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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也即雍正皇帝，在政治上向以铁腕形象著称，颇受后人微词。而他在艺术方面的品味和成就，却得到后人一致的赞赏。尤其随着《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一系列档案资料的公布，人们发现，这位勇于革新、勤于政事的“明君”，喜怒无常、寡情薄义的“暴君”，还有着恬淡脱俗的文艺心境，他对艺术品精益求精，以求完美无瑕至入骨程度的不懈追求，使其在位短短的13年内，制造出大量令世人目眩神迷、心向往之的旷世珍品，更为其复杂而矛盾的一生添上奇情幻彩的一笔。
雍正皇帝即位后，自诩“朝乾夕惕”，但对各种工艺品仍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着意指点，参与设计，瓷器即是其一，这其中又以对珐琅彩和仿古瓷用心良多。珐琅彩稀有珍贵，绚丽无双，为皇家所眷爱自不必言，而对仿古瓷的热衷则体现出雍正颇为独特的文化用心。目前有关雍正仿古瓷的论述多以釉色为分类标准，但具体到某件器物，我们往往会发现，或器型釉色各自仿古；或器型仿古，釉色创新；或器型创新，釉色仿古，不一而足。雍正官窑双龙尊即其一例。
据各大博物馆、拍卖行等机构以及私人收藏所见雍正双龙尊有青花与各颜色釉品种，青花见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图一、高52厘米）相关收藏。各颜色釉品种有美国东方艺术协会（U.S.Oriental Art Society’s Collection）收藏的清雍正炉钧釉高粱红双龙尊（图二、高56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雍正天蓝釉双龙耳瓶（图三、高52.5厘米）；2004年香港佳士得秋拍中高价拍出的清雍正豆青釉双龙耳大瓶（图四、高51.8厘米）；粉青釉一种有沈阳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院院藏文物精粹》瓷器卷·下）：清雍正款粉青釉双马耳长颈瓶（图五）；展览：清官遗珍——沈阳故宫博物院文物珍品展，2011年和日本私人收藏品（图六、高55厘米，见日本昭和十年东京美术俱乐部图录）；茶叶末釉一种有法国枫丹白露宫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七）相关收藏。雍正双龙尊在器型上基本一致：浅盘口微外侈，长颈装饰竹节纹，溜肩，上腹鼓，自肩至上腹饰凸弦纹三周，肩以下渐收至底，内圈足，颈部两侧提把塑成龙形，头部可辨眼、耳、鬣、须等细部，龙口衔盘，如双龙吸水，龙身节状曲立，背部饰六个鼓钉，肩部等距贴饰八个雀翎眼花纹，底部均有“大清雍正年制”款，其中炉钧釉、茶叶末釉为凹雕篆书款，其余均为青花书写篆书款。颜色釉品种以素面为主，青花者则从口至足装饰11道花纹。尺寸上可分为三种：32～33厘米，有青花。茶叶末釉两种；51～53厘米，有青花、豆青釉、天蓝釉等种类；55～56厘米，有粉青釉和炉钧釉两种。
综合来看，雍正双龙尊应是按照同一母本制作出来的系列作品，尽管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比如双龙柄的处理，尺寸较大的粉青釉和炉钧釉双龙尊其双龙柄弯曲的弧度较大，更接近“S”形，粉青釉双龙尊尤其明显，而尺寸稍小的豆青釉、天蓝釉以及青花、茶叶末釉等品种，其双龙柄则直一些，对称龙首也靠得更近一些，但两者区别不是很明显，或因尺寸不同因器制宜作了细节调整，也可能是因不同批次烧造存在一定的客观差异。
