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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沈从文依然关注乡村和都市的各类女子教育，并对其进行描绘和反思。针对沈从文所描写的不同女子的命运，笔者结合社会现实，探寻当时女子教育的状况以及沈从文想要展现的思想观念与精神世界。
一、沈从文笔下的女子
（一）家庭中的女子
女性在社会中的定位，使她们长期以来被排除在正规学校教育系统之外，教育女性最重要的场所成了家庭。家庭教育具有封闭落后性，是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主要工具。其教授的内容长久不变，教育手段也单一乏味。
时代的动荡和变革并没有对湘西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虽有供女子念书的学堂建立，但大多数的乡村女子仍只能留于家中，接受家庭内部的传统教育。沈从文在《长河》一文中探讨了不同女性受教育的情况及命运。
一类是终生守在夫家的童养媳。她们尚未成年便因家庭的生计需求被卖到夫家。待长成后成亲，除了原有的工作，她们又多了传宗接代的义务。到她们有了儿女，再进行童养媳的买卖，循环往复。被迫出售和长期置于压迫和劳作环境中的女性，她们受到的教育来自劳动妇女的家庭，由男权主导。这类家庭缺少新文化的传入，也自然断绝了接受近代教育的道路。
另一类是被父母留在家中的待嫁女子。她们往往是独生或深受父母的宠爱，但这样的家庭地位也免不去为家庭劳动付出和订婚出嫁的命運。她们所受的家庭教育与童养媳大体相似。不同的是，她们有空闲时间去村里闲逛，听老人讲述才子佳人的故事，这些剧情的引导成了她们最初的情感教育。这些诱人的故事打开了湘西女子内心的“闭塞”，于是出现了受人诟病的传闻：女子在碉堡私会情人、跟随戏子私逃和嫁给在役军人等。《边城》中，翠翠的母亲便是因私会军人而酿成大错。因而可知，女子教育的欠缺之处在情感方面也有所体现。
都市相比乡村更加能接受近代女子教育，“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早已过时，富裕的上层家庭也为了追随社会潮流送女子读书。但女子的命运在他们眼中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他们从不过问子女的学习。作为实际主义的代表，家庭传统观念的教育深深影响着这些女子，她们无法明确读书的目的，只知道学校的教育不过是步入社会前一个生活体验的小环节。
俗话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原生家庭的影响无不反映在孩子的未来发展之中。沈从文认为，即使社会女子教育的观念有一定程度的解放，但他们的封建观念根植在思想内部，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仍难以更改。
同时，从这些现象中，笔者认为沈从文笔下的女子教育普及度有待提高。乡村虽有学堂，但村民仍认为女子的价值体现在家庭劳作中。而城市里的家庭不在意孩子在学堂之中的表现优劣。发展女子教育的价值并没有被人们所认识到。女子上学堂表现了一定的社会趋势和女性需求，但其初期的发展仍被旧的封建礼教思想所束缚。
（二）学校中的女子
中国进入近代后，伴随着救亡图存的时代号召和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现代女子教育体系初露雏形，女子教育受到重视，成为国民教育的一部分，被纳入学校教育的范畴，同时也为女性的进一步解放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不论是乡村还是都市，能够接受教育的女子大多出身于上层家庭。她们在学校里接受教育后多主张自由，但这种自由仅存在于婚嫁方面。她们拒绝家庭中的包办婚姻，却仍依赖家庭，无法引领自己走向女性完全的个体独立。沈从文在《谈家庭》中说：“谈及妇女问题时，大家当然都明白问题的出发点是由于男女在生活方面的不平等，为争求平等，所以发生问题。”他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从“家”着手便不太困难。但是，选择婚姻的权益只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传入中国后，文学界涌起对女性解放问题的大讨论，鲁迅深入结合中国社会情况，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指出：“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由此可见，女性对婚姻的要求只是初试，仅在这一方面努力，难以将女性自由这一观念深入发展到社会实践之中。
