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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文艺家：刘华，现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委。1954年出生，1972年初下乡插队，1977年恢复高考时考入江西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在江西省文联《星火》编辑部工作。曾任《创作评谭》副主编、主编，《星火》副主编、主编，省文联副主席、主席，并曾兼任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滕王阁文学院院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著有长篇文化散文《灵魂的居所》《百姓的祠堂》《亲切的神灵》《风水的村庄》《我们的假面》《一杯饮尽千年》《送船考》，散文集《乡村的表情》《与克拉玛依分居的美人》《田野》《大地脸谱》《刘华写江西》《中国祠堂的故事》《江西庙会》，长篇小说《车头爹 车厢娘》（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红罪》、《大地耳目》（系“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等三部，以及小说集《老爱临窗看风景的猫》、诗集《我朗诵 祖国听》、评论集《一栋心房能容多少收藏》《有了生命的豹还需要什么》、摄影画册《村庄》等。
陈蔚文（以下简称陈）：刘华老师好，去年看到您新出的摄影画册《村庄》，感觉有些意外。听说整理、选择照片花了几年时间，您为什么不厌其烦做这样一件事呢？
刘华（以下简称刘）：像个摄影“发烧友”吧？确实，在文学圈里干了一辈子，到头来用一部摄影集为自己作结，有点奇怪。可这是我当时最想完成的一件事，念头来自福建的明清建筑园。园中最经典的一座清代祠堂，居然是从江西南城的废旧木材市场上淘去的。于是，我便想把近20年积累、采自南方诸省600余座古村落的照片挑選出来，汇集在一部书里，像一大堆古旧材料。多少年以后，人们可以凭此通过想象去拼贴形态完整的村庄，从而认识传统村落的本来面貌。我自己就把它当作一个完好的村子，所以收入其中的两千多张图片都未标注地名。
在此之前，我曾重访过一些古村落，试图用数码相机把早年傻瓜相机拍的照片替换掉，可是，新拍的并不比老照片更好，失去了我曾经领略过的生气、灵气、秀气和烟火气。也就是说，这么多年来，古村落似乎并没有因为声势浩大的抢救和保护而变得更好。
陈：有些地方我去过，看到图片挺亲切的。《村庄》留存了珍贵的乡村记忆，也披露了您走向田野的身影。我想知道，您怎么忽然会对乡村产生兴趣呢？
刘：是的，忽然。我长期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编辑之余，写过诗歌、评论、小说，写小说花的力气最大。但编辑容易眼高手低，写着写着，把自己看穿了，半途而废了，留下许多没有结尾的小说稿。写得杂，也是没有方向、缺乏自信的表现。我写评论，其实是当年《创作评谭》逼出来的，主编留着版面逼我这个新人写稿，而且不吝篇幅;后来再写，则是为了扶持别的新人。为了把传统的“谷雨诗会”做大，做成“谷雨诗歌节”，我得带头写朗诵诗，比如《为江西干杯》等。最初写散文也是任务，为央视写电视散文，写的《井冈杜鹃红》《青花》，在那几年里，每逢相关节日必定播出，《青花》还被改写后收入小学教材。不过，大学期间我的《我拾到一双眼睛》是朦胧诗，发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是意识流，当编辑以后写的评论，曾有老评论家开玩笑说，怎么你的评论也朦胧呀。这样的例子或许也可以证明内心的不安分、不满足。