雍正双龙尊的母本应该是唐代的双龙尊。唐代双龙尊主要流行于唐代的东都洛阳一带，时间上集中于唐早期的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诸帝在位的数十年间（一般认为双龙尊初出于隋代的双柄双腹瓶，但其典型器即双柄单腹双龙尊最早见于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唐宗室虢王李风墓，最晚的一件是唐中宗神龙二年（706）宋祯墓出土的三彩双龙尊）。有白瓷、青瓷、三彩等品种，以白瓷双龙尊最为常见，主要产地是河南巩县窑，也见于河北邢窑，其规格高者达六七十厘米，低者则仅十几厘米，式样大同小异。如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唐青瓷双螭耳尊（图八），高60厘米，颈部饰弦纹，肩部贴饰莲花纹，与雍正双龙尊的相似度很高。关于其用途，至今仍不甚明了，从其多见于墓葬的情形来分析，似与丧葬习俗制度有关，且出土双龙尊者均为达官贵族乃至皇室墓葬，巩县窑亦是唐代最重要的贡窑之一，双龙尊为流通于上流阶层之高档瓷器应无疑义。
雍正双龙尊虽仿自唐代双龙尊，但具有雍正官瓷的典型风格，比如器式上，唐代双龙尊拉坯成型一气呵成，腹部较浑圆，整个造型古朴敦厚，气势雄浑；雍正双龙尊则融入梅瓶的造型特点，将腹部重心上移，器物口、颈、肩、腹、足等各部位的比例更加和谐匀称，整器显得挺拔俊秀，端庄优雅。釉彩纹饰上，青花者，花纹仿自明代，大有永宣之遗风；而承康熙朝的天蓝，烧制历史较长的粉青、豆青、茶叶末釉种种，都是在雍正朝臻于最佳境，颇有推陈出新的韵味；炉钧一种，则是钧釉基础上的创新，属技术难度和烧制成本均高的稀有种类。
双龙尊自唐代后消失，可能与唐代中后期丧葬制度与习俗形式发生变化有关（齐东方《唐代的丧葬观念习俗与礼仪制度》一文指出，唐代具有官葬资格的人，系由官方按等级规定为其操办丧葬活动，具体由将作监提供物资供给，包括石磐碑碣、石人兽马、碾碘砖瓦、瓶缶之器、丧葬明器。至唐中后期，对于丧葬制度与习俗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宰相张说曾建言“不置瓴瓿瓷瓦”，“不置黄金”，“不置朱丹、雄黄、矾石”，“不置毛羽”）。至雍正官窑，双龙尊复现，雍正之后除乾隆早期尚有少量烧制外，则又销声匿迹，其中之缘由颇耐人寻味。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来探讨：
首先是雍正本人对于瓷器的兴趣爱好及其好古慕雅情怀。关于雍正对瓷器的热爱及其高深造诣等方面已有不少学者做过论述文章，此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大维德基金会与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分别有收藏的一部手卷，即雍正年间宫廷画师精心绘制的《古玩图》，图上所绘古物从古至今，有瓷器、玉石、青铜、木雕等各种材质，俨然一份雍正帝的皇家珍藏图鉴。这两幅手卷所绘的器物数量均近250件，两卷内容各异，并有文字标注，大维德所藏（图九）系作于雍正六年（1728），第六卷，维多利亚所藏（图十）作于雍正七年，系第八卷-下，大维德收藏的相关说明认为，根据图卷所画的类别来分析推算，图卷总数至少有14卷，收藏古物总数至少在3500件。雍正官窑注重器出有样，且要求“内廷恭造式样”，与其个人的皇家收藏基础可能有很大关系，因为这些收藏正是雍正仿古官瓷最直接的样本库。我们可以对照《古玩图》上所画的器物找到相同或相似实物，雍正双龙尊的母本亦很可能来自其中的一件或数件收藏，惜手卷不全，目前所见仅为小部分，未能尽知，但清官旧藏中确有唐代的双龙尊。古物年代久远，不可再得，如《古玩图》所列，大多配以紫檀木座，有些配盖，配挂架，用丝织物包装等等足以示其弥足珍贵，大维德藏《古玩图》上还画有一张空的龙椅，似有暗示“神与物游”的意味。 仿古则不然，它不是单纯机械的仿制，可按自己的意图进行修改，或放大或收小，包括设计、选材、制作、纹饰、颜色、器型等各方面，都可用于自身审美理想和趣味的实践。仿古器还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支配，或用来赏赐重臣，笼络人心，或用作陈设，怡情养性，或作为实用器，赏心悦目，等等。
