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学术与电视媒介的结合，会产生什么样的图景，会有怎样的传播效果?看看时下的“电视讲坛”热就可管窥其中一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从“品三国”到“读论语”，从易中天到于丹，每一个专题，每一个主讲学者，都会掀起一股“文化热浪”；也有虽不“热”但形成特定受众群的，如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再加上其他各台陆续涌现出的各类“电视讲坛”，建构起了一幅全新的电视学术生态图景。
学术+电视：全新的媒介范式
电视媒介真正意义上“染指”学术，传播学术文化思想，始于1999年7月11日，湖南经济电视台余秋雨的演讲《走向21世纪的中国文化》，当时是一种现场传播学术思想的样式，后来这种传播新样式演变为湖南卫视的《千年论坛》，成为独立栏目。与此同时，这种新鲜的极具生命力的节目样式，在一定程度上又孕育、催生了一批电视学术论坛节目。随后，《西部论坛》、《经济大讲堂》、《学术报告厅》、《名家论坛》、《东方大讲堂》、《世纪讲坛》、《人文讲坛》、《开坛》等讲坛类电视节目纷纷涌现，讲坛热似乎正在向全国各地蔓延。
学术与电视媒介结合之后形成新的传播形式，与学术的传统传播形式比较，有什么特点?先来看“电视讲坛”的传播内容。《百家讲坛》节目内容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选题范围包括大学通选课、选修课精华；名校有影响的专题讲座、主题演讲；社会各界学者、名流的演讲。强调学理性与实用性、权威性与前卫性并存并重，追求学术创新，鼓励思想个性，强调雅俗共赏。《世纪大讲堂》则强调“这里是自由、思想的论坛，这里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园地……坚守‘思想性、学术性’的宗旨”。传播的内容不管是历史、文学、政治等等，都是“学术”的范畴。
学术是对专业问题进行探究、推论、辨析、质疑和驳证的思维活动，但经过电子信息技术的介入——如“电视讲坛”中电视的介入之后，就形成了新的传播生态，有了一种全新的“媒介范式”。
传播生态学者大卫·阿什德认为，社会生活被媒介中介后形成的文化是当代大众文化的主要成分，这种文化引导着人们的社会生活甚至是政治生活，由此形成了传播生态环境，而这种传播生态环境反过来改变了实在的社会环境。由此我们看到，学术经过电视媒介中介后由精英文化转变成大众文化，形成了学术的“媒介范式”。而这一“媒介范式”的基本特征就是，满足电视受众娱乐化的需求，将学术浅显化、故事化。因此，我们看到“电视讲坛”中出现诸多“揭秘”的专题，如《阎崇年揭秘清宫疑案》系列，《明十七帝疑案》系列，《古罗马文明失落之谜》系列，《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系列等，满足受众猎奇的心理。
学术的这一“媒介范式”打破了时空局限，赢得了公众热度，与此同时，主讲学者却遭到学界同仁的诸多批评。原因何在?我们可以从传播生态场这一视角进行思考。
从“学术场”到“媒介场”的换位
“场”是物理学的重要概念，爱因斯坦将“场”定义为：“场是相互依存事实的整体。”传播生态场理论则是受物理学“场”思想的启示，在生态学的理论基础上，以一种演绎的思维方式来探求传播媒介之间以及传播媒介与环境间相互作用的机制和规律。
在《百家讲坛》中，继刘心武演说《红楼梦》之后，易中天也在电视台评讲《三国》，接下来又是于丹说《论语》，引起公众的热切关注。有趣的是，作为作家的刘心武，不说自己是讲故事，却标榜所谓的“秦学”，而作为学者的易中天则并不在意学术性探讨，而是热衷于讲故事。这一角色错位，造成了公众和学术界的评估体系的混乱。公众以为自己听到了很有学术价值的言论，学术界则又斥之为毫无学术性的“戏说”。
这一现象的出现，也就是在学术的“媒介范式”下，在这一传播生态环境下，电视媒介改变了学术传播原来的生态场，从“学术场”转向了“媒介场”。
学术亦即专业的知识分子属于不同的“学术场”，因而必须遵循各自“学术场”内的规则，所谓学术规范，实际上是对各“学术场”的话语权力的自觉维护。按照这一逻辑，《红楼梦》的解说应该是红学家的事情，必须遵循“红学”的学术规则。作为著名作家，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在现实知识体制中难以获得认可，遑论产生巨大影响，恰好是电视的介入使他实现了对“红学学术场”的僭越，换言之，这种僭越是通过电视来完成的。电视属于“媒介场”，有属于它自己的独特场域规则，刘心武走上《百家讲坛》去讲解《红楼梦》，怎样讲，是由“媒介场”的规则来决定的，因此，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不是作家对“红学”的僭越，而是媒介对整个学术领域的僭越。进而言之，电视讲坛因为对“学术场”的僭越，影响了现存“知识场”的权力结构。
