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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江苏省20所高校大学生的调研数据，分析了不同家庭资本拥有情况对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业表现的不同影响。研究发现，家庭资本、学生籍贯及出生地会显著影响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成绩、大学生担任学生干部情况、大学生在校期间获奖情况及大学生在校期间的英语水平。在此基础上利用社会再生产理论和“家庭与学校联合生产理论”对这一结果的作用机制做了概要阐释，并提出研究结论对当前大学生教育的启示。
关键词：家庭资本；学业表现；大学生
一、研究背景
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业表现除了受自身努力程度的影响以外，还会受到多种外部因素的影响。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影响学生学业表现的因素进行了广泛研究。1966年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教授发表了著名的《科尔曼报告》，报告中指出：“影响孩子学业成绩的主要因素不是来自于学校，而是来自于家庭。”[1] 此后，大量研究关注家庭背景，尤其是父母亲的教育水平、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对子女在校学业成绩的影响。研究发现，父母的学历水平越高，其子女在学校中的学习成绩越好。Bethanne和Ann等人的研究指出，在学生早期学习阶段，相对于父母亲的社会资本而言，家庭经济资本对其子女的学业表现有着更为持续性的影响。[2]还有研究认为，父母的能力水平及对子女学业的关注与其子女在校的学习成绩有着极其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另外还有研究指出家庭资本与社会资本共同影响学生的学业表现和学习成绩。上述已有的实证研究结果大部分是对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学习情况的考察。陶红和杨东平在对我国10个城市40所高中进行实证调查后发现，高中学生学业成就与其父母职业、文化程度及家庭背景等均无显著性差异。[4]有关高等教育阶段大学生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且没有统一的结论。国外研究方面，Susan和Aaryn的研究认为，家庭文化资本对大学生在校期间平均成绩（GPA）没有显著性影响。[5]
从上述分析中可知，虽然目前国内外关于家庭背景对子女高等教育的影响方面的研究较多，但相关研究并没有相对一致的研究结论，而且现有研究关注较多的是家庭背景（尤其是父母亲的教育背景）对于大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对其他方面的学业表现的研究则相对缺乏。因此，本文将主要关注以父母亲职业及家庭经济状况为表征的家庭资本对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业表现是否有显著影响，如果有影响，其背后的作用原理又是什么？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客观而言，家庭是中国社会的“细胞”和基本组成单位。在我国，父母对其子女的教育尤为重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便是生动写照。每个家庭的父母总是力图为其子女提供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条件，努力从小培养子女勤奋、刻苦和爱学习的良好习惯，以便将来在社会中更具竞争优势。父母亲的“言传身教”对子女的成长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除此之外，经济背景优越的家庭能够为孩子提供更优质的教育条件和资源，使其子女从小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这对其子女在高等教育阶段的学习和生活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对于这一现象的理论解释主要有“家庭与学校联合生产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及“社会再生产理论”。这些理论均认为，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及学业表现均会产生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家庭资本对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习成绩具有显著影响。
假设2：家庭资本对大学生在校期间担任学生干部情况具有显著影响。
假设3：家庭资本对大学生在校期间获奖情况具有显著影响。
假设4：家庭资本对大学生在校期间英语水平具有显著影响。
（二）变量界定
1. 自变量——家庭资本
本文将影响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业表现的“家庭资本”界定为：存在于大学生家庭之中，并能够为大学生利用以便实现某些“工具性目的”的家庭背景。将大学生的家庭资本具体操作化为家庭经济状况（1为高收入家庭、2为中等收入家庭、3为低收入家庭）、父亲职业（1为公务员及企业管理人员、2为事业单位职工和个体工商户、3为工人、4为农民和下岗失业人员）和母亲职业（1为公务员及企业管理人员、2为事业单位职工和个体工商户、3为工人、4为农民和下岗失业人员）三个变量，且均为定类变量。