20世纪80年代前中期，正值文学期刊阳光灿烂的日子。作为青年编辑，我经常以组稿的名义往基层跑，乡镇、林场、瓷窑、钨矿、煤矿都去过，一去三五天，多则十天半月，经常是独自晃荡，没有目的，只是好奇。如今回首往事，感觉过去的自在行走对写作也挺重要，不仅积累了生活，还能吸纳天光地气。
真正走进乡村并为之怦然心动是在21世纪初。非常偶然，我应朋友之邀顺路拐进了乐平下徐村，凭着对老房子一些视觉印象，我主观臆测其祖上一定是解甲归田的将军。后来史料证实了我的猜想，下徐历史上果然出过一位“文进士、武状元”，他在康州防御使任上告老还乡。个人经历当然不足以影响村庄的审美情趣，但是，当这个人成为整个村庄与宗族的荣耀时，口碑相传之间，他的思想、性情、志趣极可能潜移默化地溶解在宗族的血脉之中。因此，村庄的土木砖石都是可以解读的，古村落的魅力恰恰在于此。
“千古一村”流坑的村落文化十分厚重丰富，早先知名度就很高，然而游客寥寥，原因是，对于一般游人，它不过是密密匝匝的老房子而已，人们并不懂得怎样欣赏它。于是，我开始用自己的情感和方式去解读古村，试图引领读者去品味建筑，想象历史，启发读者欣赏民间古建筑的审美主动性。
类似下徐村的发现不胜枚举，正是发现的喜悦，引导我长期行走在田野上。可以说，下徐村之行，决定了我后来的写作方向。
陈：我想起当年在瑞金开散文笔会的时候，读到您的一组散文，好像里面提到这件事。
刘：瑞金笔会是我写作的机缘。来讲课的百花文艺出版社甘以雯主编看到那组散文，除了《散文》（海外版）选用外，还约我以长篇文化散文的形式来写民间古建筑。百花文艺出版社向来以出版散文和建筑文化类书籍为特色。甘主编的约稿成就了《灵魂的居所》。接着，我意犹未尽，或者说是发现了新大陆，连续完成了多部专题性长篇文化散文。其中有四部书先是在百花文艺出版社等两家出版社出，后被商务印书馆看中，整体包装后重新出版。我挺意外。用散文来写建筑写民俗，在当时挺吸引眼球，可能让人感觉新鲜吧。在出版社并没有推介的情况下，销售比想象的要好，有的书还在省级新华书店月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尽管这类写作是文学和民间文化研究两头不讨好，但读者接受，它就获得了意义。
陈：那几年您的写作真似井喷一般。您在《灵魂的居所》后记里说过，古村在迅速老去，它老去的速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所以得赶快记住它们。记住，是自己所能做的事情。记住，也是您写作的动力吧？
刘：我的这类写作最初的动机确实是为了记住。不妨叫作田野写作吧。以田野作业的方式，采自田野，记录的是大地的事，田野的事。不过，这是农耕文明土壤正在迅速流失的田野。我的田野写作起始于21世纪初全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蓬勃开展之际，是和大环境同步的。而我加入抢救行列有两个身份，既是写作者，也是组织者。 江西的抢救工程精彩纷呈，影响最大的是中国江西国际傩文化艺术周活动，把藏在深闺的江西傩推介给了世界。除盛大的踩街表演外，民俗风情歌舞《赣傩的表情》用傩舞贯穿江西的民俗事象，也颇得好评。后来的民歌组歌《赣鄱谣》曾在国家大剧院演出，并被《歌曲》全部刊登。投入这类舞台艺术的策划和文本写作，其思想和艺术资源也都是来自田野，而且是散文创作的副产品。
我希望读者记住什么呢？記住古村落之所以令人神往，是因为其中存储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寄寓着丰富而微妙的情感和理想，沉积着民族民间的精神和观念，我们因此把它称作人类的精神家园。记住宗祠建筑往往集中反映了可以约束人心的民间信仰，可以教化人心的人文传统，可以激励人心的宗族情感，可以温暖人心的生活理想。记住古村落是珍藏中华美学精神的富矿，或者说，是中华文化精神造就了璀璨夺目的古村落，而村庄体现出来的中华美学精神，有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审美价值观，有既入世又出世的人间情怀，有营造意象与追求意境的艺术表征，如此等等。记住民间俗神崇拜总是大张旗鼓地彰显民间的英雄情结，总是绘声绘色地述说乡土的人类情怀，总是润物无声地播撒传统的道德理想……总之，要记住我们民族浩大而久远的来龙之势。