因此，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场景：对电视学术讲坛，反对者和支持者的对立几乎形同水火。正因为“电视讲坛”传播“生态场”的换位，反对者的贬斥之声主要来自学术“精英”群体——“学术场”的圈子，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人认为某一学术领域的话语权属于自己，而电视讲坛似乎在蚕食他们着既有的话语特权。支持者无疑就是普通的大众。
传播生态位：“泛化”与“特化”
用生态学中生态位规律的观点看，任何一种媒体都必然有其特殊的时间与空间上的生态位(Niche)，亦即有其特殊的生存与发展的土壤和条件，以及它在这一状态下的特有行为和作用，很少有两种媒介能长期占有同一生态位。所以媒介的生态定位又可分为两种，泛化生态位(GeneralizationNiche)，即生态位要比较宽泛、广阔、模糊，使之有较多的资源取向和较广的发展时空；特化生态位(Specialization Niche)，即生态位可以比较窄小、清晰、明确。
以《百家讲坛》为例，该栏目制片人万卫曾在一个访谈中提到，“最开始节目对观众的定位是高端人群，后来我们逐步改在了初中文化水平。我说的初中文化水平不是指为初中毕业的知识层次的人服务，实际上，只要你跨出你所学习的学科，在其他学科你就是初中水平，比如你是学物理的，历史对你来讲就是初中水平。我们的节目就是要让所有这些跨学科的人都能听得懂。”这一受众定位也可以在该栏目2004年底对观众的一个市场调研中得到验证。调查结果如下：收看这个节目的观众，按性别划分，男性占60.28％，女性占39.72％；按年龄划分，14岁以下占6.54％，15～24岁占8.62％，25～34岁占14.6％，35～44岁占11.57％，45～54岁占32.91％，55～64岁占13.85％，64岁以上占11.91％；按教育程度划分，未受教育的观众占3.37％，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观众占15.03％，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观众占44.27％，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观众占27.94％，具有大学文化程度以上的观众占9.39％。
学术作为一种专业知识，在“大学讲堂”以口头传播的方式，或者以纸质媒介进行传播时，其生态定位可以说是特化生态位，目标受众群是对这一专业知识有所研究、或有一定了解的、具有较高文化层次的人；但当学术以电视媒介作为载体传播时，其生态位就成为了泛化生态位，受众定位更加宽泛、模糊。
不管社会各界对“电视讲坛”如何众说纷纭，通过对“电视讲坛”的传播生态学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电视给学术带来一种新的传播方式，建构了全新的传播生态。
学术+电视：全新的媒介范式
电视媒介真正意义上“染指”学术，传播学术文化思想，始于1999年7月11日，湖南经济电视台余秋雨的演讲《走向21世纪的中国文化》，当时是一种现场传播学术思想的样式，后来这种传播新样式演变为湖南卫视的《千年论坛》，成为独立栏目。与此同时，这种新鲜的极具生命力的节目样式，在一定程度上又孕育、催生了一批电视学术论坛节目。随后，《西部论坛》、《经济大讲堂》、《学术报告厅》、《名家论坛》、《东方大讲堂》、《世纪讲坛》、《人文讲坛》、《开坛》等讲坛类电视节目纷纷涌现，讲坛热似乎正在向全国各地蔓延。
学术与电视媒介结合之后形成新的传播形式，与学术的传统传播形式比较，有什么特点?先来看“电视讲坛”的传播内容。《百家讲坛》节目内容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选题范围包括大学通选课、选修课精华；名校有影响的专题讲座、主题演讲；社会各界学者、名流的演讲。强调学理性与实用性、权威性与前卫性并存并重，追求学术创新，鼓励思想个性，强调雅俗共赏。《世纪大讲堂》则强调“这里是自由、思想的论坛，这里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园地……坚守‘思想性、学术性’的宗旨”。传播的内容不管是历史、文学、政治等等，都是“学术”的范畴。
学术是对专业问题进行探究、推论、辨析、质疑和驳证的思维活动，但经过电子信息技术的介入——如“电视讲坛”中电视的介入之后，就形成了新的传播生态，有了一种全新的“媒介范式”。
传播生态学者大卫·阿什德认为，社会生活被媒介中介后形成的文化是当代大众文化的主要成分，这种文化引导着人们的社会生活甚至是政治生活，由此形成了传播生态环境，而这种传播生态环境反过来改变了实在的社会环境。由此我们看到，学术经过电视媒介中介后由精英文化转变成大众文化，形成了学术的“媒介范式”。而这一“媒介范式”的基本特征就是，满足电视受众娱乐化的需求，将学术浅显化、故事化。因此，我们看到“电视讲坛”中出现诸多“揭秘”的专题，如《阎崇年揭秘清宫疑案》系列，《明十七帝疑案》系列，《古罗马文明失落之谜》系列，《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系列等，满足受众猎奇的心理。