2. 因变量——大学生在校学业表现
本文将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业表现具体操作化为在校期间学习成绩（1为成绩较差、2为成绩一般、3为成绩优秀，以成绩较差为参照变量）、在校期间担任学生干部情况（1为没有担任过任何形式的学生干部、2为担任过院（系、班）级学生干部、3为担任过校级学生干部，以没有担任过任何形式的学生干部为参照变量）、在校期间获得奖励情况（1为获得过奖励、0为没有获得过奖励，以没有获得过奖励为参照变量）、在校期间英语水平（1为在校期间通过了CET-4、2为在校期间通过了CET-6、3为在校期间既没有通过CET-4也没有通过CET-6）。
3. 控制变量——性别、生源地和出生地
控制变量有三个：分别为性别（1为男性、0为女性，以女性为基准变量）、生源地（1为江苏籍、0为非江苏籍，以非江苏籍为基准变量）、出生地（1为城市、0为农村，以农村为基准变量）。
（三）计量模型
本文主要采用多元回归方法来检验研究假设。由于因变量为二元分类变量和多元分类变量，所以采用Binary-Logistic和Multinomial-Logistic回归模型。具体而言，由于因变量为二元分类变量，采用的回归方程的基本形式为：
Logit(P)=ln■=?琢+∑?茁jXi+?着 …………（1）
其中，P表示在校期间获得过奖励（或通过CET-4（或CET-6））的概率，P/（1-P）表示在校期间获得过奖励（或CET过级情况）的概率与没有获得奖励概率之比，即优势比（Odds Ratio），定义为在校期间获得过奖励（或CET过级情况）的机会比率，Logit(P)为机会比率之对数。解释变量的Xi含义为影响在校期间获奖情况（或英语过级情况）的各种因素，系数?茁j表示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运用Logistic回归时输出的优势比（OR值），即P/(1-P)=exp(?琢+∑?茁jXi+?着)表示控制其它变量时，每一自变量相对于基准变量而言的在校期间获得过奖励（或在校期间通过英语等级考试）比率的倍数。当OR值大于1时表示该自变量有利于在校期间获得奖励（或有利于在校期间通过英语等级考试），小于1时则相反。
对于因变量为多元分类变量的情况，采用Multinomial-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估计。本文中因变量为三分类变量，取值为1，2，3。假定因变量取1时表示参照变量，则三分类因变量的Logistic回归模型可表示为：
Logit(P2/1)=ln■=?茁21+?茁22X2+…+?茁2KXK=g2(X)………（2）
Logit(P3/1)=ln■=?茁31+?茁32X2+…+?茁3KXK=g3(X)………（3）
Logit(P3/2)=Logit(P3/1)-Logit(P2/1)=g3(X)-g2(X) …（4）
解释变量XK的含义为影响在校期间学习成绩（或担任学生干部情况）的各种因素，系数?茁K表示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采用统计软件STATA11.0进行相关计量模型分析。
（四）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重点项目“高等教育大众化条件下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调查数据，调查范围覆盖了江苏省的20所代表性高校。为保证问卷调查的准确性和代表性，在调查样本的选择上，既考虑到了不同专业类型、不同层次的学校，也考虑到了苏南与苏北不同地域的高校。学生在年级分布上包括一、二、三、四年级，但坚持以三、四年级为主。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方法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4000份，实际回收3508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7.70%。在剔除了一些与本文研究无关的样本或有缺失值的样本后，实际用于分析的有效样本个数为2989个。
三、研究结果
（一）家庭资本对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习成绩的影响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29.87%的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秀，63.11%的学生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一般，7.01%的学生学习成绩较差。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习成绩的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在家庭资本方面，家庭经济状况对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习成绩有显著正向影响，相对于低收入家庭大学生而言，高收入家庭和中等收入家庭学生在校成绩更为优秀，其发生比分别为低收入家庭学生的2.462倍（p<0.05）和1.353倍（p<0.1）。