近年来从龙泉窑址出土的残瓷被学界认为是龙泉窑在洪武时期有官窑的佐证。北京在西什库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龙泉青瓷，虽不能确定洪武时期曾专为南京的皇宫也烧造有龙泉青瓷，但可以确定永宣时期景德镇官窑仿烧龙泉青釉瓷，同时浙江龙泉窑在永宣时期也为皇宫烧造了青釉龙纹盘、青釉碗、瓶及宣德皇帝喜爱的青釉鸟食罐，这已在永宣时期的北京遗瓷中有了详细介绍。
西什库遗瓷中的许多龙泉青瓷并不是官窑烧制，只是质量较高的民窑青瓷，一部分高足杯和碗身光素或在内心模印一个花卉或动物纹饰，说明朱棣在做燕王时克守定制，仅见少数龙泉青瓷釉色晶莹纯正，纹饰繁缛精美。
南京地区曾发现了许多从洪武四年至洪武十年款识的白色瓷砖，这既说明了洪武初期统治阶层对陶瓷在城市建设应用上的重视，也说明了景德镇制瓷业在这一时期的飞速发展。北京的元大都遗址中没有发现瓷质建筑构件，洪武时期用瓷土烧制建筑构件应是一件创举。
南京明代故宫护城河中出土的许多瓷器，既有洪武时期的官窑瓷器也有建文时期的官窑瓷器。朱棣攻破南京后，即改建文年号为洪武年号，其宫中建文用瓷多被毁之丢弃。像南京明代故宫护城河中出土的白釉红彩龙纹残盘，就是建文朝的御用瓷器，此残盘胎白釉亮，底足处理的特点和龙纹画法更接近永乐早期，鉴于目前对南京地区的考古挖掘还不全面，建文朝瓷器是否带有年号，其特点还不得知，但其官窑瓷器的特点应更接近于永乐早期，所以这件红釉龙纹盘的烧制时期应划人建文时期更为妥当。同时，它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建文时期的制瓷风貌。对于这一观点，笔者相信收藏研究界会像2002年对待本人所提出的南京沐英墓出土“青花绘萧何月下追韩信纹梅瓶”为明代洪武时期烧制的观点一样，在质疑中逐渐得到认同。
洪武元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南京地区留下了丰富的洪武瓷器遗存，许多洪武时期以后的官窑瓷器也遗洒在这里。永乐时期的首都北迁并没有形成一个瓷器遗存的分水岭，更多的洪武制瓷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和研究。早年发现的洪武制瓷，仍然有着积极意义。如南京明代护城河中出土的官窑青花龙纹盘、内外施酱釉底足为白 釉的官窑碗、外酱釉里霁青釉摸印龙纹碗。我们把这些点滴发现排列对比，联系起来，就会得到更多的新发展。
洪武制瓷三十一年，目前还没有发现一款带洪武本朝年号款识的瓷器，只能根据元代和永乐时期制瓷的特点厘清洪武制瓷的面貌，再根据各地有明确纪年的墓葬中出土的瓷器加以细化，以便深入研究。
全国各地的明代初期墓葬中均出土了一定数量的瓷器。如洪武四年的汪兴祖墓出土了一件青花龙纹高足杯；洪武二十五年的沐英墓中出土有一件青花绘“萧何月下追韩信”纹梅瓶；朱元璋第十子，葬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的鲁王朱檀墓中出土有一件青白釉刻行龙纹大盖罐和青花行龙纹兽耳罐，葬于永乐十二年的郢靖王朱栋墓中出土有两件青花梅瓶，一件绘行龙纹，一件绘“四爱”人物纹梅瓶；葬于洪武二十八年的信国公汤和墓中出土了一件青花绘缠枝花卉纹兽耳罐和一件白釉盖罐等。
在墓中陪葬梅瓶，尤其是北京的明代中后期帝、后、妃墓和广西桂林靖江王家族墓中出土的大量梅瓶，说明了明代墓中陪葬梅瓶已是一种例制。而明代初期帝王和功臣墓中的各种瓷器，就是这种例制的前奏。
明代初期的这些帝王、功臣、权贵既然需要在墓葬中陪放瓷器，有何理由弃本朝瓷器不用，偏爱被自己推翻的前朝遗物呢?尤其是葬于永乐十二年的郢靖王朱栋，已经具备了用精美的永乐时期瓷器的条件。所以，这些墓葬中出现的瓷器，应该是与之各自下葬年代十分接近的时期所烧制。
如果沐英墓、汤和墓、汪兴祖墓中瓷器仅是孤例，还无法得到明确的佐证，那明鲁王朱檀墓和明郢靖王朱栋墓中出土的青白釉刻龙纹大罐和青花绘龙纹梅瓶，目前已经可以判定它们为明初烧制。
四
过去和现在的学术研究界提起永乐时期景德镇制瓷时，往往把永乐瓷器与宣德瓷器相比较，把比较秀丽者列入永乐时期。永乐朝长达22年，制瓷水平十分发达，其前期与后期的制瓷特征应有明显的区别，特别是景德镇出土了明代永乐元年和永乐四年款识的釉里红瓶残片以后，让我们认识到永乐初期的官窑瓷器与我们现在公认的洪武时期制瓷的大部分特征十分相似，这也印证了本文有关洪武时期制瓷前后分期的立论。
