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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民族走到今天，筚路蓝缕、生生不息。不想逮于近代，遭遇千年变局，儒家士人苦苦探寻救国之路，康有为在逐渐摸索和探寻之中，有了现代性的一些思想萌芽。他在时间性上打破儒家时间循环论，创立新“三世”说；在空间性上，他以中援西，大胆借鉴西方先进的理念改造儒家；在人的自由度上，他提出人权和人道原则，推行儒教运动。
关键词：儒家；现代性；康有为
现代性可分为三个维度，即时间性，开放性和自由度，分别对应时间，空间，人三个范畴，现代性是变动不居的，因时间、空间、人都是一个变量，也就是说相对于过去，总有现代性的发展要求。那么，要判断一个社会正走在追求现代性的道路上，判断的标准有三：一、在时间上，此社会或思想是否是意欲向前的，即时间的矢量方向是否是向前的。二、看此社会或思想是否是开放包容的。三、看此社会或思想是否是促进人的自由发展的。依于这样的标准，我们来看看康有为思想中所包含的现代性萌芽，进而认识其思想的伟大之处。
首先，在时间观念上，康有为不再把历史当做一乱一治的循环，认为美好之世在三代，而是大胆提出了进化的历史论和直线向前的时间观，而这恰恰切合了现代性的时间维度。具体来讲，康有为把西方的进化论思想和儒家的《春秋公羊传》的“三统”“三世”说结合起来，创立了以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为形式，以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为内容的进化学说。同时，康有为还把其与中国儒家的“小康”和“大同”观结合起来，认为人类将沿着这条路径渐进发展。这种思想明显的超越了当时绝大多数思想家的格局，显示了卓尔不群的眼光和气象。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康有为的思想已经不同于洋务派儒家思想家的思想，而是把儒家思想加以发挥并与西方先进思想相结合，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这为儒学的时代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从此看出其厥功甚伟。
再次，我们从其改革方法上看，康有为以大无畏的勇气和胆略，先破后立，首先推出《新学伪经考》，意在破，指出现在所传之经书，乃王莽、刘歆所篡改之书，泯灭了孔子的原本之意，是伪经，这就为打破人们的泥古不化的保守心态，打破不能触碰的六经的权威，提倡变革提供了思想突破口。接着推出《孔子改制考》，意在立，提出孔子是变革的先师，孔子所述是孔子以托古之名，来提倡自己的思想，所以孔子的思想蕴含着托古改制的微言大义。阿这两部书的推出，有力地震撼了当时的思想界，梁启超形容为“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
从具体内容上来讲，康有为立足于清朝的实际提出了君主立宪、分权制衡和发扬民权三项主张。在君主立宪方面，康有为认为国家政体可分为专制、立宪、共和三种，专制之下，君与数大臣治其国，立宪之下，人君与千百万国民合为一体，所以清廷应“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实行君主立宪。康有为的立宪主张，在尊君的前提下，推行西方的宪政，可谓发前人所未发，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在分权制衡方面，康有为认为“泰西论政 ,有三权鼎立之义。三权者 ,有议政之官 ,有行政之官 ,有司法之官也……各守其官 ,而后体立事成”。①在发扬民权上，康有为认为“夫立宪君主与立宪民主之制，其民权同”，以此大力提倡民权。他认为君王的产生“如两人有相交之事,而另觅一人以作中保也。故凡民皆臣 ,而一命之士以上,皆可统称为君”，这样就打破了君权神授的神话。同时，他从“不忍之心”和“去苦求乐”的原则，推导出人权和人道原则，“欲以度我全世界之同胞而永救其痛苦焉，其惟天予人权、平等独立哉，其惟天予人权、平等独立哉”，“人皆天所生也，同为天之子，同此圆首方足之形，同在一种族之中，至平等也”，提出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理念。
在中国巨变，如何对待儒家的问题上，康有为提出建立儒教的主张。康有为提出废八股，讲新学的同时，也认识到制度化儒家消亡的同时，应该如基督教一样，建立儒教，以维护民族认同，提升人的精神，抵御西方宗教的侵浸。
康有为推行的方法有上行和下行两条路线，上行即上书皇帝，推行设教。康有为言：“今若定律，必先去其国力，乃可免其要挟，莫若直与其教会交，吾亦设一教会以当之，与为交涉，与定和约，与定教律，亦在于变法也。”②行路线既是创立组织，加强宣传。如1896年在上海创设《时务报》，1897年创立“圣学会”，1898年在北京创立“保国会”，倡言“保国”“保教”。
