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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夏洛蒂·勃朗特的《谢利》是一部代表女性意识觉醒的作品，在英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作品通过富有美丽的女领主谢利和贫穷秀丽的寄养女卡罗琳对生活、爱情、婚姻的思考和追求，表达她们在男权社会里追求独立自主，追求罗曼蒂克式爱情婚姻的呼声，展现她们女性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通过她们在爱情和婚姻现实中，对男权社会秩序规范下意识地融入或消极妥协，揭示她们保守的一面。夏洛蒂·勃朗特在《谢利》中的女性形象集激进与保守于一身，具有双重性。
关键词： 激进与保守 男权社会 女性形象 《谢利》
引言
夏洛蒂·勃朗特的《谢利》是以爱情和婚姻为主题的一部著作，故事讲述了两个出身、性格等截然不同的两位女性——谢利和卡罗琳的爱情遭遇、爱情态度和爱情结果。其中，谢利是典型的“白富美”，她不仅“生得清秀”、“才貌出众”，而且是个富有的女继承人，是拥有“每年可有一千英镑收入”的产业的女领主。她性格刚强、聪明勇敢、自信大方、独立自主，厌恶以财富、门第为前提的婚姻传统，追求罗曼蒂克的唯美爱情。在寻觅自己伴侣的过程中，谢利勇敢泼辣地跟各种传统势力和陈腐习俗作斗争，像个激进的斗士，被认为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突出的女性形象。而卡罗琳虽说长得“娴静秀丽”，“像一朵鲜艳的玫瑰”，但她是一个缺母失父，从小被寄養在叔父家的贫困无依的女孩。这种出身造就了她温柔内敛、多愁善感、逆来顺受的性格。但在生活中，她追求经济独立；在爱情上，她蔑视权贵，痴情专一，追求唯爱而爱的唯美爱情，具有一定的激进性。无论是泼辣的谢利还是温柔的卡罗琳，在爱情和婚姻的现实中，她们一方面下意识地融入男权社会的正常秩序，另一方面面对男权社会的规范消极妥协、委曲求全，表现出了保守的一面。
一、温柔的卡罗琳——激进的思想家、保守的践行者
《谢利》中的卡罗琳是一位深受传统势力影响的典型的十九世纪的女性形象。她多愁善感、温柔内敛、善良甜美。因母亲离家出走，父亲酗酒离世，从小被寄养在叔父赫尔斯通家里，是一个没有任何财产的孤苦女孩。虽然她性格保守传统，但思想却闪耀着激进的火花。在当时以男人为中心、女人为男人附属品的社会里，卡罗琳没有像其他女性一样将找一个财力雄厚的如意郎君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而是想学得一技之长，找份工作，取得经济独立，从而摆脱叔父赫尔斯通先生的限制，实现独立自主。“卡洛琳意识到自己的才能，认为自己有权利找一份工作，有经济独立的能力，即使去当一个家庭教师”[1]。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卡罗琳已经意识到在男权社会中，女性要想独立，想享有与男性同等的地位和权利，就要首先做到经济独立。所以，为了经济独立，她宁愿做当时社会地位低下的家庭教师。卡罗琳这种追求经济独立、人格独立的精神，在当时男权社会中，无疑是非常进步和激进的。
