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赵毅教授撰文提出，张居正倒台原因中包含高拱权谋“因素”，此说值得商榷。本文认为：《病榻遗言》刊刻问世于万历三十年至三十一年之间，不在万历十年至十二年之间，故与张居正身后罹难无涉；该书是高拱对隆庆六年正月至万历元年二月之间发生的诸多政治事件的真实记录，并非不实之词；该书是当事人记述的回忆录，绝不是“为其身后报复政敌”的所谓“政治权谋”、“巧妙政治设计”，因而不可能影响到万历十年以后的明代政局。
　　关键词：高拱　《病榻遗言》　张居正　万历政局
　　
　　2008年8月初，在河南新郑市召开的明史暨高拱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赵毅教授宣读了他的论文：《<病榻遗言>与高新郑政治权谋》(以下简称赵文)。其后，该文又以同题在《古代文明》2009年第1期上公开发表。赵文称：“一般认为，冯保、张居正是被万历皇帝打倒的。这种认识不错，但不够全面，冯保、张居正、戚继光的倒台原因中包含着高新郑政治权谋的因素。”。对这一“因素”说，笔者难以苟同，故撰此文，从高拱《病榻遗言》的撰刻时间、内容真实性、对万历十年以后政局的影响等方面与赵教授进行商榷，就教于赵教授及方家。
　　
　　一
　　
　　关于高拱《病榻遗言》的撰刻时间及其同张居正身后罹难的关系问题，赵教授提出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其一，《病榻遗言》的撰写时间。高拱这一遗著没有题记或序言，点明完稿成书时间，这就给后人留下了争论空间。赵文认为，“《病榻遗言》是高新郑被驱逐政坛、回籍闲住期间所撰写的政治回忆录，以‘病榻遗言’名其书，又像是临终遗嘱”。赵文把高拱这一遗著定性为“政治回忆录”是没有异议的，但把“病榻遗言”诠释为“临终遗嘱”则是望文生义的误读误解。“病榻遗言”不同于“临终遗嘱”：前者是指病中留下的言词，后者是指临死前嘱托后人留下的言词；“病榻”上的病人不一定就要“临终”，“遗言”也不都是“遗嘱”。高拱将死，卧于病榻，处于昏迷半昏迷状态，绝不可能留下洋洋22000余言的“临终遗嘱”，并在其中包含着“政治权谋”，至死不忘报复政敌。
　　那么，高拱的《病榻遗言》撰写于何时呢?答案是万历元年初在他患病稍愈后不久。是年正月，王大臣闯宫案发，张居正、冯保怨高之恨未消，恐高复起，故借此案杀高。于是冯保派人教唆王大臣诬陷高拱主使行刺，张居正上疏追查“指使勾引之人”，并派锦衣缇校赶赴新郑高家逮人。高拱闻之大惊，持鸩步庭自杀，仆人房尧第以手击鸩落地，跪曰：“公死，则天下后世此事将归于公矣，谁为公白者?”由此，高拱“惊怖成疾”，“忧惧不已，遂成痼疾，驯至不起矣。”。王世贞也说：“拱欲自经不得”，遂“以惊忧成疾，后稍愈，不复振。”‘经过王大臣之狱，使高拱深刻认识到，他那位自称“香火盟”的政治密友，心狠手辣，卖友求荣，不仅要夺他首辅之位，而且还要诛他九族，斩草除根。险邪忍狠，何其毒也。当他惊怖略定，病情稍愈之后，便毅然执笔写下这一回忆录，故而命名为《病榻遗言》。该书共4卷：卷1《顾命纪事》，卷1《矛盾原由上》，卷2《矛盾原由下》，卷4《毒害深谋》。最后一卷是记述王大臣一案的，不啻是这一遗著的题记或序言。这一遗著对隆庆六年上半年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过程、人物对话、场景细节回叙得详实清晰，充分说明作者当时头脑清醒，对往事记忆犹新，决非6年之后将死之时所谓“临终遗嘱”所能做到的。
　　万历元年初，高拱虽由王大臣案“惊怖成疾”，但稍愈之后，并未严重影响其著述活动。如元年撰成《病榻遗言》4卷，并整理成《边略》5卷；二年七月撰成《春秋正旨》1卷；三年五月撰成《问辨录》10卷；四年五月撰成《本语》6卷。四年下半年到五年末，他依据历史资料和亲身经历，又撰成《谗书》和《避谗录》，后失传。六年伊始，病情逐渐加重，抱疴不起，至七月初二日病故。这半年高拱再没有什么著述活动。
　　其二，《病榻遗言》的刊刻问世。赵文提出：该书刊刻“有极大的可能在万历十年至十二年之间。这是从此时段内张冯遭难的“政治大背景下”加以论证的，但赵教授并没有举出任何一条有价值的史料作为立论的支撑。这种建立在“可能”之上的推设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那么，这一遗著何时刊刻问世呢?
