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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美国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奥利弗•E.威廉姆森因对公共经济管理行为和企业边界 确定理论的贡献,被授予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奥斯特罗姆从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问题出 发,通过对大量世界各国的案例研究发现,公共财产往往能够出人意料地管理得很好,而在 许多成功的公共资源治理案例中,主导的治理模式却是使用者自治。威廉姆森通过交易费用 的界定、合同人的假设,以交易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将交易维度化,分析了交易属性 、治理结构属性与离散的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构建了企业边界理论。诺贝尔经济学奖从19 69年首次颁发至今,已整整41届了。从历届榜单获奖人的性别、国籍、年龄、领域、成果来 看,呈现出许多特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已开始更加关注社会舆论的影响,关注主流 社会思潮。
[关键词]公共资源 自主治理 治理结构 企业边界 诺贝尔经济 学奖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10)1-0137-10
北京时间2009年10月12日下午7时,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基金会宣布2009年度诺贝尔经济 学奖授予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兼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Iinor O strom)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奥利弗•E-威廉姆森(OIiver E.WiIIamson), 以表彰他们对经济管理行为的卓越分析,尤其是奥斯特罗姆对公共经济管理行为的贡献和威 廉姆森对企业边界经济管理的分析。埃莉诺•奥斯特罗姆1933年出生在美国的洛杉矶,1965 年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印地安纳大学教授,是该校政治 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共同所长,制度、人口与环境变迁研究中心共同主任。她是美国公共 选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对制度分 析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可持续发展、公共资源等领域的研究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很大的 影响,并因而获得了众多的荣誉,这也使她成为自196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以来首位 获得此项殊荣的女性。威廉姆森1932年出生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苏必利尔小镇 ,1963年获得卡内基-德梅隆大学经济学哲学博士学位。他在获得博士学位后 先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宾夕法尼亚大学从事工业组织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之后,1966 年9月他在华盛顿担任了反托拉斯部长的特别助理。1977—1978年, 威廉姆森在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工作,密切注意了法学界关于合同法的最新研究成果,并 由此而发表了重要论文《交易费用经济学:契约关系的管理》。他的活动领域包括经济学、 统计学、会计学、心理学、 计算机科学、哲学、组织理论和政治学。他在这些领域里都发表过重要的论文。奥利弗•E -威廉姆森被誉为重新发现“科斯定理”的人,至少是由于他的宣传功劳,才使科斯的交易 费用学说成为现代经济学中异军突起的一派,并汇聚了包括组织理论、法学、经济学在内的 大量学科交叉和学术创新,逐步发展成当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
自主治理——公共资源有效配置的模式
公共资源如何有效配置是经济学研究中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然而,经常有人认为,鱼 群 、牧场、森林、湖泊等公共资源由于公共所有权会导致过度使用,会因为许多人共同使用某 一稀缺资源,而导致资源退化,即会出现哈丁所批判的“公地悲剧”、“集体行动困境”等 现象并困扰着人们。如何克服这一难题,许多学者都认为,除非资源彻底私有化,以减少资 源利用中的负外部性,从而约束行为人资源利用的强度,或者政府强制通过税收或配额 进行控制,以遏制私人利益对资源的侵蚀,保证资源利用符合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否则 ,人类很难摆脱这些悲剧性的梦魇。其实这两种方式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灵问题。但是,事 实又表明,当今世界虽然到处都可看到“公地悲剧”,但许多人却自主地摆脱了公共选择的 悲剧。例如,瑞士的图拜尔山地管理模式、西班牙的胡尔塔灌区管理机制以及不少发展中国 家都存在因社区成员共同管理而导致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如何对公共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奥斯特罗姆从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问题出发,通过对大量 世界各国的案例研究发现,公共财产往往能够出人意料地管理得很好,而在许多成功的公共 资源治理案例中,主导的治理模式却是使用者自治。因此强调,在一定条件下人们能够为了 集体利益而自主组织起来采取集体行动,并由此开发了自主组织和治理公共事务的集体行动 制度理论,为避免公共资源的退化、保护公共资源、可持续利用公共资源从而增进人类的福 利提供了自主治理的理论基础。可以说,奥斯特罗姆首次系统性地提出了公共资源使用者自 我组织、自主治理理论,并通过理论推演和实地经验证明了自主治理能够有效地使公共资源 使用者持续地使用资源。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理论的主要内容就是研究“一群相互依赖的委 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 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形态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三联书店,2 000:275]。