在爱情上，卡罗琳爱上了家境败落、身负一大笔商行破产债务的表哥罗伯特·穆尔。在以门第、财富为婚姻标准的十九世纪，卡罗琳却爱上了没有财富、只有债务的罗伯特·穆尔，这表现了她爱情观激进的一面。但遗憾的是，在爱情现实中，面对重重阻碍，卡罗琳的表现却没有摆脱传统思想的羁绊。罗伯特·穆尔是个心里只有钱、地位和事业的家伙，对贫穷的表妹并不感兴趣。对他来说，有钱的谢利小姐对他更有价值。面对这种状况，卡罗琳将对表哥罗伯特的痴痴爱恋变成了折磨自己的单相思。尤其当叔父赫尔斯通因与罗伯特在政治上发生分歧，给卡罗琳下了一道“禁令”，不许她再与罗伯特来往的时候，卡罗琳更是陷入了痛苦的深渊。她将自己关在屋里整天胡思乱想，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恐惧和担忧，她甚至消极地认为自己可能会终身不嫁，成为一个悲惨的老处女。在爱情现实中，卡罗琳面对罗伯特的冷漠，不追求，消极隐忍；面对叔父的横加干涉，不反抗，委曲求全；面对爱情的挫折，消极沉沦，以为自己会终身不嫁、孤苦到老。思想激进的卡罗琳在爱情的现实中，从来没有冲破男权社会对她的影响和羁绊，她对男权的隐忍和妥协，表现了她极强的保守性。
二、泼辣的谢利——激进的斗士、保守的信徒
夏洛蒂·勃朗特塑造的另一主人公——谢利本身就是一个激进的女性形象。她不仅“修长”、“清秀”、“优雅”、“才智横溢”、“风姿潇洒自如”，更难得的是有着其他女性不可比拟的优势——富有。她因无兄无弟，成了那个时代的一个幸运儿——她继承了父母老基达尔夫妇所有的产业及父亲领主的称号。因此她不仅经济独立，而且相当富有。谢利从小被当男孩子教养，她言谈举止豪放洒脱，颇有一种男人的刚健气质。她自称“基达尔老爷”，拥有当时男人们拥有的诸多头衔，如白莱亚尔特少爷、义勇骑兵队队长、治安推事、教会执事等，她自认为自己跟男人有一样的地位：“我是个老爷！谢利·基达尔老爷才应该是我的称呼和头衔。他们给我取了男人的名字，我有男人的地位，这足以使我有点儿大丈夫气概了……我的确觉得我很像个绅士。”[2]在做事风格上，更显示出她的男人气概，她坚决果断地将副牧师唐赶出家门；她豪爽慷慨地资助工厂主罗伯特·穆尔。在社会生活中，她能独当一面，不仅能得心应手地处理自己产业的事务，还积极成功地参与社区事务的管理。面对危难，她像男人一样大胆泼辣，曾宣称如果那些政治的纵火犯到她那一带放火，袭击她的产业，她就会“像只雌老虎起来保卫……十分冲动地起来反抗、起来镇压”[3]。谢利作为一名女性，不仅有娇美的容貌，而且有男人的产业和称号、男人的性格和做事风格。这种女性形象相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经济不独立、性格不露锋芒、逆来顺受，主要奉献于家庭的广大英格兰妇女而言是一个极大的飞跃，她本身就代表着激进。
在爱情和婚姻的选择上，谢利俨然一个激进的斗士。她华丽丽地跳出了门第观念的束缚，大胆抛弃社会风俗和偏见。她先是拒绝了工厂主罗伯特·穆尔的求婚，毫不客气地把罗伯特比做来抢她钱包的强盗。然后，她又毅然决然、毫不留情地拒绝姑父辛普森先生煞费苦心给她寻觅的诸多“合适人选”，对菲利普·南尼利从男爵这位贵族公子也毫不留情面。当辛普森先生为此勃然大怒，指责她粗野无礼，失去贵族小姐的节操，是个信仰邪念的异教徒时，谢利傲然反驳：“您所尊奉的神，就是“物质”……您所尊奉的神……就像恶魔似的出现在我面前……看他怎么忙着他最喜欢的工作——撮合婚姻。他把年轻的配给年老的，把强的配给弱的。他伸出梅曾特的臂膀，把死人硬缚在活人身上。”[4]她的这番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辛普森先生的婚姻价值观是财富至上的，只要有钱，那么什么人都可以结成连理。谢利要抛开世俗，冲破旧观念，战胜种种障碍，寻觅一位能在感情上满足自己需求的人。她要嫁给一个配做自己“主人”的人，而不是因她的财富地位对她唯命是从的奴才。 在谢利的爱情婚姻中，爵位、财产、事业不应该是被考虑的东西，她追求的是“不肯放弃对方的忠实的爱，任何灾难不能动摇的爱，在灾难中如胶似漆，在困苦中更是难分难舍的爱”。她拒绝了罗伯特的求婚，因为她明白罗伯特是要她钱包的强盗，而不是要她心的情人。辛普森挑选的富家子弟、贵族公子，她根本没放在眼里，认为他们见解狭隘、趣味粗俗，不是可以跟她进行心灵交流的人。最终谢利将爱情的绣球抛给了辛普森家的家庭教师路易斯·穆尔。路易斯·穆尔没有任何财富，身份是低下的家庭教师。她的选择让她的姑父辛普森先生拂袖而去，让其他所有追逐者大跌眼镜。