陈：您对传统的村落文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挖掘和梳理，完成了一次对乡土中国文化具有规模意义的审美书写。可是，您个人的写作速度肯定赶不上村庄消亡的速度，作为文艺工作组织者，您完全可以组织写作团队来做这件事，对此您是否考虑过？
刘：当年有好几个专家朋友曾向我提议过。如果说，只是为了给古村落给民俗事象建档的话，那就必须依靠团队的力量。事实上，当年冯骥才先生倡导开展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工作，江西就在各地民协的支持下，把这项工作做在了全国前面。而我的写作，是我个人的事，是别人不能取代的事。别人提供的材料，只是我追寻的线索。我写的村庄，一定有我的足迹;我写的民俗，一定有我的体验。
当然，我的表达一定也要渗透自己的思考，并且采用自己的方式。如果找助手合作，那样的写作就会机械。所谓田野调查，其实也是一种阅读，而不是高声朗诵，所以只能是个人化的。其阅读对象是山水田园、土木砖石和灯烛香火，是众多生长在民俗大地上的活生生的人。田野写作的资源来自长期的积累，更来自锲而不舍的追踪。那些长篇文化散文好像是一股脑抛出来的，其实不然，有的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我得考察它研究它理解它，才可以用文学语言表达它。古村落就在那里，什么时候都可以去看，而且可以反复研读。民俗事象则不然，它们往往一年一度，有的甚至多少年一轮回，错过了时间就得做漫长的等待。我写《我们的假面》花了好几年时间，就是为了尽可能地亲临各地现场。
将近20年，春节至元宵期间，我年年都在乡下赶场子。写得最辛苦的是《送船考》，它差不多是一点点挖出来的。2004年秋天，我在赣南山乡观赏到一种表现划船的民间舞蹈，心里一直揣着疑问，几年后电视报道青原喊船，让我把二者联系起来了。喊船、唱船、送船，叫法不同，其实就是请神容易送神难的送神。送神为什么难？人们希望神灵在返回天界时把地上一切灾疫邪祟都押走。后来，在赣州、吉安一带陆续冒出来不少送船的村庄，而我每年只能考察一处。沿着送神线索，我追到正在联合申报世界“非遗”的闽台送王船，已经与端午习俗捆绑成为世界“非遗”项目的西塞神舟会等等，所以这本书写了十多年。我认为，送船是一个巨大的民间文化之筐，过去在我国南方普遍流行，到如今，别处遗存不多或荡然无存，而在江西吉安、赣州等地却时有发现，而且万安唱船因为保存有水陆画元宵图，其仪式堪称最古朴最丰富，极具研究价值。多年来，我把该县当作自己的民俗学研究和实践基地，在深入民俗研究的同时，积极参与实践，致力推动农民画创作的发展，帮助其建成了农民画家村和全国农民画精品馆，还有中华传统民间游戏村。
江西民间文化缤纷绚丽，自然也是文学写作的宝贵资源。的确，个人力量极其有限，我还有一些有意义的选题可能无力完成了。好在这些年来，江西散文异军突起，其中不少青年作家钟情于地方文化，有的已收获颇丰。这也是对散文题材领域的开拓。它与省作协的引导有关，比如，省作协策划组织了“走向田野”等多套丛书的写作、出版。从前我们鼓励作家立足脚下打一口深井，在这类成果越来越多的情势下，我反而想提醒文友，应有大视野、大格局，要始终坚持专业精神和专业立场，孜孜以求地去实现专业水准。
