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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文化在不同的社会中积累，代代传承的同时又有发展与创新，其连续性与丰富性让人为之赞叹。能维持长达近二千年余年的封建统治，并长时间处于一种全国统一、中央集权、各民族和谐相处的状态，究其原因：中国人特有的大一统思想。由此，作为“大一统”出处的儒学与作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文学就显得十分重要了。汉代，中国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一个政权稳定、国力强盛的宏伟帝国，有利于统一、完整、系统的理念产生，儒学就在这种条件下形成。文学在汉代趋向自觉，作为思想观念最直观的表现形式，通过作家的创作理念及作品表达出来。本文主要着眼于作为汉代思想主流的儒学的地位变化与文学思想嬗变之间的联系。
[关键词]汉代 儒学发展 文学思想 社会环境 观念变化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33-0232-02
秦，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王朝，以“天下无异议”为目标，妄图通过文化高压政策，强制全国上下达成文化统一、思想统一、学术统一的目标，但毫无计划的强制只会造成自身政权的覆灭。所以，当汉成为第二个靠武力快速崛起的王权时，面对着秦二世而亡的惨痛教训，如何做出选择便得慎之又慎了。
一、兼容并蓄的汉代新儒学
西汉建始，统治者需要一种既能维持统治又能安定民心的治国方术。所以，内重权术、外重道德、清静无为的黄老道学占有决定性的地位。这里的道学是稷下道学，其特点是将老子的“道”引用到社会政治中、讲求“气”、强调“无为而治”（实际为另一种形式的有为而治）。
刘邦征战南北时所收揽的知识分子，以儒生为最。陆贾的“马上可以得天下，但不可马上治天下”成为汉初选择指导思想的重要标准。这时的儒学不似孔子的儒，充满了积极向上、利于社会发展的功利主义，吸收了诸子学的合理内核，更合乎社会的实际需要，带有极强的事功、外王色彩。
这种以“礼”“仁”为核心价值的学说，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并以此为评判标准来规范文学的创作与情感的表达。《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由孔子整理，鲁、齐、韩、毛四家作传，现存的《毛诗序》就是对《诗经》各篇的主旨、时代背景、引申意义等的注释，分为大、小两种。《诗大序》点明了儒家对诗乐教化的重视与系统的理论认识；《诗小序》总结了先秦“诗言志”的功能和其能抒发情感的特点。诗歌作为人们情感宣泄的物质载体，通过想象、比兴等手法将作者的情感抒发出来，富于审美性，“发乎情，止乎礼”成为抒情的最高标准，这样才能教化民众，达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效果。当权者用诗来教化民众、巩固秩序、维持统治，民众亦可通过诗来劝谏统治者。儒家的政教观在汉初的政论文中也有所体现，它以儒学思想为内核，吸收诸子之长，表现手法丰富，风格灵活多变，语言生动形象，善于渲染氛围。这种富于感情的政论文打破了以往枯燥的说教，易于接受，充满美感。陆贾的《道基》吸收了道家的转化思想，全文长于铺陈、排比，语言成熟圆滑，气势磅礴浩荡，在连续的对比中，通过实例论证观点，昂扬慨叹的情感跃然纸上。
二、大一统下的全盛时期
黄老之学为汉朝赢得了恢复时间，“文景之治”时，思想文化和社会经济均有显著发展。但政权的稳固、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使统治者们变得自满，终致七国叛乱，黄老道学不再适合统治。武帝初年，董仲舒统一儒学，以《公羊春秋》为基础，用“天人感应”证明“君权神授”，将自然与社会、神学与政治合二为一，并上《天人三策》，废刑名，兴太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迎来全盛期。
法家推崇刑名法令、君主专制、强权政策，设定的目标具体可行、效果快速明显，但容易引起不满和反抗；黄老道学讲求天道、善于权谋；儒学讲求的是思想的规范而非行为上的强制。所以，儒学将它们折中融合、取长补短，形成新的理论体系：系统化的伦理纲常、宗法等级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供理论支持，刑名法令、各行其道、中庸变通、加以权谋便于巩固政权维持统治，内圣外王、修身治平、天人合一，使有识之士心甘情愿地为政权服务。