谢利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表现得十分勇敢、自主、泼辣，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斗士。她的婚姻她做主。她藐视权贵、鄙视财富，勇敢大胆地跟一切陈腐习俗和传统婚姻观做斗争，最终自主地选择了自己的理想伴侣。
然而，陷入爱情的谢利的风格来了个大转弯。原来那个具有男子气魄、激进气质的谢利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多愁善感、无法自主、依附男人的小女人形象，而她的爱人路易斯·穆尔则扮演了导师和主人的形象。此时的谢利不再认为自己是谢利·基尔达老爷了，她突然觉得：“我并不像一般人所认为的很刚强、很傲慢，没有同情心。”[5]谢丽的表弟亨利如此评价此阶段的她，“那么美丽又那么小姑娘气，根本不是个有男子气概的女人——不是个亚马孙……”[6]她开始“穿着日常的洁净的衣服，扎着一条绸围单。她不是从战场回来的塔列斯特里斯，而是刚离开灶边的文静的操持家务的人”[7]。此时的谢利俨然一个不露锋芒、文静贤惠、奉献家庭的维多利亚时期的传统女性。这种巨大的转变看似突然，实际必然。谢利曾有一段爱情宣言：“要有一个我在他面前，我會觉得该乖乖的，不得不乖乖的人。要有一个必须承认有控制我躁急脾气能力的人。要有一个人，他的称许能够得到回报，他能够用不愉快责罚我。要有一个人，叫我觉得不能不爱，又很有可能教我惧怕。”[8]“谁希望做我的丈夫，同我一起生活得真正舒服，谁就得是个能够控制我的人。”谢利此番宣言表明她的理想伴侣是能做自己主人的人，能控制自己甚至责罚自己的人，这说明她本身是个保守传统的小女人，她内心深处认为女人应该依附男人，男人应该处于支配和指导地位。她的这种观念毫无违和感地融入了当时的男权社会的正统社会规范。在这种传统保守观念的支配下，恋爱和婚姻中的谢利下意识地将自己放在从属的小女人地位，以夫君为中心，以家庭为主业，用自己的行动维护着男权社会的正常社会秩序。独立自主、勇敢的谢利跟传统观念做斗争的结果是自觉地维护男权社会的正统社会规范，我们不得不说谢利实际上是男权社会的忠实信徒。
结语
夏洛蒂·勃朗特在《谢利》中塑造的两个女性形象——谢利和卡罗琳，具有激进和保守的双重性。她们一方面激进，拥有一定的女性意识，渴望独立自主，摒弃传统爱情婚姻观，追求罗曼蒂克式的爱情。另一方面，她们在爱情和婚姻中因受男权社会规范的影响很深，下意识地妥协和融入男权社会，自觉维护以男人为中心的社会秩序，这表明了她们极强的保守性。
参考文献：
[1]Allen.Walter.The English Novel.New York：Dutton.1954：191.
[2]夏洛蒂·勃朗特.曹庸译.谢利.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4：209.
[3]夏洛蒂·勃朗特.曹庸译.谢利.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4：282.
[4]夏洛蒂·勃朗特.曹庸译.谢利.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4：584.
[5]夏洛蒂·勃朗特.曹庸译.谢利.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4：534.
[6]夏洛蒂·勃朗特.曹庸译.谢利.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4：522.