陈：您的民俗研究紧贴大地，有些观点精警动人，比如对江西古村落突出或独有的文化价值的概括。那么，哪些是独有的呢？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刘：江西古村落形态多样、蕴藏丰富，而且有不少是活态存在。概括其文化价值，是为在吉安召开的全国古村落保护现场会做准备，那次活动把吉安星罗棋布的古村落介绍出去了，让全国来的专家感到震撼。村落形态丰富多样、中原文化活体遗存、宗族文化源远流长、崇文重教传统深厚、风水观念坚固恒久、俗神崇拜丰富驳杂、宋明理学烙痕深刻、革命遗迹珍藏颇丰，这八个特点是站得住脚的。其中崇文重教传统深厚、风水观念坚固恒久、宋明理学烙痕深刻，可以说是为江西所独有。依据嘛，有前辈专家的总结，更有我长期实地考察的经验，并经过广域环境的比较对照才得出的。
陈：您出过三部长篇小说，写蒸汽机时代的铁路，写红军时期的矿山，写当下的乡村，其主题跳跃性颇大，不过作品里却有一些共通的东西。比如对民俗的迷恋，对精神价值的追索，尤其是您在每部小说的后记里，谈创作初衷，都离不开“记住”的意思。写铁路，您说“我愿意用文字为将要拆迁的铁路住宅区的住户们，建筑一座记忆之城”;写赣南，您说“历史的记忆和情感中，蕴藏着丰富的可以观照现实的精神价值，它比乌金更金贵”;还有，您干脆把新作《大地耳目》当作是用文字重构的锦江镇。所以，我觉得，您力图让人们记住的绝不是生活的表象对吗？
刘：我说过，年轻时在小说上花的力气最大。前两部长篇，都是从我以前未完成或不满意的作品发展而来，经过很长时间的发酵。铁路生活是我儿时的记忆，曾经有个长篇的初稿在抽屉里放了多年。当火车不断提速时，摧枯拉朽般的城市改造瞄准了依偎铁路的工人住宅区，我这才猛然发现，那是属于铁路特有的“文化场”，珍藏着艰辛岁月的温暖记忆、五湖四海的故乡情结，还有蒸汽机时代的精神和情感。这一发现令我激动地推翻原稿，重写了这部长篇。当时中国铁路文工团领导含泪表示要将其搬上话剧舞台，可惜它机缘未到。 写《红罪》则得益于我对赣南客家生活的熟悉，因为组诗《赣南母亲的群雕》，后来有些选家总是想当然地把我标注为江西赣州人。对于历史生活，必须怀有历史理性才能正确地理解它、准确地把握它。早先我对革命历史很有兴趣，听了太多的故事，钨矿故事就是20世纪80年代听来的，我甚至为之冒险钻入硝烟刺鼻的矿井。这个故事这些人在心里憋了多年，直到它生成矿脉我才敢去开采。
像用图片重构村庄一样，《大地耳目》是用文字重构锦江镇。多年的田野作业，我接触了乡村的各种人物，尤其是能人、手艺人和民俗活动的组织者。非常遗憾，他们中能说会道的并不多，一旦口若悬河，反倒要警惕其身份和经历了。每每采访或开座谈会，我会很累，挤牙膏得来的东西多是零碎的，不过，也是有意味的，所以我乐此不疲。那些东西为想象提供了可靠的路径和足够的空间，于是，我采用口述史的形式，通过自己的想象去丰富人物故事，去刻画呈现在民俗事象中的人物形象，书写他们的命运遭际和性格心理，从而反映当下乡村的精神现实。
这个长篇看上去像中短篇集，可我用心着意这样布局，是为了强调它的内在结构，使之成为一部用地缘纽带、亲缘纽带尤其是地域色彩鲜明的文化血脉，来贯穿乡村日常生活、节日现场和众多心灵的长篇小说。独特的民俗氛围把众多人物故事汇拢在锦江镇上，就像许多村庄聚集在襟江带湖的现实大地上一样，鸡犬之声相闻，命运情感相通，古韵新声相融。这个锦江镇好像在鄱阳湖边，似乎在庐陵大地，又仿佛在赣南山乡。我把江西民俗乃至有意味的方言融注在这里，要知道，语言也是我们的精神家园。锦江镇上的人物形象，大多实实在在地生活着，是我曾经面对的讲述人，只不过我让那些名字有了性格，让那些吞吞吐吐或欲言又止有了过程及结尾，让他们的喜怒哀乐有了感染或启示读者的力量。这是虚构给予写作者的赏赐，是小说赋予写作者的自由。
我一直关注乡土小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乡土小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能读到的乡村，往往是记忆中的乡村、想象中的乡村、道听途说的乡村、人云亦云的乡村。我希望這个锦江镇能给人新的认识—它空心着，也喧嚣着;它斑斓着，也寂寞着;它富有着，也困窘着;它虔敬着，也茫然着;它兴奋着，也莫名地感伤着……
