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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5日，在国民党全面败退台湾之际，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白皮书的最前面是美国国务卿艾奇逊７月３０日给杜鲁门总统的信，着重说明编写的经过、宗旨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白皮书长达四百零九页，连同附件共有一千零五十四页，公布了1844年以来特别是1944年至1949年间一系列中美关系的外交档案，披露了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和援蒋内战的若干真相，讲述了这些政策在于遏止远东共产主义“蔓延”，国民党政权垮台的原因在于本身的腐败和脱离人民群众，以及国民党军事战略的失误与指挥无能等等。
白皮书的发表，曾引起各方关注和热议。在美国，最先“受到国会各种集团和新闻界的一阵暴风雨似的辱骂”〔1〕。在中国，国民党对白皮书的发表极度不满，认为它抨击了国民党而偏袒共产党。蒋介石在8月10日的日记中甚至感叹：白皮书“为美国历史上留下莫大之污点，此不仅为美国悲，而更为世界前途悲矣！”离任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则认为白皮书“不承认美国政策有什么错误，而将一切责任全部归咎于中华民国政府”〔2〕。对于白皮书，中国共产党当然要发出自己的声音。8月12日新华社发表评论《无可奈何的供状》。随后，毛泽东亲自操刀，在短短的三十多天连续写出五篇指向清晰、内在逻辑严密的战斗檄文：《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四评白皮书》（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五评白皮书》（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友谊”，还是侵略？》）、《六评白皮书》（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写的这五篇评论，后俗称为“五评白皮书”。
“五评白皮书”的写作时间非常密集，从1949年8月14日到1949年9月16日，仅三十四天。这段时间正是筹建新中国的繁忙时刻，毛泽东竟然连续写出五篇篇幅不算小的文章，这在他的著述生涯中是罕见的，足见毛泽东对《白皮书》的重视。“五评白皮书”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最末，成为雄文四卷的收官之作。
在目前出版的权威中共党史著作中，《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对“五评白皮书”只字未提。《毛泽东传》（金冲及主编）倒是花了些篇幅，但落笔重点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原因所作的解释。《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则是根据《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注释展开论述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首篇评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的脚注中对这五篇评论的基本思想进行了三个方面的概括：“这些评论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并且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说明。”〔3〕这种概括是比较完整的。但笔者认为，其中“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是“五评白皮书”的核心。五篇评论都以美国白皮书为靶子，其中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也罢，阐述中国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也罢，都是说给“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听的，着力于劝说他们要丢弃对美国的幻想而与中国共产党精诚合作。
我们来看文本。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8月14日）开篇之后，便从1840年英国人侵略中国说起，一直说到“最近三年来表面上是蒋介石实际上是美国进攻中国人民的战争”。指出正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促使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浴血奋战的过程中，“获得了数万万人民群众的拥护，其中，也获得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们的拥护”。但是，“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看一看再说。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正是这些人，他们对美国存着幻想”。至此点出文章的论说对象。
在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革故鼎新之际，那些态度犹疑，认为国民党不好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对美国抱有怎样的幻想呢？该文似乎并没有从正面回答，但从行文中可以概括出三条，一是“相信美国什么都好，希望中国学美国”；二是“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讲平等，讲互利”。这两条说的都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其实更为严重和潜在的是第三条，即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这不仅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而是严重的政治道路选择问题。一个半月之前，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斩钉截铁地说：“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4〕尽管新中国成立前夕，民主党派及大批知识分子已在政治上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愿意接受新民主主义道路，但对于“第三道路”即把中国建设成英美式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幻想”，那些深受民主个人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是不容易一下放弃的，“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而艾奇逊在致杜鲁门总统的信中，明确表示要把中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这批人身上，“……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对此，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艾奇逊公开说，要‘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摆脱所谓‘外国的羁绊’。这就是说，要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如果这批人不放弃“第三条道路”的幻想而与美国人里应外合，将成为新政权最大的隐患。
