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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魏公子列传》出自《史记》卷七十七。梁启超先生将其看作是《史记》最出色的十篇文字之一，高度评价它「肃括宏深，实叙事文永远之模范」;清人姚祖恩在《史记菁华录》中亦说此传是太史公「生平最用意之笔也」。这篇文章的好，不只在于记述了一个信陵君这个人的“好”，更在于作者技术的高明，写得“好”。文章构思精妙，描写生动，艺术性极强，且笔锋常带感情，将作者自己对魏公子「仁而下士」之品格的仰佩，通过多种笔法，表达淋漓尽致，成为摇曳生姿之文章。真让人叹为观止，百读不厌。
对于此文的研究，古人早已经甚为重视。今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文章中人物性格、行为等的挖掘，如韩兆琦《读<史记·魏公子列传>》;对文章取材来源的考证，如任刚《<史记·魏公子列传>的取材及撰写》;更多的是对文章艺术手法的赏析，如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外二种）》、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聂石樵《司马迁论稿》、陈桐生《〈史记〉名篇论述稿》、俞樟华《史记艺术论》等著作的有关章节。本文试从《魏公子列传》所运用的互见、衬托、复笔等艺术手法入手，探析太史公如此笔法的用意，并尝试浅析太史公在文章中所诉诸的对魏公子赞赏之情的原因。
二、艺术手法的运用
（1）互见
朱自清在《<史记菁华录>指导大概》中提到司马迁常用的一个写作手法——互见，即「作者把一些共同的事迹，叙述在关于主角的篇章里，同时连带叙述与此有关的其他人物;而在关于其他人物的篇章里，使节省笔墨，单说一句『见某篇』了事」。《魏公子列传》就使用了互见的手法。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作魏公子列传第十七」，从太史公这句话可以推测，互见的手法在本文中作用有二，一是为了紧扣主题，将内容聚焦在魏公子「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的人格特点以及与士人倾心相待的关系上面，二是为了「寄托作者对于历史人物的褒贬」，一个「唯」字，足可见史公对魏公子的推崇。因此，司马迁将魏公子之「仁而下士」的特点在这一篇中进行了着力描写，而将魏公子性格之短处或与「仁而下士」无关的品格进行了略写，或干脆放在其他篇章。从以下两点可見：
如茅坤所言：「太史公详处在信陵所以得士，略处在秦军所以却」，魏公子政治军事方面的能力很强，但在《魏公子列传》中，司马迁却只是用几处闲笔一带而过，而把更加详细的描述放在了另一篇在《魏世家》中。如，描写魏公子杀晋鄙后统率军队时，有对魏公子的一处语言描写：「父子俱在军中，父归;兄弟俱在军中，兄归;独子无兄弟，归养。」短短一句，已然可以窥得魏公子极擅长笼络军心，这正是他军事统筹能力的体现，但史公在此也只是一句带过，点到为止。又如，公子归魏后，整顿军力，「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走蒙骜。遂乘胜逐秦军至函谷关，抑秦兵，秦兵不敢出」，这一处亦可见魏公子带兵作战能力之强、气势之大，但史公在此依然是不咸不淡地点出而已。军事能力之强非《魏公子列传》的主题，因此略写，但因又是魏公子不可忽略的一个能力，所以在<魏世家>中，史公便用了十分大段的语言描写，极言信陵君在政治军事方面清晰的思路和准确的判断，将魏公子的形象隔空做了完善与补充。这是上文所说互见手法作用一的体现。
在《魏公子列传》里，司马迁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几乎没有缺点的完美君子形象，但事实上确有夸大美化的意味在里面，因此在另一篇《范雎蔡泽列传》中，司马迁又相对客观地将魏公子性格中畏前顾后、犹豫不决的一点展现了出来。虞卿和魏齐逃跑中求助信陵君，但因信陵君「畏秦，犹豫未肯见」，成为魏齐「怒而自刎」的导火索和直接原因。对于魏公子这一性格上的短处，就连<魏公子列传>中忠心耿耿的侯生，在《范雎蔡泽列传》里，都忍不住因此对他进行嘲讽：「急士之穷而归公子，公子曰『何如人』」。又如，在《魏公子列传》中，司马迁写魏公子这个人于魏国的重要性，魏国几次危难都是由魏公子解决的，就连最后秦灭魏国，也在这篇中被司马迁暗示成魏公子亡才是魏亡的原因：「秦闻公子死……十八岁而虏魏亡，屠大梁」，颇有信陵君一人决定魏国命运之感。