为什么奥斯特罗姆得出的公地并非必然导致悲剧的观点与传统的公共经济理论相悖,奥斯特 罗姆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理论在博弈分析的方法上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他们只是使用一 些极端假设的特殊模型,而非一般理论。当特定环境接近于模型的原有假设时,这些模型可 以成功地预测人们所采取的策略及其结果,但是当现实环境超出了假设的范围,它们就难以 预测结果了。经济模型只是分析工具并非现实本身,经济模型与现实世界始终存在着不可逾 越的鸿沟。由于奥斯 特罗姆坚持长期不懈地关注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因此,她深刻地指出,对现实世界的观 察告诉我们,这些制度模型远未能反映出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其本身的效用也是有限的。人 们所需要的是进一步推进理论的发展,总结出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的变量,从而能够解释和 预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规模较小的公共池塘资源的占用者较有可能通过自主组织来有效地 治理他们的公共池塘资源;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则很难有效治理。 这就是说,当现实条件 逼近模型中的假设条件时,实际的行为和结果将与预测的行为和结果非常接近。她认为,在 规模较大的公共池塘资源环境中,由于缺乏沟通,每个人都独立行动,没有人注意单个人行 动的效应,改变现有结构的成本就很高。在那种环境下,这些模型对预测人们行为是有用的 。然而,规模较小的公共池塘资源中资源占用者的行为,这些模型就几乎派不上用场。在这 种情形中,人们经常不断地沟通,相互打交道,因此他们有可能知道谁是能够信任的,他们 的行为将会对其他人产生什么影响,对公共池塘资源产生什么影响,以及如何把自己组织起 来趋利避害。当人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居住了相当长时间,有了共同的行为准则和互惠的处事 模式,他们就拥有了为解决公共池塘资源使用中的困境而建立制度安排的社会成本。[注:魏姝-社区公共生活质量——中国城市社区发展目标的理论分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 09(5)]可见, 在奥斯特罗姆看来,在规模较小的公共事务治理和资源利用中,长时间的共同居住、交流, 彼此建立了信任感和共同的行动准则,人们就能够从关心他人和群体利益中获得满足。有了 这种特质,人们就会产生合作的愿望,人与人之间就能为维护公共利益而组织起来,通过自 组织行为产生一些规则、个体利用行为规范、监督和惩戒机制等,采取集体行动,进行自主 治理。而社会资本就是公共资源使用者调整博弈结构的关键因素和共享的社会规范,对 有背叛行动的行为人具有较强的约束力,从而从负面激励公共资源使用者相互合作、自我组 织。为此,为了使自主治理能够很有效地使公共资源使用者持续地使用资源,服务于社区共 同和长远利益,应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成本并依据现实需要不断调整政策。应该说,制度分 析在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新制度经济学的各个学 派通常都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集中分析某个单一层次制度,很少探讨多个层次的制度 设计和变迁以及这些制度如何影响参与者的行为,而奥斯特罗姆发现公共资源作为一种产 权选择制度远非传统经济学理论所认定的那么脆弱,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僵化的制度安排。 她考察了多个层次制度及其变化对参与者行为的影响。而且她采用动态分析的视角,即不是 像制度经济学派“通常假定有些制度对某一特定分析而言是外生变量,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认为在进行制度分析时应该同时考虑所涉及的制度的变化,将其作为内生变量来处理 ”。[注: 柴盈,曾云敏.奥斯特罗姆对经济理论与方法论的贡献.经济学动态,2009(12):10 2]奥斯特罗姆在对公共资源治理问题分析时考察了三个层次制度,她认为制度可以界 定为工作规则的组合。其中最低层次是操作制度,即直接影响占用者有关下述问题的日常决 策:何时、何地及如何提取资源单位,谁来监督并如何监督其他人的行动,何种信息必须交 换,何种信息不能发布,对行为和结果的不同组合如何进行奖励或制裁等。其次是集体选择 制度,即间接影响操作选择。通常由占用者及其公务人员或外部当局在就如何管理公共池塘 资源制定政策——操作规则时使用。最高层次是宪法制度,即通过决定谁具有资格决定用于 制定影响集体选择规则的特殊规则影响操作活动和结果。奥斯特罗姆还指出,单就每一个制 度而言,都有其长处和不足,而且会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变化。“如果制度安排不能对 变化的环境作出反应,那么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很可能遭到破坏。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常 常面临着自然灾害和高度本土化的特殊环境,如果制度安排过于僵化而无法处理这类独特情 况,它很可能无法使这个国家繁荣昌盛”[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拉里•施罗德,苏珊•温.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上海三 联书店,2000:133]。她强调,一个层次的制度变更,是在较之 更高层次制度中发生的,而且更高层次上的制度变迁通常更难完成,成本也更高。社会的复 杂性呼唤制度的多样化,制度的多样化会使得不同领域和性质的社会问题可以产生不同的制 度安排。由于她细化了多层次制度分析框架,使制度分析更加贴近现实。她在《公共事务的 治理之道》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公共池塘资源的使用规则,并非只有法律上的规则,也包括 习惯法、乡规民约等方面的非正式的规则,而且很可能是有效的规则。把非正式的规则纳入 制度分析的范围,应该说进一步开拓了制度分析的视野。
治理结构与企业边界的确定
威廉姆森因为对经济治理,尤其是企业边界的分析而分享了200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他 通过交易费用的界定、合同人的假设,以交易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将交易维度化,分 析了交易属性、治理结构属性与离散的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构建了企业边界理论。