我在后记里有一句话，特别希望读者能够理解：“民俗并非点缀乡土的花朵。民俗是老百姓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精神生活的淳朴形式。”其实，把“淳朴形式”改作“最高形式”，或许更为贴切。
陈：刚才您提及还有一些未完成的选题，凭您近年的创作势头，我期待着。
刘：从年轻时我就神往赣南，积累赣南，何况人家都把我当作赣南人了，我确实想为赣南做一次酣畅淋漓的表达。其实我有积存的半成品，只是如今拿出来，肯定得重起炉灶另开张。再看吧。
（作者单位：刘华，江西省文联;陈蔚文，《创作评谭》杂志社）
陈蔚文（以下简称陈）：刘华老师好，去年看到您新出的摄影画册《村庄》，感觉有些意外。听说整理、选择照片花了几年时间，您为什么不厌其烦做这样一件事呢？
刘华（以下简称刘）：像个摄影“发烧友”吧？确实，在文学圈里干了一辈子，到头来用一部摄影集为自己作结，有点奇怪。可这是我当时最想完成的一件事，念头来自福建的明清建筑园。园中最经典的一座清代祠堂，居然是从江西南城的废旧木材市场上淘去的。于是，我便想把近20年积累、采自南方诸省600余座古村落的照片挑選出来，汇集在一部书里，像一大堆古旧材料。多少年以后，人们可以凭此通过想象去拼贴形态完整的村庄，从而认识传统村落的本来面貌。我自己就把它当作一个完好的村子，所以收入其中的两千多张图片都未标注地名。
在此之前，我曾重访过一些古村落，试图用数码相机把早年傻瓜相机拍的照片替换掉，可是，新拍的并不比老照片更好，失去了我曾经领略过的生气、灵气、秀气和烟火气。也就是说，这么多年来，古村落似乎并没有因为声势浩大的抢救和保护而变得更好。
陈：有些地方我去过，看到图片挺亲切的。《村庄》留存了珍贵的乡村记忆，也披露了您走向田野的身影。我想知道，您怎么忽然会对乡村产生兴趣呢？
刘：是的，忽然。我长期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编辑之余，写过诗歌、评论、小说，写小说花的力气最大。但编辑容易眼高手低，写着写着，把自己看穿了，半途而废了，留下许多没有结尾的小说稿。写得杂，也是没有方向、缺乏自信的表现。我写评论，其实是当年《创作评谭》逼出来的，主编留着版面逼我这个新人写稿，而且不吝篇幅;后来再写，则是为了扶持别的新人。为了把传统的“谷雨诗会”做大，做成“谷雨诗歌节”，我得带头写朗诵诗，比如《为江西干杯》等。最初写散文也是任务，为央视写电视散文，写的《井冈杜鹃红》《青花》，在那几年里，每逢相关节日必定播出，《青花》还被改写后收入小学教材。不过，大学期间我的《我拾到一双眼睛》是朦胧诗，发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是意识流，当编辑以后写的评论，曾有老评论家开玩笑说，怎么你的评论也朦胧呀。这样的例子或许也可以证明内心的不安分、不满足。
20世纪80年代前中期，正值文学期刊阳光灿烂的日子。作为青年编辑，我经常以组稿的名义往基层跑，乡镇、林场、瓷窑、钨矿、煤矿都去过，一去三五天，多则十天半月，经常是独自晃荡，没有目的，只是好奇。如今回首往事，感觉过去的自在行走对写作也挺重要，不仅积累了生活，还能吸纳天光地气。
真正走进乡村并为之怦然心动是在21世纪初。非常偶然，我应朋友之邀顺路拐进了乐平下徐村，凭着对老房子一些视觉印象，我主观臆测其祖上一定是解甲归田的将军。后来史料证实了我的猜想，下徐历史上果然出过一位“文进士、武状元”，他在康州防御使任上告老还乡。个人经历当然不足以影响村庄的审美情趣，但是，当这个人成为整个村庄与宗族的荣耀时，口碑相传之间，他的思想、性情、志趣极可能潜移默化地溶解在宗族的血脉之中。因此，村庄的土木砖石都是可以解读的，古村落的魅力恰恰在于此。