总的来看，康有为实是儒家知识分子现代转型和引领风潮之第一人。从时间观念上，康有为有别于之前儒家知识分子动必言三代的法先王理念，而是以中国传统经典精髓为主，结合西方社会文化理念，创制出新的进化社会历史观，这样就打破了传统的时间观念，使中国的发展脉搏与世界的发展步骤有了切合处和参照物。且这种以中国经典精髓为主，以西方的理念相参合，也为以后儒家的发展指明了一个方向，以后的儒家知识分子追求的内圣开出新外王的范式，就是这种模式的延续和例证，所以可称康有为为新儒家的开拓者和引路人。在变革方法上，康有为即破又立，敢于指摘千年流传的经书俱伪经，且又称孔子为改制先师，可以说有极大的改革魄力和理论创新，也为维新思想的推广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这种为政治服务的文化变革，往往纰漏较多，往往授人以柄，康有为遭受的攻击这一点较多。在具体的政治变革和思想内容上，康有为同样发前人所未发，力倡立宪制衡民权，可谓引进西方政治文化达至天听，且广为推广之第一人。康有为的立宪思想突破了以往的洋务派的思想藩篱，大胆指出中国乃专制，欲富强当采西方进步之立宪制衡思想，这样就开了清政府和以后政府立宪之先河，宪法的神圣性于此奠定，以后各个政府无不以一部宪法首先来奠定自己的合法性，这一宪法制衡思想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开端。民权思想的宏大论述在中国历史上，康有为同样是第一人，康有为所揭示的君主是民众活动之中间人和见证人的思想，比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又进了一步，已见契约论之端倪。其倡导的自由平等的思想，以天赋人权的形式揭示出来，而此处的天是中华文化的文化之天，与西方的天赋人权不同，是以中国传统思想的根本而生发，这一思想切合了当时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且已到达了思想的层面，是较前代进步的地方。但我们要看到的是，在康有为的政治和思想内容中，存在的问题依然很多，这乃是那个时代给予的个人的限制，我们不能苛求前人，但我们也需要指出来。在宪法制衡方面，康有为虽认识到了专制之害和清廷的腐败和颟顸，依然寄希望于这个专制政体来推行自己的立宪制衡主张，同时在实际操作上，为了政治斗争和推广的需要，把民权思想先雪藏一部分，把政治思想的落实阉割掉一部分，这样推出的思想显然不能满足中国发展的需要，在落实上也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最主要的，他把立宪的希望寄托在一个没落的专制政体上，希望他们让出自己的权势和富贵以行改革，结果与虎谋皮，虎必伤人，六君子血洒菜市口，维新失败。在民权发扬上面，虽然提出了自由平等，但如何落实，显然没有完整的构想和路径，在实践上也就落实不了。需要注意的是，当时人权和民权似乎是通用的，没有做什么区分，但是后来由于民族的危亡日益加深，民族主义日益加深，民权日益彰显，而个人的人权却日渐式微，为以后中国发展的道路埋下了伏笔。最后，在儒教方面，康有为看到儒家在面对科举废除，士人解体，人民无所从之的情况下，提出了儒教的主张，可谓大有深意，如果结合西方的宗教改革，更可见他的深谋远虑和用心良苦。西方宗教改革，也同中国当时情景，也是要政教分离，消除宗教在世俗的地位，因为其在中世纪压迫过甚。可在西方，这并不意味着因为前期的压迫和现在的分离，就在宗教身上踏上一万只脚，让它永世不得翻身，而是在精神领域和价值层面从新树立神的权威，而这时的宗教，主要指基督教，它不是败落了，而是加强了。无论是自身纯洁性上还是组织建设上，改造后的基督教都得到了净化和加强，后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于此有深刻的关系，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正是由此发微。康有为的儒教运动，也与此类似，所以梁启超称康有为为中国的马丁.路德，并不为过。总之，康有为是我们中国自身土壤所培养的，具有儒家情怀的，能与时偕行的，走在时代前沿的儒家知识分子。
注释：
①《南海康先生传》，《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87页。
②《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3页。
参考文献：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7）[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赵德志.现代新儒家与西方哲学[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
[3]许纪霖.20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下卷[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00.