父亲职业为农民和下岗人员的子女，其在校期间学习成绩更为优秀，但这种影响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母亲职业对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习成绩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具体来看，母亲职业为公务员及企业管理人员，事业单位职工和个体户的大学生，其在校期间学习成绩显著低于母亲职业为农民及下岗人员的大学生。相对于男性来讲，女性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习成绩更为优秀，而且在统计意义上极其显著。从学生生源地情况来看，相对于非江苏籍大学生而言，江苏籍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习成绩更好，且这种影响在统计意义上非常显著。出生地为城市的大学生比出生地为农村的学生在校期间成绩更为优秀，其成绩优秀的发生比为农村大学生的1.651倍（p<0.01）。至此，假设1得到了部分验证。
（二）家庭资本对大学生在校期间担任学生干部情况的影响
调查结果显示，仅有7.61%的大学生在校期间担任过校级学生干部，有46.29%的大学生担任过院（系、班）级学生干部，而有46.09%的大学生在校期间没有担任过任何形式的学生干部。
大学生在校期间担任学生干部情况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在家庭资本方面，相对于家庭经济为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家庭经济状况为高收入的大学生更倾向于担任过校级学生干部，其发生比为低收入家庭大学生的7.146倍（p<0.05），中等收入家庭的大学生相对于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也更倾向于担任过校级学生干部，但这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在父亲职业方面，父亲职业为农民及下岗人员的子女比起其他家庭背景的子女更倾向于在校期间担任过各种级别的学生干部，但这种影响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母亲职业对大学生在校期间担任学生干部情况有显著负向影响，具体来看，相对于母亲职业为公务员及企业管理人员，事业单位职工和个体户的大学生，母亲的职业为农民及下岗人员的大学生更倾向于在校期间担任过校级及院（系、班）级学生干部，且这种影响十分显著。此外，男性大学生和女性大学生在校期间担任学生干部情况并没有显著性差异。从学生生源地情况来看，相对于江苏籍学生而言，非江苏籍大学生在校期间担任过学生干部的概率更高，且这种影响在统计意义上非常显著。出生地为城市的大学生比出生地为农村的大学生在校期间担任过学生干部的概率更高，其担任过校级学生干部的发生比为农村大学生的1.796倍（p<0.01）。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出生地为城市的大学生较之于出生地为农村的学生而言，其在基础教育阶段或初等教育阶段接受了更好的有关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及演讲口才的锻炼，所以在大学阶段具有竞争优势。至此，假设2得到了部分验证。
（三）家庭资本对大学生在校期间获奖情况的影响
调查结果显示，有58.07%的大学生在校期间获得过奖励，而有41.93%的大学生在校期间没有获得过任何形式的奖励。大学生在校期间获奖情况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从中可知，以收入水平为代表的家庭经济状况对大学生在校期间获得奖励情况没有显著影响。而父亲职业对大学生在校期间获得奖励情况具有显著影响。具体来看，与父亲职业为公务员及企业管理人员、事业单位职工和个体户及工人的大学生相比，父亲职业为农民及下岗人员的大学生更倾向于在大学期间获得过奖励，且这种影响在统计意义上较为显著。在母亲职业方面，母亲为农民及下岗人员的子女，相对于母亲职业为工人的大学生而言，其在校期间更容易获得奖励。女性大学生、非江苏籍的大学生和出生地为城市的大学生在校期间获得奖励的概率显著高于男性大学生、江苏籍和出生地为农村的大学生。至此，假设3得到了部分验证。
（四）家庭资本对大学生在校期间英语水平的影响
调查结果显示，在本次调查样本中，在校期间通过CET-6的比例为20.12%，在校期间通过CET-4的比例为46.37%。大学生在校期间英语水平的二元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从中可知，家庭经济状况对CET-4和CET-6具有截然相反的显著性影响。具体而言，高收入家庭子女CET-6通过率为低收入家庭子女的1.421倍（p<0.05）；而低收入家庭子女CET-4通过率显著高于高收入家庭子女。对于这一结论可能的解释是，CET-4考试是目前中国高校大学生基本必须参加的一个全国统一考试，许多学校均硬性要求获得学士学位与通过CET-4挂钩，因此，作为低收入家庭子女，其在考试准备方面可能付出比其他家庭子女更多的努力，但由于基础教育阶段英语师资缺乏、学习环境较差等方面的原因，使得这些家庭的子女在通过更高级的英语考试（如CET-6）方面具有明显的劣势。父母亲职业对其子女在校期间英语等级考试通过情况没有显著影响。女性大学生的CET-4和CET-6通过率均显著高于男性大学生。非江苏籍大学生的CET-4和CET-6通过率均显著高于江苏籍大学生。出生地为城市还是农村，对于CET-4和CET-6通过率没有显著性影响。至此，假设3得到了部分验证。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探讨了以家庭经济状况、父母亲职业为表征的家庭资本对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业表现的影响，有如下几个研究发现：