“千古一村”流坑的村落文化十分厚重丰富，早先知名度就很高，然而游客寥寥，原因是，对于一般游人，它不过是密密匝匝的老房子而已，人们并不懂得怎样欣赏它。于是，我开始用自己的情感和方式去解读古村，试图引领读者去品味建筑，想象历史，启发读者欣赏民间古建筑的审美主动性。
类似下徐村的发现不胜枚举，正是发现的喜悦，引导我长期行走在田野上。可以说，下徐村之行，决定了我后来的写作方向。
陈：我想起当年在瑞金开散文笔会的时候，读到您的一组散文，好像里面提到这件事。
刘：瑞金笔会是我写作的机缘。来讲课的百花文艺出版社甘以雯主编看到那组散文，除了《散文》（海外版）选用外，还约我以长篇文化散文的形式来写民间古建筑。百花文艺出版社向来以出版散文和建筑文化类书籍为特色。甘主编的约稿成就了《灵魂的居所》。接着，我意犹未尽，或者说是发现了新大陆，连续完成了多部专题性长篇文化散文。其中有四部书先是在百花文艺出版社等两家出版社出，后被商务印书馆看中，整体包装后重新出版。我挺意外。用散文来写建筑写民俗，在当时挺吸引眼球，可能让人感觉新鲜吧。在出版社并没有推介的情况下，销售比想象的要好，有的书还在省级新华书店月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尽管这类写作是文学和民间文化研究两头不讨好，但读者接受，它就获得了意义。
陈：那几年您的写作真似井喷一般。您在《灵魂的居所》后记里说过，古村在迅速老去，它老去的速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所以得赶快记住它们。记住，是自己所能做的事情。记住，也是您写作的动力吧？
刘：我的这类写作最初的动机确实是为了记住。不妨叫作田野写作吧。以田野作业的方式，采自田野，记录的是大地的事，田野的事。不过，这是农耕文明土壤正在迅速流失的田野。我的田野写作起始于21世纪初全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蓬勃开展之际，是和大环境同步的。而我加入抢救行列有两个身份，既是写作者，也是组织者。 江西的抢救工程精彩纷呈，影响最大的是中国江西国际傩文化艺术周活动，把藏在深闺的江西傩推介给了世界。除盛大的踩街表演外，民俗风情歌舞《赣傩的表情》用傩舞贯穿江西的民俗事象，也颇得好评。后来的民歌组歌《赣鄱谣》曾在国家大剧院演出，并被《歌曲》全部刊登。投入这类舞台艺术的策划和文本写作，其思想和艺术资源也都是来自田野，而且是散文创作的副产品。
我希望读者记住什么呢？記住古村落之所以令人神往，是因为其中存储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寄寓着丰富而微妙的情感和理想，沉积着民族民间的精神和观念，我们因此把它称作人类的精神家园。记住宗祠建筑往往集中反映了可以约束人心的民间信仰，可以教化人心的人文传统，可以激励人心的宗族情感，可以温暖人心的生活理想。记住古村落是珍藏中华美学精神的富矿，或者说，是中华文化精神造就了璀璨夺目的古村落，而村庄体现出来的中华美学精神，有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审美价值观，有既入世又出世的人间情怀，有营造意象与追求意境的艺术表征，如此等等。记住民间俗神崇拜总是大张旗鼓地彰显民间的英雄情结，总是绘声绘色地述说乡土的人类情怀，总是润物无声地播撒传统的道德理想……总之，要记住我们民族浩大而久远的来龙之势。
陈：您对传统的村落文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挖掘和梳理，完成了一次对乡土中国文化具有规模意义的审美书写。可是，您个人的写作速度肯定赶不上村庄消亡的速度，作为文艺工作组织者，您完全可以组织写作团队来做这件事，对此您是否考虑过？
