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对京派的梳理，带有很强的自我认同倾向，是有意识的梳理。汪曾祺把京派追认到周作人，先后提到的还有林徽因、废名、乃师沈从文、萧红，但没有涉及到郁达夫。本文试图对汪曾祺涉及京派的论述做一主要偏于资料性的整理，首先将对汪曾祺论述的京派概念做出阐述；其次试图以汪曾祺从周作人到萧红的论述理清京派发展的脉络；当然，重心是对沈从文论述的分析。
　　一、汪曾祺的“京派”所指
　　汪曾祺论述“京派”这一概念的文字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篇文章：《小说的散文化》《西南联大中文系》《<去年>属马题记》。通过《小说的散文化》等这几篇文章，汪曾祺基本建立起了散文化小说的理论框架，在对京派历史不断的梳理过程中，他的散文化小说的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汪曾祺真正提出“京派”是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一文，其原意并非指文学史上的京派，而是指西南联大中文的风格、精神，“如果说西南联大中文系有一点什么派，那就只能说是‘京派’……这种超功利的生活态度，接近庄子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对联大学生有相当深广的潜在影响” ；这里说西南联大中文系的精神有近似于文学史上“京派”的特点，那就是京派“超功利的”贵族立场。
　　汪曾祺对“京派”的界定并非以传统文学史的框架来描述，他自己也指出“京派是一個松散的团体”，其着眼点在“散文化”这一京派普遍采用的抒写形式。只有这样，他才能把本不属于文学史意义京派范畴的萧红等作家纳入京派的范围。按照汪曾祺的重新阐释，可以对京派做这样的线索梳理：鲁迅的《社戏》和《故乡》、周作人的散文、郁达夫的《迟桂花》、废名、沈从文、师陀的《果园城记》、以萧红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甚至还可以提到孙犁。依照散文化的标准，必然推出这样一条线索，虽然汪曾祺本人并没有提到郁达夫、师陀等作家。
　　二、对“京派”的历史梳理
　　汪曾祺对京派发展脉络的梳理主要集中于《我是一个中国人》《<蒲桥集>自序》《<当代散文大系>总序》《老年的爱憎》《我的创作生涯》等几篇文章；而又以对废名的论述最为集中：《谈风格》《人之所以为人——读<棋王>笔记》、《从哀愁到沉郁——何立伟小说集<小城无故事>序》《万寿宫丁丁响》，以上几篇专论废名。
　　汪曾祺把散文化小说最早的实践者归在鲁迅名下，“鲁迅的《故乡》写得很不集中。《社戏》是小说吗？但是鲁迅并没有把它收在专收散文的《朝花夕拾》里，而是收在小说集里的” 。把渊源追溯到现代文学的开山鼻祖，当然有使京派取得存在合法性的企图，但《社戏》与《故乡》两篇散文化的倾向确实分外明显。在散文化这条路上，周作人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蒲桥集>自序》追溯现代文学发轫期周氏兄弟开启的两条道路：“五四以后，散文是兴旺的。鲁迅、周作人，沉郁冲淡，形成两支。” 更在《<当代散文大系>总序》这样具有文学史定位意义的文章中重复《<蒲桥集>自序》一文的思想：“鲁迅、周作人实是“五四”以后散文的两大支派。鲁迅悲愤，周作人平淡。后来作者大都是沿着这样两条路走下来的。” 在《老年的爱憎》中指出周作人并非原来就平淡的，“周作人早年的文章并不是那样悠闲的，他是个人道主义者，思想是相当激进的。直到《四十自寿》‘请到寒斋吃苦茶’的时候，鲁迅还说他是有感慨的。后来才真的闲得无聊了。我以为林语堂、梁实秋的文章和周作人早期的散文是不能相比的。”
　　我對汪曾祺梳理散文化京派的过程中较为感兴趣的是，他似乎没有充分注意到乃师沈从文早期自叙传一类的小说，这也间接导致他在梳理过程中对郁达夫的忽视，甚至忽视了那篇已经跨入散文化京派之列的《迟桂花》。其实，沈从文正是从自叙传转到抒情性散文化小说的，和郁达夫走的是同一条路，尽管郁达夫后期创作未产生多么大的影响。郁达夫对散文化京派转型的贡献似乎被汪曾祺无意识地抹掉了。而把乃师沈从文作为散文化京派的旗帜。
　　三、论沈从文
　　通过上面的论述，大概可以得出这样一种印象：汪曾祺理论基点是《小说的散文化》那篇文章。他不仅用于分析废名，也同样运用于乃师沈从文。因此，看汪曾祺的文论，有点给人旧调老是重弹的感觉。汪曾祺论沈从文的文章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回忆性的文章，主要集中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个爱国的作家》《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自报家门》《<沈从文传>序》《年关六赋序》等几篇文章；第二，关于沈从文的专业与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文章，主要是《沈从文转业之谜》《步障：实物和常理》《小山重叠金明灭》；由于以上两类与沈从文小说关系不大（但又不是全无关系），只列出篇名备用。本文将重点论述汪曾祺关于沈从文小说的主题与人文关怀、如何写人、民俗与人物的关系、景物与人物的关系、沈从文小说的语言、沈从文小说与古代传统文化的关系等。
　　关于民俗与人物的关系主要集中于《<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沈从文和他的<边城>》《谈谈风俗画》等文章当中。《<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把巧云和十一子的悲喜和放荷灯结合起来，成为故事不可缺少的部分，像沈先生在《边城》里所写的划龙船一样”。到了《沈从文和他的<边城>》就具体分析了《边城》里的划龙船，“《边城》几次写端午节赛龙舟，和翠翠的情绪的发育和感情的变化是紧密扣在一起的，并且是情节发展不可缺少的纽带”。
　　四、“京派”散文化理论的建构者
　　《小说的散文化》奠定了散文化小说理论的基础，是解读京派不可或缺的理论支柱：散文化小说不写重大题材；不过分以典型论、概括的手法刻画人物；结构松散；不注重情节、注重意境的造成。在大的理论框架建立之后，又在论述乃师沈从文的文章中提出风俗描写与景物描写是散文化小说的两个显著特点，是消解传统小说强烈的戏剧性、高潮、悬念以达到“平平静静，漫漫向前流”的散文化的重要手段。在评述京派前辈的同时，汪曾祺也也建构了自己的理论。有人说汪曾祺“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在自己独创的形式中达到艺术完美的唯一大师级中国小说家” ；大概正是基于他对京派的理论阐释与他自己的创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