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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3-0053-01
冯梦龙“三言”中的爱情作品，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作者不仅热情地歌颂了青年男女忠贞不渝的爱情，也歌颂了青年男女和被歧视的下层妇女为争取婚姻自由，那种强烈的反封建精神。同时也批判了封建婚姻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从一而终的封建伦理，提倡情爱的自由、平等、互相尊重的新观念。这些都展现了反传统、反世俗的情爱新见解。
（一）求自主爱情婚姻的自由，反对旧的婚姻传统
自古以来，在森严的等级制度和封建礼教影响下，婚姻仅仅是一种以“父母之命，诳之以媒妁，敌之以门户，拘之以礼法”的违反人性的结合。封建社会男权至上的理论压抑着女性的人性和热情。封建社会的妇女没有自由选择爱情的权力，女性婚姻与情感都被限定在狭小的范围内，婚姻无爱情作基础，使她们长期处于爱情的饥渴之中，这是她们大胆反叛传统，要求自主婚姻的内在动因。
“结婚不是个人行为，是‘合两姓之好’，以及繁衍后代的家族大事”，男女青年被剥夺了交际与择偶的权利，直到洞房花烛夜才互相认识，先结婚后恋爱成了年轻人不得不接受的现实。这种制度不知造成了多少人间悲剧。“三言”小说对这种不合理的制度进行了无情的嘲讽。
不论是聪慧漂亮、知书达理的千金小姐还是市井细民的女子，在婚姻问题上不再被动地接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坚持婚姻一定要以爱情为基础，大胆地、积极主动地选择自己心爱的人。无论《碾玉观音》中的秀秀，还是《闹樊楼多情周胜仙》、《莺莺传》中的周胜仙和莺莺，她们为追求自己喜爱的人，和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婚姻不惜背叛礼教、背叛父权，甚至牺牲生命。秀秀的为爱而死，周胜仙的“生者何以死，死者何以生”的对爱情的渴求与执着，证明了人间真爱的力量是封建道德压抑不住的。
（二）挑战“禁欲主义”的封建传统
晚明由于市民阶层进步思想的崛起和对社会生活水平渗透，男女相悦可以为婚的、合乎人道的新恋爱婚姻观逐步为人们所接受。青年男女对爱情与婚姻的追求，这本身就是人的本能欲望的表现。即使“防得个水泄不通，也只禁得他们的身，禁不得他们的心”。把男女情欲作为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肯定了其正当性和合理性，指出男女相悦可以为婚；这方面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看出：一是自愿、自主结合的婚姻得到了社会、父母的承认。二是肯定男女情欲的正当性、合理性。“食、色，性也”，只要出于男女真情、真爱，无论是婚前性行为，还是婚外恋，都不是“牛鬼蛇神”，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人的本能欲望。
（三）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的情爱新观念
市井平民的平等、民主意识，逐步渗进了他们的婚恋观，男女平等成了美好爱情、幸福婚姻的基础。“三言”中对男女之间纯真爱情进行了全面讴歌，主张男女之间的平等、互爱，互相了解、互相尊重是理想的爱情。这也是冯梦龙“性情说”的文学本体论。这些都对封建社会的旧思想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冯梦龙用文笔将这种挑战在“三言”中进行着，在“三言”中反映出的：男女在家庭中处于平等地位，祛除了男主女随的片面的思想；突破了片面的贞洁观念，摒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传统的保守思想；同时，又肯定了男女具有同样的学识与才能，否定“女子无才便是德”这种陈旧的思想；主张男女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的新情爱意识。
（四）揭示封建的思想对爱情的戕害
在这个新兴的阶层中，一种新生的市民意识正兴意盎然地与封建传统观念分庭抗衡着。尤其是在对封建的族权、神权、夫权进行了严厉的抨击，这些旧封建毒瘤毒害着社会的每一人，在“三言”中，尤其表现在对爱情的摧残。
