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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自主学习的“自然”开关
创办早培班以前，人大附中在超常儿童教育这条路上已经积累了二十余年的经验。彼时，刘彭芝校长关于早培班的想法是，彻底解放儿童的双手，看看效果究竟如何。
我们以课程改革为切入点，开始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课程设计的一道风景线，就是研修课的创设。开始是每周半天的自主研修课，后来改成两个完整的半天。表面来看，其他课程的时间减少了，不过按照七年学制来算，总体课时可以满足要求。全方位的“松绑”尝试了半年多，我们开展了一场测试，让早培班和超常实验班的学生同时做实验，结果发现早培班学生虽然年龄更小，成效却更好。其中一个实验令我印象颇深，叫“穿越A4纸”：8-9名学生一组，每组给一张A4纸，要求所有人能同时穿过这张纸。学生需要想办法把纸做成一个圈，还必须保障不能断。早培的学生拿出了千奇百怪的招数，实验班的表现则没那么理想。一组孩子在尝试时，不小心把纸撕断了，大家都发出了遗憾的“哎呀”声，一个孩子突然站出来，将断裂的地方一分为二，实现了重新连接的同时，更细的切分让圈子更大了。现在他在北大学习数学，而探究和解决问题的意识与能力，从小就显现出潜质。
回头来看，恰恰因为更早给予这些有潜力的孩子更宽松的环境和自由的氛围，才会得出不同的结果，这种“放开”在头两届早培班尤为突出。早培班在成立初期，正是致力于用新的学习方式带动课程革命。对于教育界来说，“自主学习”并不是新概念，问题是怎么学、学什么，以及最关键的需要创设什么样的情境才能让自主学习成为自然状态，都是摆在教师面前的课题。
如何将实践探索和实证性研究相结合，为学生规划自主学习的情境？我们尝试从小课题研究入手，让七年级学生真枪实弹地做实验。由于是从零起步，对于研究什么教师们并不清楚，也有担忧可持续性的声音。当时我隐隐觉得，要想把这件事做成，必须亲力亲为。如果我不去上研究课，其他人反馈难开展，那么这门课必然面临停止的命运。尽管身兼数职，我还是毅然决定亲自开课，引导大家研究。
不过，我们的想法和举动，招来了家长强烈的不认同。在第一学年末的家长座谈会上，一些家长对接下来“颠覆式的变化”难以接受，反应相当激烈。部分家长是大学教授，直接向我表示：“我们带的研究生都不知道怎么做课题研究，六七年级的孩子搞课题研究，简直是胡来！”场面一度尴尬。不过，也有些家长表示非常支持，给了我们底气。顶着压力，我们坚持了下来。
课题研究到了八年级，愈发正规化。学校内部先成立评委会，让学生汇报在两年学习中做了哪些事、對哪方面的研究感兴趣，根据情况推选部分学生去校外参加科研实践活动。家长们切实见到孩子的变化，态度也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到此时，差异已经有迹可循，有的孩子非常明显地表现出对科研的兴趣和想法。从开题报告到小组交流、汇报，再到每学期一次由校外导师甚至是院士、教授组成的专家团来评议的课题答辩，早培的学生们在学校搭建的立体自主学习平台上，感受严谨的科学态度、受到科学家追求真理的精神熏陶，也体会到科研中的失败是普遍的、困难并不可怕。
多元评价，育人为先
早培班的学生精力比较充沛，甚至有些过剩，一些孩子变着花样地淘气。比如上面提到的解决纸带扯断难题的男孩，刚开始在课上看到语文老师的腰带露在外面一截，立刻就拽着不松手。但我们并没有责怪他，而是以包容的心态对待。让人意想不到的淘气，或许是超常儿童的共性，以致早些年一些教师会对教早培有畏难情绪。不过，“得天下英才而育之”大概是每个教师的梦想，教师们积极调整自身，用心陪伴这些早慧的孩子成长。时间长了，孩子们也都能遵守课堂秩序。