（1）家庭经济状况对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习成绩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经济状况越好，大学生在校期间成绩越高；江苏籍大学生比非江苏籍学生在校期间学习成绩更好；出生地为城市的大学生比出生地为农村的学生在校期间成绩更为优秀。
（2）高收入家庭子女担任校级学生干部的概率显著高于低收入家庭子女；母亲职业等级越高，其子女担任校级学生干部的概率越大；出生地为城市的大学生担任校级学生干部的概率显著高于出生地为农村的大学生。
（3）家庭经济状况对大学生在校期间获得奖励情况没有显著影响；父亲职业对大学生在校期间获得奖励情况具有显著影响；女性大学生、非江苏籍的大学生和出生地为城市的大学生在校期间获得奖励的概率显著高于男性大学生、江苏籍和出生地为农村的大学生。
（4）高收入家庭大学生在通过等级更高的英语考试方面比家庭收入较低的大学生具有相对优势；父母亲职业对其子女在校期间英语等级考试通过情况没有显著影响；非江苏籍大学生的CET-4和CET-6通过率均显著高于江苏籍大学生。
基于上述实证研究结果，可以发现即使在高等教育阶段，家庭资本对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业表现仍然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本文将尝试利用社会再生产理论和“家庭与学校联合生产理论”对这一现象给予概要阐释。社会再生产理论主要包括经济再生产理论和文化再生产理论。经济再生产理论认为教育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复制了劳动的社会等级分工，资本主义学校教育的本质功能就是再生产不平等的劳动分工。[6]文化再生产理论的奠基者布尔迪约认为，学业成功的不平等绝对是个体间固有的、天生的不平等的反映，学校则是把这些固有的不平等转变为能力的不平等的机制，从而使得个体等级化得以合法化。[7]因此，具有较高文化资本的家庭，其后代在获得教育成功的机会上具有先天的优势。[8] 概言之，父母的家庭资本优势可以代际遗传给其子女，从而促进其子女在教育，甚是是高等教育阶段的学业表现，进而使其在将来的职业获得方面更具竞争优势。于是，优势社会阶层通过教育这一“隐蔽的”方式将阶层优势代际传递给下一代，使得教育领域的不平等总在持续地维持着。[9]“家庭与学校联合生产理论”认为，现代大学教育越来越受到更多外界“呼声”的影响，在高等教育阶段，教育依然是家庭、社会和学校“联合生产”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家庭资本对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业表现会产生显著影响也是其“题中之义”。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当前大学生教育的启示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两方面：其一，在我国高等教育快速扩展的现实背景下，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学生在学业表现方面具有显著性差异，高等教育过程方面的不平等仍然持续存在。这就要求我们对相对弱势的大学生群体给予更多的关心和帮助，使其在大学中能受到同等的对待，拥有与家庭背景优越的大学生同等的学业成功的机会。其二，在高等教育阶段，大学生的学业成功依然是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生产”的结果。因此，要进一步调动家庭在大学生学习和生活中的积极性，鼓励父母对其子女在大学中的学习和生活给予更多关心。
参考文献：
[1]莫琳·T·哈里楠. 教育社会学手册[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87.
[2]BethanneM.Schlee,AnnK.Mullis,Michael Shriner.2009.Parentssocialandresourcecapital: Predictorsofacademicachievementduringearly childhood.ChildrenandYouthServicesReview,31(2): 227-234.
[3]KatjaNatale,KaisaAunola,Jari-ErikNurmi. 2009.Children’sschool performanceandtheirparents’causalattributionstoabilityandeffort:Alongitudinalstudy.JournalofAppliedDevelopmentalPsychology, 31(1):14-22.
[4]陶红，杨东平.我国高中学生学业成就与家庭背景关系的实证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7（2）：29-33.
[5]Susan A. Dumais, Aaryn Ward. 2010.Cultural capital and first -generation college success. Poetics, 38(3): 245-265.
[6][美] 塞缪尔·鲍尔斯，赫伯特·吉丁斯.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与教育.见张人杰主编：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修订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79-301.