刘：当年有好几个专家朋友曾向我提议过。如果说，只是为了给古村落给民俗事象建档的话，那就必须依靠团队的力量。事实上，当年冯骥才先生倡导开展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工作，江西就在各地民协的支持下，把这项工作做在了全国前面。而我的写作，是我个人的事，是别人不能取代的事。别人提供的材料，只是我追寻的线索。我写的村庄，一定有我的足迹;我写的民俗，一定有我的体验。
当然，我的表达一定也要渗透自己的思考，并且采用自己的方式。如果找助手合作，那样的写作就会机械。所谓田野调查，其实也是一种阅读，而不是高声朗诵，所以只能是个人化的。其阅读对象是山水田园、土木砖石和灯烛香火，是众多生长在民俗大地上的活生生的人。田野写作的资源来自长期的积累，更来自锲而不舍的追踪。那些长篇文化散文好像是一股脑抛出来的，其实不然，有的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我得考察它研究它理解它，才可以用文学语言表达它。古村落就在那里，什么时候都可以去看，而且可以反复研读。民俗事象则不然，它们往往一年一度，有的甚至多少年一轮回，错过了时间就得做漫长的等待。我写《我们的假面》花了好几年时间，就是为了尽可能地亲临各地现场。
将近20年，春节至元宵期间，我年年都在乡下赶场子。写得最辛苦的是《送船考》，它差不多是一点点挖出来的。2004年秋天，我在赣南山乡观赏到一种表现划船的民间舞蹈，心里一直揣着疑问，几年后电视报道青原喊船，让我把二者联系起来了。喊船、唱船、送船，叫法不同，其实就是请神容易送神难的送神。送神为什么难？人们希望神灵在返回天界时把地上一切灾疫邪祟都押走。后来，在赣州、吉安一带陆续冒出来不少送船的村庄，而我每年只能考察一处。沿着送神线索，我追到正在联合申报世界“非遗”的闽台送王船，已经与端午习俗捆绑成为世界“非遗”项目的西塞神舟会等等，所以这本书写了十多年。我认为，送船是一个巨大的民间文化之筐，过去在我国南方普遍流行，到如今，别处遗存不多或荡然无存，而在江西吉安、赣州等地却时有发现，而且万安唱船因为保存有水陆画元宵图，其仪式堪称最古朴最丰富，极具研究价值。多年来，我把该县当作自己的民俗学研究和实践基地，在深入民俗研究的同时，积极参与实践，致力推动农民画创作的发展，帮助其建成了农民画家村和全国农民画精品馆，还有中华传统民间游戏村。
江西民间文化缤纷绚丽，自然也是文学写作的宝贵资源。的确，个人力量极其有限，我还有一些有意义的选题可能无力完成了。好在这些年来，江西散文异军突起，其中不少青年作家钟情于地方文化，有的已收获颇丰。这也是对散文题材领域的开拓。它与省作协的引导有关，比如，省作协策划组织了“走向田野”等多套丛书的写作、出版。从前我们鼓励作家立足脚下打一口深井，在这类成果越来越多的情势下，我反而想提醒文友，应有大视野、大格局，要始终坚持专业精神和专业立场，孜孜以求地去实现专业水准。
陈：您的民俗研究紧贴大地，有些观点精警动人，比如对江西古村落突出或独有的文化价值的概括。那么，哪些是独有的呢？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刘：江西古村落形态多样、蕴藏丰富，而且有不少是活态存在。概括其文化价值，是为在吉安召开的全国古村落保护现场会做准备，那次活动把吉安星罗棋布的古村落介绍出去了，让全国来的专家感到震撼。村落形态丰富多样、中原文化活体遗存、宗族文化源远流长、崇文重教传统深厚、风水观念坚固恒久、俗神崇拜丰富驳杂、宋明理学烙痕深刻、革命遗迹珍藏颇丰，这八个特点是站得住脚的。其中崇文重教传统深厚、风水观念坚固恒久、宋明理学烙痕深刻，可以说是为江西所独有。依据嘛，有前辈专家的总结，更有我长期实地考察的经验，并经过广域环境的比较对照才得出的。