孩子们的异想天开背后，往往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我们有责任搭建平台供其施展。七年级的几个孩子赴美参加桥牌比赛时，感觉国内比赛的人工统计比赛分数非常烦琐且容易出错，而国际比赛的电子计分系统造价高但并不先进，于是有了“脑洞”大开的念头：发明一款成本低、性能好的电子统计系统！学校立刻支持了他们的想法。半年多，孩子们全身心投入研究，为了让他们集中精力，刘彭芝校长破例同意他们停课、一段时间内可以不参加任何学科考试。最终，“桥牌无线计分系统”诞生，获得了日内瓦国际发明博览会金奖特等奖， 几个孩子也成为1000多个项目中年龄最小的参展者。
当超常儿童的教师，一定要首先解放自己的思想。执教早培八年级物理时，喜欢摄影的我设计了一项作业：求解北京地区的重力加速度，要求学生想办法来测算，回来后给我做课题汇报。当时天宫一号即将发射，为了鼓励学生，我特意宣布，谁做得好，就带谁去发射现场观看，大家都非常激动。结果，五花八门的测算方法都涌现出来了。一些学生用自来水水滴来测算压力，多长时间滴一滴、一段时间的总滴数是多少，还有借助毛巾来实验的等等，过程记述得非常生动。有的孩子做得非常准确，于是我履行诺言，从中选取几名学生一起去了酒泉。实际上，准确不准确都没有关系，也确实有孩子的数据偏差过大。他的基本方法和其他人一样，那么差异在什么地方？我跟他说：“实验失败了。”他自己也说“失败了”，但很快跟上一句“没事，我失败的原因是……”。这是非常好的现象，说明他有思考。这样的学生，我依然认为他是优秀的。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话题的思考从早培班成立之初，就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我意识到一些孩子未来可能会出国，但无论去哪里，热爱祖国都是必须根植于心的。为了帮助学生感受红色文化，2015年，我们与江西兴国建立了长期教育实践合作机制，带着学生去实地受教育。后来，从早培班毕业去美国留学的几位学生回国看望我，谈及兴国之行，都说那段经历的意义重大，特别是出国后再回想，感受更深刻，实在太有必要了。他们也提醒我，高年级有这样一次经历，比低年级时的领悟更透彻。有了“爱国心”，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有一根线牵着他们。
精彩的故事不胜枚举，而光芒背后，是有人负重前行。为了这份事业，教师们克服了种种不为人知的困难。王志鹏老师为了去美国考察，将妻子有早产迹象的情况瞒着大家，等到出行第三天，孩子真的提前来到了世界。主持公益研修课的钱颖伟老师，为学生“义务献血”的宣传活动感动，偷偷献血后继续忙碌地工作。2016年，我因患重病做了几次大手术，听说管理早培班的蔡芳老师倒在讲台上不省人事，万分揪心。结果，从医院出来的蔡老师又站上了讲台，拖到暑假才去实施自己的心脏手术……恰是这样一支无比投入、执着坚持的教师队伍，才让这份事业的血脉不断延续。
国家对于拔尖创新人才的需要迫切，而作为为这些人才奠定基础的我们，深觉任重道远。如果我们需要有创新精神和探究能力的人才、能够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人才，从大学开始塑造并不算早，何不前置一步？多年的实践让我们发现和认识到，各方面均突出的学生是极少数，更多的孩子是整体表现均衡，有两三方面比较突出，同样带给我们惊喜。郑博中是一名来自大兴区农村的学生，进入早培班时理科成绩并不突出，但语言方面比较有天赋，在招收的时候，我们的责任就是将不同的天赋辨别出来。凭借出色的语言能力，老师推荐他参加了电视台的辩论赛，后来他又被推荐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中国儿童大使的选拔赛，并最终获选。疫情肆虐的时候，郑博中通过网络组织人员，给封城中的武汉市民提供心理咨询帮助，用自己的力量温暖他人。可以说，如果没有早培班，他几乎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成长路径会和现在迥然不同。