那么这批人为什么会对美国抱有幻想？这与他们的出身有关。“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即是说，近代中国数百万大小知识分子的出现，与帝国主义的侵略有关，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精神侵略的产物。对此，在《“友谊”，还是侵略》中，毛泽东有着更具体的论述：“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司徒雷登就是从事这些事业出了名，因而做了驻华大使的。”〔5〕其次，是这批人的思想方法问题。因为他们是受的近代资产阶级教育，不可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分子，亦即旧民主主义分子，亦即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们所瞩望的和经常企图争取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动地位，对问题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美国统治者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国民党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苏联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察也往往不正确，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或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问题的缘故。”“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们的欺骗做法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
那么，如何对待美国人实现其未来在中国种种梦想的这层“薄薄的社会基础”？毛泽东的回答是：“先进的人们，共产党人，各民主党派，觉悟了的工人，青年学生，进步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去团结人民中国内部的中间阶层、中间派、各阶层中的落后分子、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的人们（这些人们还要长期地动摇着，坚定了又动摇，一遇困难就要动摇的），用善意去帮助他们，批评他们的动摇性，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6〕
如果把“五评白皮书”视为一个整体，那么其《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则是一个总纲，其所有论点和看法都在这首篇评论中表达出来，其余四篇则是这些论点或看法的深化和具体化。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发表后的第四天，毛泽东发表了第二篇评论《别了，司徒雷登》（1949年8月18日）。这篇评论的篇名极俏皮，且富象征意义。“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由于司徒雷登的特殊身份和生平作为，使他在国统区知识分子心目中，有着很高的地位和影响力。在这里，司徒雷登已成为美国的象征，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象征，他的最大特点是迷惑性。这篇评论主要是围绕“丢掉幻想”深入展开的：（一）利用白皮书提供的材料和艾奇逊的话，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侵略实质。并用训诫的口吻唤醒那些抱有“幻想”的人们：“对于美国怀着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们，请你们看一看艾奇逊的话”，“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中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二）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剖析了美国的科学、民主和金钱。“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接下来的话，就不完全是讥讽，而有羞辱和警告的意味了：“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随后，毛泽东谈到骨气，把闻一多、朱自清表彰了一番。（三）丢掉对美国的幻想不可怕，别了司徒雷登我们也有办法。毛泽东豪迈地宣称：“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困难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7〕
《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1949年8月28日）的主题篇名已明示。讨论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白皮书提供了一个详尽地讨论中国革命和内外各方面关系的机会，通过讨论《白皮书》，可以展现“中国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二是白皮书变成了中国人民的教育材料，要充分加以利用。文章的后半部分，论题有一个从“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向“如何讨论白皮书”的延伸。毛泽东紧紧抓住艾奇逊致杜鲁门的信的开头，用阶级分析方法，一分为二，将“两国人民”和“两国反动派”区别开来，将“反动派的舆论”与“人民的舆论”区别开来，将对反动派的专政与对人民的民主既区别开来又统一起来，最后将“右派极权政府”的帽子戴到了美国资产阶级政府头上。这篇评论在揭露白皮书的本质，不让其表面文字迷惑中国人的同时，也为那一“部分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分析和看待白皮书乃至美国帝国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
《“友谊”，还是侵略？》（1949年8月30日）的核心论题是怎样看待中美关系。毛泽东开篇指出：“为了寻找侵略的根据，艾奇逊重复地说了一大堆‘友谊’，加上一大堆‘原则’”。在引证了艾奇逊的原话之后，即开始反驳：“艾奇逊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了‘友谊’。”〔8〕文章从1840年鸦片战争说起，历数其侵略中国的事实，一直叙说到美国扶蒋反共、杀死几百万中国人的现实。文章通过对白皮书关于“友谊”表白的揭露，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如何看待中国百年近代史的问题，如何看待一百年来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的关系问题，这当然就涉及到根本的政治立场和不同的历史观念了。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年9月16日）通过驳斥白皮书关于中国革命发生发展的解释，如“人口太多”、“西方影响”等，引出应如何看待近代中国革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到底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和观点来看待和解释，还是用历史唯心主义的眼光和观点来看待和解释？“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还因为艾奇逊胡诌了一大篇中国近代史，而艾奇逊的历史观点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观点，就是说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历史观。驳斥了艾奇逊，就有可能使得广大的中国人获得打开眼界的益处。对于那些抱着和艾奇逊相同或者有某些相同的观点的人们，则可能是更加有益的”〔9〕。关于历史观的问题，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就已提及：“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10〕那些不能正确观察美国统治者、不能正确观察国民党、不能正确观察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人们，“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或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问题的缘故”。因此，本篇评论可以看做是对第一篇评论所提问题的回应、深化和总结。