[7][法]布尔迪约，帕斯隆.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8][法]布尔迪约，帕斯隆.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9]Samuel R. Lucas.2001.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ducation Transitions,Track Mobility, and Social Background Effect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6(6):1642-1690.
关键词：家庭资本；学业表现；大学生
一、研究背景
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业表现除了受自身努力程度的影响以外，还会受到多种外部因素的影响。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影响学生学业表现的因素进行了广泛研究。1966年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教授发表了著名的《科尔曼报告》，报告中指出：“影响孩子学业成绩的主要因素不是来自于学校，而是来自于家庭。”[1] 此后，大量研究关注家庭背景，尤其是父母亲的教育水平、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对子女在校学业成绩的影响。研究发现，父母的学历水平越高，其子女在学校中的学习成绩越好。Bethanne和Ann等人的研究指出，在学生早期学习阶段，相对于父母亲的社会资本而言，家庭经济资本对其子女的学业表现有着更为持续性的影响。[2]还有研究认为，父母的能力水平及对子女学业的关注与其子女在校的学习成绩有着极其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另外还有研究指出家庭资本与社会资本共同影响学生的学业表现和学习成绩。上述已有的实证研究结果大部分是对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学习情况的考察。陶红和杨东平在对我国10个城市40所高中进行实证调查后发现，高中学生学业成就与其父母职业、文化程度及家庭背景等均无显著性差异。[4]有关高等教育阶段大学生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且没有统一的结论。国外研究方面，Susan和Aaryn的研究认为，家庭文化资本对大学生在校期间平均成绩（GPA）没有显著性影响。[5]
从上述分析中可知，虽然目前国内外关于家庭背景对子女高等教育的影响方面的研究较多，但相关研究并没有相对一致的研究结论，而且现有研究关注较多的是家庭背景（尤其是父母亲的教育背景）对于大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对其他方面的学业表现的研究则相对缺乏。因此，本文将主要关注以父母亲职业及家庭经济状况为表征的家庭资本对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业表现是否有显著影响，如果有影响，其背后的作用原理又是什么？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客观而言，家庭是中国社会的“细胞”和基本组成单位。在我国，父母对其子女的教育尤为重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便是生动写照。每个家庭的父母总是力图为其子女提供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条件，努力从小培养子女勤奋、刻苦和爱学习的良好习惯，以便将来在社会中更具竞争优势。父母亲的“言传身教”对子女的成长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除此之外，经济背景优越的家庭能够为孩子提供更优质的教育条件和资源，使其子女从小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这对其子女在高等教育阶段的学习和生活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对于这一现象的理论解释主要有“家庭与学校联合生产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及“社会再生产理论”。这些理论均认为，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及学业表现均会产生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家庭资本对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习成绩具有显著影响。
假设2：家庭资本对大学生在校期间担任学生干部情况具有显著影响。
假设3：家庭资本对大学生在校期间获奖情况具有显著影响。
假设4：家庭资本对大学生在校期间英语水平具有显著影响。
（二）变量界定
1. 自变量——家庭资本
本文将影响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业表现的“家庭资本”界定为：存在于大学生家庭之中，并能够为大学生利用以便实现某些“工具性目的”的家庭背景。将大学生的家庭资本具体操作化为家庭经济状况（1为高收入家庭、2为中等收入家庭、3为低收入家庭）、父亲职业（1为公务员及企业管理人员、2为事业单位职工和个体工商户、3为工人、4为农民和下岗失业人员）和母亲职业（1为公务员及企业管理人员、2为事业单位职工和个体工商户、3为工人、4为农民和下岗失业人员）三个变量，且均为定类变量。
2. 因变量——大学生在校学业表现
