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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茸,1981年出生于北京。上海同济大学工学学士,德国基尔大学理学硕士。现从事金融文案翻译工作,旅居西雅图。
前段时间,跟一个美国阿姨在飞机上无事闲聊,一番讨论之后,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工作岗位的神奇旅行。
美国阿姨的老公就职的公司在2008年关停了美国本土的两个工厂(规模浩大的工厂,有近2000名雇员),同时在中国大规模投资LED生产线(位于安徽)、办事处(位于上海)和培训中心(位于安徽和上海中间的南京)。作为高级工程师,老公被派驻到了中国,美国阿姨跟着过来照顾生活。他们住在南京,每月支付5000美元租下了一幢非常漂亮的别墅。房东夫妇是当地的公务员,生活很朴素,全部的租金都用于独生子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而房东夫妇最大的愿望就是儿子毕业之后可以留在美国工作。这个故事生动地表现了工作岗位的神奇之旅。
当政府开始大方印钞时,美元就按部就班地根据每个月的配额被分发到各州的银行,随之被各个地方有需要的有钱人接回家。但现在美国有钱人和以前的想法不一样了,他们的胃口不在美国本土而在中国。他们把大批的美元投入中国,有些人直接投资建厂,有些人间接投资购买中国公司的股票(既包括在香港上市的H股,也包括在美国上市的股票)。这样一来,很多工作都随之来到中国。
在中国,新出现的有钱人如滔滔江水般四处泛滥,富爸爸们将多余的钱毫不手软地投资在下一代的教育上。中国每年大量输出的留学生,如潮水般卷走了中国富爸爸们手中的美元。大学文凭,目前是美国向中国输出的最有竞争力的产品。2009至2010学年,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人数超过12万,比一年前的9万多增长近30%。留学生的签证通过率也创纪录地超过90%。
美国阿姨的看法是,现在美国最难签证的是学者级别的工作者。她儿子所在软件公司的资深印度同事就因此失去工作机会而必须打道回府,而她也证实,访问学者、旅游者和学生签证突然变得非常容易。尽管我追问,她坚持拒绝透露消息来源,只是肯定地说:“我就是知道,这肯定是真实的。”
在就业市场低迷的情况下,让部分资深人士自动消失,不可谓不是一种为毕业新生提供就业机会的好办法。公司也更倾向于雇佣新人,这样成本更低。同时,这也进一步维持了美国文凭的含金量。当大部分毕业生都能顺利就业时,才会有大批的家长不惜血本地投资美国大学教育。在一切由市场调节的美国,这一系列紧凑的调控手段也属登峰造极的智慧。
只是大家对美国的期望值太高了,年轻人从锦衣玉食的生活环境中一下变成留学生,不免有各种的不适应,而且很多新奇和奢华的享受,在大多处于安静乡村的美国大学校园中,确实得不到满足。当我听到很多小留学生抱怨吃不好穿不好的时候,不免担心,他们的美国梦已经完全背离他父母的美国梦。
相反,在中国很多二三线城市,我们看到更多来自美国的年轻人。他们努力学着语言,做各种力所能及的工作以谋生。他们正在经历着他们自己的“中国梦”。
我总是用研究自然科学的理论套用在社会现实中。任何流动都将造成势能的趋于平均,工作机会作为经济流动的载体,使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劳动力市场价值趋于相似。当然,如果加权平均计算中国庞大的劳动者数量,全球整体的生活成本趋于降低,这再一次验证了资本追求自身增值的特有属性。
工作,正如雪莱太太小说《科学怪人》中的弗兰克斯坦一样,既由我们创造又将反作用于我们。单纯的互相指责对于任何相关方都没有意义。无论贫富,无论你身处何地,如何控制这个怪兽的行动,才是我们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
(编辑 郑儒凤 [email protected])
前段时间,跟一个美国阿姨在飞机上无事闲聊,一番讨论之后,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工作岗位的神奇旅行。
美国阿姨的老公就职的公司在2008年关停了美国本土的两个工厂(规模浩大的工厂,有近2000名雇员),同时在中国大规模投资LED生产线(位于安徽)、办事处(位于上海)和培训中心(位于安徽和上海中间的南京)。作为高级工程师,老公被派驻到了中国,美国阿姨跟着过来照顾生活。他们住在南京,每月支付5000美元租下了一幢非常漂亮的别墅。房东夫妇是当地的公务员,生活很朴素,全部的租金都用于独生子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而房东夫妇最大的愿望就是儿子毕业之后可以留在美国工作。这个故事生动地表现了工作岗位的神奇之旅。
当政府开始大方印钞时,美元就按部就班地根据每个月的配额被分发到各州的银行,随之被各个地方有需要的有钱人接回家。但现在美国有钱人和以前的想法不一样了,他们的胃口不在美国本土而在中国。他们把大批的美元投入中国,有些人直接投资建厂,有些人间接投资购买中国公司的股票(既包括在香港上市的H股,也包括在美国上市的股票)。这样一来,很多工作都随之来到中国。
在中国,新出现的有钱人如滔滔江水般四处泛滥,富爸爸们将多余的钱毫不手软地投资在下一代的教育上。中国每年大量输出的留学生,如潮水般卷走了中国富爸爸们手中的美元。大学文凭,目前是美国向中国输出的最有竞争力的产品。2009至2010学年,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人数超过12万,比一年前的9万多增长近30%。留学生的签证通过率也创纪录地超过90%。
美国阿姨的看法是,现在美国最难签证的是学者级别的工作者。她儿子所在软件公司的资深印度同事就因此失去工作机会而必须打道回府,而她也证实,访问学者、旅游者和学生签证突然变得非常容易。尽管我追问,她坚持拒绝透露消息来源,只是肯定地说:“我就是知道,这肯定是真实的。”
在就业市场低迷的情况下,让部分资深人士自动消失,不可谓不是一种为毕业新生提供就业机会的好办法。公司也更倾向于雇佣新人,这样成本更低。同时,这也进一步维持了美国文凭的含金量。当大部分毕业生都能顺利就业时,才会有大批的家长不惜血本地投资美国大学教育。在一切由市场调节的美国,这一系列紧凑的调控手段也属登峰造极的智慧。
只是大家对美国的期望值太高了,年轻人从锦衣玉食的生活环境中一下变成留学生,不免有各种的不适应,而且很多新奇和奢华的享受,在大多处于安静乡村的美国大学校园中,确实得不到满足。当我听到很多小留学生抱怨吃不好穿不好的时候,不免担心,他们的美国梦已经完全背离他父母的美国梦。
相反,在中国很多二三线城市,我们看到更多来自美国的年轻人。他们努力学着语言,做各种力所能及的工作以谋生。他们正在经历着他们自己的“中国梦”。
我总是用研究自然科学的理论套用在社会现实中。任何流动都将造成势能的趋于平均,工作机会作为经济流动的载体,使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劳动力市场价值趋于相似。当然,如果加权平均计算中国庞大的劳动者数量,全球整体的生活成本趋于降低,这再一次验证了资本追求自身增值的特有属性。
工作,正如雪莱太太小说《科学怪人》中的弗兰克斯坦一样,既由我们创造又将反作用于我们。单纯的互相指责对于任何相关方都没有意义。无论贫富,无论你身处何地,如何控制这个怪兽的行动,才是我们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
(编辑 郑儒凤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