分数不能代表一切，教育的评价应该更为多元。归根结底，发现和培育超常儿童，是为了更好地因材施教。
创办早培班以前，人大附中在超常儿童教育这条路上已经积累了二十余年的经验。彼时，刘彭芝校长关于早培班的想法是，彻底解放儿童的双手，看看效果究竟如何。
我们以课程改革为切入点，开始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课程设计的一道风景线，就是研修课的创设。开始是每周半天的自主研修课，后来改成两个完整的半天。表面来看，其他课程的时间减少了，不过按照七年学制来算，总体课时可以满足要求。全方位的“松绑”尝试了半年多，我们开展了一场测试，让早培班和超常实验班的学生同时做实验，结果发现早培班学生虽然年龄更小，成效却更好。其中一个实验令我印象颇深，叫“穿越A4纸”：8-9名学生一组，每组给一张A4纸，要求所有人能同时穿过这张纸。学生需要想办法把纸做成一个圈，还必须保障不能断。早培的学生拿出了千奇百怪的招数，实验班的表现则没那么理想。一组孩子在尝试时，不小心把纸撕断了，大家都发出了遗憾的“哎呀”声，一个孩子突然站出来，将断裂的地方一分为二，实现了重新连接的同时，更细的切分让圈子更大了。现在他在北大学习数学，而探究和解决问题的意识与能力，从小就显现出潜质。
回头来看，恰恰因为更早给予这些有潜力的孩子更宽松的环境和自由的氛围，才会得出不同的结果，这种“放开”在头两届早培班尤为突出。早培班在成立初期，正是致力于用新的学习方式带动课程革命。对于教育界来说，“自主学习”并不是新概念，问题是怎么学、学什么，以及最关键的需要创设什么样的情境才能让自主学习成为自然状态，都是摆在教师面前的课题。
如何将实践探索和实证性研究相结合，为学生规划自主学习的情境？我们尝试从小课题研究入手，让七年级学生真枪实弹地做实验。由于是从零起步，对于研究什么教师们并不清楚，也有担忧可持续性的声音。当时我隐隐觉得，要想把这件事做成，必须亲力亲为。如果我不去上研究课，其他人反馈难开展，那么这门课必然面临停止的命运。尽管身兼数职，我还是毅然决定亲自开课，引导大家研究。
不过，我们的想法和举动，招来了家长强烈的不认同。在第一学年末的家长座谈会上，一些家长对接下来“颠覆式的变化”难以接受，反应相当激烈。部分家长是大学教授，直接向我表示：“我们带的研究生都不知道怎么做课题研究，六七年级的孩子搞课题研究，简直是胡来！”场面一度尴尬。不过，也有些家长表示非常支持，给了我们底气。顶着压力，我们坚持了下来。
课题研究到了八年级，愈发正规化。学校内部先成立评委会，让学生汇报在两年学习中做了哪些事、對哪方面的研究感兴趣，根据情况推选部分学生去校外参加科研实践活动。家长们切实见到孩子的变化，态度也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到此时，差异已经有迹可循，有的孩子非常明显地表现出对科研的兴趣和想法。从开题报告到小组交流、汇报，再到每学期一次由校外导师甚至是院士、教授组成的专家团来评议的课题答辩，早培的学生们在学校搭建的立体自主学习平台上，感受严谨的科学态度、受到科学家追求真理的精神熏陶，也体会到科研中的失败是普遍的、困难并不可怕。
多元评价，育人为先
早培班的学生精力比较充沛，甚至有些过剩，一些孩子变着花样地淘气。比如上面提到的解决纸带扯断难题的男孩，刚开始在课上看到语文老师的腰带露在外面一截，立刻就拽着不松手。但我们并没有责怪他，而是以包容的心态对待。让人意想不到的淘气，或许是超常儿童的共性，以致早些年一些教师会对教早培有畏难情绪。不过，“得天下英才而育之”大概是每个教师的梦想，教师们积极调整自身，用心陪伴这些早慧的孩子成长。时间长了，孩子们也都能遵守课堂秩序。
孩子们的异想天开背后，往往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我们有责任搭建平台供其施展。七年级的几个孩子赴美参加桥牌比赛时，感觉国内比赛的人工统计比赛分数非常烦琐且容易出错，而国际比赛的电子计分系统造价高但并不先进，于是有了“脑洞”大开的念头：发明一款成本低、性能好的电子统计系统！学校立刻支持了他们的想法。半年多，孩子们全身心投入研究，为了让他们集中精力，刘彭芝校长破例同意他们停课、一段时间内可以不参加任何学科考试。最终，“桥牌无线计分系统”诞生，获得了日内瓦国际发明博览会金奖特等奖， 几个孩子也成为1000多个项目中年龄最小的参展者。