本文将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业表现具体操作化为在校期间学习成绩（1为成绩较差、2为成绩一般、3为成绩优秀，以成绩较差为参照变量）、在校期间担任学生干部情况（1为没有担任过任何形式的学生干部、2为担任过院（系、班）级学生干部、3为担任过校级学生干部，以没有担任过任何形式的学生干部为参照变量）、在校期间获得奖励情况（1为获得过奖励、0为没有获得过奖励，以没有获得过奖励为参照变量）、在校期间英语水平（1为在校期间通过了CET-4、2为在校期间通过了CET-6、3为在校期间既没有通过CET-4也没有通过CET-6）。
3. 控制变量——性别、生源地和出生地
控制变量有三个：分别为性别（1为男性、0为女性，以女性为基准变量）、生源地（1为江苏籍、0为非江苏籍，以非江苏籍为基准变量）、出生地（1为城市、0为农村，以农村为基准变量）。
（三）计量模型
本文主要采用多元回归方法来检验研究假设。由于因变量为二元分类变量和多元分类变量，所以采用Binary-Logistic和Multinomial-Logistic回归模型。具体而言，由于因变量为二元分类变量，采用的回归方程的基本形式为：
Logit(P)=ln■=?琢+∑?茁jXi+?着 …………（1）
其中，P表示在校期间获得过奖励（或通过CET-4（或CET-6））的概率，P/（1-P）表示在校期间获得过奖励（或CET过级情况）的概率与没有获得奖励概率之比，即优势比（Odds Ratio），定义为在校期间获得过奖励（或CET过级情况）的机会比率，Logit(P)为机会比率之对数。解释变量的Xi含义为影响在校期间获奖情况（或英语过级情况）的各种因素，系数?茁j表示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运用Logistic回归时输出的优势比（OR值），即P/(1-P)=exp(?琢+∑?茁jXi+?着)表示控制其它变量时，每一自变量相对于基准变量而言的在校期间获得过奖励（或在校期间通过英语等级考试）比率的倍数。当OR值大于1时表示该自变量有利于在校期间获得奖励（或有利于在校期间通过英语等级考试），小于1时则相反。
对于因变量为多元分类变量的情况，采用Multinomial-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估计。本文中因变量为三分类变量，取值为1，2，3。假定因变量取1时表示参照变量，则三分类因变量的Logistic回归模型可表示为：
Logit(P2/1)=ln■=?茁21+?茁22X2+…+?茁2KXK=g2(X)………（2）
Logit(P3/1)=ln■=?茁31+?茁32X2+…+?茁3KXK=g3(X)………（3）
Logit(P3/2)=Logit(P3/1)-Logit(P2/1)=g3(X)-g2(X) …（4）
解释变量XK的含义为影响在校期间学习成绩（或担任学生干部情况）的各种因素，系数?茁K表示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采用统计软件STATA11.0进行相关计量模型分析。
（四）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重点项目“高等教育大众化条件下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调查数据，调查范围覆盖了江苏省的20所代表性高校。为保证问卷调查的准确性和代表性，在调查样本的选择上，既考虑到了不同专业类型、不同层次的学校，也考虑到了苏南与苏北不同地域的高校。学生在年级分布上包括一、二、三、四年级，但坚持以三、四年级为主。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方法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4000份，实际回收3508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7.70%。在剔除了一些与本文研究无关的样本或有缺失值的样本后，实际用于分析的有效样本个数为2989个。
三、研究结果
（一）家庭资本对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习成绩的影响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29.87%的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秀，63.11%的学生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一般，7.01%的学生学习成绩较差。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习成绩的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在家庭资本方面，家庭经济状况对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习成绩有显著正向影响，相对于低收入家庭大学生而言，高收入家庭和中等收入家庭学生在校成绩更为优秀，其发生比分别为低收入家庭学生的2.462倍（p<0.05）和1.353倍（p<0.1）。父亲职业为农民和下岗人员的子女，其在校期间学习成绩更为优秀，但这种影响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母亲职业对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习成绩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具体来看，母亲职业为公务员及企业管理人员，事业单位职工和个体户的大学生，其在校期间学习成绩显著低于母亲职业为农民及下岗人员的大学生。相对于男性来讲，女性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习成绩更为优秀，而且在统计意义上极其显著。从学生生源地情况来看，相对于非江苏籍大学生而言，江苏籍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习成绩更好，且这种影响在统计意义上非常显著。出生地为城市的大学生比出生地为农村的学生在校期间成绩更为优秀，其成绩优秀的发生比为农村大学生的1.651倍（p<0.01）。至此，假设1得到了部分验证。