“交易”这个概念在正统经济学当中早已存在,但其应用范围比较窄,后来康芒斯将这一概 念一般化了。他认为“交易是所有权的转移,当我们分析交易时,我们发现它们分成三种类 型,可以区别为‘买卖的’、‘管理的’和‘限额的’交易”[注:康芒斯.制度经济 学.商务印书馆,1997:74]。买卖的交易,即平等 人之间的交换关系;管理的交易,即上下级之间的命令和服从的关系;限额的交易,即政府 对个人的关系。康芒斯指出,这三种职能上相互依存的交易,共同构成我们称做“运行中的 机构”的整个组织。威廉姆森一方面将“交易”界定为产品或服务在技术可分界面之间的转 移,另一方面他认为,在研究经济组织问题时,各种研究方法的很多差别都源于其行为假定 上不同。在他看来,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的人并不是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人”,而是“ 契约人”,“契约人”的行为特征不同于“经济人”的理性行为,并具体表现为有限理性和 机会主义行为。威廉姆森认为,“理性问题应该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强理性,即预期收益最 大化;二是弱理性,即有组织的理性;三是中等理性,介于以上二者之间” [注:奥利弗•E.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段毅才,王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68] 。所谓中 等理性,即有限理性,是指主观上追求理性,但客观上只能有限地做到这一点的行为特征。 威廉姆森认为,有限理性的主观理性部分导出了最小化交易成本的动机,当然有限理性并不 意味着非理性。既然人们的理性是有限的,交易者就不能完全搜集到事前契约安排的相关信 息,也很难预测到未来交易的所有偶然事件并以第三方能够证实的方式签订契约,因而契约 天然是不完全的。威廉姆森还指出,理性有限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因此就需要正视为此 所付出的各种成本,包括计划成本、适应成本,以及对交易实施监督所付出的成本。需要指 出的是,机会主义是交易费用研究的核心概念。所谓机会主义是指,人们在交易过程中不仅 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且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来谋求自身的利益。它包括说谎、偷窃和欺 骗等行为。机会主义又分为事前和事后,在信息经济学中就是相应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在交易者机会主义动机的驱使下,契约签订后,就可能出现违约等风险,需要交易者根据交 易的不同类型确定不同的治理结构以减轻因投机而导致的交易效率损失,并使交易双方树立 起信心。
威廉姆森认为,经济治理的核心问题是研究如何在交易类型和治理结构之间实现有效的的匹 配,因此他将交易维度化,从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三个维度界定了交易属性, 分析了交易属性与离散的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资产专用性,按照威廉姆森的解释是指,在 不牺牲生产价值的条件下,资产可用于不同用途或由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由于专用性资 产与特定的生产目的相联系,使得它们转向其他生产目的时就会大大贬值。这就会产生资产 “锁定”效应,从而可能发生“敲竹杠”的机会主义行为。不确定性包括环境和行为的不确 定性。环境的不确定性是指,由于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随机改变导致交易方无法全面认知。 行为不确定性是指,交易方对信息的有意隐瞒、扭曲而导致的行为的不可预测性。交易频率 是一个相对的维度,也就是交易的次数。一般来说,交易的次数多,治理结构的成本更容易 得到补偿。因此,交易频率对最匹配的治理结构选择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威廉姆森进一步指 出,如果是通用性资产,无论交易频率的大小,肯定是采取市场治理机制;如果是混合性或 专用性资产,且交易频率较高,应采取当事人双方再加上第三方参与的三方治理机制;如果 资产是混合的、专用性程度也不高,且交易频率较高,可采取由当事人双方参与的双边治理 机制;如果资产是专用性的,应采用由一方当事人统一治理的一体化治理机制。
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书中,威廉姆森指出,企业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在治理特定交易 时由企业的能力和成本决定的相对费用的高低决定了企业的边界。他说,“由于理性的有限 ,控制的跨度也就有限。如果一个人直接管理的下级的人数是有限的,那么,要扩大企业的 规模,势必要增加企业内部的层次。这样,在信息传递中就会发生巴特利特所说的那种信息 损失,而且这种损失会按几何级数增大并积累起来。因此,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内部管理 层次的增多,最终就会使控制中发生的损失超过其收益。这样,企业的迅速扩张也就达到了 其边界” [注:奥利弗•E-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段毅才,王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188] 。决定企业边界不能无限扩张的主要原因是,科层激励扭曲和官僚主义成本 导致不断上升的组织成本以及企业协调适应能力的弱化。科层激励扭曲指的是资产滥用和会 计造假。官僚主义成本指的是企业家实施有利于自己的资源配置方式或实现次要的战略目标 ,甚至寻租和牟取私利。当这类组织成本上升以及因企业规模扩大使得管理层级增加而导致 效率损失超过了企业扩张带来的收益时,企业便达到其协调适应能力所及的最大效率边界。[注: 崔兵,卢现祥.威廉姆森企业边界理论述评.经济学动态,2009(12):107]
此外,威廉姆森还从资产专用性的角度探讨了企业纵横向一体化与企业边界的问题。他指出 ,企业的纵向一体化是揭示企业的纵向边界问题,即企业自己从事的活动以及它从市场上专 业公司进行购买的活动范围;企业的横向一体化是揭示企业的横向边界问题,即企业服务的 产品市场的规模和范围;企业的纵横向一体化是揭示企业的整体边界问题,即企业在经营活 动中的一系列不同业务的集合。由于专用性资产具有“锁定”效应,企业实行纵向一体化显 得十分必要,它可以防止市场交易中的机会主义,并节约了交易费用。
诺贝尔经济学奖:1969—2009
