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琴安先生是文坛闻名遐迩的诗评家，在我国现当代诗歌研究方面著述甚丰，出版有《现代诗四十家风格论》、《朦胧诗二十五年》等。而今《中国新诗三十年——当今诗人群落》又桀然问世。在我的印象中，近年来虽然诸多方家都很关注民间诗歌群体的研究，却鲜有这一论题及资料的集力呈献。它着实拓展了诗歌群落研究的新空间，为近三十年以来波谲云诡、摇曳多姿的民间诗界的风云变迁留存了一份难得的写真，其功不可没，惠益后人。
　　改革开放以后，正如同作者所言，自北岛、舒婷、芒克等一代诗人崛起后，当代诗歌开启了一个新的旅程，其间发生过许多诗艺的论争、观念的分歧、美学的裂变与群体的重组，产生了诸多业已载入历史及人们记忆的重要的诗歌现象，直至近年，年轻的七〇后、八〇后诗人更早已在诗坛闪亮登场，莺啼初试。如今，孙先生的此部新著以群落研究的方式和体例择要展示了中国近三十年来民间诗社诗刊的别致风景，社团活动的活跃频繁及其创作风格的异彩纷呈，无疑会在同类研究著作中引人瞩目。我们在感佩孙先生的学术热忱与功力之外，自然更激赏他对当代民间诗歌研究独具创见的思考及其论述模式。
　　在这本新著中，对于近三十年来的中国诗歌，孙先生一改以往按年代划分，或者以诗歌现象、思潮、流派产生的原因、背景论述的套路，而是开辟了新的理论视角，提出了区域诗群的概念。近年来，区域文学或文学的区域现象及地方性写作，越来越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热切关注的学术话题。孙先生敏锐地探察到这一理论阐述的新趋向新样态，因而他以区域诗群的视角来统摄三十年的中国诗歌，梳理当代民间诗坛的浮沉流变，既纵观了文学史从时空和帝号居多逐步转向以区域和地名居多的命名趋势和过程，又凸现了当下各区域创作力量的代表性，更显示了当今诗坛丰富多元的基本风貌，实在是一个兼有创新与创意的策略之举，使得自己的诗学阐述更具开放性、包容性，保留了诗歌群落综合研究进一步拓展的可能性。
　　有意思的是，本书除了作者对各地诗人群落的详实论述、评点之外，还以原诗选读的形式，收录了部分当代诗人的优秀作品，每章篇末更附有相关思考题和拓展阅读书目。这不但使它更具可读性，吸引非专业的文学爱好者，同时还从某个侧面隐约折射出在诗歌愈益边缘化的今天，在这个“已不是以诗人为骄傲的时代”，作者一如既往的热情和燃烧的诗情，对诗歌的虔敬和推崇，对重新唤起人们的文学梦幻与阅读热忱的期待。
　　就当下诗坛而言，我以为，虽然创作非常活跃，现象异彩纷呈，但真正推进诗歌整体实力提升和拓展的创遣性因素和机制化能力事实上却逐步在消减和下降。《中国新诗三十年——当今诗人群落》所显现的纷然杂陈、此消彼长的诗坛状况可能也会从某个侧面印证这样的看法。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的一个事实是，诗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直接感知性着实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体现在诗歌作品里的生活经验也更加纯粹、通透、浓烈。较之于以往年代过度的精英化意识和纯技艺的“诗意”写作，出现了较大变化的是诗人身份的改变、创作意识的转变和诗人群体的多元化，“让诗歌重新关注时代，让诗人重新成为时代的心灵”日益成为主流性的声音。郑小琼等打工诗人的出现和评论界对打工诗歌越来越多的关注是比较突出的事实佐证，而另外一批诗人对现实“乡土”的重新关注和表现，也构成了当下诗歌创作另一值得重视的侧面。譬如辰水、江一郎、杨键等人的作品，写的虽然都是现实乡村的日常景象，以及为时代境况襄挟下个体命运的浮沉起落，内在却反映出现代化进程冲击下乡土社会剧烈变动的无奈命运的投射，无不为我们留存了时代的写真。在这些诗歌作品中，其时代性和公共性获得了进一步的凸现，在对现实生存的强烈介入和突进中，诗人们改变姿态，以一种向下的视角从而获得了更加真切的生活经验，不断张扬着对诗歌当下性的诉求，对传统“诗意”的去魅化。
　　在当下的诗歌创作中，诗人身份的改变、创作意识的转变和诗人群体多元化的现象，还喻示着另外一种变化。那就是很多诗人不再是为专业化的诗艺风格的创新而写作，而纯粹出自于真切的生活感受，直接面向今天的时代处境。，就像有位诗人所说的，除了为乡村留下最后一首挽歌之外，也应该全力以赴地去呈现历史所带来的新生活。这种新生活的主要征象就是如今很多诗歌创作所凸现的现代化进程中现实的矛盾冲突与人们内心的精神复杂性。同样，我们对今天的乡土文明的现实也需要予以重新认识和理解，并不断寻求对传统“诗意”观念的破解和延展，打造一种“去诗意化”的综合的传达能力。这表现在诗歌作品中，一方面是城市观念、视角和因素的契入，一方面是传统乡土叙事的浪漫化和诗意化想像的逐步退隐，即所谓故土、故乡、家乡、家园概念及其情感意义的普泛化。能够印证这一现象的是眼下一部分叙事类诗歌作品。这类诗歌通常采用城乡生活主题，并加以客观再现。它们多取材于社会热点，不加主观修饰，具有直白洗练的语言风格，加之质朴的情感表现、真切的日常景象，使这些诗歌具有强烈的纪实性风格。在对现实生活的传达力度和批判性上，它们并不逊色于写实文学。另外，还有一部分诗歌，在表现被遮蔽的现实世界的多面性，袒露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的内心痛感的同时，也触及了进入城市过程中的复杂性。如吴向阳的《进入一个城市像进入一棵树》：“进入一个城市像进入一棵树/我从他的根须开始/去拜访它的每一圈年轮……我要在里面居住/学习着把阳光作为自己的早餐/直到全身爬满精美的木纹”。再比如骆英的《城市》：“城市是用思念建成的/每个人都把信写向远方/每一架飞机的轰鸣都让人心动”，诸如此类。当下的新诗以其独特的文学书写方式，见证了这个时代乡土现实与城市文明错动而间离的真实境遇。
　　很难说上述的种种变化，使当下诗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追求纯技艺的诗意的自身镜象中解脱出来了，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我们确实看到新诗在近年来随着时代的悄然变化中，以更加亢进和介入的姿态，正努力地应和着它所遭逢的处于复杂多变的转换中的历史境遇。
　　孙琴安先生新著面对历来殊难定评的晚近文学现象，在一种新颖的视角、方式的观照与统摄下，在力图胀破陈规的重新排序和命名中，必然呈现为焕然一新的面貌和姿态，甚而多少能够寻思文字世界尚可想见的奇幻未来。这已然是我们至为深切和重要的阅读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