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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李约瑟难题”与“钱学森之问”在本质上存在异曲同工之处，是一个问题的不同表述。文章从中国特有的经济与政治状况等诸多维度解析“李约瑟难题”与“钱学森之问”的原因，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应对该问题的措施，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钱学森之问；科技创新
中图分类号：C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1）07-0317-02
一、引言
英国生物学家、科学史家和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于1954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首次提出了这样一个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亦即经得起全世界考验并得到合理的普遍赞扬的伽利略、哈维、维萨留斯、格斯纳、牛顿的传统——这种传统注定会成为统一的世界大家庭的理论基础——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他任何地方发展起来的？1969年李约瑟又重述了该难题：为什么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世界上遥遥领先，而近代科学技术不能在中国产生而出现在西欧？
而在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在钱老心中，认为现在的大学没有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二、“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的原因透析
（一）中国君主专制的社会体制扼杀了人们的创新。我国封建社会中形成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政策。汉朝班固《白虎通·三纲六纪》中记载：“三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三纲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也体现了整个封建统治的各种关系，成为封建立法的指导思想，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控制人们思想、防止人民“犯上作乱”的思想武器，这种思想武器最终使中国发展成为君主专制的国家，人们生活在君主与家长的威严下，毫无反抗，很难有创新可言。
（二）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形成的以血缘为基础农业经济模式，以氏族为单位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种生产方式下人们形成的重农抑商的思想观念，“农民的生活方式容易倾向于顺乎自然，他们爱慕自然，谴责人为，在原始的纯真中，也很容易满足，他们不喜欢变革，也无法想象事物会变化。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不少发明与发现，但他们不曾受到鼓励，却相反，受到了打击。”从而形成了黄土文化。商业的发展使得西方人们的创新意识增强，在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两河的中下游地区，形成了两河文明，1492年10月12日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新大陆的发现又带动了商业的文明，航海、海运、海上神话的出现海洋文明从此发展起来。
（三）中国封闭排外的历史观念丧失了向西方学习的机会。“在十六世纪之前，他们依然从文明的角度来理解自己所处的世界，于是邹衍的大九州说、《山海经》的海外奇谈，都被相当理性的摒弃在天下之外，中国人依然相信四海之内的‘天下’，是一个由庞大而文明的中央帝国和拱卫在周边的蛮夷小国构成的空间”，当时国人的封闭排外丧失了向西方学习的机会。当时西方先进的天文、地理、数学等知识也是被国人摒弃的。
（四）中国儒家思想的历史传承忽略了对技术的培养。儒家思想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孔子认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于是，“‘乐’——外在的规范最终转化为内在的心灵愉悦与满足，外在和内在，社会与自然在这里获得统一，这就是“仁”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以“仁”为精髓所在，人们不段追求自身修养，却忽略了对技术进步的追求。在这种思想体系下中西方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结构，西方重求真，东方重求善。西方重科学，东方重道德。历史的进步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在分析历史的同时也在为“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寻求解决之道。如今，季羡林、任继愈、钱学森等大师已辞世，而问题依然留在那里，如果不予以重视，相信再过若干年问题仍然不会自动求解。那么，作为关乎国家发展与民族命运的宏大问题，钱老的所问问题总不能永远搁置？越早地直面这一问题，对我们越有利。
三、“钱学森之问”当代的“李约瑟难题”及其解决之道
（一）高校教育去行政化，使其管理体制走向良性轨道。
建立“以人为本”民族精神传统讲堂，形成创新的文化氛围，重视创造能力的人本身，还不只是看重人创造的财富，人是本物是末，这样才能真正将创新人才和创新能力放在首位，转变跟踪国际新科学、新技术的被动为自主创新开拓的主体。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牢牢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必要条件。现在的校园文化被“权力通吃”严重扭曲、异化了，如果让教育行政化继续大行其道，无论设计的目标再好、管理体系再健全、规章制度再多，也难以解决应试教育的顽疾。现在许多人热衷于讨论改进教学方法、实施素质教育，但是都没有找准问题的根本症结——学校的严重行政化。
（二）让学者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中國教育最紧要的不是培训技术，不是获取知识，而是人格塑造。因为再优秀的技术如果用来制造杀人的核武器，那只会危害更大；再丰富的知识、再强的能力如果是奴颜婢膝的奴隶，那也只是强权手里的工具。只有塑造人格才会使一个人在精神层面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才会时刻保持精神独立。
陈寅恪先生在1929年所作王国维纪念碑铭中提出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原句是：“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先生还套用美国独立时的英雄帕特立克·亨利的话说“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可以说这两句话是一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应该成为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陈寅恪先生在二十年代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来，终身未曾违背这一宗旨，他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因此，培养一代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公民，提高我们的文明程度应该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大师的诞生需要土壤，需要民主法治的公民社会的土壤。纵观古往今来大师辈出的时代都是学术环境宽松的时代，比如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美国在学术环境上的法治、民主、包容尤其是接纳犹太和华人精英等方面都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相信当代中国在这方面会做的更好。温家宝总理在北京三十五中所说：“教育要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我们说教育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归根到底就是要与时俱进，赶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办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化教育。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放眼看世界，牢牢把握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潮流，学习和借鉴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同时，也要深深地懂得中国，结合中国的实际和国情，推进教育改革、优化教学结构、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式”。我们更要有勇气并充满智慧的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落实依法治国，铸造公民社会，以政治体制改革带动教育体制改革，理顺人才产出机制，在自由民主、法治、包容的环境下才能大力度培育科学精神赖以生长的沃土，才能大大加快科技人才培养的步伐。惟其如此，我们的科学才能得到真正的繁荣，才能真正解决“李约瑟难题”与“钱学森之问”。
作者单位：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作者简介：马俊（1984— ），女，安徽淮南人，合肥工业大学科技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科技创新。