[7]夏洛蒂·勃朗特.曹庸译.谢利.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4：525.
[8]夏洛蒂·勃朗特.曹庸译.谢利.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4：577.
基金项目：2011年山东工商学院青年科研基金项目“夏洛蒂.勃朗特作品中女性形象研究”（编号：2011QN118）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 激进与保守 男权社会 女性形象 《谢利》
引言
夏洛蒂·勃朗特的《谢利》是以爱情和婚姻为主题的一部著作，故事讲述了两个出身、性格等截然不同的两位女性——谢利和卡罗琳的爱情遭遇、爱情态度和爱情结果。其中，谢利是典型的“白富美”，她不仅“生得清秀”、“才貌出众”，而且是个富有的女继承人，是拥有“每年可有一千英镑收入”的产业的女领主。她性格刚强、聪明勇敢、自信大方、独立自主，厌恶以财富、门第为前提的婚姻传统，追求罗曼蒂克的唯美爱情。在寻觅自己伴侣的过程中，谢利勇敢泼辣地跟各种传统势力和陈腐习俗作斗争，像个激进的斗士，被认为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突出的女性形象。而卡罗琳虽说长得“娴静秀丽”，“像一朵鲜艳的玫瑰”，但她是一个缺母失父，从小被寄養在叔父家的贫困无依的女孩。这种出身造就了她温柔内敛、多愁善感、逆来顺受的性格。但在生活中，她追求经济独立；在爱情上，她蔑视权贵，痴情专一，追求唯爱而爱的唯美爱情，具有一定的激进性。无论是泼辣的谢利还是温柔的卡罗琳，在爱情和婚姻的现实中，她们一方面下意识地融入男权社会的正常秩序，另一方面面对男权社会的规范消极妥协、委曲求全，表现出了保守的一面。
一、温柔的卡罗琳——激进的思想家、保守的践行者
《谢利》中的卡罗琳是一位深受传统势力影响的典型的十九世纪的女性形象。她多愁善感、温柔内敛、善良甜美。因母亲离家出走，父亲酗酒离世，从小被寄养在叔父赫尔斯通家里，是一个没有任何财产的孤苦女孩。虽然她性格保守传统，但思想却闪耀着激进的火花。在当时以男人为中心、女人为男人附属品的社会里，卡罗琳没有像其他女性一样将找一个财力雄厚的如意郎君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而是想学得一技之长，找份工作，取得经济独立，从而摆脱叔父赫尔斯通先生的限制，实现独立自主。“卡洛琳意识到自己的才能，认为自己有权利找一份工作，有经济独立的能力，即使去当一个家庭教师”[1]。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卡罗琳已经意识到在男权社会中，女性要想独立，想享有与男性同等的地位和权利，就要首先做到经济独立。所以，为了经济独立，她宁愿做当时社会地位低下的家庭教师。卡罗琳这种追求经济独立、人格独立的精神，在当时男权社会中，无疑是非常进步和激进的。
在爱情上，卡罗琳爱上了家境败落、身负一大笔商行破产债务的表哥罗伯特·穆尔。在以门第、财富为婚姻标准的十九世纪，卡罗琳却爱上了没有财富、只有债务的罗伯特·穆尔，这表现了她爱情观激进的一面。但遗憾的是，在爱情现实中，面对重重阻碍，卡罗琳的表现却没有摆脱传统思想的羁绊。罗伯特·穆尔是个心里只有钱、地位和事业的家伙，对贫穷的表妹并不感兴趣。对他来说，有钱的谢利小姐对他更有价值。面对这种状况，卡罗琳将对表哥罗伯特的痴痴爱恋变成了折磨自己的单相思。尤其当叔父赫尔斯通因与罗伯特在政治上发生分歧，给卡罗琳下了一道“禁令”，不许她再与罗伯特来往的时候，卡罗琳更是陷入了痛苦的深渊。她将自己关在屋里整天胡思乱想，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恐惧和担忧，她甚至消极地认为自己可能会终身不嫁，成为一个悲惨的老处女。在爱情现实中，卡罗琳面对罗伯特的冷漠，不追求，消极隐忍；面对叔父的横加干涉，不反抗，委曲求全；面对爱情的挫折，消极沉沦，以为自己会终身不嫁、孤苦到老。思想激进的卡罗琳在爱情的现实中，从来没有冲破男权社会对她的影响和羁绊，她对男权的隐忍和妥协，表现了她极强的保守性。