从建立新政权的角度来说，“五评白皮书”的作用是巨大的。毛泽东用密集的火力猛轰美国白皮书，再一次向世界宣示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对外政策，即“一边倒”：新中国只能倒向社会主义的苏联，而不可能是美国；战后美、苏争夺中国有了最终结局，新中国将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而与美国形成对抗之势。在国内，按照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设计，要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这个新国家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其奋斗目标——“经过人民共和国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达到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广大的工人、农民是会拥护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剩下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就可以向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进行许多适当的教育工作。等到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再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11〕。麻烦的是那些对美国抱有好感、不愿放弃“第三条道路”幻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尽管他们人数不多，也没有什么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他们却有话语权，有影响力，况且他们的问题是思想问题，这些思想问题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是美国人“精神侵略”多年的产物，政治手段、经济手段对其都难以凑效。特别是美国人将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并要给予“鼓励”，这就更需要引起高度警惕。“五评白皮书”正是适时地对这批人进行的规劝、警告乃至于震慑。也许并非纯然的历史巧合，“五评白皮书”最后一篇发表的第二天，1949年9月17日，担负筹建新中国使命的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举行了第二次全体会议。
但“五评白皮书”并不是就事论事的时论，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和毛泽东的威望日益高涨，它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注释：
〔1〕（美）迪安·艾奇逊著，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伍协力合译：《艾奇逊回忆录》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182页。
〔2〕（美）约翰·司徒雷登著，程宗家译，刘雪芬校：：《在华五十年》，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261—263页。
〔3〕〔4〕〔5〕〔6〕〔7〕〔8〕〔9〕〔10〕〔1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3、1473、1506、1483—1490、1491—1497、1505、1509、1487、1471—1477页。
白皮书的发表，曾引起各方关注和热议。在美国，最先“受到国会各种集团和新闻界的一阵暴风雨似的辱骂”〔1〕。在中国，国民党对白皮书的发表极度不满，认为它抨击了国民党而偏袒共产党。蒋介石在8月10日的日记中甚至感叹：白皮书“为美国历史上留下莫大之污点，此不仅为美国悲，而更为世界前途悲矣！”离任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则认为白皮书“不承认美国政策有什么错误，而将一切责任全部归咎于中华民国政府”〔2〕。对于白皮书，中国共产党当然要发出自己的声音。8月12日新华社发表评论《无可奈何的供状》。随后，毛泽东亲自操刀，在短短的三十多天连续写出五篇指向清晰、内在逻辑严密的战斗檄文：《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四评白皮书》（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五评白皮书》（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友谊”，还是侵略？》）、《六评白皮书》（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写的这五篇评论，后俗称为“五评白皮书”。
“五评白皮书”的写作时间非常密集，从1949年8月14日到1949年9月16日，仅三十四天。这段时间正是筹建新中国的繁忙时刻，毛泽东竟然连续写出五篇篇幅不算小的文章，这在他的著述生涯中是罕见的，足见毛泽东对《白皮书》的重视。“五评白皮书”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最末，成为雄文四卷的收官之作。
在目前出版的权威中共党史著作中，《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对“五评白皮书”只字未提。《毛泽东传》（金冲及主编）倒是花了些篇幅，但落笔重点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原因所作的解释。《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则是根据《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注释展开论述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首篇评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的脚注中对这五篇评论的基本思想进行了三个方面的概括：“这些评论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并且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说明。”〔3〕这种概括是比较完整的。但笔者认为，其中“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是“五评白皮书”的核心。五篇评论都以美国白皮书为靶子，其中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也罢，阐述中国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也罢，都是说给“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听的，着力于劝说他们要丢弃对美国的幻想而与中国共产党精诚合作。
