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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生态批评是当今解析文本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简要论述了生态批评的三大基本理论，即土地伦理学、生态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生态批评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生态批评 土地伦理学 生态女性主义 后殖民生态批评
自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人类已经面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环境污染，自然资源枯竭，物种灭绝，气候变暖和人口大爆炸，等等。面对这些令人不安、令人震惊的生态危机，一些来自于从经济学、哲学、文化等不同领域的、具有高度生态责任感的学者们开始寻找和研究导致这场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和相应的解决方法。在此背景下，生态批评应运而生。本文简要论述了生态批评的三大基本理论：土地伦理学、生态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生态批评。
一.土地伦理学
奥尔多·利奥波德是生态伦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沙乡年鉴》一书中详尽阐述了他的生态思想。利奥波德首次倡导把人类的道德责任从人类身上拓展到土地之上。自然界包括了土壤、水、植物和动物在内的生长在大地上的一切生命和非生命。
“土地伦理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個共同体本身的尊敬。”[1]38他强烈反对“人类中心主义”，高度赞扬大自然的内在价值。他所提倡的“生态良心”就是保护自然资源。保护在“生态良心”概念中是一个核心词汇，保护的目的就是通过保护自然资源来保持人类与土地之间的和谐关系。然而，人们却太执着于经济利益，而忽视了人类本身的既定责任。他坚信生物共同体的稳定取决于它的完整性。
他谴责“人类中心主义”，声称：“在人类社会，我们已经认识到（我希望如此）征服者往往最终会自掘坟墓，自食其果。[1]312“因为对征服者这样的角色来说，实际上隐含着这样一层含义：征服者就是权威，在社会生活中，唯有他才知道如何使社会生活运转下去，也只有他才知道社会中哪些人和事物是有价值的，而哪些是没有价值的。然而事实证明，征服者对此一无所知，于是，他的征服最终失败。”[1]312他认为人们应该尊重生物界的固有价值，而不应该把它看做自己所拥有的一个商品，更不应该随心所欲地滥用它。“我认为，如果人们对土地没有热爱、尊重和赞美，没有高度认识到它的价值，那么这样的土地伦理关系将是难以想象的。当然，我所谓的价值，不单单是它的经济，更在于它此外的更深层次的价值。这种价值，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哲学意义上的价值。”[1]325“单纯以经济利己主义为基础的自然资源保护体系是没有指望的。”[1]326人类社会和大自然作为土地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的，这个共同体就像人类的身体器官一样，有条不紊的运转着。为了阐释“自然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利奥波德把这种“生物机制”形象地比喻为“土地金字塔”。人类处于这个金字塔的顶端，人口大爆炸和日益耗费的自然资源需求将会对自然平衡造成巨大的破坏，甚至倾覆整个土地金字塔。对于利奥波德来说，“土地伦理”的本质就是“如果一件事情着眼于保护这个生物共同体的完整性、稳定性和美感时，那么它就是正确的。反之，它就是错误的。”[1]365
二.生态女性主义
作为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理论分支，生态女性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环境保护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相结合的产物。1974年，法国女性主义者弗朗西丝娃·德·奥波妮在其撰写的《女性主义·毁灭》一文中，最先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术语。通过强调自然与女性的结合，她指出了女性在促进生态革命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生态女性主义者们认为，纵观历史，无论是自然还是女性都一直处于从属于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的相同位置。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是导致威胁人类生存的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后者甚至比前者更具有毁灭性。