沈从文在《烛虚》中感慨道：“要他称引两部有关女子教育的固有书籍时，他大致会举出三十年前上层妇女必读的《列女传》和普通女子应读的《女儿经》。”教育设计没有创新，旧的也不去读，这表现出女子教育无目的现象。在教学过程中，学校只教她们读书，并不曾教她们做人。学校只负责课本上的内容教学，从不过问生活，使她们在离开学校后本能地将所学内容和生活分离。这些女子用光鲜的外表包裹着毫无生趣的灵魂，利用教育来谋取利益，而非用于人生，读书人所提倡的“文学教育”和“人生教育”在这样的局面下变成了一种“名媛教育”。教育本质上是消磨时间，她们的状态可以总结为生命无性格、生活无目的、生存无幻想。
对于这样的现象，沈从文在《烛虚》表达了众多看法，他认为有很多外部因素制约女子教育的成长。在战火纷争的时代，整个教育界都处于混乱中，负责者毫无羞耻感和责任感，没有重整教育界乾坤的意识。民国时期，由于缺少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民间教育难以立足。教育没有宏观的调整策略，往往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其中女子教育发展时间短，更是不成体系。种种现象引起了沈从文的诸多不满。
二、从时代女子教育看沈从文
抗战时期是中国社会急剧动荡的时期，女子教育在此环境下艰难前行。沈从文固然在小说与文论中反映了时代的女子教育，但一家之言终不能完整地展现时代，笔者将沈从文眼中的女子教育与所了解的当时女子教育状况相比较，欲窥探沈从文眼中的社会状态与他自身的思想与内心。
当时，女子教育发展状态并非如沈从文所批判的一无是处。就沈从文当时的都市观来说，他认为都市生活充斥着虚伪和堕落，利己主义和实际主义盛行，政治与战事被置于首要地位，教育被忽视，而女子教育则更是被漠视。同时，他也批判政府和负责者的不作为，他在《烛虚》中谴责道：“对于人的教育，尤其是与民族最有关系的女子教育，却一直到如今还脱不了在因习得自然状态下进行。这并不是人的蠢笨，实在是负责者懒惰与无知的表现！”但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提出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坚持平时的教育规律和教育理念，充分表现了政府对教育的尊重。以成都女子师范学校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为例，其教学课程除了以往的文学、算学，还新增了与战时有关的军事、军事救护等课程，使女子也能积极投身于时代和社会主流活动中;同时，其学生活动与社会实践多姿多彩，女学生走出课堂，深入社会，踊跃参与救国活动，提倡民主与自由。由此可见，女子教育已在不断转型，而女子教育的目的也从女教逐渐延伸至强国与解放。 就沈从文如何完成笔下对女子教育的描述，笔者做出以下判断。
（一）沈从文的敏锐洞察力——社会使然
沈从文在辗轉游历和昆明教书时期，发现了无论是曾经的淳朴湘西还是现代都市，实际主义盛行。正如《变变作风》写道：“因生活物价增高，一种可怕的实际主义日益流行，腐蚀多数人做人的良心，做人的勇气。”这种现象在教育界自然屡见不鲜。针对如此的国民劣根性，沈从文希望从教育——国之根基下手，谈自己对社会的腐败、堕落的认识与批判。
同时，沈从文认识到了社会上“男女平等”要求的空洞性。虽然妇女运动和女子教育被提上改革日程，但男女间的身心区别并没有被科学地重视。读书人发出了“重新做人”“人的文学”的呐喊，却不去解释如何重新做人、重新做什么样的人。很多新文学提出了对两性关系的重新认识，建立起“男女平等”的观念，但这样的平等大多只出现在学校中的男女同学间。过于泛化的要求使运动的人眼界变得狭窄。
（二）沈从文的纯粹文艺理念——自由书写与勇敢批判
