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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学翻译对于促进文化传播至关重要，中国文学经典外译需要培养优秀的文学译者。本文以《生死疲劳》英译本为例，从改革文学翻译评判标准、加强翻译理论教学及培养学生文学素养等层面，探索目的论对文学翻译教学的启示。
[关键词]目的论 文学翻译 教学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8-0099-02
“中国文化走出去”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战略目标，而翻译尤其是文学经典的翻译，对于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播至关重要。近年来，中国典籍外译在国内学界受到广泛关注，研究热情也日渐高涨，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中国文学外译的译者身份和翻译质量问题上。有学者认为汉学家译者应是中国典籍外译的理想翻译群体，但是汉学家的数量非常有限，所以培养大批优秀的中国文学译者势在必行。
一、目的论概述
目的论是由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家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卡塔琳娜·莱思（Katharina Reiss）、弗米尔（Hans J.Vermeer）和诺德（Christiane Nord）等。卡塔琳娜·莱思（Katharina Reiss）和弗米尔（Hans J.Vermeer）认为：翻译要在译语文本的预期目的的调控下进行，有时译语文本要实现的目的可能不同于源语文本的目的，因此翻译不应要求对等。[5]译者可以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把一篇散文翻译成舞台剧，也可以把一部戏剧翻译成小说，因此，翻译的目的优先于功能对等。诺德把翻译定义为：“翻译是创作使其发挥某种功能的译语文本。译语文本与其源语文本之间的联系将根据预期的翻译功能得以具体化”[2]。诺德还提出了“功能加忠诚”说，他认为“忠诚”（loyalty）不同于“忠实”，“忠实”侧重于译文与源文之间的关系，而“忠诚”侧重于译者、翻译发起者、原作者及译文读者之间的社会关系。[1]
根据“目的论”，翻译应遵循三个法则，即目的法则、连贯性法则和忠实性法则。目的法则是指翻译目的决定翻译行为，[5]而翻译目的主要指译本的交际目的，交际目的主要是由翻译发起者决定的，或者由译者和翻译发起者协商决定的[6]；连贯性法则是指译文的语内连贯，即译文应在目的语中表达意义，让译文读者可以理解并接受；忠实性法则是指译文的语际连贯，即译文要忠实于原文。三个法则的重要程度依次递减，翻译应首先遵循目的法则。[5]
二、目的论在《生死疲劳》英译本中的应用
《生死疲劳》是莫言获奖最多的作品，深受西方读者和评论家好评，曾获香港红楼梦文学奖和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等国际大奖。葛浩文作为其唯一的英译者功不可没，《生死疲劳》英译本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对源文本的改写。为实现《生死疲劳》英译本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的交际功能，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运用了多种翻译方法。因此，对《生死疲劳》英译本从功能目的论视角进行研究，可以为文学翻译教学带来一定的启示作用。
1.增译法
增译法是指根据两种语言不同的表达习惯和思维方式，在翻译过程中增加一些词语或句子，从而更好地实现译文在目标文化语境中的交际功能。
例1：
我听到从高高的大堂上，从那高高大堂上的辉煌烛光里，传下来阎王爷几近调侃的问话：“西门闹，你还闹吗？”[4]
译文：
Then，from high in the hall above me， somewhere in the brilliant candlelight in the hall above， I heard a mocking question from Lord Yama himself：
“Ximen Nao， whose name means West Gate Riot， is more rioting in your plans？”[3]
中国人的名字都是有一定意义的，因此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可以准确理解《生死疲劳》中的第一主人公“西门闹”的名字，以及该名字与源文本“你还闹吗？”中的“闹”字之间形成的艺术效果。然而，如果译者只是简单地把该名字用拼音音译过来，西方读者很难理解该名字隐含的意义及前后文之间的艺术效果。因此，葛浩文采用了增译法，先将“西门闹”这一人名音译出来，再对名字所隐含的寓意进行诠释，帮助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目标文本，以便实现译文的交际功能。
例2：
第二年初春她就为我生了龙凤胎，男名西门金龙，女名西门宝凤。[4]
译文：
The following spring she gave birth to a boy and a girl， what they call a dragon and phoenix birth. So we named the boy Ximen Jinlong， or Golden Dragon， and the girl Ximen Baofeng， Precious Phoenix. [3]