作为政治大一统附属形式的宫廷文学在汉武帝时成为全国文化的统帅中心，变为具有大一统倾向的新文学。虽仍为政治服务，但其张扬自信、气势浩荡、外向征服、开拓创新、宏博巨丽的气象是之前的文学所不具有的。新儒学的杂糅精神，使地域文化得到融合、雅俗文学能各取所长互补其短，文学观念出现了“一”与“多”的统一：既为政治教化服务，又能抒发情感；既有奇思妙想，又述庄严雄伟，谲谏的真诚、赞美的热情。多元的创作思想与审美心态，集中反映了大一统文化的时代精神。汉赋作为一种完全通过外物描述来抒发情感的新式文体，以宇宙万物为对象，用细致的描写，体现出外向开放、以大为美、超妙精巧的审美要求，完美地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需指明的是，汉大赋的确以“美刺”为指导思想，但“歌颂”的写作要求，使作者的创作意图与读者的接受出现偏移，受众无法与作者站在同一视角，无法看出作者的规劝意图，只剩下洋洋洒洒的场景描写和飘飘欲仙的感受了。与其他朝代的史传作品不同，汉代的史传作品脱离了间断简短、单一枯燥的叙述模式，善于铺陈、比兴，资料的整编涵盖官方和民间。司马迁的《史记》自成一章，他发愤著书成一家之言的思想是儒学精神的直接体现。
三、两汉交接的儒术经学
西汉后期，儒学倾向经术化，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当独尊儒术从外在的政治政策变成人们思想的基础时，对一件事的判断标准便是是否与经术、孔子相左。西汉末期，经典就是真理变成了人们的生活常识。儒学作为推演、拷问政治得失的工具，成为施行道德教化的原则与依据，不再富于活力，已有走向盛极必衰的趋势。为了事事皆有经典可循，于是主张微言大义，喜迎合时务，穿凿附会的今文经学就出现了。此时，无论是散文还是文学理论都尊崇儒学正统思想，对它的热爱之情表达得急功近利、强烈直白。刘向的疏奏一改谲谏的委婉含蓄，大胆直言批评现政不合仁义，叙述逻辑严谨，用辞刚正激烈。杨雄对经典的提倡与模拟体现着文学思想在复古中演进的规律，特别是他所提出的“明道、宗经、征圣”的文学主张，成为儒家文学理论思想的核心组成部分。 到了东汉，经学得到全面普及，成为一种主动的内部接受。光武帝刘秀对文德以治观念的弘扬，导致了东汉初期的社会面貌呈现出仁和温恕、忠孝笃实、正统整饬的士大夫风貌。西汉晚期盛极一时的政教思想，又得以拥有较为完备的外部形态。对于深受经学影响的文人来说，为追求深奥雅正的风格，在创作时往往旁征博引，东汉大赋就是典艺倾向的代表。班固的《两都赋》通过对一系列景物、时间的描写来体现作者对汉代政教风貌与大国威仪的赞美，语气典雅征实，重在学问的堆砌与事实说服。对人物品评上也体现了经学思想的统治，拿屈原为例，班固认为屈原的行为不合乎君臣伦际关系，批评他“露才扬己”；王逸称赞屈原用“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作理论依据。王充则反对经学控制下的复古模拟之风，提出“疾虚妄”的思想要求，“归实诚”的“真”美标准。
四、儒学向佛道让位的趋势
今文经学发展为极致讲求谶纬，所谓“谶”是依托孔子之名，提出谜语般的预言；“纬”指在解释经典时，掺入神秘色彩以迎合当权者。统治者们对此其深信不疑，办事用人皆以谶纬决定。对经学的胡编滥造和统治者的错误尊崇，使儒学成为一种王权与神学的结合体，文学本身的致用功能被严重扭曲，经学的衰落已成必然之势。汉王朝的统治危机加剧了儒学的危机，官学衰废，占主体地位的古文经学开始公开分化，儒学的内部斗争日益尖锐。广大知识分子开始怀疑儒学经典，异端思想纷起。东汉中后期士人思想复归老庄道学，此时的逃避选择颇有儒学退守独善其身的矛盾心理，“虚静无为”平复着知识分子在现实中屡屡碰壁的受伤心灵。与此同时，佛教的传入与道教的兴起，脱离尘世痛苦的教义，神秘升仙的向往也帮助世人在乱世中求得慰藉寄托。对生命本身的内在探索，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主题。汉赋以张衡的抒情小赋《归田赋》为起点，开始注重作家自我本体意识的的抒发，语言清新流畅，风格自由灵动，通过回归自然得到精神的解脱，追求旷达超然、自在遨游的心境。五言诗也代表着文学意识的向内回归，以《古诗十九首》为例，虽为不同诗人所作，但通过主旨的选择、内容的概括、用词的分析，都表达着同一种思想意识：对个体生命意识的充分关照、对生存空间的敏锐体察。
五、总结