我们来看文本。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8月14日）开篇之后，便从1840年英国人侵略中国说起，一直说到“最近三年来表面上是蒋介石实际上是美国进攻中国人民的战争”。指出正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促使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浴血奋战的过程中，“获得了数万万人民群众的拥护，其中，也获得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们的拥护”。但是，“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看一看再说。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正是这些人，他们对美国存着幻想”。至此点出文章的论说对象。
在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革故鼎新之际，那些态度犹疑，认为国民党不好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对美国抱有怎样的幻想呢？该文似乎并没有从正面回答，但从行文中可以概括出三条，一是“相信美国什么都好，希望中国学美国”；二是“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讲平等，讲互利”。这两条说的都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其实更为严重和潜在的是第三条，即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这不仅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而是严重的政治道路选择问题。一个半月之前，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斩钉截铁地说：“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4〕尽管新中国成立前夕，民主党派及大批知识分子已在政治上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愿意接受新民主主义道路，但对于“第三道路”即把中国建设成英美式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幻想”，那些深受民主个人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是不容易一下放弃的，“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而艾奇逊在致杜鲁门总统的信中，明确表示要把中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这批人身上，“……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对此，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艾奇逊公开说，要‘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摆脱所谓‘外国的羁绊’。这就是说，要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如果这批人不放弃“第三条道路”的幻想而与美国人里应外合，将成为新政权最大的隐患。
那么这批人为什么会对美国抱有幻想？这与他们的出身有关。“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即是说，近代中国数百万大小知识分子的出现，与帝国主义的侵略有关，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精神侵略的产物。对此，在《“友谊”，还是侵略》中，毛泽东有着更具体的论述：“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司徒雷登就是从事这些事业出了名，因而做了驻华大使的。”〔5〕其次，是这批人的思想方法问题。因为他们是受的近代资产阶级教育，不可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分子，亦即旧民主主义分子，亦即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们所瞩望的和经常企图争取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动地位，对问题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美国统治者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国民党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苏联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察也往往不正确，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或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问题的缘故。”“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们的欺骗做法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
那么，如何对待美国人实现其未来在中国种种梦想的这层“薄薄的社会基础”？毛泽东的回答是：“先进的人们，共产党人，各民主党派，觉悟了的工人，青年学生，进步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去团结人民中国内部的中间阶层、中间派、各阶层中的落后分子、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的人们（这些人们还要长期地动摇着，坚定了又动摇，一遇困难就要动摇的），用善意去帮助他们，批评他们的动摇性，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6〕
如果把“五评白皮书”视为一个整体，那么其《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则是一个总纲，其所有论点和看法都在这首篇评论中表达出来，其余四篇则是这些论点或看法的深化和具体化。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发表后的第四天，毛泽东发表了第二篇评论《别了，司徒雷登》（1949年8月18日）。这篇评论的篇名极俏皮，且富象征意义。“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由于司徒雷登的特殊身份和生平作为，使他在国统区知识分子心目中，有着很高的地位和影响力。在这里，司徒雷登已成为美国的象征，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象征，他的最大特点是迷惑性。这篇评论主要是围绕“丢掉幻想”深入展开的：（一）利用白皮书提供的材料和艾奇逊的话，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侵略实质。并用训诫的口吻唤醒那些抱有“幻想”的人们：“对于美国怀着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们，请你们看一看艾奇逊的话”，“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中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二）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剖析了美国的科学、民主和金钱。“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接下来的话，就不完全是讥讽，而有羞辱和警告的意味了：“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随后，毛泽东谈到骨气，把闻一多、朱自清表彰了一番。（三）丢掉对美国的幻想不可怕，别了司徒雷登我们也有办法。毛泽东豪迈地宣称：“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困难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7〕
