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是西文Intellectual的翻译。一般而言，它略同于中国原有的“士”。但这个词语后来在使用上被泛化了，它与西式教育中的学历挂上了钩。抗战以前，在部队中，小学毕业可以称作“知识分子”，而按照现行规定，中专以上学历的都被纳入了这个范围。据不同的统计数字，这个数额总量有二千万到四千万以上。所以出现这样大的差异，主要是统计尺度差别颇大。按照教育部门毕业人数计算较低，而社会使用部门则较高，后者包括了追加文凭的（如抗大、革大）、肄业的，虚开文凭的，当然还有买卖文凭的，如《围城》中的“克莱登大学”在今之中国发展然。正因如此，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毕业生源源不绝地加入行列，“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也就成了一个永难填平的沟壑。
　　西方知识分子的传统原出于希腊的人本主义哲学，中世纪则为经院哲学家。近世的知识分子传统则另有原由。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条解释说：
　　“19世纪末期俄国的知识分子是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受现代教育及西方思潮的影响，经常对国家落后状况产生不满。知识分子由于对社会、政治思想有强烈兴趣，而沙皇政权的专制独裁和残酷镇压机构使他们感到沮丧，于是在法律界、医务界、教育界、工程技术界建立了自己的核心，但包括了官僚、地主和军官。正如陀斯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及其他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生动描述的那样，这个阶层为20世纪早期的俄国革命运动奠定了领导基础。”
　　由于效法苏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后选择，所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定义略同于此。但在现代西方，受过完全教育的人士早已分流，上述“官僚、军官和教育界人士”归入公务员系列（即接受国家固定薪俸，为国家或地方利益直接服务者），而“法律、医务、工程技术界人士”（包括经理人员）归入专业人士（即以其专业技能和知识为社会服务，从社会获得专业报酬者）。文学艺术体育工作者则因应市场规律获取酬劳。社会科学研究（政经法）者一般接受企业、政府或基金会的委托，从事专项或课题研究。所以在绝大多数国家里，知识分子都不是特别的问题。当然人文科学研究（文史哲）由于其具有超越和非功利性的显著特点，一般由学校或基金会提供特别资助。钱钟书先生曾与我笑谈，在国外最不值钱的教授依次是哲、文、史，工资最高的是工程学、物理学、建筑学教授。知识分子所以被认为是西方“社会良知”的代表，是因为他们具有超越功利的目标，并且执行对全社会，包括对他们自己的文化批判功能，从而对社会的整体发展目标的提升提供无法替代的责任。
　　中国传统上有“士”的说法。士源于春秋战国时代礼法社会瓦解以后，原先获取知识取得管理资格或职务的人失去了传统地位以后，分化出来的群体。他们的精神指向因而也随之变化，从杨朱的“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到墨子的“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形成一个灿烂的谱系。孙膑、庞涓、苏秦、张仪同师于鬼谷，都属于士，但争斗之残酷激烈，主张之尖锐对立，自有一系列传奇搬演。儒也是士的一部分，其初并不得志，无论孔子周游列国的遭际，还是《史记·游侠列传》中“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的概括，都说明他们长期以来处于政权“反对派”或“在野党”的地位，这才会有秦皇嬴政“焚书坑儒”和刘邦嘲骂儒生的故事。
　　鲁迅曾引“儒者，柔也”的说法，其实也指它能待时而起，忍韧不绝。西汉自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法合一的“士”开始取得了两千年的几进垄断的政治和思想文化上的统治地位，其间虽有若干争斗，起伏曲折，甚至没落，但隋唐的科举奠定了制度基础，宋明理学又使其取得了思想霸权。“儒士”遂得重新作为“大夫”的发源。由于信奉“慎终追远，敬天法祖”，悬有“大同”、“小康”的政治理想，以此反观现实社会的种种不足，儒士极易发挥批判功能，而作为管理和操作层次的官员后，又有可能审时度势，解决一些现实问题。当然，历史上也充满了由私欲引起的相反实例。由于“士”的概念在宋明以后与“儒”重合，而谋生之道也变得单一化了，通常在“处庙堂之高”（官员俸禄或＋以权谋私）或“居江湖之远”（课徒束修或家人奉养）之间徘徊游弋，他们的社会批判功能，也在“忧其民”和“忧其君”之间转换。当然，考虑到受教育的成本，中国儒士一般都有祖产或家业，不需躬耕，就能“采菊东篱”的。传统的儒士，一般缺乏独立的治生之术，不光轻商，亦不为农工各业。他们的理想在“大道之行”，他们的使命是“以天下为己任”，他们的通途在科举仕宦。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的“士”和现代西方的“知识分子”是“相通”而又“不通”的。
　　


　　但是，天下毕竟没有亘古不变的东西。三国时代经过连年征战，商业意识在竞争中得到强化，三分归晋后出现了对钱币截然不同的两个极端。如《世说新语》记述，既有王衍口不言钱，视为“阿堵物”（犹今日称“这些东西”、“那些东西”），而同为“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却亲执算筹，夜以继日，其聚敛无厌，贪吝之态可掬。中国儒士素不治生的传统，整体上说从宋代已开始变通，明清时则大有变化。下文要表，不赘。1949年以来，由于体制原因，学历人士统归国家分配，成为统一标准的受薪阶层，而其中的授权管理者（党政机构、厂矿企业负责人）享受到其中较大的份额。因此价值取向受到利益诱导，发生了有利于国有管理者的倾斜。但在发达的市场环境之中，现代完全教育受益者的择业观，已经愈来愈以专业化为皈依，由于商品自有技术股份和利润含量的提升，更多的自然科技人才也渴望加入分红阶层、高管阶层，如近年的电子、微电子技术、生物技术和其它领域的“商业奇才”苹果创始人乔布斯、微软创始人盖茨等。中国提出明确的“市场经济”观念后，很快出现了相同的择业趋势。这是所谓“看不见的手”扭转了价值取向的天平。新加坡以一“城市国家”之地，惩于六十年代“全盘西化”国策，曾经发生过国家公务员人才后继无人的危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力调整文化政策（包括提倡儒家伦理价值观念）的同时，又大幅度提高公职人员的薪俸（如总统年薪为美国之数倍），而国民无所抗议者，盖由此因。
　　所以，现代教育受益者≠知识分子，现代教育受益者≠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