但同时，在《魏世家》里，司马迁又冷静地分析道：「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猛然一看，这样前后矛盾的态度，似乎是太史公思维上的漏洞，其实不然。在<魏公子列传>中，不论是摒弃魏公子的短处而专写其长处，还是对魏公子历史价值的评估具有差异性，都是源于太史公对魏公子「仁而下士」这一品格的特殊情感，且看他在<魏公子列传>最后所说：「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名冠诸侯，不虚耳」，司马迁对魏公子的景仰之情显而易见。因此，这就使得司马迁要「竭力维持一篇作品的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在保证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不打破这种「统一性」，将对魏公子「仁而下士」这一美好的品格夸赞到底。李长之先生对司马迁这种笔法有一则十分准确的评论，他说：「我们可以这样说，就他单篇文章看，他所尽的乃是一个艺术家的责任，只有就他整部的《史记》说，他才尽的历史家的责任。」的确如此，司马迁是一个带有充沛情感的史学家，亦是一个不吝于表达自己褒贬倾向的史学家。这就是上文所说互见手法作用二的体现。
（2）侧面描写
梁启超先生在讲为人作传的方法时说：「还有许多人，不可以不见，可是又没有独立做传的价值，就可以附录在有关系的大人物传中。因为他们本来是配角，但是很可以陪衬主角;没有配角形容不出主角，写配角正是写主角」，<魏公子列传>即是如此，用几个配角如侯嬴、朱亥等人的衷心，衬托得「信陵君的为人格外显得伟大，格外显得奇特」。《战国策》里有关魏公子的记载，只是寥寥数语描述其行为，并没有关于他门下士人的丰富描写，如：「公子无忌为天下循便计，杀晋鄙，率魏兵以救邯郸之围，使秦弗有而失天下」（《战国策·齐策三》）、「适会魏公子无忌夺晋鄙军，以救赵击秦，秦军引而去」（《战国策·赵策三》）、「信陵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赵王自郊迎」（《战国策·魏策四》）。有关司马迁这篇文章里几个士人的史料来源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他或许是游历「大梁之墟」听来的，亦或许是从其他文字记载中看到的，但与上面《战国策》中的记载相对比，可以肯定的是，太史公的确是有意识地以大量笔墨描写魏公子手下士人的事件，如侯生之死，姚祖恩批道：「侯生一节，史公用二十分精神，二十分笔力对付得来」，甚至比单纯对魏公子的描写还要着意。如清人李景星所说，「通篇以『客』起，以『客』结」，以「客」贯穿始终，其目的正是以「客」衬托信陵君本人，用这样旁敲侧击的笔法更写出信陵君「仁而下士」这一特点的伟大之处，能够令手下之「客」对他忠心耿耿，甚至甘愿为他付出生命。另外，对于配角的选择，司马迁亦是有考虑的。本传中说信陵君之所以最终选择归魏，是「客有说公子」，而这里的「客」是谁，太史公未明说，但在《战国策·魏策四》中却有记载：「唐且谓信陵君曰……」，可见此人叫唐且，并非无名之辈，而司马迁不说名字，大概是为了不「节外生枝」，只将重点聚焦于侯、朱等四人身上罢了。 （3）覆笔
牛运震在《史记评注》中说：「它史之妙，妙在能简;《史记》之妙，妙在能覆」，这个「覆」即「覆笔」，体现在《魏公子列传》中是对「公子」这一称呼的反复使用，短短两千多字的文章，「公子」这一称呼出现了一百四十次之多，形成了一种十分特殊的，带有浪漫色彩的艺术氛围，用明代学者徐与乔的话说便是「无限唱叹，无限低徊」，这是「四公子」另外三人的传记里所没有的手法，是属于信陵君的独一份，由此足见史公对魏公子之慨慕之心，景仰之情。
三、笔锋之下的情感秘密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司马迁在《魏公子列传》中，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将自己对信陵君的喜爱和仰慕之情诉诸于文字。那么太史公为什么对魏公子有如此深切的情感呢？
在《魏公子列传》中有明确的表达：「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也就是说，信陵君身上那种愿意打破阶级鸿沟，真诚地与「士」相交的品格，才是打动司马迁的地方。可是，信陵君身上有那么多优秀的品质，司马迁何以单单对这一点「情有独钟」呢？