北京故宫茶叶末釉双龙耳弦纹瓶上有相关铭文，此器一耳原残缺，瓶腹部从右至左有毛笔书写楷书“嘉庆十五年九月十一日回园时哈拉口口撇下耳伤回明，二位大人着有库收讫特记”三十四个字（参见王健华《发现最具价值的陶瓷实物标本》，《紫禁城》2006年1期）。根据瓶身上的文字记载可知，此件茶叶末釉双龙尊原置于圆明园，破损后并未被遗弃而是一直保存于清官，可见其珍贵。另，法国枫丹自露宫是西方博物馆中收藏和展览圆明园珍宝之最多最优者，里面的中国文物系当初从圆明园所劫之“战利品”，其中的茶叶末釉双龙尊应系英法联军掠夺自圆明园而来。此外，沈阳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粉青釉双龙尊系沈阳故宫也即清奉天行宫旧藏，说明当时各种舣尼尊烧制的数量有多件，并被分配到各皇家重要场所用于陈设。
其次是文化为政治服务。雍正登基前后，一直遭谤言非议困扰，反对他的满清宗室一直将矫诏篡立的罪名扣在他头上，结党谋叛。雍正意识到，要想加强他的政权基础，必须获得汉族士大夫阶层的认可，接受汉人先进文化，消灭满汉间的文化隔阂具有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意义。此外，雍正从小熟读汉人的儒家经典，并喜好释道，对汉民族的传统文化有非常深的领悟，也正是从儒道释中所得的智慧助其在储位争夺中最终胜出，因此传统汉文化对于雍正来说是很受用的。表现在艺术领域，仿古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敬意表达，此既可表现出接受汉文化的真诚，又能体现政权的力量和国运的昌盛，何乐而不为。雍正和所有的封建帝王一样，喜欢祥瑞符应，盛世征兆种种来向天下臣民证明他的正统地位，很多祥瑞之物成为宫廷器物上的重要装饰。比如雍正元年（1723）制作的“雍正尊亲之宝”太平有象寿山石玺（《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有相关记载），太平有象造型在《古玩图》上已有呈现，双龙尊的意义应该与此相类。唐代双龙尊豪放粗犷，气魄雄伟，大有盛世风貌，双龙饮水的意象古老且优美，又可取意“龙瓶（平）天下”，寓意吉祥，得雍正帝之青睐正在情理之中。《古玩图》上还有很多龙耳装饰的各类瓶，龙纹、风纹、灵芝，蝙蝠、如意等吉祥纹饰的数量不在少数。
最后是雍正官窑财力人力上的保障。据《浮梁县志》记载，雍正朝窑工用银“岁用淮安版闸关钱粮八千两”，居清代御窑年均用银最高。雍正六年又指派得力干将唐英往景德镇佐理陶务。这个时间，与《古玩图》的创作大致也是相合的，可能存在一些内在联系。唐英到江西后，礼贤下士，虚心求学，“与工匠同食共宿”，“学陶人之本色”，直到三年以后，他才自认为已经了解了大部分制瓷工艺，于是开始大量烧造雍正皇帝喜欢的御用瓷器，并成为清代最出色的督陶官。维正双龙尊即有可能烧制于雍正九年以后，尤其炉钧釉等品种应是在唐英督陶时创烧成功的，青花双龙尊之繁缛纹饰亦颇有雍正晚期之风。
双龙尊之规格多高达50厘米以上（不包括三十多厘米的小尺寸一种），堪称大器，然制作上一丝不苟，小失文雅精细，殊为不易。大器烧造费工耗时，生产过程中极易开裂变形，成品率极低，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的数以吨计的明清残瓷碎片中，能够确认为大器残片的比例不足千分之一。雍正双龙尊的烧制成功离不开强大的经济支撑和高超的技术支持。