生态女性主义者们坚信压迫女性和毁灭自然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们声称，女性是环境恶化的最大受害者，由于在日常生活中她们承担照顾家庭成员的责任。准备食物是她们的日常工作之一，然而对女性来说，由工业化所导致的环境恶化使她们为家人准备燃料、食物和水变得更加困难。他们还坚称女性与自然具有象征性的和概念性的联系。当女性被“自然化”、自然被“女性化”的时候，女性与自然都被放在了从属的地位。这包括从对她们天生邪恶、内心软弱、身体虚弱的指控到对她们母亲身份的要求。有时作为一个孕育地球上一切生命的母亲，她是善良、温柔和自私的。然而，有时作为一个带来毁灭性的自然灾难的女巫，她又是暴力和野蛮的。所以，在男权社会里对女性和自然的定义确定了女性的从属地位。另外，在西欧文化中所确立的等级论和二元论的概念再次肯定了“统治的逻辑”。在沃伦看来，“这个逻辑只不过是一个压迫性的概念框架，它长期以来起到了维持和证明对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其他人类以及非人类自然的统治和压迫的合法性的作用。”[2]40
在西方认识论发展史上出现了理智/情感、精神/肉体、文明/自然、天/地、自我/他者、男人/女人等存在二元对立关系的表述。而男权制二元论往往赋予前者更高的价值和特权。在沃伦看来，统治的逻辑就是：“对于任何X与Y来说，如果X在道德上比Y优秀，那么X就理所应当地在道德上统治着Y。”[2]45既然自然和女性在概念上劣于男性，那么男性就应该统治女性与自然。这种二元论长久以来一直忽视女性和自然，使女性不能拥有像男性那样的社会地位。由于女性与自然之间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所以她们跟自然比较亲近。她们在解决生态危机过程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调节着人类与非人类自然之间的关系。并且她们似乎能够从大自然中获得更多的启示和力量。简言之，“生态女性主义就是一场认识到资源开采和自然退化与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之间的必然联系的运动。”[3]23生态女性主义以“关怀伦理”为中心，其目标就是通过消除对妇女的压迫和对自然的掠夺来解构男权制二元论。其基本主张和博大精深的生态学是一致的，由于它们都确信人类与其他生物物种应该，也能够基于一定的内在价值而共存，而且作为一个整体，它们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 三.后殖民生态批评
后殖民生态批评是随着全球化的快速推进而出现的一种文学批评观。经济全球化导致世界范围内的多种不平等。第一世界国家以牺牲所谓的能够“受益”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环境资源和人类自由为代价来执行其利己战略。在印度历史学家古哈看来，工业化仅仅成功地“使农业地区几百万的人们越来越贫穷，而且使大量的植物、水和石油资源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着。”[4]196在其作品中，古哈提倡把后殖民主义和生态批评结合起来，从而找到一种解决北美和南美、殖民者和殖民地之间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矛盾的新方法。哈根和提芬把这种结合定义为“绿色后殖民主义”，然而西兰诺和德鲁格雷称其为“后殖民生态批评”。后殖民生态批评认为，西方意识形态的发展实际上就是“西方技术统治论”发展的一个工具，只不过是一种新的殖民主义的形式而已。因为这种西方意识形态的发展仅仅是为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提供服务。
后殖民研究与生态环境研究既相互补充、相互矫正又相互促进。西兰诺和德鲁格雷认为，后殖民主义的不完整性在于它从根本上以人类为中心，而忽视了对生态的关怀；与之相反，生态批评的不足在于它只把注意力放在非人类和处于弱势的人类群体上面，而忽视了全球背景下的文化多样性。慕克吉也认为，“当然，任何旨在研究全球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状况的理论研究（我们称之为后殖民研究）都不得不考虑环境种类，比如水、土地、能源、栖息地、迁徙等与诸如国家、社会、冲突、文学、戏剧、视觉艺术等政治与文化种类之间存在的复杂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同样，任何重视环境的研究（我们称之为生态/环境研究）必须能够追踪到作为社会的、历史的和物质坐标的物种类别，比如森林、河流、生物区和生物物种等等。”[5]144