诺贝尔经济学奖从1969年首次颁发以来,已整整41届了。从历届榜单获奖人的性别来看,奥 斯特罗姆成为41年来首位获奖女性。有人说她能获奖,是与奖励女性从事经济学研究不无关 系,毕竟40年来还未有一位女性获得过这一殊荣。它的意义在于,经济学家正在改变他们 对女性在这一领域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的看法。其实,历史上很多女性都错过了获得诺奖的 机会,比如罗宾逊夫人。而奥斯特罗姆也曾在90年代错失了获得诺奖的机会,此次得奖相当 于一次久违的补偿。事实上她的研究方法和方向有不少开创性,她的功力和勤奋也是有口皆 碑的。
从历届榜单获奖人的国籍来看,美国人占优,在64名得主中44名来自美国,超过50人得奖时 在美国工作。41届奖项几乎都被美欧等西方国家揽获,只有1998年,印度人阿马蒂亚•森凭 借对福利经济学几个重大问题的贡献而摘得了当年的桂冠。如何看待美国经济学家在诺奖获 得方面“一家独大”的现象,我以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它的学术基础是最好的 , 经济学领域的细化程度几乎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从一般的经济理论、经济史研究到复杂的 数理模型,从工业、农业、服务业的行业周期和政策探讨到城市与环境保护、教育、家庭乃 至犯罪等非经济性领域内容,其计量化的研究方法也保持着世界领先的地位,再加上较为优 越的科研条件和丰厚的科研经费,开放的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氛围,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人较多也就不足为怪了。当然,经济学奖得主的地理分布也反映了该学科的内部权力秩序。 还有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是,芝加哥大学作为一个经济思想流派(有时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学 派)的堡垒,一直在此奖项上独占鳌头,共拥有11顶桂冠。近年来,每到诺奖公布的时候, 就会有人议论,中国人何时才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想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前提 是,必须研究人类的共性问题,要解决人类之前没有解决的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 已成功摸了30多年的石头,走出了一条全新的中国道路,这里面一定有一个规律性的“中国 模式”,需要我们创新一套理论清晰地把它总结出来。[注:武力-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 回顾与思考-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6)]我以为,中国社会30余年转型过程中 的巨大经济增长,显然是不能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任何理论范式中找到现成答案的。可以说, 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向既存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范式提出了重大挑战。唯有进 行大量原始创新的研究,才是中国经济学进入国际经济学殿堂的必由之路。
从历届获奖人的年龄来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年龄平均为67岁左右,比其他奖项 得主都大,物理学奖获得者的平均年龄只有52岁。究其原因主要是,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其他 学科相比有一个不同之处就是,瑞典皇家科学院通常不敢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最新的经济 理论,这与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的性质有关,它意味着经济理论的价值需要通过一定的时间 才能得到检验。由于诺贝尔经济学奖从问世到现在一共才41年,所以瑞典皇家科学院总是愿 意把这个奖项尽可能授予专业水平高且其理论已经受住时间考验的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20 09年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威廉姆森在上世纪70年代所著的、引发了一场“新制度经济学” 运动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几乎是经济学界的必读之作,他的“交易成本”理论早已成为 全球各大商学院的教材,对经济学有“革命性影响”,但他也是到了77岁才获得了这一殊荣 。
从历届获奖的经济学领域和成果类型来看,诺奖大约在微观、宏观、计量、金融、财政 、经济制度、经济史、行为经济学、经济思想、经济学与哲学这十个主要分支当中加以选择 。每一个分支大约每隔若干年可得到一次获奖机会,威廉姆森这次获奖,是新制度经济学继 科斯和诺思之后第三次获奖。根据Puttaswamaiah的分类,可以将获奖成果分为五大类:第 一,对经济学整体框架的理论贡献;第二,对经济学某一方面或某行业的理论贡献;第三, 为经济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方法或分析工具;第四,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揭示或解释了某 些现象;第五,非正式的创新思想。可以说,大多数得奖集中于第二和第三类。
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恰逢全球金融危机,媒体及业内预测最热门的都是“货币经济学” 、“环境经济学”,但都没有人预测到会是“政治经济学”。让人诧异的是,此前媒体看好 的六大 人选全部落榜,其中不乏被喻为“效率市场理论之父”的美国经济学家尤金•法玛、美国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马修•拉宾和瑞士苏黎世大学教授恩斯特•费尔这样的“大热 门人物”。 众所周知,当前经济学已经越来越数学化了,模型几乎成了通行证,这次将诺 奖颁给两位不太用数学模型的学者,似乎有些特别。其实数学模型在现代经济学的应用已经 有些泛滥,它只是一种工具,不能替代思想的价值。那么,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什么 要授予他俩,这肯定与全球金融危机有关,是因为诺奖开始更加关注社会舆论的影响,关注 主流社会思潮。我们知道,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还是在制度上,金融危机之所以从次贷危机 发展到金融危机,也与金融制度一系列不完善性有关,有了制度上的不完善,才会做泡沫, 泡沫越做越大,最后就破掉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现,大资本钳制政府监管,公共服务机 构受到利益集团左右,才是导致这场危机发生并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所在。实际上两位诺奖 得主的研究领域都跟制度经济学有一定的关联,多少跟当前大环境有关——经济危机某种程 度上反映出政府经济监管、制度上的缺陷。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成果就是治理结构的经济 学,其理论早已渗入中国实践,所覆盖的范围对我国执行公共政策和完善企业制度都是有益 的,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启示意义。