相比之下，之后的乾隆虽亦喜好风雅，但并没有像父亲那样重视官瓷烧造的资金投入，在审美趣味上也趋向于富丽堂皇，所以，以颜色釉为主的双龙尊没有在乾隆朝继续盛行也就不难理解了。
（责任编辑：阮富春）
雍正皇帝即位后，自诩“朝乾夕惕”，但对各种工艺品仍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着意指点，参与设计，瓷器即是其一，这其中又以对珐琅彩和仿古瓷用心良多。珐琅彩稀有珍贵，绚丽无双，为皇家所眷爱自不必言，而对仿古瓷的热衷则体现出雍正颇为独特的文化用心。目前有关雍正仿古瓷的论述多以釉色为分类标准，但具体到某件器物，我们往往会发现，或器型釉色各自仿古；或器型仿古，釉色创新；或器型创新，釉色仿古，不一而足。雍正官窑双龙尊即其一例。
据各大博物馆、拍卖行等机构以及私人收藏所见雍正双龙尊有青花与各颜色釉品种，青花见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图一、高52厘米）相关收藏。各颜色釉品种有美国东方艺术协会（U.S.Oriental Art Society’s Collection）收藏的清雍正炉钧釉高粱红双龙尊（图二、高56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雍正天蓝釉双龙耳瓶（图三、高52.5厘米）；2004年香港佳士得秋拍中高价拍出的清雍正豆青釉双龙耳大瓶（图四、高51.8厘米）；粉青釉一种有沈阳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院院藏文物精粹》瓷器卷·下）：清雍正款粉青釉双马耳长颈瓶（图五）；展览：清官遗珍——沈阳故宫博物院文物珍品展，2011年和日本私人收藏品（图六、高55厘米，见日本昭和十年东京美术俱乐部图录）；茶叶末釉一种有法国枫丹白露宫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七）相关收藏。雍正双龙尊在器型上基本一致：浅盘口微外侈，长颈装饰竹节纹，溜肩，上腹鼓，自肩至上腹饰凸弦纹三周，肩以下渐收至底，内圈足，颈部两侧提把塑成龙形，头部可辨眼、耳、鬣、须等细部，龙口衔盘，如双龙吸水，龙身节状曲立，背部饰六个鼓钉，肩部等距贴饰八个雀翎眼花纹，底部均有“大清雍正年制”款，其中炉钧釉、茶叶末釉为凹雕篆书款，其余均为青花书写篆书款。颜色釉品种以素面为主，青花者则从口至足装饰11道花纹。尺寸上可分为三种：32～33厘米，有青花。茶叶末釉两种；51～53厘米，有青花、豆青釉、天蓝釉等种类；55～56厘米，有粉青釉和炉钧釉两种。
综合来看，雍正双龙尊应是按照同一母本制作出来的系列作品，尽管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比如双龙柄的处理，尺寸较大的粉青釉和炉钧釉双龙尊其双龙柄弯曲的弧度较大，更接近“S”形，粉青釉双龙尊尤其明显，而尺寸稍小的豆青釉、天蓝釉以及青花、茶叶末釉等品种，其双龙柄则直一些，对称龙首也靠得更近一些，但两者区别不是很明显，或因尺寸不同因器制宜作了细节调整，也可能是因不同批次烧造存在一定的客观差异。