《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1949年8月28日）的主题篇名已明示。讨论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白皮书提供了一个详尽地讨论中国革命和内外各方面关系的机会，通过讨论《白皮书》，可以展现“中国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二是白皮书变成了中国人民的教育材料，要充分加以利用。文章的后半部分，论题有一个从“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向“如何讨论白皮书”的延伸。毛泽东紧紧抓住艾奇逊致杜鲁门的信的开头，用阶级分析方法，一分为二，将“两国人民”和“两国反动派”区别开来，将“反动派的舆论”与“人民的舆论”区别开来，将对反动派的专政与对人民的民主既区别开来又统一起来，最后将“右派极权政府”的帽子戴到了美国资产阶级政府头上。这篇评论在揭露白皮书的本质，不让其表面文字迷惑中国人的同时，也为那一“部分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分析和看待白皮书乃至美国帝国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
《“友谊”，还是侵略？》（1949年8月30日）的核心论题是怎样看待中美关系。毛泽东开篇指出：“为了寻找侵略的根据，艾奇逊重复地说了一大堆‘友谊’，加上一大堆‘原则’”。在引证了艾奇逊的原话之后，即开始反驳：“艾奇逊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了‘友谊’。”〔8〕文章从1840年鸦片战争说起，历数其侵略中国的事实，一直叙说到美国扶蒋反共、杀死几百万中国人的现实。文章通过对白皮书关于“友谊”表白的揭露，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如何看待中国百年近代史的问题，如何看待一百年来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的关系问题，这当然就涉及到根本的政治立场和不同的历史观念了。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年9月16日）通过驳斥白皮书关于中国革命发生发展的解释，如“人口太多”、“西方影响”等，引出应如何看待近代中国革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到底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和观点来看待和解释，还是用历史唯心主义的眼光和观点来看待和解释？“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还因为艾奇逊胡诌了一大篇中国近代史，而艾奇逊的历史观点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观点，就是说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历史观。驳斥了艾奇逊，就有可能使得广大的中国人获得打开眼界的益处。对于那些抱着和艾奇逊相同或者有某些相同的观点的人们，则可能是更加有益的”〔9〕。关于历史观的问题，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就已提及：“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10〕那些不能正确观察美国统治者、不能正确观察国民党、不能正确观察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人们，“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或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问题的缘故”。因此，本篇评论可以看做是对第一篇评论所提问题的回应、深化和总结。
从建立新政权的角度来说，“五评白皮书”的作用是巨大的。毛泽东用密集的火力猛轰美国白皮书，再一次向世界宣示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对外政策，即“一边倒”：新中国只能倒向社会主义的苏联，而不可能是美国；战后美、苏争夺中国有了最终结局，新中国将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而与美国形成对抗之势。在国内，按照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设计，要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这个新国家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其奋斗目标——“经过人民共和国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达到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广大的工人、农民是会拥护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剩下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就可以向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进行许多适当的教育工作。等到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再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11〕。麻烦的是那些对美国抱有好感、不愿放弃“第三条道路”幻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尽管他们人数不多，也没有什么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他们却有话语权，有影响力，况且他们的问题是思想问题，这些思想问题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是美国人“精神侵略”多年的产物，政治手段、经济手段对其都难以凑效。特别是美国人将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并要给予“鼓励”，这就更需要引起高度警惕。“五评白皮书”正是适时地对这批人进行的规劝、警告乃至于震慑。也许并非纯然的历史巧合，“五评白皮书”最后一篇发表的第二天，1949年9月17日，担负筹建新中国使命的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举行了第二次全体会议。
但“五评白皮书”并不是就事论事的时论，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和毛泽东的威望日益高涨，它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注释：
〔1〕（美）迪安·艾奇逊著，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伍协力合译：《艾奇逊回忆录》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182页。
〔2〕（美）约翰·司徒雷登著，程宗家译，刘雪芬校：：《在华五十年》，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261—263页。
〔3〕〔4〕〔5〕〔6〕〔7〕〔8〕〔9〕〔10〕〔1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3、1473、1506、1483—1490、1491—1497、1505、1509、1487、1471—14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