后殖民生态批评认为，殖民主义的思想是导致殖民地国家环境退化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当殖民者们踏上了殖民地国家的土地时，他们把自己看做是上帝的“选民”。带着无尚的骄傲、自信和勇气，他们自认肩负起了“拯救”在他们眼中极其野蛮和落后的殖民地国家。在基督教教义当中，西方人不仅歧视殖民地的人民、妇女和动物，还要负责使西方的人类中心论和男权中心论在殖民地合理化。以理智为中心的二元论文化支撑着欧洲的帝国主义统治。他们在欧洲人的企业当中奉行欧洲中心主义，殖民地的人民、妇女和动物的权利受到严重的伤害，从而导致了他们之间巨大的不平等。欧洲的农业耕种方式、农作物物种和先进的技术被带到了殖民地，结果证明是不合适的，甚至对殖民地本土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更为糟糕的是他们的技术对殖民地的环境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过度的开发严重破坏了大自然的平衡，从而造成了当地许多生物物种的灭绝。英国著名的环境历史学家阿尔佛雷德·克罗斯比把这种现象称作“生态帝国主义”。希瓦用另外一个术语“生物殖民地化”作为生态帝国主义的另一种形式，以此来谴责西方殖民者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和满足自己日益膨胀的欲望而把科学和技术滥用于自然。另外，美国环境哲学家迪恩·柯亭认为“环境种族主义”是生态帝国主义的第三种形式。在他看来，包含了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殖民主义的“霸权中心主义”是环境种族主义的终极形式。“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当中，种族和环境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之间互相关联、互相支撑，因此，如果对其中任何一方实施压迫，那么另外一方也承载着同等的压迫。”[6]145
参考文献
[1]Leopold， A. A Sand County Almanac[M]. New York： Oxford UP， 1966.
[2]Warren， K.J. Ecological Feminist Philosophies[M]. Bloomington：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1996.
[3]Sturgeon， N. Ecofeminist Nature， Races， Gender， Feminist Theory， and Political Action[M]. London： Routledge， 1997.
[4]Guha，R. and J.Martinez-Alier. Varieties of Environmentalism： Essays North and South[M]. London： Earthscan，1997.
[5]Mukherjee，P.Surfing the Second Waves： Amitav Ghosh’s Tide Country. New Formations[J]， Vol. 59， 2006（1）.
[6]Curtin，D. Environmental Ethics for a Postcolonial World[M]. Lanham： Rowman
关键词：生态批评 土地伦理学 生态女性主义 后殖民生态批评
自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人类已经面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环境污染，自然资源枯竭，物种灭绝，气候变暖和人口大爆炸，等等。面对这些令人不安、令人震惊的生态危机，一些来自于从经济学、哲学、文化等不同领域的、具有高度生态责任感的学者们开始寻找和研究导致这场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和相应的解决方法。在此背景下，生态批评应运而生。本文简要论述了生态批评的三大基本理论：土地伦理学、生态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生态批评。
一.土地伦理学
奥尔多·利奥波德是生态伦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沙乡年鉴》一书中详尽阐述了他的生态思想。利奥波德首次倡导把人类的道德责任从人类身上拓展到土地之上。自然界包括了土壤、水、植物和动物在内的生长在大地上的一切生命和非生命。
“土地伦理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個共同体本身的尊敬。”[1]38他强烈反对“人类中心主义”，高度赞扬大自然的内在价值。他所提倡的“生态良心”就是保护自然资源。保护在“生态良心”概念中是一个核心词汇，保护的目的就是通过保护自然资源来保持人类与土地之间的和谐关系。然而，人们却太执着于经济利益，而忽视了人类本身的既定责任。他坚信生物共同体的稳定取决于它的完整性。