(责任编辑:张晓薇)
[关键词]公共资源 自主治理 治理结构 企业边界 诺贝尔经济 学奖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10)1-0137-10
北京时间2009年10月12日下午7时,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基金会宣布2009年度诺贝尔经济 学奖授予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兼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Iinor O strom)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奥利弗•E-威廉姆森(OIiver E.WiIIamson), 以表彰他们对经济管理行为的卓越分析,尤其是奥斯特罗姆对公共经济管理行为的贡献和威 廉姆森对企业边界经济管理的分析。埃莉诺•奥斯特罗姆1933年出生在美国的洛杉矶,1965 年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印地安纳大学教授,是该校政治 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共同所长,制度、人口与环境变迁研究中心共同主任。她是美国公共 选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对制度分 析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可持续发展、公共资源等领域的研究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很大的 影响,并因而获得了众多的荣誉,这也使她成为自196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以来首位 获得此项殊荣的女性。威廉姆森1932年出生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苏必利尔小镇 ,1963年获得卡内基-德梅隆大学经济学哲学博士学位。他在获得博士学位后 先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宾夕法尼亚大学从事工业组织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之后,1966 年9月他在华盛顿担任了反托拉斯部长的特别助理。1977—1978年, 威廉姆森在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工作,密切注意了法学界关于合同法的最新研究成果,并 由此而发表了重要论文《交易费用经济学:契约关系的管理》。他的活动领域包括经济学、 统计学、会计学、心理学、 计算机科学、哲学、组织理论和政治学。他在这些领域里都发表过重要的论文。奥利弗•E -威廉姆森被誉为重新发现“科斯定理”的人,至少是由于他的宣传功劳,才使科斯的交易 费用学说成为现代经济学中异军突起的一派,并汇聚了包括组织理论、法学、经济学在内的 大量学科交叉和学术创新,逐步发展成当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
自主治理——公共资源有效配置的模式
公共资源如何有效配置是经济学研究中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然而,经常有人认为,鱼 群 、牧场、森林、湖泊等公共资源由于公共所有权会导致过度使用,会因为许多人共同使用某 一稀缺资源,而导致资源退化,即会出现哈丁所批判的“公地悲剧”、“集体行动困境”等 现象并困扰着人们。如何克服这一难题,许多学者都认为,除非资源彻底私有化,以减少资 源利用中的负外部性,从而约束行为人资源利用的强度,或者政府强制通过税收或配额 进行控制,以遏制私人利益对资源的侵蚀,保证资源利用符合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否则 ,人类很难摆脱这些悲剧性的梦魇。其实这两种方式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灵问题。但是,事 实又表明,当今世界虽然到处都可看到“公地悲剧”,但许多人却自主地摆脱了公共选择的 悲剧。例如,瑞士的图拜尔山地管理模式、西班牙的胡尔塔灌区管理机制以及不少发展中国 家都存在因社区成员共同管理而导致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如何对公共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奥斯特罗姆从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问题出发,通过对大量 世界各国的案例研究发现,公共财产往往能够出人意料地管理得很好,而在许多成功的公共 资源治理案例中,主导的治理模式却是使用者自治。因此强调,在一定条件下人们能够为了 集体利益而自主组织起来采取集体行动,并由此开发了自主组织和治理公共事务的集体行动 制度理论,为避免公共资源的退化、保护公共资源、可持续利用公共资源从而增进人类的福 利提供了自主治理的理论基础。可以说,奥斯特罗姆首次系统性地提出了公共资源使用者自 我组织、自主治理理论,并通过理论推演和实地经验证明了自主治理能够有效地使公共资源 使用者持续地使用资源。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理论的主要内容就是研究“一群相互依赖的委 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 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形态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三联书店,2 000:275]。