　　万历三年六月至六年初，高拱亲自主持刊刻自己的著作，《问辨录》居首，包括13种著作，共42册，册中分卷。因为不是全部著作，无定书名，四库馆臣名之日“初刻四十二册本”。高拱生前编定的18种著作没有刊刻完，便病逝了，由此刊刻工作即告中断。高拱无儿无女，临终前夕才确定嗣继为其六弟拣之次子务观。这时务观不过是20多岁的青年学子，加之刚刚过继，对高拱著作及其家务还不甚了解。他不可能也无力承担起继续刊刻高拱著作的任务。这也是刊刻工作中断的重要原因。
　　高拱殁后24年，即万历三十年四月，神宗为高拱平反，赠太师，谥文襄，荫一子尚宝司司丞。嗣子务观承荫。他赴任后，乃敢恳请江夏(武汉)人东宫讲官郭正域为其父撰写墓铭。墓铭写道：
　　公素好读书，作《问辨录》十卷，《春秋正旨》一卷，《本语》六卷，《边略》五卷，《纶扉外稿》四卷，《掌铨题稿》三十四卷，《南宫奏牍》四卷，《政府书答》四卷，《纶扉集》一卷，《程士集》四卷，《外制集》二卷，《日进直讲》十卷，《献忱集》四卷。
　　郭氏所列书目，与初刻42册本的13种著作完全相同，都是《问辨录》居首，逆时序编订。唯一不同的是改“册”为“卷”(其中三种著作卷数有误)。这一书目不包括《病榻遗言》和《诗文杂著》，这就确证这两种著作在高拱殁后24年之间没有刊刻问世。
　　高务观承荫尚宝司丞之后，一方面恳请郭正域为其父撰写墓铭，另一方面即着手编纂刊刻《东里高氏家传世恩录》5卷。刻印成书后，手持“兹编示刘子”，恳请时任顺天府尹刘日升撰序。序曰：“新郑高文襄捐馆二十五年矣，今上始追公秉揆忠劳，予一切特恩。令子符丞君辑，恭请部覆诸牍及蒙赐纶诰，汇成一编付梓。”务观刻印此编时，又续刻了《病榻遗言》和《诗文杂著》两种，同时发现《谗书》、《避谗录》等3种著作手稿已佚。
　　万历三十年至三十一年之间，高务观续刻《病榻遗言》和《诗文杂著》两种著作，是作为“原本”保存的，故印数很少。长洲戚伯坚获得《病榻遗言》刻本，乘高拱平反之机，又予以翻刻，畅销一时，流传坊间。此前，务观决不会将其珍藏20多年的继父手稿交给戚伯坚去首次刊刻的。万历四十二年，马之骏兄弟刊刻《高文襄公集》是以高拱初刻本为底本，变42册为42卷，加上“长洲戚伯坚校”的《病榻遗言》2卷，即为现存包括14种著作在内共44卷的万历本。清康熙年间，高捷曾孙高有闻刊刻其叔祖《高文襄公文集》88卷包括15种著作的笼春堂本，是以高拱初刻本13种著作和务观续刻的两种著作作为“遵依原本”，并非以万历本为底本的。
　　其三，《病榻遗言》与张冯罹难毫无关系。上引史料和考证充分证明，高拱《病榻遗言》的刊刻问世是在万历三十年至三十一年之间，而张冯遭难则是在万历十年至十二年之间，两者相距几近20年，前者刊刻问世怎会成为后者祸发罹难的“因素”呢?赵文为了论证张、冯等人的“倒台原因中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