雍正双龙尊的母本应该是唐代的双龙尊。唐代双龙尊主要流行于唐代的东都洛阳一带，时间上集中于唐早期的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诸帝在位的数十年间（一般认为双龙尊初出于隋代的双柄双腹瓶，但其典型器即双柄单腹双龙尊最早见于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唐宗室虢王李风墓，最晚的一件是唐中宗神龙二年（706）宋祯墓出土的三彩双龙尊）。有白瓷、青瓷、三彩等品种，以白瓷双龙尊最为常见，主要产地是河南巩县窑，也见于河北邢窑，其规格高者达六七十厘米，低者则仅十几厘米，式样大同小异。如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唐青瓷双螭耳尊（图八），高60厘米，颈部饰弦纹，肩部贴饰莲花纹，与雍正双龙尊的相似度很高。关于其用途，至今仍不甚明了，从其多见于墓葬的情形来分析，似与丧葬习俗制度有关，且出土双龙尊者均为达官贵族乃至皇室墓葬，巩县窑亦是唐代最重要的贡窑之一，双龙尊为流通于上流阶层之高档瓷器应无疑义。
雍正双龙尊虽仿自唐代双龙尊，但具有雍正官瓷的典型风格，比如器式上，唐代双龙尊拉坯成型一气呵成，腹部较浑圆，整个造型古朴敦厚，气势雄浑；雍正双龙尊则融入梅瓶的造型特点，将腹部重心上移，器物口、颈、肩、腹、足等各部位的比例更加和谐匀称，整器显得挺拔俊秀，端庄优雅。釉彩纹饰上，青花者，花纹仿自明代，大有永宣之遗风；而承康熙朝的天蓝，烧制历史较长的粉青、豆青、茶叶末釉种种，都是在雍正朝臻于最佳境，颇有推陈出新的韵味；炉钧一种，则是钧釉基础上的创新，属技术难度和烧制成本均高的稀有种类。
双龙尊自唐代后消失，可能与唐代中后期丧葬制度与习俗形式发生变化有关（齐东方《唐代的丧葬观念习俗与礼仪制度》一文指出，唐代具有官葬资格的人，系由官方按等级规定为其操办丧葬活动，具体由将作监提供物资供给，包括石磐碑碣、石人兽马、碾碘砖瓦、瓶缶之器、丧葬明器。至唐中后期，对于丧葬制度与习俗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宰相张说曾建言“不置瓴瓿瓷瓦”，“不置黄金”，“不置朱丹、雄黄、矾石”，“不置毛羽”）。至雍正官窑，双龙尊复现，雍正之后除乾隆早期尚有少量烧制外，则又销声匿迹，其中之缘由颇耐人寻味。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来探讨：
首先是雍正本人对于瓷器的兴趣爱好及其好古慕雅情怀。关于雍正对瓷器的热爱及其高深造诣等方面已有不少学者做过论述文章，此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大维德基金会与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分别有收藏的一部手卷，即雍正年间宫廷画师精心绘制的《古玩图》，图上所绘古物从古至今，有瓷器、玉石、青铜、木雕等各种材质，俨然一份雍正帝的皇家珍藏图鉴。这两幅手卷所绘的器物数量均近250件，两卷内容各异，并有文字标注，大维德所藏（图九）系作于雍正六年（1728），第六卷，维多利亚所藏（图十）作于雍正七年，系第八卷-下，大维德收藏的相关说明认为，根据图卷所画的类别来分析推算，图卷总数至少有14卷，收藏古物总数至少在3500件。雍正官窑注重器出有样，且要求“内廷恭造式样”，与其个人的皇家收藏基础可能有很大关系，因为这些收藏正是雍正仿古官瓷最直接的样本库。我们可以对照《古玩图》上所画的器物找到相同或相似实物，雍正双龙尊的母本亦很可能来自其中的一件或数件收藏，惜手卷不全，目前所见仅为小部分，未能尽知，但清官旧藏中确有唐代的双龙尊。古物年代久远，不可再得，如《古玩图》所列，大多配以紫檀木座，有些配盖，配挂架，用丝织物包装等等足以示其弥足珍贵，大维德藏《古玩图》上还画有一张空的龙椅，似有暗示“神与物游”的意味。 仿古则不然，它不是单纯机械的仿制，可按自己的意图进行修改，或放大或收小，包括设计、选材、制作、纹饰、颜色、器型等各方面，都可用于自身审美理想和趣味的实践。仿古器还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支配，或用来赏赐重臣，笼络人心，或用作陈设，怡情养性，或作为实用器，赏心悦目，等等。