他谴责“人类中心主义”，声称：“在人类社会，我们已经认识到（我希望如此）征服者往往最终会自掘坟墓，自食其果。[1]312“因为对征服者这样的角色来说，实际上隐含着这样一层含义：征服者就是权威，在社会生活中，唯有他才知道如何使社会生活运转下去，也只有他才知道社会中哪些人和事物是有价值的，而哪些是没有价值的。然而事实证明，征服者对此一无所知，于是，他的征服最终失败。”[1]312他认为人们应该尊重生物界的固有价值，而不应该把它看做自己所拥有的一个商品，更不应该随心所欲地滥用它。“我认为，如果人们对土地没有热爱、尊重和赞美，没有高度认识到它的价值，那么这样的土地伦理关系将是难以想象的。当然，我所谓的价值，不单单是它的经济，更在于它此外的更深层次的价值。这种价值，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哲学意义上的价值。”[1]325“单纯以经济利己主义为基础的自然资源保护体系是没有指望的。”[1]326人类社会和大自然作为土地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的，这个共同体就像人类的身体器官一样，有条不紊的运转着。为了阐释“自然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利奥波德把这种“生物机制”形象地比喻为“土地金字塔”。人类处于这个金字塔的顶端，人口大爆炸和日益耗费的自然资源需求将会对自然平衡造成巨大的破坏，甚至倾覆整个土地金字塔。对于利奥波德来说，“土地伦理”的本质就是“如果一件事情着眼于保护这个生物共同体的完整性、稳定性和美感时，那么它就是正确的。反之，它就是错误的。”[1]365
二.生态女性主义
作为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理论分支，生态女性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环境保护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相结合的产物。1974年，法国女性主义者弗朗西丝娃·德·奥波妮在其撰写的《女性主义·毁灭》一文中，最先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术语。通过强调自然与女性的结合，她指出了女性在促进生态革命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生态女性主义者们认为，纵观历史，无论是自然还是女性都一直处于从属于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的相同位置。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是导致威胁人类生存的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后者甚至比前者更具有毁灭性。
生态女性主义者们坚信压迫女性和毁灭自然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们声称，女性是环境恶化的最大受害者，由于在日常生活中她们承担照顾家庭成员的责任。准备食物是她们的日常工作之一，然而对女性来说，由工业化所导致的环境恶化使她们为家人准备燃料、食物和水变得更加困难。他们还坚称女性与自然具有象征性的和概念性的联系。当女性被“自然化”、自然被“女性化”的时候，女性与自然都被放在了从属的地位。这包括从对她们天生邪恶、内心软弱、身体虚弱的指控到对她们母亲身份的要求。有时作为一个孕育地球上一切生命的母亲，她是善良、温柔和自私的。然而，有时作为一个带来毁灭性的自然灾难的女巫，她又是暴力和野蛮的。所以，在男权社会里对女性和自然的定义确定了女性的从属地位。另外，在西欧文化中所确立的等级论和二元论的概念再次肯定了“统治的逻辑”。在沃伦看来，“这个逻辑只不过是一个压迫性的概念框架，它长期以来起到了维持和证明对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其他人类以及非人类自然的统治和压迫的合法性的作用。”[2]40
在西方认识论发展史上出现了理智/情感、精神/肉体、文明/自然、天/地、自我/他者、男人/女人等存在二元对立关系的表述。而男权制二元论往往赋予前者更高的价值和特权。在沃伦看来，统治的逻辑就是：“对于任何X与Y来说，如果X在道德上比Y优秀，那么X就理所应当地在道德上统治着Y。”[2]45既然自然和女性在概念上劣于男性，那么男性就应该统治女性与自然。这种二元论长久以来一直忽视女性和自然，使女性不能拥有像男性那样的社会地位。由于女性与自然之间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所以她们跟自然比较亲近。她们在解决生态危机过程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调节着人类与非人类自然之间的关系。并且她们似乎能够从大自然中获得更多的启示和力量。简言之，“生态女性主义就是一场认识到资源开采和自然退化与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之间的必然联系的运动。”[3]23生态女性主义以“关怀伦理”为中心，其目标就是通过消除对妇女的压迫和对自然的掠夺来解构男权制二元论。其基本主张和博大精深的生态学是一致的，由于它们都确信人类与其他生物物种应该，也能够基于一定的内在价值而共存，而且作为一个整体，它们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 三.后殖民生态批评