父（族）权对爱情的摧残：《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女主角周胜仙对封建门阀观念的反抗与父权（即族权）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她在金明池的茶坊里与青年范二郎相遇，“四目相视，俱各有情”，就机智地假装和卖水人吵架向范二郎暗示爱慕，这样的行为已大大超过了礼教的范围。然而当她要求以正式的方式与范二郎结合时，却敌不过父权的淫威了。
神权对爱情的摧残：《白娘子永镇雷锋塔》中封建宗法势力不允许妖怪与人结合，因而，无情地破坏了自由结合的许仙和白娘子的美满生活。
夫权对爱情的摧残：在封建社会里，丈夫是家庭的主心骨，家庭内外事宜均由丈夫来决定，妻子则不过是生儿育女与做家务的工具，只能作丈夫的附庸。因而，当男人们出人头地后，当了薄情郎“陈世美”时，成为弃妇、怨女便是妻子们自然难逃的命运。“三言”中严厉批判了那些薄情寡义的男子。
冯梦龙以渲染自然人性的主情人文思想去解构传统文化思想，又以吸纳了释道的儒家思想为主导去兼容和消化主情思潮，因而反映在《三言》中，他的婚恋小说走出了单纯的伦理说教或色情描写，而显得儒雅与情俗相交融。小说中反映的婚恋观与同期乃至稍后的作品有明显的不同。
《三言》小说虽然说情，但不似《金瓶梅》、《灯草和尚》等“淫书”。《金瓶梅》中连篇累牍的猥亵声色、肆无忌惮、赤裸裸地反复描述男女之间的床第之欢, 是一种以性为主线、以性为载体、情与性交融合一的爱情；《灯草和尚》等书过分张扬肉欲，摹写淫态，成为名副其实的色情小说。这类书中的爱情观与《三言》中崇尚的爱情是大相径庭的。
冯梦龙以儒雅与情俗之间进行的调适，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情感形式，以中和之美的艺术形式，辛辣地讽刺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制度，大胆地挑战“门当户对”的择偶标准，无情地揭露封建势力和宗法制度对美好爱情的阻挠和破坏。在批判传统婚姻制度、抨击封建宗法制度的基础上，表达了真挚、自主、自愿、平等、互爱的进步婚恋观。展现了古代文人的超现实的情爱观念，其思想价值具有时代意义。
冯梦龙在“三言”中，所体现出来的现代倾向的情爱观，具有超现实的意义，对当时的社会，影响非常深远。是以爱情为主题文学创作的一个新起点。其反封建、传统的思想，为传统女性的社会地位转变做出了贡献，为女性解放也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正确的情爱观，给了当代的女性一个反思和启发。
冯梦龙“三言”中的爱情作品，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作者不仅热情地歌颂了青年男女忠贞不渝的爱情，也歌颂了青年男女和被歧视的下层妇女为争取婚姻自由，那种强烈的反封建精神。同时也批判了封建婚姻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从一而终的封建伦理，提倡情爱的自由、平等、互相尊重的新观念。这些都展现了反传统、反世俗的情爱新见解。
（一）求自主爱情婚姻的自由，反对旧的婚姻传统
自古以来，在森严的等级制度和封建礼教影响下，婚姻仅仅是一种以“父母之命，诳之以媒妁，敌之以门户，拘之以礼法”的违反人性的结合。封建社会男权至上的理论压抑着女性的人性和热情。封建社会的妇女没有自由选择爱情的权力，女性婚姻与情感都被限定在狭小的范围内，婚姻无爱情作基础，使她们长期处于爱情的饥渴之中，这是她们大胆反叛传统，要求自主婚姻的内在动因。
“结婚不是个人行为，是‘合两姓之好’，以及繁衍后代的家族大事”，男女青年被剥夺了交际与择偶的权利，直到洞房花烛夜才互相认识，先结婚后恋爱成了年轻人不得不接受的现实。这种制度不知造成了多少人间悲剧。“三言”小说对这种不合理的制度进行了无情的嘲讽。
不论是聪慧漂亮、知书达理的千金小姐还是市井细民的女子，在婚姻问题上不再被动地接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坚持婚姻一定要以爱情为基础，大胆地、积极主动地选择自己心爱的人。无论《碾玉观音》中的秀秀，还是《闹樊楼多情周胜仙》、《莺莺传》中的周胜仙和莺莺，她们为追求自己喜爱的人，和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婚姻不惜背叛礼教、背叛父权，甚至牺牲生命。秀秀的为爱而死，周胜仙的“生者何以死，死者何以生”的对爱情的渴求与执着，证明了人间真爱的力量是封建道德压抑不住的。
（二）挑战“禁欲主义”的封建传统