葛浩文对于“龙凤胎”“西门金龙”和“西门宝凤”都采用了增译法，直译的同时，也对词语所隐含的寓意进行了诠释，以便帮助目标读者准确理解词语的含义以及名字“西门金龙”和“西门宝凤”与“龙凤胎”之间的互文性。
2.省译法
与增译法相对，省译法是指省略不符合目标语读者表达习惯和思维方式的词语，从而避免译文冗长或理解障碍。
例3：
我听到了女主人和孩子们的悲号声，听到了争抢过程中饥民之间的打斗声。我感到脑门正中受到了突然一击，灵魂出窍，悬在空中，看着人们刀砍斧剁，把一头驴的尸体肢解成无数碎块。[4]
译文：
I heard sorrowful shouts from my mistress and the children and the sounds of pillaging and fighting among the starving people. A heavy blow on the head stunned me and drove my soul right out of my body to hover in the air above and watch the people cut and slice the carcass of a donkey into pieces of meat. [3] 源文本形象地描绘了西门驴被残忍杀害的血腥场景，然而这一场景对于西方读者来说过于血腥，容易引起西方读者的不适，因此葛浩文采用了省译法，在尽量保留源文本意义的同时，在译文中省去了“脑门正中”“刀”“斧”“肢解”等词语，从而更好地实现了译文的交际功能。
例4：
单干是座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摇到桥下淹没了。
人民公社通天道，社会主义是金桥，拔掉穷根栽富苗。
蓝脸老顽固，单干走绝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缸醋。[4]
译文：
Stubborn old Lan Lian is not our friend；
independent farming is a true dead end. A single mouse dropping ruins a vat of vinegar. [3]
源文本通过运用比喻修辞手法，对单干和人民公社进行了形象的对比，然而其中的“穷根”“富苗”等词语体现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时代特征，容易给西方读者造成理解障碍，影响阅读兴趣。翻译目的优先于功能对等，因此，葛浩文采用了省译法，省略了前两行不译。
3.改译法
改译法是指根据两种语言不同的表达习惯和思维方式，在翻译过程中改变一些词语或结构，以便于译入语读者理解和接受。
例5：
他是我从关帝庙前雪地里捡回来的孩子。[4]
译文：He was an orphan I’d found in the snow in front of the God of War Temple and brought home with me. [3]
关帝庙是为供奉三国时期蜀国大将关羽兴建的，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然而对于西方读者而言，关羽是个陌生的人物。为了实现译文的交际功能，葛浩文采用改译法，将其改译成战神，贴切地传达了源文本的意思，同时又帮助西方读者领会了这一英雄形象。中国读者不难理会“雪地里捡回来的孩子”就是孤儿，但是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很有可能造成误解，因此译者将“孩子”改译成“孤儿”，从而帮助西方读者来理解和接受。
三、目的论对我国文学翻译教学的启示
我国传统的文学翻译教学方法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教学模式，即教师首先讲解各种翻译技巧，然后通过对词组和句子的翻译证明翻译技巧的应用，最后再扩展到段落及篇章的翻译。在具体翻译过程中常常是授课老师先让学生尝试翻译，然后再由老师纠错点评，最后给出一个“标准译文”。这种以纠错为手段的教学方法把文学翻译局限在语言层面，只注重文本之间的内在因素，而忽视了语言之外的文化因素和翻译目的，违背了文学翻译的本质，不利于学生文学翻译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根据目的论，文学翻译应该先明确译文的文本功能和翻译预期实现的翻译目的，其次再分析源文本，因此文学翻译应采用自上而下的教学模式，即教师在安排学生翻译之前，应先说明译文的文本功能和翻译预期实现的翻译目的，以及译文的目标读者和译文文本的传播媒介等。学生在翻译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翻译发起人进行翻译预期实现的翻译目的以及译文的文本功能，再结合译文读者的文化背景和接受能力等，最终确定采用何种具体的翻译策略及方法，从而实现译文文本在目标文化语境中的交际功能，最终翻译出高质量的译文。文学翻译教学可以具体从以下三方面加以改进。
（一）改革文学翻译的评判标准与评判方式
文学译文的传统评判标准与评价方式主要是比较译文与源文在内容与语言上是否一致。在这种评判标准下，教师和学生关注的往往只是译文的语言层面，而无法从宏观的目的层面考虑译文的翻译质量，最终导致评价具有较强的主观性。根据功能目的论观点，应把文化交际情景中译作的功能设定为评判标准，因为译者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语用问题，其次是文化层面的问题，最后才是语言结构的问题。只有改革文学翻译的评判标准与评判方式，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文学翻译课程的教学质量，最终真正提高学生翻译文学作品的能力。