通过对汉代儒学的内容与地位的变化成因的探求，为汉代文学思想的演进提供了时间线索，同时也有利于文学发展规律的归纳总结。
注释
1、马勇《旷世大儒——董仲舒》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9页
2、许结《汉代文学思想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76页
3、许结《汉代文学思想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84页
4、于迎春《汉代文人与文学观念的演进》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57页
5、吴江《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略考——儒家学说述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69页
6、于迎春《汉代文人与文学观念的演进》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59页
7、吴江《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略考——儒家学说述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68页
8、卞孝萱王琳《两汉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页
参考文献
[1] 陈鼓应.《论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哲学研究》，1990年第1期.
[2] 吴江.《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略考——儒家学说述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
[3] 汪耀明.《西汉文学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
[4] 于迎春.《汉代文人与文学观念的演进》东方出版社，1997年.
[5] 马勇.《旷世大儒——董仲舒》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6] 卞孝，萱王琳.《两汉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7] 徐华.《两汉艺术精神嬗变论》学林出版社，2003年.
[8] 许结.《汉代文学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
[关键词]汉代 儒学发展 文学思想 社会环境 观念变化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33-0232-02
秦，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王朝，以“天下无异议”为目标，妄图通过文化高压政策，强制全国上下达成文化统一、思想统一、学术统一的目标，但毫无计划的强制只会造成自身政权的覆灭。所以，当汉成为第二个靠武力快速崛起的王权时，面对着秦二世而亡的惨痛教训，如何做出选择便得慎之又慎了。
一、兼容并蓄的汉代新儒学
西汉建始，统治者需要一种既能维持统治又能安定民心的治国方术。所以，内重权术、外重道德、清静无为的黄老道学占有决定性的地位。这里的道学是稷下道学，其特点是将老子的“道”引用到社会政治中、讲求“气”、强调“无为而治”（实际为另一种形式的有为而治）。
刘邦征战南北时所收揽的知识分子，以儒生为最。陆贾的“马上可以得天下，但不可马上治天下”成为汉初选择指导思想的重要标准。这时的儒学不似孔子的儒，充满了积极向上、利于社会发展的功利主义，吸收了诸子学的合理内核，更合乎社会的实际需要，带有极强的事功、外王色彩。