作者单位：
[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李泽厚.中国美学史[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钱学森之问；科技创新
中图分类号：C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1）07-0317-02
一、引言
英国生物学家、科学史家和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于1954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首次提出了这样一个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亦即经得起全世界考验并得到合理的普遍赞扬的伽利略、哈维、维萨留斯、格斯纳、牛顿的传统——这种传统注定会成为统一的世界大家庭的理论基础——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他任何地方发展起来的？1969年李约瑟又重述了该难题：为什么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世界上遥遥领先，而近代科学技术不能在中国产生而出现在西欧？
而在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在钱老心中，认为现在的大学没有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二、“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的原因透析
（一）中国君主专制的社会体制扼杀了人们的创新。我国封建社会中形成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政策。汉朝班固《白虎通·三纲六纪》中记载：“三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三纲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也体现了整个封建统治的各种关系，成为封建立法的指导思想，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控制人们思想、防止人民“犯上作乱”的思想武器，这种思想武器最终使中国发展成为君主专制的国家，人们生活在君主与家长的威严下，毫无反抗，很难有创新可言。
（二）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形成的以血缘为基础农业经济模式，以氏族为单位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种生产方式下人们形成的重农抑商的思想观念，“农民的生活方式容易倾向于顺乎自然，他们爱慕自然，谴责人为，在原始的纯真中，也很容易满足，他们不喜欢变革，也无法想象事物会变化。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不少发明与发现，但他们不曾受到鼓励，却相反，受到了打击。”从而形成了黄土文化。商业的发展使得西方人们的创新意识增强，在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两河的中下游地区，形成了两河文明，1492年10月12日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新大陆的发现又带动了商业的文明，航海、海运、海上神话的出现海洋文明从此发展起来。
（三）中国封闭排外的历史观念丧失了向西方学习的机会。“在十六世纪之前，他们依然从文明的角度来理解自己所处的世界，于是邹衍的大九州说、《山海经》的海外奇谈，都被相当理性的摒弃在天下之外，中国人依然相信四海之内的‘天下’，是一个由庞大而文明的中央帝国和拱卫在周边的蛮夷小国构成的空间”，当时国人的封闭排外丧失了向西方学习的机会。当时西方先进的天文、地理、数学等知识也是被国人摒弃的。
（四）中国儒家思想的历史传承忽略了对技术的培养。儒家思想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孔子认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于是，“‘乐’——外在的规范最终转化为内在的心灵愉悦与满足，外在和内在，社会与自然在这里获得统一，这就是“仁”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以“仁”为精髓所在，人们不段追求自身修养，却忽略了对技术进步的追求。在这种思想体系下中西方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结构，西方重求真，东方重求善。西方重科学，东方重道德。历史的进步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在分析历史的同时也在为“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寻求解决之道。如今，季羡林、任继愈、钱学森等大师已辞世，而问题依然留在那里，如果不予以重视，相信再过若干年问题仍然不会自动求解。那么，作为关乎国家发展与民族命运的宏大问题，钱老的所问问题总不能永远搁置？越早地直面这一问题，对我们越有利。
三、“钱学森之问”当代的“李约瑟难题”及其解决之道
（一）高校教育去行政化，使其管理体制走向良性轨道。
建立“以人为本”民族精神传统讲堂，形成创新的文化氛围，重视创造能力的人本身，还不只是看重人创造的财富，人是本物是末，这样才能真正将创新人才和创新能力放在首位，转变跟踪国际新科学、新技术的被动为自主创新开拓的主体。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牢牢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必要条件。现在的校园文化被“权力通吃”严重扭曲、异化了，如果让教育行政化继续大行其道，无论设计的目标再好、管理体系再健全、规章制度再多，也难以解决应试教育的顽疾。现在许多人热衷于讨论改进教学方法、实施素质教育，但是都没有找准问题的根本症结——学校的严重行政化。
（二）让学者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中國教育最紧要的不是培训技术，不是获取知识，而是人格塑造。因为再优秀的技术如果用来制造杀人的核武器，那只会危害更大；再丰富的知识、再强的能力如果是奴颜婢膝的奴隶，那也只是强权手里的工具。只有塑造人格才会使一个人在精神层面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才会时刻保持精神独立。
陈寅恪先生在1929年所作王国维纪念碑铭中提出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原句是：“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先生还套用美国独立时的英雄帕特立克·亨利的话说“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可以说这两句话是一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应该成为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陈寅恪先生在二十年代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来，终身未曾违背这一宗旨，他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因此，培养一代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公民，提高我们的文明程度应该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大师的诞生需要土壤，需要民主法治的公民社会的土壤。纵观古往今来大师辈出的时代都是学术环境宽松的时代，比如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美国在学术环境上的法治、民主、包容尤其是接纳犹太和华人精英等方面都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相信当代中国在这方面会做的更好。温家宝总理在北京三十五中所说：“教育要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我们说教育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归根到底就是要与时俱进，赶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办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化教育。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放眼看世界，牢牢把握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潮流，学习和借鉴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同时，也要深深地懂得中国，结合中国的实际和国情，推进教育改革、优化教学结构、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式”。我们更要有勇气并充满智慧的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落实依法治国，铸造公民社会，以政治体制改革带动教育体制改革，理顺人才产出机制，在自由民主、法治、包容的环境下才能大力度培育科学精神赖以生长的沃土，才能大大加快科技人才培养的步伐。惟其如此，我们的科学才能得到真正的繁荣，才能真正解决“李约瑟难题”与“钱学森之问”。
作者单位：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作者简介：马俊（1984— ），女，安徽淮南人，合肥工业大学科技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科技创新。
作者单位：
[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李泽厚.中国美学史[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