当超常儿童的教师，一定要首先解放自己的思想。执教早培八年级物理时，喜欢摄影的我设计了一项作业：求解北京地区的重力加速度，要求学生想办法来测算，回来后给我做课题汇报。当时天宫一号即将发射，为了鼓励学生，我特意宣布，谁做得好，就带谁去发射现场观看，大家都非常激动。结果，五花八门的测算方法都涌现出来了。一些学生用自来水水滴来测算压力，多长时间滴一滴、一段时间的总滴数是多少，还有借助毛巾来实验的等等，过程记述得非常生动。有的孩子做得非常准确，于是我履行诺言，从中选取几名学生一起去了酒泉。实际上，准确不准确都没有关系，也确实有孩子的数据偏差过大。他的基本方法和其他人一样，那么差异在什么地方？我跟他说：“实验失败了。”他自己也说“失败了”，但很快跟上一句“没事，我失败的原因是……”。这是非常好的现象，说明他有思考。这样的学生，我依然认为他是优秀的。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话题的思考从早培班成立之初，就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我意识到一些孩子未来可能会出国，但无论去哪里，热爱祖国都是必须根植于心的。为了帮助学生感受红色文化，2015年，我们与江西兴国建立了长期教育实践合作机制，带着学生去实地受教育。后来，从早培班毕业去美国留学的几位学生回国看望我，谈及兴国之行，都说那段经历的意义重大，特别是出国后再回想，感受更深刻，实在太有必要了。他们也提醒我，高年级有这样一次经历，比低年级时的领悟更透彻。有了“爱国心”，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有一根线牵着他们。
精彩的故事不胜枚举，而光芒背后，是有人负重前行。为了这份事业，教师们克服了种种不为人知的困难。王志鹏老师为了去美国考察，将妻子有早产迹象的情况瞒着大家，等到出行第三天，孩子真的提前来到了世界。主持公益研修课的钱颖伟老师，为学生“义务献血”的宣传活动感动，偷偷献血后继续忙碌地工作。2016年，我因患重病做了几次大手术，听说管理早培班的蔡芳老师倒在讲台上不省人事，万分揪心。结果，从医院出来的蔡老师又站上了讲台，拖到暑假才去实施自己的心脏手术……恰是这样一支无比投入、执着坚持的教师队伍，才让这份事业的血脉不断延续。
国家对于拔尖创新人才的需要迫切，而作为为这些人才奠定基础的我们，深觉任重道远。如果我们需要有创新精神和探究能力的人才、能够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人才，从大学开始塑造并不算早，何不前置一步？多年的实践让我们发现和认识到，各方面均突出的学生是极少数，更多的孩子是整体表现均衡，有两三方面比较突出，同样带给我们惊喜。郑博中是一名来自大兴区农村的学生，进入早培班时理科成绩并不突出，但语言方面比较有天赋，在招收的时候，我们的责任就是将不同的天赋辨别出来。凭借出色的语言能力，老师推荐他参加了电视台的辩论赛，后来他又被推荐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中国儿童大使的选拔赛，并最终获选。疫情肆虐的时候，郑博中通过网络组织人员，给封城中的武汉市民提供心理咨询帮助，用自己的力量温暖他人。可以说，如果没有早培班，他几乎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成长路径会和现在迥然不同。
分数不能代表一切，教育的评价应该更为多元。归根结底，发现和培育超常儿童，是为了更好地因材施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