洪武朝31年，建文朝4年，永乐朝22年，共57年。制瓷业变化发展应该是多种多样的。特别是永乐初期的瓷器，应该处于从元代延续到洪武的制瓷风格向明代其后诸朝过渡的分水岭。尤其是近年来湖北郢靖王朱栋墓中出土的青花绘龙纹梅瓶，从自身特征和外部佐证中都能显示出它非元物。
至正十一年铭青花绘龙纹象耳瓶给现代中外研究者树立了一个思维模式，就是瓷器上青花绘龙纹时以深色钴青填涂龙鳞，将龙鳞边际轮廓线留出。白隙的画法为元代青花瓷器的专利，而这种画法确实在带明代款识的青花瓷器上未见到。自上个世纪80年代景德镇明代官窑逐渐展开科学发掘以后，从带“大明宣德年制”的青花龙纹大缸上，能看到类似的痕迹，但其特征与元代青花龙纹和郢靖王墓中的青花梅瓶上的龙纹仍不完全一致。只是近年从北京的明代紫禁城万历遗瓷中发现了数片明代永宣时期带青花龙纹的残片，其龙纹特征与湖北郢靖王墓的青花龙纹梅瓶十分相似。
两块瓷片为瓶罐类瓷器所遗，内外施满釉，胎质细白，釉层肥厚，釉质透明感很强，青花呈色蓝艳浓重处带结晶斑。青花所绘龙纹，应是龙身的一部分，惜残片太小，难以察览全貌。但残片白胎、釉、青花呈色等特征，已显示出其为永宣时期的官窑所烧，借此可以作为印证明代郢靖王墓中所出青花龙纹梅瓶为明代早期烧制的依据之一。
郢靖王墓中出土的青花梅瓶，表面釉层玻璃感较强，青花呈色深蓝略灰，龙纹的特点与至正十一年铭青花龙纹象耳瓶上的龙纹有着明显区别，特别是其胎釉特点与明代初期青花瓷器的特点相似，应为明代初期的景德镇窑场所制。
近二十年间，随着中国大陆文物艺术品市场的开放和中外文物艺术品交流的增加，以及中国大陆城市建设的大规模展开，许多明代初期烧制的瓷器完整器和残器标本出现在我们面前，许多早年出现的洪武瓷器已不再是孤例，同时也更开阔了我们的眼界，让我们重新审视以往对实物及资料的研究方式和结论。
如现藏首都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的红釉模印龙纹盘，原被定为元代，现应将其划归明代洪武时期。盘内心划刻三朵云纹。盘内壁模印两条行龙纹，通体施红釉，釉层均匀，釉色红润，呈现出洪武时期景德镇窑场已能烧制出水平很高的高温红釉瓷器。同样的红釉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也有收藏，而近期拍卖市场上也出现了数件洪武时期瓷器。如霁青釉模印龙纹盘，系海外回流之物，完整难得。外酱釉内霁青釉模印龙纹碗，另一件青花绘龙纹盘，与前几件装饰纹饰相同，只是由青花所绘。民间收藏中，见山西民间藏瓷《明瓷聚真》一书中有一件相似的青花绘龙纹盘，盘体冲而不缺，纹饰、青花发色相同。另北京曾出土有盘内壁绘缠枝花卉纹，内底绘行龙纹的青花大盘残片及盘内模印龙纹后用青花绘行龙纹的小盘残片，及盘内模印花卉纹，青花绘凤纹的残盘，而一块紫釉绘缠枝花卉纹大罐残片的出现，均说明了在洪武时期已经出现了低温彩釉。其残片不大，但能看出胎质细密、胎色洁白、刻划纹饰规整，而外壁所施釉色有不明显的垂流现象，硬度不高，呈色紫红，有别于成化时期斗彩中的紫色，目前未见此类瓷器的完整器，残片也极为少见。民间曾藏有模印龙纹紫釉盘残片，说明了低温彩釉在洪武后期仍处初始阶段，但不局限于铜铁元素烧制的釉里红和釉上红彩。而从出土资料实物和传世品来看，永乐时期的彩瓷已有红、绿、黄、蓝、黑等色，比洪武时期的彩瓷品种有所丰富，呈色也更加纯正，为其后明代彩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洪武时期景德镇制瓷，就像所有朝代更迭时期的制瓷一样，充满了燥动和悬念。它从某些方面间接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发展变化状态。洪武制瓷，拉开了明代官窑和民窑瓷器发展舞台的大幕，尤其是洪武时期的民窑瓷器的出现与发展，为明清两朝民窑瓷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后的永乐、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崇祯等时期的官窑和民窑瓷器，以它们各自靓丽的面貌，闪亮登场，为我们今天留下了宝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