（二）用理论指导实践，加强翻译理论的讲授
在我国相当一部分高校中，文学翻译课堂上翻译实践训练与翻译理论讲授比例失调，重实践，轻理论，缺乏系统的翻译理论的讲解。学生缺乏翻译理论的指导，必然导致无法真正掌握并熟练运用各种翻译方法和技巧，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此，文学翻译课堂应加强翻译理论的讲授，用理论指导实践。尤其是要加强功能目的论的指导作用，引导学生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充分考虑翻译预期实现的翻译目的、译文的文本功能，以及译文的目标读者等因素，以更好地实现译文文本的交际功能。
（三）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和文化意识
文学翻译并不仅仅是语言文字层面上的转换，更是文化信息的传达。因此对于专业的文学译员来说，只掌握语言基础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熟知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更加重要。鉴于此，教师应努力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思维方式、文学素养、对文化因素的敏感性以及判断能力等。
四、结语
翻译是在译语文本的预期目的的调控下进行的，翻译目的优先于功能对等，因此，文学翻译应改革评判标准与评判方式，把文化交际情景中的译作功能设定为评判标准，同时加强翻译理论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和文化意识。只有切实提高文学翻译课堂的教学质量，才能顺应中国典籍外译的需要，培养出大量优秀的中国文学译者，助推中国文学“走出去”。
【参考文献】
[1]Christiane Nord.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2]Christiane Nord.Loyalty Revisited：Bible Translation as a Case in Point[J].The Translator（Special Issue）.2001（02）.
[3]Goldblatt.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New York： Arcade Publishing，2008.
[4]莫言.生死疲劳[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5]张志强.翻译观与翻译教学[J].上海翻译，2006（03）.
[6]仲伟合，钟钰.德国的功能派翻译理论[J].中国翻译，1999（03）.
责任编辑：张丽
[关键词]目的论 文学翻译 教学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8-0099-02
“中国文化走出去”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战略目标，而翻译尤其是文学经典的翻译，对于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播至关重要。近年来，中国典籍外译在国内学界受到广泛关注，研究热情也日渐高涨，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中国文学外译的译者身份和翻译质量问题上。有学者认为汉学家译者应是中国典籍外译的理想翻译群体，但是汉学家的数量非常有限，所以培养大批优秀的中国文学译者势在必行。
一、目的论概述
目的论是由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家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卡塔琳娜·莱思（Katharina Reiss）、弗米尔（Hans J.Vermeer）和诺德（Christiane Nord）等。卡塔琳娜·莱思（Katharina Reiss）和弗米尔（Hans J.Vermeer）认为：翻译要在译语文本的预期目的的调控下进行，有时译语文本要实现的目的可能不同于源语文本的目的，因此翻译不应要求对等。[5]译者可以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把一篇散文翻译成舞台剧，也可以把一部戏剧翻译成小说，因此，翻译的目的优先于功能对等。诺德把翻译定义为：“翻译是创作使其发挥某种功能的译语文本。译语文本与其源语文本之间的联系将根据预期的翻译功能得以具体化”[2]。诺德还提出了“功能加忠诚”说，他认为“忠诚”（loyalty）不同于“忠实”，“忠实”侧重于译文与源文之间的关系，而“忠诚”侧重于译者、翻译发起者、原作者及译文读者之间的社会关系。[1]
根据“目的论”，翻译应遵循三个法则，即目的法则、连贯性法则和忠实性法则。目的法则是指翻译目的决定翻译行为，[5]而翻译目的主要指译本的交际目的，交际目的主要是由翻译发起者决定的，或者由译者和翻译发起者协商决定的[6]；连贯性法则是指译文的语内连贯，即译文应在目的语中表达意义，让译文读者可以理解并接受；忠实性法则是指译文的语际连贯，即译文要忠实于原文。三个法则的重要程度依次递减，翻译应首先遵循目的法则。[5]
二、目的论在《生死疲劳》英译本中的应用