[4]林存光.儒教中国的形成[M].济南:齐鲁书社, 2003.
关键词：儒家；现代性；康有为
现代性可分为三个维度，即时间性，开放性和自由度，分别对应时间，空间，人三个范畴，现代性是变动不居的，因时间、空间、人都是一个变量，也就是说相对于过去，总有现代性的发展要求。那么，要判断一个社会正走在追求现代性的道路上，判断的标准有三：一、在时间上，此社会或思想是否是意欲向前的，即时间的矢量方向是否是向前的。二、看此社会或思想是否是开放包容的。三、看此社会或思想是否是促进人的自由发展的。依于这样的标准，我们来看看康有为思想中所包含的现代性萌芽，进而认识其思想的伟大之处。
首先，在时间观念上，康有为不再把历史当做一乱一治的循环，认为美好之世在三代，而是大胆提出了进化的历史论和直线向前的时间观，而这恰恰切合了现代性的时间维度。具体来讲，康有为把西方的进化论思想和儒家的《春秋公羊传》的“三统”“三世”说结合起来，创立了以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为形式，以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为内容的进化学说。同时，康有为还把其与中国儒家的“小康”和“大同”观结合起来，认为人类将沿着这条路径渐进发展。这种思想明显的超越了当时绝大多数思想家的格局，显示了卓尔不群的眼光和气象。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康有为的思想已经不同于洋务派儒家思想家的思想，而是把儒家思想加以发挥并与西方先进思想相结合，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这为儒学的时代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从此看出其厥功甚伟。
再次，我们从其改革方法上看，康有为以大无畏的勇气和胆略，先破后立，首先推出《新学伪经考》，意在破，指出现在所传之经书，乃王莽、刘歆所篡改之书，泯灭了孔子的原本之意，是伪经，这就为打破人们的泥古不化的保守心态，打破不能触碰的六经的权威，提倡变革提供了思想突破口。接着推出《孔子改制考》，意在立，提出孔子是变革的先师，孔子所述是孔子以托古之名，来提倡自己的思想，所以孔子的思想蕴含着托古改制的微言大义。阿这两部书的推出，有力地震撼了当时的思想界，梁启超形容为“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
从具体内容上来讲，康有为立足于清朝的实际提出了君主立宪、分权制衡和发扬民权三项主张。在君主立宪方面，康有为认为国家政体可分为专制、立宪、共和三种，专制之下，君与数大臣治其国，立宪之下，人君与千百万国民合为一体，所以清廷应“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实行君主立宪。康有为的立宪主张，在尊君的前提下，推行西方的宪政，可谓发前人所未发，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在分权制衡方面，康有为认为“泰西论政 ,有三权鼎立之义。三权者 ,有议政之官 ,有行政之官 ,有司法之官也……各守其官 ,而后体立事成”。①在发扬民权上，康有为认为“夫立宪君主与立宪民主之制，其民权同”，以此大力提倡民权。他认为君王的产生“如两人有相交之事,而另觅一人以作中保也。故凡民皆臣 ,而一命之士以上,皆可统称为君”，这样就打破了君权神授的神话。同时，他从“不忍之心”和“去苦求乐”的原则，推导出人权和人道原则，“欲以度我全世界之同胞而永救其痛苦焉，其惟天予人权、平等独立哉，其惟天予人权、平等独立哉”，“人皆天所生也，同为天之子，同此圆首方足之形，同在一种族之中，至平等也”，提出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理念。
在中国巨变，如何对待儒家的问题上，康有为提出建立儒教的主张。康有为提出废八股，讲新学的同时，也认识到制度化儒家消亡的同时，应该如基督教一样，建立儒教，以维护民族认同，提升人的精神，抵御西方宗教的侵浸。
康有为推行的方法有上行和下行两条路线，上行即上书皇帝，推行设教。康有为言：“今若定律，必先去其国力，乃可免其要挟，莫若直与其教会交，吾亦设一教会以当之，与为交涉，与定和约，与定教律，亦在于变法也。”②行路线既是创立组织，加强宣传。如1896年在上海创设《时务报》，1897年创立“圣学会”，1898年在北京创立“保国会”，倡言“保国”“保教”。