北京故宫茶叶末釉双龙耳弦纹瓶上有相关铭文，此器一耳原残缺，瓶腹部从右至左有毛笔书写楷书“嘉庆十五年九月十一日回园时哈拉口口撇下耳伤回明，二位大人着有库收讫特记”三十四个字（参见王健华《发现最具价值的陶瓷实物标本》，《紫禁城》2006年1期）。根据瓶身上的文字记载可知，此件茶叶末釉双龙尊原置于圆明园，破损后并未被遗弃而是一直保存于清官，可见其珍贵。另，法国枫丹自露宫是西方博物馆中收藏和展览圆明园珍宝之最多最优者，里面的中国文物系当初从圆明园所劫之“战利品”，其中的茶叶末釉双龙尊应系英法联军掠夺自圆明园而来。此外，沈阳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粉青釉双龙尊系沈阳故宫也即清奉天行宫旧藏，说明当时各种舣尼尊烧制的数量有多件，并被分配到各皇家重要场所用于陈设。
其次是文化为政治服务。雍正登基前后，一直遭谤言非议困扰，反对他的满清宗室一直将矫诏篡立的罪名扣在他头上，结党谋叛。雍正意识到，要想加强他的政权基础，必须获得汉族士大夫阶层的认可，接受汉人先进文化，消灭满汉间的文化隔阂具有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意义。此外，雍正从小熟读汉人的儒家经典，并喜好释道，对汉民族的传统文化有非常深的领悟，也正是从儒道释中所得的智慧助其在储位争夺中最终胜出，因此传统汉文化对于雍正来说是很受用的。表现在艺术领域，仿古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敬意表达，此既可表现出接受汉文化的真诚，又能体现政权的力量和国运的昌盛，何乐而不为。雍正和所有的封建帝王一样，喜欢祥瑞符应，盛世征兆种种来向天下臣民证明他的正统地位，很多祥瑞之物成为宫廷器物上的重要装饰。比如雍正元年（1723）制作的“雍正尊亲之宝”太平有象寿山石玺（《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有相关记载），太平有象造型在《古玩图》上已有呈现，双龙尊的意义应该与此相类。唐代双龙尊豪放粗犷，气魄雄伟，大有盛世风貌，双龙饮水的意象古老且优美，又可取意“龙瓶（平）天下”，寓意吉祥，得雍正帝之青睐正在情理之中。《古玩图》上还有很多龙耳装饰的各类瓶，龙纹、风纹、灵芝，蝙蝠、如意等吉祥纹饰的数量不在少数。
最后是雍正官窑财力人力上的保障。据《浮梁县志》记载，雍正朝窑工用银“岁用淮安版闸关钱粮八千两”，居清代御窑年均用银最高。雍正六年又指派得力干将唐英往景德镇佐理陶务。这个时间，与《古玩图》的创作大致也是相合的，可能存在一些内在联系。唐英到江西后，礼贤下士，虚心求学，“与工匠同食共宿”，“学陶人之本色”，直到三年以后，他才自认为已经了解了大部分制瓷工艺，于是开始大量烧造雍正皇帝喜欢的御用瓷器，并成为清代最出色的督陶官。维正双龙尊即有可能烧制于雍正九年以后，尤其炉钧釉等品种应是在唐英督陶时创烧成功的，青花双龙尊之繁缛纹饰亦颇有雍正晚期之风。
双龙尊之规格多高达50厘米以上（不包括三十多厘米的小尺寸一种），堪称大器，然制作上一丝不苟，小失文雅精细，殊为不易。大器烧造费工耗时，生产过程中极易开裂变形，成品率极低，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的数以吨计的明清残瓷碎片中，能够确认为大器残片的比例不足千分之一。雍正双龙尊的烧制成功离不开强大的经济支撑和高超的技术支持。
相比之下，之后的乾隆虽亦喜好风雅，但并没有像父亲那样重视官瓷烧造的资金投入，在审美趣味上也趋向于富丽堂皇，所以，以颜色釉为主的双龙尊没有在乾隆朝继续盛行也就不难理解了。
（责任编辑：阮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