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苏建劝卫青将军招贤纳士，卫青谢绝了，原因是：「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尊职而已，何与招士」，说明汉朝时期亲近士人、招选贤才的行为并非主流。《文献通考》也有记载说：「人主亲士大夫时少，亲宦官宫妾时多」，就连皇上自己对士大夫都持疏离态度，可见当时士人处境并不乐观。东方朔就因不被重用，写就《答客难》来抒发心中的郁闷和不满，其中「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可以说尖锐而深刻地描述了当时士人的处境，揭露出当权者对贤才随意扬抑的行为。在这样的背景下，遭遇李陵之祸的司马迁写了《悲士不遇赋》，发出「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的呼喊，将内心愤懑不平的情绪宣泄纸上。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说「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与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也」，这是他对有志之士的寄语，更是一种对自我的要求。那么，不难想象，这样一位具有崇高人格理想的人，生在这样一个令人不满的环境中，如何能不对曾经那个重贤的黄金时代充满怀恋，又如何能不对那位「仁而下士」的翩翩公子充满景仰之情呢？
四、总结
综上所述，司马迁在《魏公子列传》这篇文章中，运用了互见、衬托和覆笔等多种艺术手法，塑造了一个「仁而下士」的魏公子形象，并将自己对魏公子的倾慕与景仰之情蕴藏于语言和笔法之中，形成这样一篇千古好文。《史记》之伟大，不仅在于司马迁洋洋洒洒纪录了两千五百年的历史，还在于他倾注自己澎湃而真切的情感，以丰富而高妙的艺术手法，将一段段历史故事、一个个历史人物，变成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和一个个鲜活的灵魂。《魏公子列传》就是其中之典范。
参考文献
专書：
[1]〔汉〕司马迁著，〔清〕姚祖恩选评：《信陵君列传·史记菁华录》（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
[2]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3]〔汉〕东方朔著，傅春明辑注：《东方朔作品辑注》（山东：齐鲁书社，1987年）
[4] 俞樟华：《史记艺术论》（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
[5] 陈桐生：《〈史记〉名篇论述稿》（广东：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
[6]〔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7] 梁启超著，陈引驰编校：《梁启超国学讲录二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8] 聂石樵：《司马迁论稿》（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
期刊论文：
[1] 韩兆琦：《读<史记·魏公子列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1981年12月）
[2] 任刚：《<史记·魏公子列传>的取材及撰写》，《安康学院学报》第24卷第5期（2012年10月）
[3] 尚学锋：《汉代士的地位变化和司马迁的不遇心态》，《文学遗产》第4期（1991年）
一、引言
《魏公子列传》出自《史记》卷七十七。梁启超先生将其看作是《史记》最出色的十篇文字之一，高度评价它「肃括宏深，实叙事文永远之模范」;清人姚祖恩在《史记菁华录》中亦说此传是太史公「生平最用意之笔也」。这篇文章的好，不只在于记述了一个信陵君这个人的“好”，更在于作者技术的高明，写得“好”。文章构思精妙，描写生动，艺术性极强，且笔锋常带感情，将作者自己对魏公子「仁而下士」之品格的仰佩，通过多种笔法，表达淋漓尽致，成为摇曳生姿之文章。真让人叹为观止，百读不厌。
对于此文的研究，古人早已经甚为重视。今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文章中人物性格、行为等的挖掘，如韩兆琦《读<史记·魏公子列传>》;对文章取材来源的考证，如任刚《<史记·魏公子列传>的取材及撰写》;更多的是对文章艺术手法的赏析，如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外二种）》、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聂石樵《司马迁论稿》、陈桐生《〈史记〉名篇论述稿》、俞樟华《史记艺术论》等著作的有关章节。本文试从《魏公子列传》所运用的互见、衬托、复笔等艺术手法入手，探析太史公如此笔法的用意，并尝试浅析太史公在文章中所诉诸的对魏公子赞赏之情的原因。