晚明由于市民阶层进步思想的崛起和对社会生活水平渗透，男女相悦可以为婚的、合乎人道的新恋爱婚姻观逐步为人们所接受。青年男女对爱情与婚姻的追求，这本身就是人的本能欲望的表现。即使“防得个水泄不通，也只禁得他们的身，禁不得他们的心”。把男女情欲作为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肯定了其正当性和合理性，指出男女相悦可以为婚；这方面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看出：一是自愿、自主结合的婚姻得到了社会、父母的承认。二是肯定男女情欲的正当性、合理性。“食、色，性也”，只要出于男女真情、真爱，无论是婚前性行为，还是婚外恋，都不是“牛鬼蛇神”，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人的本能欲望。
（三）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的情爱新观念
市井平民的平等、民主意识，逐步渗进了他们的婚恋观，男女平等成了美好爱情、幸福婚姻的基础。“三言”中对男女之间纯真爱情进行了全面讴歌，主张男女之间的平等、互爱，互相了解、互相尊重是理想的爱情。这也是冯梦龙“性情说”的文学本体论。这些都对封建社会的旧思想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冯梦龙用文笔将这种挑战在“三言”中进行着，在“三言”中反映出的：男女在家庭中处于平等地位，祛除了男主女随的片面的思想；突破了片面的贞洁观念，摒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传统的保守思想；同时，又肯定了男女具有同样的学识与才能，否定“女子无才便是德”这种陈旧的思想；主张男女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的新情爱意识。
（四）揭示封建的思想对爱情的戕害
在这个新兴的阶层中，一种新生的市民意识正兴意盎然地与封建传统观念分庭抗衡着。尤其是在对封建的族权、神权、夫权进行了严厉的抨击，这些旧封建毒瘤毒害着社会的每一人，在“三言”中，尤其表现在对爱情的摧残。
父（族）权对爱情的摧残：《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女主角周胜仙对封建门阀观念的反抗与父权（即族权）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她在金明池的茶坊里与青年范二郎相遇，“四目相视，俱各有情”，就机智地假装和卖水人吵架向范二郎暗示爱慕，这样的行为已大大超过了礼教的范围。然而当她要求以正式的方式与范二郎结合时，却敌不过父权的淫威了。
神权对爱情的摧残：《白娘子永镇雷锋塔》中封建宗法势力不允许妖怪与人结合，因而，无情地破坏了自由结合的许仙和白娘子的美满生活。
夫权对爱情的摧残：在封建社会里，丈夫是家庭的主心骨，家庭内外事宜均由丈夫来决定，妻子则不过是生儿育女与做家务的工具，只能作丈夫的附庸。因而，当男人们出人头地后，当了薄情郎“陈世美”时，成为弃妇、怨女便是妻子们自然难逃的命运。“三言”中严厉批判了那些薄情寡义的男子。
冯梦龙以渲染自然人性的主情人文思想去解构传统文化思想，又以吸纳了释道的儒家思想为主导去兼容和消化主情思潮，因而反映在《三言》中，他的婚恋小说走出了单纯的伦理说教或色情描写，而显得儒雅与情俗相交融。小说中反映的婚恋观与同期乃至稍后的作品有明显的不同。
《三言》小说虽然说情，但不似《金瓶梅》、《灯草和尚》等“淫书”。《金瓶梅》中连篇累牍的猥亵声色、肆无忌惮、赤裸裸地反复描述男女之间的床第之欢, 是一种以性为主线、以性为载体、情与性交融合一的爱情；《灯草和尚》等书过分张扬肉欲，摹写淫态，成为名副其实的色情小说。这类书中的爱情观与《三言》中崇尚的爱情是大相径庭的。
冯梦龙以儒雅与情俗之间进行的调适，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情感形式，以中和之美的艺术形式，辛辣地讽刺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制度，大胆地挑战“门当户对”的择偶标准，无情地揭露封建势力和宗法制度对美好爱情的阻挠和破坏。在批判传统婚姻制度、抨击封建宗法制度的基础上，表达了真挚、自主、自愿、平等、互爱的进步婚恋观。展现了古代文人的超现实的情爱观念，其思想价值具有时代意义。
冯梦龙在“三言”中，所体现出来的现代倾向的情爱观，具有超现实的意义，对当时的社会，影响非常深远。是以爱情为主题文学创作的一个新起点。其反封建、传统的思想，为传统女性的社会地位转变做出了贡献，为女性解放也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正确的情爱观，给了当代的女性一个反思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