1938年4月，老舍让沈从文参与主持昆明文协的相关工作，他因不愿与“无作品的作家”共事便拒绝了。在他看来，当时的“文艺政策”让作品成了商品，人民因为政治局势变化而混乱，政治作品反而有利可图。在国家的推行下，文学作品失去了它原有的文化价值，政治倾向并不应该主导文坛，使文学单一化。沈从文作为一名国学教授，他更希望在教育上能有纯粹的、不受政治大幅度渲染的文艺写作，以此来维护文学的纯正和严肃性。他认为，教育者所授的“文”应是有一定“自由”，去书写国民与人生，追求人生崇高理想和勇敢批判的态度。这正是他渴望从教育，特别是女子教育的发展中追求的。有了教育，知识分子才有认识去书写沈从文所渴望的纯粹的文艺世界。
（三）沈从文的孤寂内心——乡下人的第四段旅程
沈从文在《向现实学习》中这样总结自己的抗战时期：“这是乡下人的第四段旅程，相当长，相当寂寞，相当辛苦。”
沈从文曾在去昆明的路途上经过家乡。由《边城》可以看出，沈从文对湘西充满了赞美，也对湘西的重塑给予了希望。而《长河》却打破了他曾经重塑湘西世界的理想，曾经湘西世界保有的正直朴素和人情美受到现代文明的不断冲击，几乎消失无余，被实际社会培养出的唯实利的庸俗人生观所代替。这正是他们的墨守成规与不知变通所致，这样的封建观念深深影响着湘西女子的发展，其悲剧命运仍无法被改变，给沈从文内心染上无尽的悲哀。对此现象，他在《长河》中用了近一章的篇幅来阐述家乡女子教育的艰难发展。在被迫开放和消极躲避的情形下，原本牧歌式的美好不复存在。沈从文不得不执笔记下这样的现象，警示人们莫再重蹈覆辙，抒发他对湘西重塑的深切期望。
同时，在沈从文对纯正文学的坚持下，他看到社会中愈来愈多与他想法不同的观念，不断的批判也让他更加寂寞和痛苦不堪。对于此现象，他希望做一个真正的、沉默努力的“文学作家”。沈从文虽身处愁云惨淡的窘境，却始终睁着一双极具穿透力的眼睛，不断探查隐藏在社会外衣下的另一个现实，他通过自己对女子教育的独特思考和众多弊端的揭露，引领人们寻找社会发展和文学的意义。
三、结语
笔者认为，若要探求抗战时代的女子教育发展，并不能仅观沈从文笔下的一家之言，而是需要结合众多史料和作品去观察与揣摩。沈从文对笔下的女子教育的讨论多展现其弊端，偏激且片面，缺少对其发展的认识。但正是通过沈从文对女子教育的认识，人们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的另一个侧面，倾听一类文人煎熬、矛盾又惆怅的内心话语，也可从中探索沈从文当时的思想与精神世界。他以锐利的双眼去探寻当时社会，将自己置于寂寞中，勇敢地书写自己眼下的人生与社会。
（重庆师范大学）
作者简介：卢秀琦（1999-），女，江苏南通人，本科，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一、沈从文笔下的女子
（一）家庭中的女子
女性在社会中的定位，使她们长期以来被排除在正规学校教育系统之外，教育女性最重要的场所成了家庭。家庭教育具有封闭落后性，是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主要工具。其教授的内容长久不变，教育手段也单一乏味。
时代的动荡和变革并没有对湘西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虽有供女子念书的学堂建立，但大多数的乡村女子仍只能留于家中，接受家庭内部的传统教育。沈从文在《长河》一文中探讨了不同女性受教育的情况及命运。
一类是终生守在夫家的童养媳。她们尚未成年便因家庭的生计需求被卖到夫家。待长成后成亲，除了原有的工作，她们又多了传宗接代的义务。到她们有了儿女，再进行童养媳的买卖，循环往复。被迫出售和长期置于压迫和劳作环境中的女性，她们受到的教育来自劳动妇女的家庭，由男权主导。这类家庭缺少新文化的传入，也自然断绝了接受近代教育的道路。
另一类是被父母留在家中的待嫁女子。她们往往是独生或深受父母的宠爱，但这样的家庭地位也免不去为家庭劳动付出和订婚出嫁的命運。她们所受的家庭教育与童养媳大体相似。不同的是，她们有空闲时间去村里闲逛，听老人讲述才子佳人的故事，这些剧情的引导成了她们最初的情感教育。这些诱人的故事打开了湘西女子内心的“闭塞”，于是出现了受人诟病的传闻：女子在碉堡私会情人、跟随戏子私逃和嫁给在役军人等。《边城》中，翠翠的母亲便是因私会军人而酿成大错。因而可知，女子教育的欠缺之处在情感方面也有所体现。
都市相比乡村更加能接受近代女子教育，“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早已过时，富裕的上层家庭也为了追随社会潮流送女子读书。但女子的命运在他们眼中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他们从不过问子女的学习。作为实际主义的代表，家庭传统观念的教育深深影响着这些女子，她们无法明确读书的目的，只知道学校的教育不过是步入社会前一个生活体验的小环节。