这种以“礼”“仁”为核心价值的学说，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并以此为评判标准来规范文学的创作与情感的表达。《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由孔子整理，鲁、齐、韩、毛四家作传，现存的《毛诗序》就是对《诗经》各篇的主旨、时代背景、引申意义等的注释，分为大、小两种。《诗大序》点明了儒家对诗乐教化的重视与系统的理论认识；《诗小序》总结了先秦“诗言志”的功能和其能抒发情感的特点。诗歌作为人们情感宣泄的物质载体，通过想象、比兴等手法将作者的情感抒发出来，富于审美性，“发乎情，止乎礼”成为抒情的最高标准，这样才能教化民众，达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效果。当权者用诗来教化民众、巩固秩序、维持统治，民众亦可通过诗来劝谏统治者。儒家的政教观在汉初的政论文中也有所体现，它以儒学思想为内核，吸收诸子之长，表现手法丰富，风格灵活多变，语言生动形象，善于渲染氛围。这种富于感情的政论文打破了以往枯燥的说教，易于接受，充满美感。陆贾的《道基》吸收了道家的转化思想，全文长于铺陈、排比，语言成熟圆滑，气势磅礴浩荡，在连续的对比中，通过实例论证观点，昂扬慨叹的情感跃然纸上。
二、大一统下的全盛时期
黄老之学为汉朝赢得了恢复时间，“文景之治”时，思想文化和社会经济均有显著发展。但政权的稳固、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使统治者们变得自满，终致七国叛乱，黄老道学不再适合统治。武帝初年，董仲舒统一儒学，以《公羊春秋》为基础，用“天人感应”证明“君权神授”，将自然与社会、神学与政治合二为一，并上《天人三策》，废刑名，兴太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迎来全盛期。
法家推崇刑名法令、君主专制、强权政策，设定的目标具体可行、效果快速明显，但容易引起不满和反抗；黄老道学讲求天道、善于权谋；儒学讲求的是思想的规范而非行为上的强制。所以，儒学将它们折中融合、取长补短，形成新的理论体系：系统化的伦理纲常、宗法等级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供理论支持，刑名法令、各行其道、中庸变通、加以权谋便于巩固政权维持统治，内圣外王、修身治平、天人合一，使有识之士心甘情愿地为政权服务。
作为政治大一统附属形式的宫廷文学在汉武帝时成为全国文化的统帅中心，变为具有大一统倾向的新文学。虽仍为政治服务，但其张扬自信、气势浩荡、外向征服、开拓创新、宏博巨丽的气象是之前的文学所不具有的。新儒学的杂糅精神，使地域文化得到融合、雅俗文学能各取所长互补其短，文学观念出现了“一”与“多”的统一：既为政治教化服务，又能抒发情感；既有奇思妙想，又述庄严雄伟，谲谏的真诚、赞美的热情。多元的创作思想与审美心态，集中反映了大一统文化的时代精神。汉赋作为一种完全通过外物描述来抒发情感的新式文体，以宇宙万物为对象，用细致的描写，体现出外向开放、以大为美、超妙精巧的审美要求，完美地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需指明的是，汉大赋的确以“美刺”为指导思想，但“歌颂”的写作要求，使作者的创作意图与读者的接受出现偏移，受众无法与作者站在同一视角，无法看出作者的规劝意图，只剩下洋洋洒洒的场景描写和飘飘欲仙的感受了。与其他朝代的史传作品不同，汉代的史传作品脱离了间断简短、单一枯燥的叙述模式，善于铺陈、比兴，资料的整编涵盖官方和民间。司马迁的《史记》自成一章，他发愤著书成一家之言的思想是儒学精神的直接体现。
三、两汉交接的儒术经学
西汉后期，儒学倾向经术化，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当独尊儒术从外在的政治政策变成人们思想的基础时，对一件事的判断标准便是是否与经术、孔子相左。西汉末期，经典就是真理变成了人们的生活常识。儒学作为推演、拷问政治得失的工具，成为施行道德教化的原则与依据，不再富于活力，已有走向盛极必衰的趋势。为了事事皆有经典可循，于是主张微言大义，喜迎合时务，穿凿附会的今文经学就出现了。此时，无论是散文还是文学理论都尊崇儒学正统思想，对它的热爱之情表达得急功近利、强烈直白。刘向的疏奏一改谲谏的委婉含蓄，大胆直言批评现政不合仁义，叙述逻辑严谨，用辞刚正激烈。杨雄对经典的提倡与模拟体现着文学思想在复古中演进的规律，特别是他所提出的“明道、宗经、征圣”的文学主张，成为儒家文学理论思想的核心组成部分。 到了东汉，经学得到全面普及，成为一种主动的内部接受。光武帝刘秀对文德以治观念的弘扬，导致了东汉初期的社会面貌呈现出仁和温恕、忠孝笃实、正统整饬的士大夫风貌。西汉晚期盛极一时的政教思想，又得以拥有较为完备的外部形态。对于深受经学影响的文人来说，为追求深奥雅正的风格，在创作时往往旁征博引，东汉大赋就是典艺倾向的代表。班固的《两都赋》通过对一系列景物、时间的描写来体现作者对汉代政教风貌与大国威仪的赞美，语气典雅征实，重在学问的堆砌与事实说服。对人物品评上也体现了经学思想的统治，拿屈原为例，班固认为屈原的行为不合乎君臣伦际关系，批评他“露才扬己”；王逸称赞屈原用“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作理论依据。王充则反对经学控制下的复古模拟之风，提出“疾虚妄”的思想要求，“归实诚”的“真”美标准。