后殖民生态批评是随着全球化的快速推进而出现的一种文学批评观。经济全球化导致世界范围内的多种不平等。第一世界国家以牺牲所谓的能够“受益”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环境资源和人类自由为代价来执行其利己战略。在印度历史学家古哈看来，工业化仅仅成功地“使农业地区几百万的人们越来越贫穷，而且使大量的植物、水和石油资源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着。”[4]196在其作品中，古哈提倡把后殖民主义和生态批评结合起来，从而找到一种解决北美和南美、殖民者和殖民地之间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矛盾的新方法。哈根和提芬把这种结合定义为“绿色后殖民主义”，然而西兰诺和德鲁格雷称其为“后殖民生态批评”。后殖民生态批评认为，西方意识形态的发展实际上就是“西方技术统治论”发展的一个工具，只不过是一种新的殖民主义的形式而已。因为这种西方意识形态的发展仅仅是为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提供服务。
后殖民研究与生态环境研究既相互补充、相互矫正又相互促进。西兰诺和德鲁格雷认为，后殖民主义的不完整性在于它从根本上以人类为中心，而忽视了对生态的关怀；与之相反，生态批评的不足在于它只把注意力放在非人类和处于弱势的人类群体上面，而忽视了全球背景下的文化多样性。慕克吉也认为，“当然，任何旨在研究全球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状况的理论研究（我们称之为后殖民研究）都不得不考虑环境种类，比如水、土地、能源、栖息地、迁徙等与诸如国家、社会、冲突、文学、戏剧、视觉艺术等政治与文化种类之间存在的复杂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同样，任何重视环境的研究（我们称之为生态/环境研究）必须能够追踪到作为社会的、历史的和物质坐标的物种类别，比如森林、河流、生物区和生物物种等等。”[5]144
后殖民生态批评认为，殖民主义的思想是导致殖民地国家环境退化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当殖民者们踏上了殖民地国家的土地时，他们把自己看做是上帝的“选民”。带着无尚的骄傲、自信和勇气，他们自认肩负起了“拯救”在他们眼中极其野蛮和落后的殖民地国家。在基督教教义当中，西方人不仅歧视殖民地的人民、妇女和动物，还要负责使西方的人类中心论和男权中心论在殖民地合理化。以理智为中心的二元论文化支撑着欧洲的帝国主义统治。他们在欧洲人的企业当中奉行欧洲中心主义，殖民地的人民、妇女和动物的权利受到严重的伤害，从而导致了他们之间巨大的不平等。欧洲的农业耕种方式、农作物物种和先进的技术被带到了殖民地，结果证明是不合适的，甚至对殖民地本土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更为糟糕的是他们的技术对殖民地的环境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过度的开发严重破坏了大自然的平衡，从而造成了当地许多生物物种的灭绝。英国著名的环境历史学家阿尔佛雷德·克罗斯比把这种现象称作“生态帝国主义”。希瓦用另外一个术语“生物殖民地化”作为生态帝国主义的另一种形式，以此来谴责西方殖民者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和满足自己日益膨胀的欲望而把科学和技术滥用于自然。另外，美国环境哲学家迪恩·柯亭认为“环境种族主义”是生态帝国主义的第三种形式。在他看来，包含了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殖民主义的“霸权中心主义”是环境种族主义的终极形式。“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当中，种族和环境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之间互相关联、互相支撑，因此，如果对其中任何一方实施压迫，那么另外一方也承载着同等的压迫。”[6]145
参考文献
[1]Leopold， A. A Sand County Almanac[M]. New York： Oxford UP， 1966.
[2]Warren， K.J. Ecological Feminist Philosophies[M]. Bloomington：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1996.
[3]Sturgeon， N. Ecofeminist Nature， Races， Gender， Feminist Theory， and Political Action[M]. London： Routledge， 1997.
[4]Guha，R. and J.Martinez-Alier. Varieties of Environmentalism： Essays North and South[M]. London： Earthscan，1997.
[5]Mukherjee，P.Surfing the Second Waves： Amitav Ghosh’s Tide Country. New Formations[J]， Vol. 59， 2006（1）.
[6]Curtin，D. Environmental Ethics for a Postcolonial World[M]. Lanham： Row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