为什么奥斯特罗姆得出的公地并非必然导致悲剧的观点与传统的公共经济理论相悖,奥斯特 罗姆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理论在博弈分析的方法上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他们只是使用一 些极端假设的特殊模型,而非一般理论。当特定环境接近于模型的原有假设时,这些模型可 以成功地预测人们所采取的策略及其结果,但是当现实环境超出了假设的范围,它们就难以 预测结果了。经济模型只是分析工具并非现实本身,经济模型与现实世界始终存在着不可逾 越的鸿沟。由于奥斯 特罗姆坚持长期不懈地关注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因此,她深刻地指出,对现实世界的观 察告诉我们,这些制度模型远未能反映出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其本身的效用也是有限的。人 们所需要的是进一步推进理论的发展,总结出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的变量,从而能够解释和 预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规模较小的公共池塘资源的占用者较有可能通过自主组织来有效地 治理他们的公共池塘资源;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则很难有效治理。 这就是说,当现实条件 逼近模型中的假设条件时,实际的行为和结果将与预测的行为和结果非常接近。她认为,在 规模较大的公共池塘资源环境中,由于缺乏沟通,每个人都独立行动,没有人注意单个人行 动的效应,改变现有结构的成本就很高。在那种环境下,这些模型对预测人们行为是有用的 。然而,规模较小的公共池塘资源中资源占用者的行为,这些模型就几乎派不上用场。在这 种情形中,人们经常不断地沟通,相互打交道,因此他们有可能知道谁是能够信任的,他们 的行为将会对其他人产生什么影响,对公共池塘资源产生什么影响,以及如何把自己组织起 来趋利避害。当人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居住了相当长时间,有了共同的行为准则和互惠的处事 模式,他们就拥有了为解决公共池塘资源使用中的困境而建立制度安排的社会成本。[注:魏姝-社区公共生活质量——中国城市社区发展目标的理论分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 09(5)]可见, 在奥斯特罗姆看来,在规模较小的公共事务治理和资源利用中,长时间的共同居住、交流, 彼此建立了信任感和共同的行动准则,人们就能够从关心他人和群体利益中获得满足。有了 这种特质,人们就会产生合作的愿望,人与人之间就能为维护公共利益而组织起来,通过自 组织行为产生一些规则、个体利用行为规范、监督和惩戒机制等,采取集体行动,进行自主 治理。而社会资本就是公共资源使用者调整博弈结构的关键因素和共享的社会规范,对 有背叛行动的行为人具有较强的约束力,从而从负面激励公共资源使用者相互合作、自我组 织。为此,为了使自主治理能够很有效地使公共资源使用者持续地使用资源,服务于社区共 同和长远利益,应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成本并依据现实需要不断调整政策。应该说,制度分 析在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新制度经济学的各个学 派通常都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集中分析某个单一层次制度,很少探讨多个层次的制度 设计和变迁以及这些制度如何影响参与者的行为,而奥斯特罗姆发现公共资源作为一种产 权选择制度远非传统经济学理论所认定的那么脆弱,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僵化的制度安排。 她考察了多个层次制度及其变化对参与者行为的影响。而且她采用动态分析的视角,即不是 像制度经济学派“通常假定有些制度对某一特定分析而言是外生变量,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认为在进行制度分析时应该同时考虑所涉及的制度的变化,将其作为内生变量来处理 ”。[注: 柴盈,曾云敏.奥斯特罗姆对经济理论与方法论的贡献.经济学动态,2009(12):10 2]奥斯特罗姆在对公共资源治理问题分析时考察了三个层次制度,她认为制度可以界 定为工作规则的组合。其中最低层次是操作制度,即直接影响占用者有关下述问题的日常决 策:何时、何地及如何提取资源单位,谁来监督并如何监督其他人的行动,何种信息必须交 换,何种信息不能发布,对行为和结果的不同组合如何进行奖励或制裁等。其次是集体选择 制度,即间接影响操作选择。通常由占用者及其公务人员或外部当局在就如何管理公共池塘 资源制定政策——操作规则时使用。最高层次是宪法制度,即通过决定谁具有资格决定用于 制定影响集体选择规则的特殊规则影响操作活动和结果。奥斯特罗姆还指出,单就每一个制 度而言,都有其长处和不足,而且会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变化。“如果制度安排不能对 变化的环境作出反应,那么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很可能遭到破坏。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常 常面临着自然灾害和高度本土化的特殊环境,如果制度安排过于僵化而无法处理这类独特情 况,它很可能无法使这个国家繁荣昌盛”[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拉里•施罗德,苏珊•温.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上海三 联书店,2000:133]。她强调,一个层次的制度变更,是在较之 更高层次制度中发生的,而且更高层次上的制度变迁通常更难完成,成本也更高。社会的复 杂性呼唤制度的多样化,制度的多样化会使得不同领域和性质的社会问题可以产生不同的制 度安排。由于她细化了多层次制度分析框架,使制度分析更加贴近现实。她在《公共事务的 治理之道》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公共池塘资源的使用规则,并非只有法律上的规则,也包括 习惯法、乡规民约等方面的非正式的规则,而且很可能是有效的规则。把非正式的规则纳入 制度分析的范围,应该说进一步开拓了制度分析的视野。
治理结构与企业边界的确定
威廉姆森因为对经济治理,尤其是企业边界的分析而分享了200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他 通过交易费用的界定、合同人的假设,以交易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将交易维度化,分 析了交易属性、治理结构属性与离散的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构建了企业边界理论。