《生死疲劳》是莫言获奖最多的作品，深受西方读者和评论家好评，曾获香港红楼梦文学奖和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等国际大奖。葛浩文作为其唯一的英译者功不可没，《生死疲劳》英译本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对源文本的改写。为实现《生死疲劳》英译本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的交际功能，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运用了多种翻译方法。因此，对《生死疲劳》英译本从功能目的论视角进行研究，可以为文学翻译教学带来一定的启示作用。
1.增译法
增译法是指根据两种语言不同的表达习惯和思维方式，在翻译过程中增加一些词语或句子，从而更好地实现译文在目标文化语境中的交际功能。
例1：
我听到从高高的大堂上，从那高高大堂上的辉煌烛光里，传下来阎王爷几近调侃的问话：“西门闹，你还闹吗？”[4]
译文：
Then，from high in the hall above me， somewhere in the brilliant candlelight in the hall above， I heard a mocking question from Lord Yama himself：
“Ximen Nao， whose name means West Gate Riot， is more rioting in your plans？”[3]
中国人的名字都是有一定意义的，因此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可以准确理解《生死疲劳》中的第一主人公“西门闹”的名字，以及该名字与源文本“你还闹吗？”中的“闹”字之间形成的艺术效果。然而，如果译者只是简单地把该名字用拼音音译过来，西方读者很难理解该名字隐含的意义及前后文之间的艺术效果。因此，葛浩文采用了增译法，先将“西门闹”这一人名音译出来，再对名字所隐含的寓意进行诠释，帮助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目标文本，以便实现译文的交际功能。
例2：
第二年初春她就为我生了龙凤胎，男名西门金龙，女名西门宝凤。[4]
译文：
The following spring she gave birth to a boy and a girl， what they call a dragon and phoenix birth. So we named the boy Ximen Jinlong， or Golden Dragon， and the girl Ximen Baofeng， Precious Phoenix. [3]
葛浩文对于“龙凤胎”“西门金龙”和“西门宝凤”都采用了增译法，直译的同时，也对词语所隐含的寓意进行了诠释，以便帮助目标读者准确理解词语的含义以及名字“西门金龙”和“西门宝凤”与“龙凤胎”之间的互文性。
2.省译法
与增译法相对，省译法是指省略不符合目标语读者表达习惯和思维方式的词语，从而避免译文冗长或理解障碍。
例3：
我听到了女主人和孩子们的悲号声，听到了争抢过程中饥民之间的打斗声。我感到脑门正中受到了突然一击，灵魂出窍，悬在空中，看着人们刀砍斧剁，把一头驴的尸体肢解成无数碎块。[4]
译文：
I heard sorrowful shouts from my mistress and the children and the sounds of pillaging and fighting among the starving people. A heavy blow on the head stunned me and drove my soul right out of my body to hover in the air above and watch the people cut and slice the carcass of a donkey into pieces of meat. [3] 源文本形象地描绘了西门驴被残忍杀害的血腥场景，然而这一场景对于西方读者来说过于血腥，容易引起西方读者的不适，因此葛浩文采用了省译法，在尽量保留源文本意义的同时，在译文中省去了“脑门正中”“刀”“斧”“肢解”等词语，从而更好地实现了译文的交际功能。
例4：
单干是座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摇到桥下淹没了。
人民公社通天道，社会主义是金桥，拔掉穷根栽富苗。
蓝脸老顽固，单干走绝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缸醋。[4]
译文：
Stubborn old Lan Lian is not our friend；
independent farming is a true dead end. A single mouse dropping ruins a vat of vinegar. [3]
源文本通过运用比喻修辞手法，对单干和人民公社进行了形象的对比，然而其中的“穷根”“富苗”等词语体现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时代特征，容易给西方读者造成理解障碍，影响阅读兴趣。翻译目的优先于功能对等，因此，葛浩文采用了省译法，省略了前两行不译。
3.改译法
改译法是指根据两种语言不同的表达习惯和思维方式，在翻译过程中改变一些词语或结构，以便于译入语读者理解和接受。
例5：
他是我从关帝庙前雪地里捡回来的孩子。[4]
译文：He was an orphan I’d found in the snow in front of the God of War Temple and brought home with me. [3]