二、泼辣的谢利——激进的斗士、保守的信徒
夏洛蒂·勃朗特塑造的另一主人公——谢利本身就是一个激进的女性形象。她不仅“修长”、“清秀”、“优雅”、“才智横溢”、“风姿潇洒自如”，更难得的是有着其他女性不可比拟的优势——富有。她因无兄无弟，成了那个时代的一个幸运儿——她继承了父母老基达尔夫妇所有的产业及父亲领主的称号。因此她不仅经济独立，而且相当富有。谢利从小被当男孩子教养，她言谈举止豪放洒脱，颇有一种男人的刚健气质。她自称“基达尔老爷”，拥有当时男人们拥有的诸多头衔，如白莱亚尔特少爷、义勇骑兵队队长、治安推事、教会执事等，她自认为自己跟男人有一样的地位：“我是个老爷！谢利·基达尔老爷才应该是我的称呼和头衔。他们给我取了男人的名字，我有男人的地位，这足以使我有点儿大丈夫气概了……我的确觉得我很像个绅士。”[2]在做事风格上，更显示出她的男人气概，她坚决果断地将副牧师唐赶出家门；她豪爽慷慨地资助工厂主罗伯特·穆尔。在社会生活中，她能独当一面，不仅能得心应手地处理自己产业的事务，还积极成功地参与社区事务的管理。面对危难，她像男人一样大胆泼辣，曾宣称如果那些政治的纵火犯到她那一带放火，袭击她的产业，她就会“像只雌老虎起来保卫……十分冲动地起来反抗、起来镇压”[3]。谢利作为一名女性，不仅有娇美的容貌，而且有男人的产业和称号、男人的性格和做事风格。这种女性形象相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经济不独立、性格不露锋芒、逆来顺受，主要奉献于家庭的广大英格兰妇女而言是一个极大的飞跃，她本身就代表着激进。
在爱情和婚姻的选择上，谢利俨然一个激进的斗士。她华丽丽地跳出了门第观念的束缚，大胆抛弃社会风俗和偏见。她先是拒绝了工厂主罗伯特·穆尔的求婚，毫不客气地把罗伯特比做来抢她钱包的强盗。然后，她又毅然决然、毫不留情地拒绝姑父辛普森先生煞费苦心给她寻觅的诸多“合适人选”，对菲利普·南尼利从男爵这位贵族公子也毫不留情面。当辛普森先生为此勃然大怒，指责她粗野无礼，失去贵族小姐的节操，是个信仰邪念的异教徒时，谢利傲然反驳：“您所尊奉的神，就是“物质”……您所尊奉的神……就像恶魔似的出现在我面前……看他怎么忙着他最喜欢的工作——撮合婚姻。他把年轻的配给年老的，把强的配给弱的。他伸出梅曾特的臂膀，把死人硬缚在活人身上。”[4]她的这番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辛普森先生的婚姻价值观是财富至上的，只要有钱，那么什么人都可以结成连理。谢利要抛开世俗，冲破旧观念，战胜种种障碍，寻觅一位能在感情上满足自己需求的人。她要嫁给一个配做自己“主人”的人，而不是因她的财富地位对她唯命是从的奴才。 在谢利的爱情婚姻中，爵位、财产、事业不应该是被考虑的东西，她追求的是“不肯放弃对方的忠实的爱，任何灾难不能动摇的爱，在灾难中如胶似漆，在困苦中更是难分难舍的爱”。她拒绝了罗伯特的求婚，因为她明白罗伯特是要她钱包的强盗，而不是要她心的情人。辛普森挑选的富家子弟、贵族公子，她根本没放在眼里，认为他们见解狭隘、趣味粗俗，不是可以跟她进行心灵交流的人。最终谢利将爱情的绣球抛给了辛普森家的家庭教师路易斯·穆尔。路易斯·穆尔没有任何财富，身份是低下的家庭教师。她的选择让她的姑父辛普森先生拂袖而去，让其他所有追逐者大跌眼镜。
谢利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表现得十分勇敢、自主、泼辣，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斗士。她的婚姻她做主。她藐视权贵、鄙视财富，勇敢大胆地跟一切陈腐习俗和传统婚姻观做斗争，最终自主地选择了自己的理想伴侣。