俗话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原生家庭的影响无不反映在孩子的未来发展之中。沈从文认为，即使社会女子教育的观念有一定程度的解放，但他们的封建观念根植在思想内部，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仍难以更改。
同时，从这些现象中，笔者认为沈从文笔下的女子教育普及度有待提高。乡村虽有学堂，但村民仍认为女子的价值体现在家庭劳作中。而城市里的家庭不在意孩子在学堂之中的表现优劣。发展女子教育的价值并没有被人们所认识到。女子上学堂表现了一定的社会趋势和女性需求，但其初期的发展仍被旧的封建礼教思想所束缚。
（二）学校中的女子
中国进入近代后，伴随着救亡图存的时代号召和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现代女子教育体系初露雏形，女子教育受到重视，成为国民教育的一部分，被纳入学校教育的范畴，同时也为女性的进一步解放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不论是乡村还是都市，能够接受教育的女子大多出身于上层家庭。她们在学校里接受教育后多主张自由，但这种自由仅存在于婚嫁方面。她们拒绝家庭中的包办婚姻，却仍依赖家庭，无法引领自己走向女性完全的个体独立。沈从文在《谈家庭》中说：“谈及妇女问题时，大家当然都明白问题的出发点是由于男女在生活方面的不平等，为争求平等，所以发生问题。”他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从“家”着手便不太困难。但是，选择婚姻的权益只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传入中国后，文学界涌起对女性解放问题的大讨论，鲁迅深入结合中国社会情况，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指出：“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由此可见，女性对婚姻的要求只是初试，仅在这一方面努力，难以将女性自由这一观念深入发展到社会实践之中。
沈从文在《烛虚》中感慨道：“要他称引两部有关女子教育的固有书籍时，他大致会举出三十年前上层妇女必读的《列女传》和普通女子应读的《女儿经》。”教育设计没有创新，旧的也不去读，这表现出女子教育无目的现象。在教学过程中，学校只教她们读书，并不曾教她们做人。学校只负责课本上的内容教学，从不过问生活，使她们在离开学校后本能地将所学内容和生活分离。这些女子用光鲜的外表包裹着毫无生趣的灵魂，利用教育来谋取利益，而非用于人生，读书人所提倡的“文学教育”和“人生教育”在这样的局面下变成了一种“名媛教育”。教育本质上是消磨时间，她们的状态可以总结为生命无性格、生活无目的、生存无幻想。
对于这样的现象，沈从文在《烛虚》表达了众多看法，他认为有很多外部因素制约女子教育的成长。在战火纷争的时代，整个教育界都处于混乱中，负责者毫无羞耻感和责任感，没有重整教育界乾坤的意识。民国时期，由于缺少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民间教育难以立足。教育没有宏观的调整策略，往往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其中女子教育发展时间短，更是不成体系。种种现象引起了沈从文的诸多不满。
二、从时代女子教育看沈从文
抗战时期是中国社会急剧动荡的时期，女子教育在此环境下艰难前行。沈从文固然在小说与文论中反映了时代的女子教育，但一家之言终不能完整地展现时代，笔者将沈从文眼中的女子教育与所了解的当时女子教育状况相比较，欲窥探沈从文眼中的社会状态与他自身的思想与内心。