关帝庙是为供奉三国时期蜀国大将关羽兴建的，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然而对于西方读者而言，关羽是个陌生的人物。为了实现译文的交际功能，葛浩文采用改译法，将其改译成战神，贴切地传达了源文本的意思，同时又帮助西方读者领会了这一英雄形象。中国读者不难理会“雪地里捡回来的孩子”就是孤儿，但是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很有可能造成误解，因此译者将“孩子”改译成“孤儿”，从而帮助西方读者来理解和接受。
三、目的论对我国文学翻译教学的启示
我国传统的文学翻译教学方法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教学模式，即教师首先讲解各种翻译技巧，然后通过对词组和句子的翻译证明翻译技巧的应用，最后再扩展到段落及篇章的翻译。在具体翻译过程中常常是授课老师先让学生尝试翻译，然后再由老师纠错点评，最后给出一个“标准译文”。这种以纠错为手段的教学方法把文学翻译局限在语言层面，只注重文本之间的内在因素，而忽视了语言之外的文化因素和翻译目的，违背了文学翻译的本质，不利于学生文学翻译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根据目的论，文学翻译应该先明确译文的文本功能和翻译预期实现的翻译目的，其次再分析源文本，因此文学翻译应采用自上而下的教学模式，即教师在安排学生翻译之前，应先说明译文的文本功能和翻译预期实现的翻译目的，以及译文的目标读者和译文文本的传播媒介等。学生在翻译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翻译发起人进行翻译预期实现的翻译目的以及译文的文本功能，再结合译文读者的文化背景和接受能力等，最终确定采用何种具体的翻译策略及方法，从而实现译文文本在目标文化语境中的交际功能，最终翻译出高质量的译文。文学翻译教学可以具体从以下三方面加以改进。
（一）改革文学翻译的评判标准与评判方式
文学译文的传统评判标准与评价方式主要是比较译文与源文在内容与语言上是否一致。在这种评判标准下，教师和学生关注的往往只是译文的语言层面，而无法从宏观的目的层面考虑译文的翻译质量，最终导致评价具有较强的主观性。根据功能目的论观点，应把文化交际情景中译作的功能设定为评判标准，因为译者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语用问题，其次是文化层面的问题，最后才是语言结构的问题。只有改革文学翻译的评判标准与评判方式，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文学翻译课程的教学质量，最终真正提高学生翻译文学作品的能力。
（二）用理论指导实践，加强翻译理论的讲授
在我国相当一部分高校中，文学翻译课堂上翻译实践训练与翻译理论讲授比例失调，重实践，轻理论，缺乏系统的翻译理论的讲解。学生缺乏翻译理论的指导，必然导致无法真正掌握并熟练运用各种翻译方法和技巧，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此，文学翻译课堂应加强翻译理论的讲授，用理论指导实践。尤其是要加强功能目的论的指导作用，引导学生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充分考虑翻译预期实现的翻译目的、译文的文本功能，以及译文的目标读者等因素，以更好地实现译文文本的交际功能。
（三）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和文化意识
文学翻译并不仅仅是语言文字层面上的转换，更是文化信息的传达。因此对于专业的文学译员来说，只掌握语言基础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熟知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更加重要。鉴于此，教师应努力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思维方式、文学素养、对文化因素的敏感性以及判断能力等。
四、结语
翻译是在译语文本的预期目的的调控下进行的，翻译目的优先于功能对等，因此，文学翻译应改革评判标准与评判方式，把文化交际情景中的译作功能设定为评判标准，同时加强翻译理论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和文化意识。只有切实提高文学翻译课堂的教学质量，才能顺应中国典籍外译的需要，培养出大量优秀的中国文学译者，助推中国文学“走出去”。
【参考文献】
[1]Christiane Nord.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2]Christiane Nord.Loyalty Revisited：Bible Translation as a Case in Point[J].The Translator（Special Issue）.2001（02）.
[3]Goldblatt.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New York： Arcade Publishing，2008.
[4]莫言.生死疲劳[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5]张志强.翻译观与翻译教学[J].上海翻译，2006（03）.
[6]仲伟合，钟钰.德国的功能派翻译理论[J].中国翻译，1999（03）.
责任编辑：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