然而，陷入爱情的谢利的风格来了个大转弯。原来那个具有男子气魄、激进气质的谢利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多愁善感、无法自主、依附男人的小女人形象，而她的爱人路易斯·穆尔则扮演了导师和主人的形象。此时的谢利不再认为自己是谢利·基尔达老爷了，她突然觉得：“我并不像一般人所认为的很刚强、很傲慢，没有同情心。”[5]谢丽的表弟亨利如此评价此阶段的她，“那么美丽又那么小姑娘气，根本不是个有男子气概的女人——不是个亚马孙……”[6]她开始“穿着日常的洁净的衣服，扎着一条绸围单。她不是从战场回来的塔列斯特里斯，而是刚离开灶边的文静的操持家务的人”[7]。此时的谢利俨然一个不露锋芒、文静贤惠、奉献家庭的维多利亚时期的传统女性。这种巨大的转变看似突然，实际必然。谢利曾有一段爱情宣言：“要有一个我在他面前，我會觉得该乖乖的，不得不乖乖的人。要有一个必须承认有控制我躁急脾气能力的人。要有一个人，他的称许能够得到回报，他能够用不愉快责罚我。要有一个人，叫我觉得不能不爱，又很有可能教我惧怕。”[8]“谁希望做我的丈夫，同我一起生活得真正舒服，谁就得是个能够控制我的人。”谢利此番宣言表明她的理想伴侣是能做自己主人的人，能控制自己甚至责罚自己的人，这说明她本身是个保守传统的小女人，她内心深处认为女人应该依附男人，男人应该处于支配和指导地位。她的这种观念毫无违和感地融入了当时的男权社会的正统社会规范。在这种传统保守观念的支配下，恋爱和婚姻中的谢利下意识地将自己放在从属的小女人地位，以夫君为中心，以家庭为主业，用自己的行动维护着男权社会的正常社会秩序。独立自主、勇敢的谢利跟传统观念做斗争的结果是自觉地维护男权社会的正统社会规范，我们不得不说谢利实际上是男权社会的忠实信徒。
结语
夏洛蒂·勃朗特在《谢利》中塑造的两个女性形象——谢利和卡罗琳，具有激进和保守的双重性。她们一方面激进，拥有一定的女性意识，渴望独立自主，摒弃传统爱情婚姻观，追求罗曼蒂克式的爱情。另一方面，她们在爱情和婚姻中因受男权社会规范的影响很深，下意识地妥协和融入男权社会，自觉维护以男人为中心的社会秩序，这表明了她们极强的保守性。
参考文献：
[1]Allen.Walter.The English Novel.New York：Dutton.1954：191.
[2]夏洛蒂·勃朗特.曹庸译.谢利.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4：209.
[3]夏洛蒂·勃朗特.曹庸译.谢利.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4：282.
[4]夏洛蒂·勃朗特.曹庸译.谢利.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4：584.
[5]夏洛蒂·勃朗特.曹庸译.谢利.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4：534.
[6]夏洛蒂·勃朗特.曹庸译.谢利.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4：522.
[7]夏洛蒂·勃朗特.曹庸译.谢利.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4：525.
[8]夏洛蒂·勃朗特.曹庸译.谢利.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4：577.
基金项目：2011年山东工商学院青年科研基金项目“夏洛蒂.勃朗特作品中女性形象研究”（编号：2011QN118）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