“交易”这个概念在正统经济学当中早已存在,但其应用范围比较窄,后来康芒斯将这一概 念一般化了。他认为“交易是所有权的转移,当我们分析交易时,我们发现它们分成三种类 型,可以区别为‘买卖的’、‘管理的’和‘限额的’交易”[注:康芒斯.制度经济 学.商务印书馆,1997:74]。买卖的交易,即平等 人之间的交换关系;管理的交易,即上下级之间的命令和服从的关系;限额的交易,即政府 对个人的关系。康芒斯指出,这三种职能上相互依存的交易,共同构成我们称做“运行中的 机构”的整个组织。威廉姆森一方面将“交易”界定为产品或服务在技术可分界面之间的转 移,另一方面他认为,在研究经济组织问题时,各种研究方法的很多差别都源于其行为假定 上不同。在他看来,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的人并不是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人”,而是“ 契约人”,“契约人”的行为特征不同于“经济人”的理性行为,并具体表现为有限理性和 机会主义行为。威廉姆森认为,“理性问题应该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强理性,即预期收益最 大化;二是弱理性,即有组织的理性;三是中等理性,介于以上二者之间” [注:奥利弗•E.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段毅才,王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68] 。所谓中 等理性,即有限理性,是指主观上追求理性,但客观上只能有限地做到这一点的行为特征。 威廉姆森认为,有限理性的主观理性部分导出了最小化交易成本的动机,当然有限理性并不 意味着非理性。既然人们的理性是有限的,交易者就不能完全搜集到事前契约安排的相关信 息,也很难预测到未来交易的所有偶然事件并以第三方能够证实的方式签订契约,因而契约 天然是不完全的。威廉姆森还指出,理性有限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因此就需要正视为此 所付出的各种成本,包括计划成本、适应成本,以及对交易实施监督所付出的成本。需要指 出的是,机会主义是交易费用研究的核心概念。所谓机会主义是指,人们在交易过程中不仅 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且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来谋求自身的利益。它包括说谎、偷窃和欺 骗等行为。机会主义又分为事前和事后,在信息经济学中就是相应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在交易者机会主义动机的驱使下,契约签订后,就可能出现违约等风险,需要交易者根据交 易的不同类型确定不同的治理结构以减轻因投机而导致的交易效率损失,并使交易双方树立 起信心。
威廉姆森认为,经济治理的核心问题是研究如何在交易类型和治理结构之间实现有效的的匹 配,因此他将交易维度化,从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三个维度界定了交易属性, 分析了交易属性与离散的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资产专用性,按照威廉姆森的解释是指,在 不牺牲生产价值的条件下,资产可用于不同用途或由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由于专用性资 产与特定的生产目的相联系,使得它们转向其他生产目的时就会大大贬值。这就会产生资产 “锁定”效应,从而可能发生“敲竹杠”的机会主义行为。不确定性包括环境和行为的不确 定性。环境的不确定性是指,由于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随机改变导致交易方无法全面认知。 行为不确定性是指,交易方对信息的有意隐瞒、扭曲而导致的行为的不可预测性。交易频率 是一个相对的维度,也就是交易的次数。一般来说,交易的次数多,治理结构的成本更容易 得到补偿。因此,交易频率对最匹配的治理结构选择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威廉姆森进一步指 出,如果是通用性资产,无论交易频率的大小,肯定是采取市场治理机制;如果是混合性或 专用性资产,且交易频率较高,应采取当事人双方再加上第三方参与的三方治理机制;如果 资产是混合的、专用性程度也不高,且交易频率较高,可采取由当事人双方参与的双边治理 机制;如果资产是专用性的,应采用由一方当事人统一治理的一体化治理机制。
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书中,威廉姆森指出,企业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在治理特定交易 时由企业的能力和成本决定的相对费用的高低决定了企业的边界。他说,“由于理性的有限 ,控制的跨度也就有限。如果一个人直接管理的下级的人数是有限的,那么,要扩大企业的 规模,势必要增加企业内部的层次。这样,在信息传递中就会发生巴特利特所说的那种信息 损失,而且这种损失会按几何级数增大并积累起来。因此,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内部管理 层次的增多,最终就会使控制中发生的损失超过其收益。这样,企业的迅速扩张也就达到了 其边界” [注:奥利弗•E-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段毅才,王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188] 。决定企业边界不能无限扩张的主要原因是,科层激励扭曲和官僚主义成本 导致不断上升的组织成本以及企业协调适应能力的弱化。科层激励扭曲指的是资产滥用和会 计造假。官僚主义成本指的是企业家实施有利于自己的资源配置方式或实现次要的战略目标 ,甚至寻租和牟取私利。当这类组织成本上升以及因企业规模扩大使得管理层级增加而导致 效率损失超过了企业扩张带来的收益时,企业便达到其协调适应能力所及的最大效率边界。[注: 崔兵,卢现祥.威廉姆森企业边界理论述评.经济学动态,2009(12):107]
此外,威廉姆森还从资产专用性的角度探讨了企业纵横向一体化与企业边界的问题。他指出 ,企业的纵向一体化是揭示企业的纵向边界问题,即企业自己从事的活动以及它从市场上专 业公司进行购买的活动范围;企业的横向一体化是揭示企业的横向边界问题,即企业服务的 产品市场的规模和范围;企业的纵横向一体化是揭示企业的整体边界问题,即企业在经营活 动中的一系列不同业务的集合。由于专用性资产具有“锁定”效应,企业实行纵向一体化显 得十分必要,它可以防止市场交易中的机会主义,并节约了交易费用。
诺贝尔经济学奖:1969—2009
诺贝尔经济学奖从1969年首次颁发以来,已整整41届了。从历届榜单获奖人的性别来看,奥 斯特罗姆成为41年来首位获奖女性。有人说她能获奖,是与奖励女性从事经济学研究不无关 系,毕竟40年来还未有一位女性获得过这一殊荣。它的意义在于,经济学家正在改变他们 对女性在这一领域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的看法。其实,历史上很多女性都错过了获得诺奖的 机会,比如罗宾逊夫人。而奥斯特罗姆也曾在90年代错失了获得诺奖的机会,此次得奖相当 于一次久违的补偿。事实上她的研究方法和方向有不少开创性,她的功力和勤奋也是有口皆 碑的。