总的来看，康有为实是儒家知识分子现代转型和引领风潮之第一人。从时间观念上，康有为有别于之前儒家知识分子动必言三代的法先王理念，而是以中国传统经典精髓为主，结合西方社会文化理念，创制出新的进化社会历史观，这样就打破了传统的时间观念，使中国的发展脉搏与世界的发展步骤有了切合处和参照物。且这种以中国经典精髓为主，以西方的理念相参合，也为以后儒家的发展指明了一个方向，以后的儒家知识分子追求的内圣开出新外王的范式，就是这种模式的延续和例证，所以可称康有为为新儒家的开拓者和引路人。在变革方法上，康有为即破又立，敢于指摘千年流传的经书俱伪经，且又称孔子为改制先师，可以说有极大的改革魄力和理论创新，也为维新思想的推广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这种为政治服务的文化变革，往往纰漏较多，往往授人以柄，康有为遭受的攻击这一点较多。在具体的政治变革和思想内容上，康有为同样发前人所未发，力倡立宪制衡民权，可谓引进西方政治文化达至天听，且广为推广之第一人。康有为的立宪思想突破了以往的洋务派的思想藩篱，大胆指出中国乃专制，欲富强当采西方进步之立宪制衡思想，这样就开了清政府和以后政府立宪之先河，宪法的神圣性于此奠定，以后各个政府无不以一部宪法首先来奠定自己的合法性，这一宪法制衡思想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开端。民权思想的宏大论述在中国历史上，康有为同样是第一人，康有为所揭示的君主是民众活动之中间人和见证人的思想，比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又进了一步，已见契约论之端倪。其倡导的自由平等的思想，以天赋人权的形式揭示出来，而此处的天是中华文化的文化之天，与西方的天赋人权不同，是以中国传统思想的根本而生发，这一思想切合了当时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且已到达了思想的层面，是较前代进步的地方。但我们要看到的是，在康有为的政治和思想内容中，存在的问题依然很多，这乃是那个时代给予的个人的限制，我们不能苛求前人，但我们也需要指出来。在宪法制衡方面，康有为虽认识到了专制之害和清廷的腐败和颟顸，依然寄希望于这个专制政体来推行自己的立宪制衡主张，同时在实际操作上，为了政治斗争和推广的需要，把民权思想先雪藏一部分，把政治思想的落实阉割掉一部分，这样推出的思想显然不能满足中国发展的需要，在落实上也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最主要的，他把立宪的希望寄托在一个没落的专制政体上，希望他们让出自己的权势和富贵以行改革，结果与虎谋皮，虎必伤人，六君子血洒菜市口，维新失败。在民权发扬上面，虽然提出了自由平等，但如何落实，显然没有完整的构想和路径，在实践上也就落实不了。需要注意的是，当时人权和民权似乎是通用的，没有做什么区分，但是后来由于民族的危亡日益加深，民族主义日益加深，民权日益彰显，而个人的人权却日渐式微，为以后中国发展的道路埋下了伏笔。最后，在儒教方面，康有为看到儒家在面对科举废除，士人解体，人民无所从之的情况下，提出了儒教的主张，可谓大有深意，如果结合西方的宗教改革，更可见他的深谋远虑和用心良苦。西方宗教改革，也同中国当时情景，也是要政教分离，消除宗教在世俗的地位，因为其在中世纪压迫过甚。可在西方，这并不意味着因为前期的压迫和现在的分离，就在宗教身上踏上一万只脚，让它永世不得翻身，而是在精神领域和价值层面从新树立神的权威，而这时的宗教，主要指基督教，它不是败落了，而是加强了。无论是自身纯洁性上还是组织建设上，改造后的基督教都得到了净化和加强，后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于此有深刻的关系，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正是由此发微。康有为的儒教运动，也与此类似，所以梁启超称康有为为中国的马丁.路德，并不为过。总之，康有为是我们中国自身土壤所培养的，具有儒家情怀的，能与时偕行的，走在时代前沿的儒家知识分子。
注释：
①《南海康先生传》，《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87页。
②《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3页。
参考文献：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7）[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赵德志.现代新儒家与西方哲学[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
[3]许纪霖.20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下卷[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00.
[4]林存光.儒教中国的形成[M].济南:齐鲁书社,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