（二）家庭资本对大学生在校期间担任学生干部情况的影响
调查结果显示，仅有7.61%的大学生在校期间担任过校级学生干部，有46.29%的大学生担任过院（系、班）级学生干部，而有46.09%的大学生在校期间没有担任过任何形式的学生干部。
大学生在校期间担任学生干部情况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在家庭资本方面，相对于家庭经济为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家庭经济状况为高收入的大学生更倾向于担任过校级学生干部，其发生比为低收入家庭大学生的7.146倍（p<0.05），中等收入家庭的大学生相对于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也更倾向于担任过校级学生干部，但这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在父亲职业方面，父亲职业为农民及下岗人员的子女比起其他家庭背景的子女更倾向于在校期间担任过各种级别的学生干部，但这种影响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母亲职业对大学生在校期间担任学生干部情况有显著负向影响，具体来看，相对于母亲职业为公务员及企业管理人员，事业单位职工和个体户的大学生，母亲的职业为农民及下岗人员的大学生更倾向于在校期间担任过校级及院（系、班）级学生干部，且这种影响十分显著。此外，男性大学生和女性大学生在校期间担任学生干部情况并没有显著性差异。从学生生源地情况来看，相对于江苏籍学生而言，非江苏籍大学生在校期间担任过学生干部的概率更高，且这种影响在统计意义上非常显著。出生地为城市的大学生比出生地为农村的大学生在校期间担任过学生干部的概率更高，其担任过校级学生干部的发生比为农村大学生的1.796倍（p<0.01）。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出生地为城市的大学生较之于出生地为农村的学生而言，其在基础教育阶段或初等教育阶段接受了更好的有关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及演讲口才的锻炼，所以在大学阶段具有竞争优势。至此，假设2得到了部分验证。
（三）家庭资本对大学生在校期间获奖情况的影响
调查结果显示，有58.07%的大学生在校期间获得过奖励，而有41.93%的大学生在校期间没有获得过任何形式的奖励。大学生在校期间获奖情况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从中可知，以收入水平为代表的家庭经济状况对大学生在校期间获得奖励情况没有显著影响。而父亲职业对大学生在校期间获得奖励情况具有显著影响。具体来看，与父亲职业为公务员及企业管理人员、事业单位职工和个体户及工人的大学生相比，父亲职业为农民及下岗人员的大学生更倾向于在大学期间获得过奖励，且这种影响在统计意义上较为显著。在母亲职业方面，母亲为农民及下岗人员的子女，相对于母亲职业为工人的大学生而言，其在校期间更容易获得奖励。女性大学生、非江苏籍的大学生和出生地为城市的大学生在校期间获得奖励的概率显著高于男性大学生、江苏籍和出生地为农村的大学生。至此，假设3得到了部分验证。
（四）家庭资本对大学生在校期间英语水平的影响
调查结果显示，在本次调查样本中，在校期间通过CET-6的比例为20.12%，在校期间通过CET-4的比例为46.37%。大学生在校期间英语水平的二元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从中可知，家庭经济状况对CET-4和CET-6具有截然相反的显著性影响。具体而言，高收入家庭子女CET-6通过率为低收入家庭子女的1.421倍（p<0.05）；而低收入家庭子女CET-4通过率显著高于高收入家庭子女。对于这一结论可能的解释是，CET-4考试是目前中国高校大学生基本必须参加的一个全国统一考试，许多学校均硬性要求获得学士学位与通过CET-4挂钩，因此，作为低收入家庭子女，其在考试准备方面可能付出比其他家庭子女更多的努力，但由于基础教育阶段英语师资缺乏、学习环境较差等方面的原因，使得这些家庭的子女在通过更高级的英语考试（如CET-6）方面具有明显的劣势。父母亲职业对其子女在校期间英语等级考试通过情况没有显著影响。女性大学生的CET-4和CET-6通过率均显著高于男性大学生。非江苏籍大学生的CET-4和CET-6通过率均显著高于江苏籍大学生。出生地为城市还是农村，对于CET-4和CET-6通过率没有显著性影响。至此，假设3得到了部分验证。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探讨了以家庭经济状况、父母亲职业为表征的家庭资本对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业表现的影响，有如下几个研究发现：
（1）家庭经济状况对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习成绩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经济状况越好，大学生在校期间成绩越高；江苏籍大学生比非江苏籍学生在校期间学习成绩更好；出生地为城市的大学生比出生地为农村的学生在校期间成绩更为优秀。
（2）高收入家庭子女担任校级学生干部的概率显著高于低收入家庭子女；母亲职业等级越高，其子女担任校级学生干部的概率越大；出生地为城市的大学生担任校级学生干部的概率显著高于出生地为农村的大学生。