陈：您出过三部长篇小说，写蒸汽机时代的铁路，写红军时期的矿山，写当下的乡村，其主题跳跃性颇大，不过作品里却有一些共通的东西。比如对民俗的迷恋，对精神价值的追索，尤其是您在每部小说的后记里，谈创作初衷，都离不开“记住”的意思。写铁路，您说“我愿意用文字为将要拆迁的铁路住宅区的住户们，建筑一座记忆之城”;写赣南，您说“历史的记忆和情感中，蕴藏着丰富的可以观照现实的精神价值，它比乌金更金贵”;还有，您干脆把新作《大地耳目》当作是用文字重构的锦江镇。所以，我觉得，您力图让人们记住的绝不是生活的表象对吗？
刘：我说过，年轻时在小说上花的力气最大。前两部长篇，都是从我以前未完成或不满意的作品发展而来，经过很长时间的发酵。铁路生活是我儿时的记忆，曾经有个长篇的初稿在抽屉里放了多年。当火车不断提速时，摧枯拉朽般的城市改造瞄准了依偎铁路的工人住宅区，我这才猛然发现，那是属于铁路特有的“文化场”，珍藏着艰辛岁月的温暖记忆、五湖四海的故乡情结，还有蒸汽机时代的精神和情感。这一发现令我激动地推翻原稿，重写了这部长篇。当时中国铁路文工团领导含泪表示要将其搬上话剧舞台，可惜它机缘未到。 写《红罪》则得益于我对赣南客家生活的熟悉，因为组诗《赣南母亲的群雕》，后来有些选家总是想当然地把我标注为江西赣州人。对于历史生活，必须怀有历史理性才能正确地理解它、准确地把握它。早先我对革命历史很有兴趣，听了太多的故事，钨矿故事就是20世纪80年代听来的，我甚至为之冒险钻入硝烟刺鼻的矿井。这个故事这些人在心里憋了多年，直到它生成矿脉我才敢去开采。
像用图片重构村庄一样，《大地耳目》是用文字重构锦江镇。多年的田野作业，我接触了乡村的各种人物，尤其是能人、手艺人和民俗活动的组织者。非常遗憾，他们中能说会道的并不多，一旦口若悬河，反倒要警惕其身份和经历了。每每采访或开座谈会，我会很累，挤牙膏得来的东西多是零碎的，不过，也是有意味的，所以我乐此不疲。那些东西为想象提供了可靠的路径和足够的空间，于是，我采用口述史的形式，通过自己的想象去丰富人物故事，去刻画呈现在民俗事象中的人物形象，书写他们的命运遭际和性格心理，从而反映当下乡村的精神现实。
这个长篇看上去像中短篇集，可我用心着意这样布局，是为了强调它的内在结构，使之成为一部用地缘纽带、亲缘纽带尤其是地域色彩鲜明的文化血脉，来贯穿乡村日常生活、节日现场和众多心灵的长篇小说。独特的民俗氛围把众多人物故事汇拢在锦江镇上，就像许多村庄聚集在襟江带湖的现实大地上一样，鸡犬之声相闻，命运情感相通，古韵新声相融。这个锦江镇好像在鄱阳湖边，似乎在庐陵大地，又仿佛在赣南山乡。我把江西民俗乃至有意味的方言融注在这里，要知道，语言也是我们的精神家园。锦江镇上的人物形象，大多实实在在地生活着，是我曾经面对的讲述人，只不过我让那些名字有了性格，让那些吞吞吐吐或欲言又止有了过程及结尾，让他们的喜怒哀乐有了感染或启示读者的力量。这是虚构给予写作者的赏赐，是小说赋予写作者的自由。
我一直关注乡土小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乡土小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能读到的乡村，往往是记忆中的乡村、想象中的乡村、道听途说的乡村、人云亦云的乡村。我希望這个锦江镇能给人新的认识—它空心着，也喧嚣着;它斑斓着，也寂寞着;它富有着，也困窘着;它虔敬着，也茫然着;它兴奋着，也莫名地感伤着……
我在后记里有一句话，特别希望读者能够理解：“民俗并非点缀乡土的花朵。民俗是老百姓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精神生活的淳朴形式。”其实，把“淳朴形式”改作“最高形式”，或许更为贴切。
陈：刚才您提及还有一些未完成的选题，凭您近年的创作势头，我期待着。
刘：从年轻时我就神往赣南，积累赣南，何况人家都把我当作赣南人了，我确实想为赣南做一次酣畅淋漓的表达。其实我有积存的半成品，只是如今拿出来，肯定得重起炉灶另开张。再看吧。
（作者单位：刘华，江西省文联;陈蔚文，《创作评谭》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