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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王朝为了延续其统治的存在，切实保护上层地主阶级的利益，采取了种种手段和措施，在思想领域中也有多种“救亡”之论。
【关键词】中体； 西用； 两面性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封建主义的专制统治到清王朝的后期已进入了最后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等处于全面危机之中，地主阶级的各种特权亦是朝不保夕。在此情况下，清王朝为了延续其统治的存在，切实保护上层地主阶级的利益，采取了种种手段和措施，在思想领域中也有多种“救亡”之论。“中体西用”则是众多理论中最典型的代表，而这一理论的集大成者当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
所谓“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理论的最初提出当是在早期的维新派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人的思想、著作之中。而在19世纪80年代末张之洞所著的《劝学篇》中系统的阐述了这一思想，并作了基本表述：“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张之洞认为“旧学”即“中学”，指四书五经，即以孔孟之道为中心内容的封建主义旧文化，主要指纲常名教，封建道德。“新学”即“西学”，指西方的技术、文化等。
作为封建主义的维护者和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人物，张之洞认为，旧学为体是立国的根本；新学为用是作为巩固根本的权宜手段。他看到了中国封建制度的“阙”与“疾”，也发现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军工器械、机器生产等对维护封建统治的实用价值。于是，主张用西方的科技这一手段来达到维护封建制度及其文化这一根本目的。这就反映出了他既忠于现存的统治秩序，又具有一定变革要求和愿望的双重性。
对于“中体西用”的实施，张之洞认为，根本的问题是要“扶持名教”。他指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就在于三纲五常。而三纲五常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教之原本，人禽之大防。”只有尊孔读经，懂得了先圣先师之道，才能固人心，保国家。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存在，封建统治的不稳固，人心浮动思变的危境，他主张尊孔读经，希望通过传统的封建文化和礼教灌输，使人们“熟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纲常、伦纪、气节以明体”。使人们自觉地维护封建统治。这些都充分体现出了他作为一个地主阶级政治家、思想家，为了封建统治的长存，而极力主张“中学为体”这一思想理论的良苦用心。
对于其“西学为用”的实施，就是在确保封建制度不变的前提下，积极兴治西学，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他认为，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对于这一点，张之洞在其洋务活动中多有体现。在“西学为用”这一主张中，更为可贵的是他竭力主张“旁收博采”，派留学，还提出了改革教育制度、科举考试制度，增西学内容。这是同时期的洋务领袖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所不能及的。
总之，从张之洞的整个“中体西用”思想来看，其“中学为体”的思想反映了他作为地主阶级的上层，封建统治的维护者、卫道士的本质，这是其自身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而其“西学为用”的思想则反映了他是地主阶级当权派中的开明人士，较之深闭固拒的封建顽固派要开通明智得多。随着外国列强入侵，外侮的接踵而至和他对西方认识的加深，特别是看到了西学对维护封建统治和抵御外侮的实用价值时，便积极地投入了兴办洋务事业之上。不过，他这一切活动的根本，皆是以不触动封建社会的主要思想基础——孔孟之道为界限的。从这点上看，作为封建统治的维护者，他与顽固派是没多大本质差异的，受自身阶级属性的局限，其“中体西用”与维新派的“改变政体”的主张有着巨大的差异，阶级与时代的局限决定了他不可能迈出实质的一步。但需要指出的是，其“中体西用”论在为封建旧学张本的同时，也为西学的传播起了促进作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因此而不断向前迈进。
【关键词】中体； 西用； 两面性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封建主义的专制统治到清王朝的后期已进入了最后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等处于全面危机之中，地主阶级的各种特权亦是朝不保夕。在此情况下，清王朝为了延续其统治的存在，切实保护上层地主阶级的利益，采取了种种手段和措施，在思想领域中也有多种“救亡”之论。“中体西用”则是众多理论中最典型的代表，而这一理论的集大成者当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
所谓“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理论的最初提出当是在早期的维新派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人的思想、著作之中。而在19世纪80年代末张之洞所著的《劝学篇》中系统的阐述了这一思想，并作了基本表述：“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张之洞认为“旧学”即“中学”，指四书五经，即以孔孟之道为中心内容的封建主义旧文化，主要指纲常名教，封建道德。“新学”即“西学”，指西方的技术、文化等。
作为封建主义的维护者和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人物，张之洞认为，旧学为体是立国的根本；新学为用是作为巩固根本的权宜手段。他看到了中国封建制度的“阙”与“疾”，也发现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军工器械、机器生产等对维护封建统治的实用价值。于是，主张用西方的科技这一手段来达到维护封建制度及其文化这一根本目的。这就反映出了他既忠于现存的统治秩序，又具有一定变革要求和愿望的双重性。
对于“中体西用”的实施，张之洞认为，根本的问题是要“扶持名教”。他指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就在于三纲五常。而三纲五常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教之原本，人禽之大防。”只有尊孔读经，懂得了先圣先师之道，才能固人心，保国家。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存在，封建统治的不稳固，人心浮动思变的危境，他主张尊孔读经，希望通过传统的封建文化和礼教灌输，使人们“熟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纲常、伦纪、气节以明体”。使人们自觉地维护封建统治。这些都充分体现出了他作为一个地主阶级政治家、思想家，为了封建统治的长存，而极力主张“中学为体”这一思想理论的良苦用心。
对于其“西学为用”的实施，就是在确保封建制度不变的前提下，积极兴治西学，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他认为，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对于这一点，张之洞在其洋务活动中多有体现。在“西学为用”这一主张中，更为可贵的是他竭力主张“旁收博采”，派留学，还提出了改革教育制度、科举考试制度，增西学内容。这是同时期的洋务领袖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所不能及的。
总之，从张之洞的整个“中体西用”思想来看，其“中学为体”的思想反映了他作为地主阶级的上层，封建统治的维护者、卫道士的本质，这是其自身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而其“西学为用”的思想则反映了他是地主阶级当权派中的开明人士，较之深闭固拒的封建顽固派要开通明智得多。随着外国列强入侵，外侮的接踵而至和他对西方认识的加深，特别是看到了西学对维护封建统治和抵御外侮的实用价值时，便积极地投入了兴办洋务事业之上。不过，他这一切活动的根本，皆是以不触动封建社会的主要思想基础——孔孟之道为界限的。从这点上看，作为封建统治的维护者，他与顽固派是没多大本质差异的，受自身阶级属性的局限，其“中体西用”与维新派的“改变政体”的主张有着巨大的差异，阶级与时代的局限决定了他不可能迈出实质的一步。但需要指出的是，其“中体西用”论在为封建旧学张本的同时，也为西学的传播起了促进作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因此而不断向前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