从历届榜单获奖人的国籍来看,美国人占优,在64名得主中44名来自美国,超过50人得奖时 在美国工作。41届奖项几乎都被美欧等西方国家揽获,只有1998年,印度人阿马蒂亚•森凭 借对福利经济学几个重大问题的贡献而摘得了当年的桂冠。如何看待美国经济学家在诺奖获 得方面“一家独大”的现象,我以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它的学术基础是最好的 , 经济学领域的细化程度几乎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从一般的经济理论、经济史研究到复杂的 数理模型,从工业、农业、服务业的行业周期和政策探讨到城市与环境保护、教育、家庭乃 至犯罪等非经济性领域内容,其计量化的研究方法也保持着世界领先的地位,再加上较为优 越的科研条件和丰厚的科研经费,开放的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氛围,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人较多也就不足为怪了。当然,经济学奖得主的地理分布也反映了该学科的内部权力秩序。 还有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是,芝加哥大学作为一个经济思想流派(有时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学 派)的堡垒,一直在此奖项上独占鳌头,共拥有11顶桂冠。近年来,每到诺奖公布的时候, 就会有人议论,中国人何时才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想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前提 是,必须研究人类的共性问题,要解决人类之前没有解决的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 已成功摸了30多年的石头,走出了一条全新的中国道路,这里面一定有一个规律性的“中国 模式”,需要我们创新一套理论清晰地把它总结出来。[注:武力-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 回顾与思考-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6)]我以为,中国社会30余年转型过程中 的巨大经济增长,显然是不能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任何理论范式中找到现成答案的。可以说, 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向既存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范式提出了重大挑战。唯有进 行大量原始创新的研究,才是中国经济学进入国际经济学殿堂的必由之路。
从历届获奖人的年龄来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年龄平均为67岁左右,比其他奖项 得主都大,物理学奖获得者的平均年龄只有52岁。究其原因主要是,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其他 学科相比有一个不同之处就是,瑞典皇家科学院通常不敢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最新的经济 理论,这与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的性质有关,它意味着经济理论的价值需要通过一定的时间 才能得到检验。由于诺贝尔经济学奖从问世到现在一共才41年,所以瑞典皇家科学院总是愿 意把这个奖项尽可能授予专业水平高且其理论已经受住时间考验的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20 09年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威廉姆森在上世纪70年代所著的、引发了一场“新制度经济学” 运动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几乎是经济学界的必读之作,他的“交易成本”理论早已成为 全球各大商学院的教材,对经济学有“革命性影响”,但他也是到了77岁才获得了这一殊荣 。
从历届获奖的经济学领域和成果类型来看,诺奖大约在微观、宏观、计量、金融、财政 、经济制度、经济史、行为经济学、经济思想、经济学与哲学这十个主要分支当中加以选择 。每一个分支大约每隔若干年可得到一次获奖机会,威廉姆森这次获奖,是新制度经济学继 科斯和诺思之后第三次获奖。根据Puttaswamaiah的分类,可以将获奖成果分为五大类:第 一,对经济学整体框架的理论贡献;第二,对经济学某一方面或某行业的理论贡献;第三, 为经济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方法或分析工具;第四,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揭示或解释了某 些现象;第五,非正式的创新思想。可以说,大多数得奖集中于第二和第三类。
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恰逢全球金融危机,媒体及业内预测最热门的都是“货币经济学” 、“环境经济学”,但都没有人预测到会是“政治经济学”。让人诧异的是,此前媒体看好 的六大 人选全部落榜,其中不乏被喻为“效率市场理论之父”的美国经济学家尤金•法玛、美国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马修•拉宾和瑞士苏黎世大学教授恩斯特•费尔这样的“大热 门人物”。 众所周知,当前经济学已经越来越数学化了,模型几乎成了通行证,这次将诺 奖颁给两位不太用数学模型的学者,似乎有些特别。其实数学模型在现代经济学的应用已经 有些泛滥,它只是一种工具,不能替代思想的价值。那么,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什么 要授予他俩,这肯定与全球金融危机有关,是因为诺奖开始更加关注社会舆论的影响,关注 主流社会思潮。我们知道,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还是在制度上,金融危机之所以从次贷危机 发展到金融危机,也与金融制度一系列不完善性有关,有了制度上的不完善,才会做泡沫, 泡沫越做越大,最后就破掉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现,大资本钳制政府监管,公共服务机 构受到利益集团左右,才是导致这场危机发生并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所在。实际上两位诺奖 得主的研究领域都跟制度经济学有一定的关联,多少跟当前大环境有关——经济危机某种程 度上反映出政府经济监管、制度上的缺陷。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成果就是治理结构的经济 学,其理论早已渗入中国实践,所覆盖的范围对我国执行公共政策和完善企业制度都是有益 的,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启示意义。
(责任编辑:张晓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