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课该怎么上？课前三分钟演讲，拓展延伸，课本剧表演，语文综合活动……妖艳无比的打扮，热热闹闹的课堂，但这也没有改变语文教学令人尴尬的处境。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试试“减法”，让语文回归内涵，在课改和应试之间寻求一个平衡。聚焦“语用”，少用多媒体。这是著名语文教育专家温儒敏教授给出的建议。
　　温教授说：“‘语用’就是语言文字的运用。语文课，就是学习语言文字的课，同时把文化修养呀，精神熏陶呀，很自然地带进来。”他认为，现在的语文课不断穿插使用多媒体，虽然很直观，可是把语文讲解与阅读切割得零碎了。多媒体给学生提供了多种画面、音响与文字，目迷五色，课堂好像活跃了，可是学生的阅读被挤压了，文字的感受与想象给干扰了，语文课非常看重的语感被放逐了。
　　温儒敏教授批评说：“无论精读、略读，也不管文体、内容，全都有一套固定的程式去套解，诸如背景介绍、字词解释、段落大意、中心思想、表现手法等等，通常都是把课文‘大卸八块’，进行僵化的‘满堂灌’，然后就是题海战术，反复操练，应对考试。这种陈陈相因，繁复琐碎的语文课堂实在折磨人，把鲜活的语文弄得面目可憎。”
　　温儒敏教授的批判的确切中时弊。语文教学必须聚焦“语用”，似乎已成为专家学者共同的主张。有专家甚至斩钉截铁地说，语文之学就是“语用学”。然而，让人困惑的是：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语言文字的应用能力，而不是培养研究语言文字的专家，这个宗旨几十年都是明明白白的，怎么现在发现了新大陆似的，专家们居然一哄而上，大谈起“语用”来了？况且，何为“语用”，“语用”就是语言文字的运用吗，“语用学”可以望文生义地诠释为“语言运用之学”吗？
　　既然“语用”就是语言文字的运用，语文课就是学习语言文字的课。那么“大卸八块”的解读、“满堂灌”的教学、“题海战术”的练习，又何尝不是在“学习语言文字的应用”呢？以文学作品为例，任何一部作品都是由情节、性格、言语、思想、形象等几大要素构成的（参见亚里士多德《诗学》）。如果以现实主义的方法来分析作品，那么教师要引导学生从人物性格、故事情节和剧作思想的设置等方面来讨论作品；如果以形式主义方法来解读，则要关注文本的语言学层面：语法与语义、逻辑与修辞、隐喻与象征，或者陌生化效果等。由此可见，用“一套固定的程式去套解”文本，用“题海战术”训练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其实并无大错，因为他们没有违背 “语用”的原则。或许正如温教授所言，他们是“在课改和应试之间寻求一个平衡”。
　　基层一线的语文教师虔诚地投身于当下的课程改革，却常常动辄得咎。课堂太冷清，专家不高兴，说是“要有温情和温度”；课堂热闹了，专家又不高兴，说是“要安静”。语文课堂关注语言训练，专家不满，说是“要关注生命成长”；关注多了，专家又不满，说是“要回归语用”。 专家们深恶痛绝于“课堂中心、教材中心”， 极力提倡“大语文”，言之凿凿说是“语文的外延等同生活的外延”。然而今天，专家们似乎有点犹豫了，有点“少谈些生活，多谈些语言”的迹象。多媒体技术的课堂应用已成时尚，“翻转课堂”风头正盛，一部分专家以“乔布斯之问”，指责语文教育改革的信息化程度不高，一部分专家又出来说，“这样的多媒体对语文学习并没有好处”。中小学语文教师实在有点儿无所适从。
　　语文教学的改革是一个不断试错与改进的实践过程，它需要积极的前行和耐心的坚守，既要摆脱毕其功于一役的急切，也不必因一些乱象、失误和偏差而“惊诧莫名”。梁启超曾说：“我们所做的事，不过在宇宙进化几万万里的长途中，往前挪一寸两寸，哪里配说成功呢？然则不做怎么样呢？不做连这一寸两寸都不往前挪，那可真是失败了。”所以，既要有“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努力，又要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坚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