四、儒学向佛道让位的趋势
今文经学发展为极致讲求谶纬，所谓“谶”是依托孔子之名，提出谜语般的预言；“纬”指在解释经典时，掺入神秘色彩以迎合当权者。统治者们对此其深信不疑，办事用人皆以谶纬决定。对经学的胡编滥造和统治者的错误尊崇，使儒学成为一种王权与神学的结合体，文学本身的致用功能被严重扭曲，经学的衰落已成必然之势。汉王朝的统治危机加剧了儒学的危机，官学衰废，占主体地位的古文经学开始公开分化，儒学的内部斗争日益尖锐。广大知识分子开始怀疑儒学经典，异端思想纷起。东汉中后期士人思想复归老庄道学，此时的逃避选择颇有儒学退守独善其身的矛盾心理，“虚静无为”平复着知识分子在现实中屡屡碰壁的受伤心灵。与此同时，佛教的传入与道教的兴起，脱离尘世痛苦的教义，神秘升仙的向往也帮助世人在乱世中求得慰藉寄托。对生命本身的内在探索，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主题。汉赋以张衡的抒情小赋《归田赋》为起点，开始注重作家自我本体意识的的抒发，语言清新流畅，风格自由灵动，通过回归自然得到精神的解脱，追求旷达超然、自在遨游的心境。五言诗也代表着文学意识的向内回归，以《古诗十九首》为例，虽为不同诗人所作，但通过主旨的选择、内容的概括、用词的分析，都表达着同一种思想意识：对个体生命意识的充分关照、对生存空间的敏锐体察。
五、总结
通过对汉代儒学的内容与地位的变化成因的探求，为汉代文学思想的演进提供了时间线索，同时也有利于文学发展规律的归纳总结。
注释
1、马勇《旷世大儒——董仲舒》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9页
2、许结《汉代文学思想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76页
3、许结《汉代文学思想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84页
4、于迎春《汉代文人与文学观念的演进》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57页
5、吴江《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略考——儒家学说述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69页
6、于迎春《汉代文人与文学观念的演进》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59页
7、吴江《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略考——儒家学说述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68页
8、卞孝萱王琳《两汉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页
参考文献
[1] 陈鼓应.《论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哲学研究》，1990年第1期.
[2] 吴江.《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略考——儒家学说述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
[3] 汪耀明.《西汉文学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
[4] 于迎春.《汉代文人与文学观念的演进》东方出版社，1997年.
[5] 马勇.《旷世大儒——董仲舒》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6] 卞孝，萱王琳.《两汉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7] 徐华.《两汉艺术精神嬗变论》学林出版社，2003年.
[8] 许结.《汉代文学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