学术的这一“媒介范式”打破了时空局限，赢得了公众热度，与此同时，主讲学者却遭到学界同仁的诸多批评。原因何在?我们可以从传播生态场这一视角进行思考。
从“学术场”到“媒介场”的换位
“场”是物理学的重要概念，爱因斯坦将“场”定义为：“场是相互依存事实的整体。”传播生态场理论则是受物理学“场”思想的启示，在生态学的理论基础上，以一种演绎的思维方式来探求传播媒介之间以及传播媒介与环境间相互作用的机制和规律。
在《百家讲坛》中，继刘心武演说《红楼梦》之后，易中天也在电视台评讲《三国》，接下来又是于丹说《论语》，引起公众的热切关注。有趣的是，作为作家的刘心武，不说自己是讲故事，却标榜所谓的“秦学”，而作为学者的易中天则并不在意学术性探讨，而是热衷于讲故事。这一角色错位，造成了公众和学术界的评估体系的混乱。公众以为自己听到了很有学术价值的言论，学术界则又斥之为毫无学术性的“戏说”。
这一现象的出现，也就是在学术的“媒介范式”下，在这一传播生态环境下，电视媒介改变了学术传播原来的生态场，从“学术场”转向了“媒介场”。
学术亦即专业的知识分子属于不同的“学术场”，因而必须遵循各自“学术场”内的规则，所谓学术规范，实际上是对各“学术场”的话语权力的自觉维护。按照这一逻辑，《红楼梦》的解说应该是红学家的事情，必须遵循“红学”的学术规则。作为著名作家，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在现实知识体制中难以获得认可，遑论产生巨大影响，恰好是电视的介入使他实现了对“红学学术场”的僭越，换言之，这种僭越是通过电视来完成的。电视属于“媒介场”，有属于它自己的独特场域规则，刘心武走上《百家讲坛》去讲解《红楼梦》，怎样讲，是由“媒介场”的规则来决定的，因此，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不是作家对“红学”的僭越，而是媒介对整个学术领域的僭越。进而言之，电视讲坛因为对“学术场”的僭越，影响了现存“知识场”的权力结构。
因此，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场景：对电视学术讲坛，反对者和支持者的对立几乎形同水火。正因为“电视讲坛”传播“生态场”的换位，反对者的贬斥之声主要来自学术“精英”群体——“学术场”的圈子，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人认为某一学术领域的话语权属于自己，而电视讲坛似乎在蚕食他们着既有的话语特权。支持者无疑就是普通的大众。
传播生态位：“泛化”与“特化”
用生态学中生态位规律的观点看，任何一种媒体都必然有其特殊的时间与空间上的生态位(Niche)，亦即有其特殊的生存与发展的土壤和条件，以及它在这一状态下的特有行为和作用，很少有两种媒介能长期占有同一生态位。所以媒介的生态定位又可分为两种，泛化生态位(GeneralizationNiche)，即生态位要比较宽泛、广阔、模糊，使之有较多的资源取向和较广的发展时空；特化生态位(Specialization Niche)，即生态位可以比较窄小、清晰、明确。
以《百家讲坛》为例，该栏目制片人万卫曾在一个访谈中提到，“最开始节目对观众的定位是高端人群，后来我们逐步改在了初中文化水平。我说的初中文化水平不是指为初中毕业的知识层次的人服务，实际上，只要你跨出你所学习的学科，在其他学科你就是初中水平，比如你是学物理的，历史对你来讲就是初中水平。我们的节目就是要让所有这些跨学科的人都能听得懂。”这一受众定位也可以在该栏目2004年底对观众的一个市场调研中得到验证。调查结果如下：收看这个节目的观众，按性别划分，男性占60.28％，女性占39.72％；按年龄划分，14岁以下占6.54％，15～24岁占8.62％，25～34岁占14.6％，35～44岁占11.57％，45～54岁占32.91％，55～64岁占13.85％，64岁以上占11.91％；按教育程度划分，未受教育的观众占3.37％，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观众占15.03％，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观众占44.27％，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观众占27.94％，具有大学文化程度以上的观众占9.39％。
学术作为一种专业知识，在“大学讲堂”以口头传播的方式，或者以纸质媒介进行传播时，其生态定位可以说是特化生态位，目标受众群是对这一专业知识有所研究、或有一定了解的、具有较高文化层次的人；但当学术以电视媒介作为载体传播时，其生态位就成为了泛化生态位，受众定位更加宽泛、模糊。
不管社会各界对“电视讲坛”如何众说纷纭，通过对“电视讲坛”的传播生态学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电视给学术带来一种新的传播方式，建构了全新的传播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