当时，女子教育发展状态并非如沈从文所批判的一无是处。就沈从文当时的都市观来说，他认为都市生活充斥着虚伪和堕落，利己主义和实际主义盛行，政治与战事被置于首要地位，教育被忽视，而女子教育则更是被漠视。同时，他也批判政府和负责者的不作为，他在《烛虚》中谴责道：“对于人的教育，尤其是与民族最有关系的女子教育，却一直到如今还脱不了在因习得自然状态下进行。这并不是人的蠢笨，实在是负责者懒惰与无知的表现！”但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提出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坚持平时的教育规律和教育理念，充分表现了政府对教育的尊重。以成都女子师范学校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为例，其教学课程除了以往的文学、算学，还新增了与战时有关的军事、军事救护等课程，使女子也能积极投身于时代和社会主流活动中;同时，其学生活动与社会实践多姿多彩，女学生走出课堂，深入社会，踊跃参与救国活动，提倡民主与自由。由此可见，女子教育已在不断转型，而女子教育的目的也从女教逐渐延伸至强国与解放。 就沈从文如何完成笔下对女子教育的描述，笔者做出以下判断。
（一）沈从文的敏锐洞察力——社会使然
沈从文在辗轉游历和昆明教书时期，发现了无论是曾经的淳朴湘西还是现代都市，实际主义盛行。正如《变变作风》写道：“因生活物价增高，一种可怕的实际主义日益流行，腐蚀多数人做人的良心，做人的勇气。”这种现象在教育界自然屡见不鲜。针对如此的国民劣根性，沈从文希望从教育——国之根基下手，谈自己对社会的腐败、堕落的认识与批判。
同时，沈从文认识到了社会上“男女平等”要求的空洞性。虽然妇女运动和女子教育被提上改革日程，但男女间的身心区别并没有被科学地重视。读书人发出了“重新做人”“人的文学”的呐喊，却不去解释如何重新做人、重新做什么样的人。很多新文学提出了对两性关系的重新认识，建立起“男女平等”的观念，但这样的平等大多只出现在学校中的男女同学间。过于泛化的要求使运动的人眼界变得狭窄。
（二）沈从文的纯粹文艺理念——自由书写与勇敢批判
1938年4月，老舍让沈从文参与主持昆明文协的相关工作，他因不愿与“无作品的作家”共事便拒绝了。在他看来，当时的“文艺政策”让作品成了商品，人民因为政治局势变化而混乱，政治作品反而有利可图。在国家的推行下，文学作品失去了它原有的文化价值，政治倾向并不应该主导文坛，使文学单一化。沈从文作为一名国学教授，他更希望在教育上能有纯粹的、不受政治大幅度渲染的文艺写作，以此来维护文学的纯正和严肃性。他认为，教育者所授的“文”应是有一定“自由”，去书写国民与人生，追求人生崇高理想和勇敢批判的态度。这正是他渴望从教育，特别是女子教育的发展中追求的。有了教育，知识分子才有认识去书写沈从文所渴望的纯粹的文艺世界。
（三）沈从文的孤寂内心——乡下人的第四段旅程
沈从文在《向现实学习》中这样总结自己的抗战时期：“这是乡下人的第四段旅程，相当长，相当寂寞，相当辛苦。”
沈从文曾在去昆明的路途上经过家乡。由《边城》可以看出，沈从文对湘西充满了赞美，也对湘西的重塑给予了希望。而《长河》却打破了他曾经重塑湘西世界的理想，曾经湘西世界保有的正直朴素和人情美受到现代文明的不断冲击，几乎消失无余，被实际社会培养出的唯实利的庸俗人生观所代替。这正是他们的墨守成规与不知变通所致，这样的封建观念深深影响着湘西女子的发展，其悲剧命运仍无法被改变，给沈从文内心染上无尽的悲哀。对此现象，他在《长河》中用了近一章的篇幅来阐述家乡女子教育的艰难发展。在被迫开放和消极躲避的情形下，原本牧歌式的美好不复存在。沈从文不得不执笔记下这样的现象，警示人们莫再重蹈覆辙，抒发他对湘西重塑的深切期望。
同时，在沈从文对纯正文学的坚持下，他看到社会中愈来愈多与他想法不同的观念，不断的批判也让他更加寂寞和痛苦不堪。对于此现象，他希望做一个真正的、沉默努力的“文学作家”。沈从文虽身处愁云惨淡的窘境，却始终睁着一双极具穿透力的眼睛，不断探查隐藏在社会外衣下的另一个现实，他通过自己对女子教育的独特思考和众多弊端的揭露，引领人们寻找社会发展和文学的意义。
三、结语
笔者认为，若要探求抗战时代的女子教育发展，并不能仅观沈从文笔下的一家之言，而是需要结合众多史料和作品去观察与揣摩。沈从文对笔下的女子教育的讨论多展现其弊端，偏激且片面，缺少对其发展的认识。但正是通过沈从文对女子教育的认识，人们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的另一个侧面，倾听一类文人煎熬、矛盾又惆怅的内心话语，也可从中探索沈从文当时的思想与精神世界。他以锐利的双眼去探寻当时社会，将自己置于寂寞中，勇敢地书写自己眼下的人生与社会。
（重庆师范大学）
作者简介：卢秀琦（1999-），女，江苏南通人，本科，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