（3）家庭经济状况对大学生在校期间获得奖励情况没有显著影响；父亲职业对大学生在校期间获得奖励情况具有显著影响；女性大学生、非江苏籍的大学生和出生地为城市的大学生在校期间获得奖励的概率显著高于男性大学生、江苏籍和出生地为农村的大学生。
（4）高收入家庭大学生在通过等级更高的英语考试方面比家庭收入较低的大学生具有相对优势；父母亲职业对其子女在校期间英语等级考试通过情况没有显著影响；非江苏籍大学生的CET-4和CET-6通过率均显著高于江苏籍大学生。
基于上述实证研究结果，可以发现即使在高等教育阶段，家庭资本对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业表现仍然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本文将尝试利用社会再生产理论和“家庭与学校联合生产理论”对这一现象给予概要阐释。社会再生产理论主要包括经济再生产理论和文化再生产理论。经济再生产理论认为教育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复制了劳动的社会等级分工，资本主义学校教育的本质功能就是再生产不平等的劳动分工。[6]文化再生产理论的奠基者布尔迪约认为，学业成功的不平等绝对是个体间固有的、天生的不平等的反映，学校则是把这些固有的不平等转变为能力的不平等的机制，从而使得个体等级化得以合法化。[7]因此，具有较高文化资本的家庭，其后代在获得教育成功的机会上具有先天的优势。[8] 概言之，父母的家庭资本优势可以代际遗传给其子女，从而促进其子女在教育，甚是是高等教育阶段的学业表现，进而使其在将来的职业获得方面更具竞争优势。于是，优势社会阶层通过教育这一“隐蔽的”方式将阶层优势代际传递给下一代，使得教育领域的不平等总在持续地维持着。[9]“家庭与学校联合生产理论”认为，现代大学教育越来越受到更多外界“呼声”的影响，在高等教育阶段，教育依然是家庭、社会和学校“联合生产”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家庭资本对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业表现会产生显著影响也是其“题中之义”。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当前大学生教育的启示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两方面：其一，在我国高等教育快速扩展的现实背景下，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学生在学业表现方面具有显著性差异，高等教育过程方面的不平等仍然持续存在。这就要求我们对相对弱势的大学生群体给予更多的关心和帮助，使其在大学中能受到同等的对待，拥有与家庭背景优越的大学生同等的学业成功的机会。其二，在高等教育阶段，大学生的学业成功依然是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生产”的结果。因此，要进一步调动家庭在大学生学习和生活中的积极性，鼓励父母对其子女在大学中的学习和生活给予更多关心。
参考文献：
[1]莫琳·T·哈里楠. 教育社会学手册[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87.
[2]BethanneM.Schlee,AnnK.Mullis,Michael Shriner.2009.Parentssocialandresourcecapital: Predictorsofacademicachievementduringearly childhood.ChildrenandYouthServicesReview,31(2): 227-234.
[3]KatjaNatale,KaisaAunola,Jari-ErikNurmi. 2009.Children’sschool performanceandtheirparents’causalattributionstoabilityandeffort:Alongitudinalstudy.JournalofAppliedDevelopmentalPsychology, 31(1):14-22.
[4]陶红，杨东平.我国高中学生学业成就与家庭背景关系的实证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7（2）：29-33.
[5]Susan A. Dumais, Aaryn Ward. 2010.Cultural capital and first -generation college success. Poetics, 38(3): 245-265.
[6][美] 塞缪尔·鲍尔斯，赫伯特·吉丁斯.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与教育.见张人杰主编：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修订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79-301.
[7][法]布尔迪约，帕斯隆.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8][法]布尔迪约，帕斯隆.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9]Samuel R. Lucas.2001.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ducation Transitions,Track Mobility, and Social Background Effect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6(6):1642-16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