二、艺术手法的运用
（1）互见
朱自清在《<史记菁华录>指导大概》中提到司马迁常用的一个写作手法——互见，即「作者把一些共同的事迹，叙述在关于主角的篇章里，同时连带叙述与此有关的其他人物;而在关于其他人物的篇章里，使节省笔墨，单说一句『见某篇』了事」。《魏公子列传》就使用了互见的手法。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作魏公子列传第十七」，从太史公这句话可以推测，互见的手法在本文中作用有二，一是为了紧扣主题，将内容聚焦在魏公子「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的人格特点以及与士人倾心相待的关系上面，二是为了「寄托作者对于历史人物的褒贬」，一个「唯」字，足可见史公对魏公子的推崇。因此，司马迁将魏公子之「仁而下士」的特点在这一篇中进行了着力描写，而将魏公子性格之短处或与「仁而下士」无关的品格进行了略写，或干脆放在其他篇章。从以下两点可見：
如茅坤所言：「太史公详处在信陵所以得士，略处在秦军所以却」，魏公子政治军事方面的能力很强，但在《魏公子列传》中，司马迁却只是用几处闲笔一带而过，而把更加详细的描述放在了另一篇在《魏世家》中。如，描写魏公子杀晋鄙后统率军队时，有对魏公子的一处语言描写：「父子俱在军中，父归;兄弟俱在军中，兄归;独子无兄弟，归养。」短短一句，已然可以窥得魏公子极擅长笼络军心，这正是他军事统筹能力的体现，但史公在此也只是一句带过，点到为止。又如，公子归魏后，整顿军力，「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走蒙骜。遂乘胜逐秦军至函谷关，抑秦兵，秦兵不敢出」，这一处亦可见魏公子带兵作战能力之强、气势之大，但史公在此依然是不咸不淡地点出而已。军事能力之强非《魏公子列传》的主题，因此略写，但因又是魏公子不可忽略的一个能力，所以在<魏世家>中，史公便用了十分大段的语言描写，极言信陵君在政治军事方面清晰的思路和准确的判断，将魏公子的形象隔空做了完善与补充。这是上文所说互见手法作用一的体现。
在《魏公子列传》里，司马迁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几乎没有缺点的完美君子形象，但事实上确有夸大美化的意味在里面，因此在另一篇《范雎蔡泽列传》中，司马迁又相对客观地将魏公子性格中畏前顾后、犹豫不决的一点展现了出来。虞卿和魏齐逃跑中求助信陵君，但因信陵君「畏秦，犹豫未肯见」，成为魏齐「怒而自刎」的导火索和直接原因。对于魏公子这一性格上的短处，就连<魏公子列传>中忠心耿耿的侯生，在《范雎蔡泽列传》里，都忍不住因此对他进行嘲讽：「急士之穷而归公子，公子曰『何如人』」。又如，在《魏公子列传》中，司马迁写魏公子这个人于魏国的重要性，魏国几次危难都是由魏公子解决的，就连最后秦灭魏国，也在这篇中被司马迁暗示成魏公子亡才是魏亡的原因：「秦闻公子死……十八岁而虏魏亡，屠大梁」，颇有信陵君一人决定魏国命运之感。但同时，在《魏世家》里，司马迁又冷静地分析道：「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猛然一看，这样前后矛盾的态度，似乎是太史公思维上的漏洞，其实不然。在<魏公子列传>中，不论是摒弃魏公子的短处而专写其长处，还是对魏公子历史价值的评估具有差异性，都是源于太史公对魏公子「仁而下士」这一品格的特殊情感，且看他在<魏公子列传>最后所说：「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名冠诸侯，不虚耳」，司马迁对魏公子的景仰之情显而易见。因此，这就使得司马迁要「竭力维持一篇作品的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在保证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不打破这种「统一性」，将对魏公子「仁而下士」这一美好的品格夸赞到底。李长之先生对司马迁这种笔法有一则十分准确的评论，他说：「我们可以这样说，就他单篇文章看，他所尽的乃是一个艺术家的责任，只有就他整部的《史记》说，他才尽的历史家的责任。」的确如此，司马迁是一个带有充沛情感的史学家，亦是一个不吝于表达自己褒贬倾向的史学家。这就是上文所说互见手法作用二的体现。
（2）侧面描写
梁启超先生在讲为人作传的方法时说：「还有许多人，不可以不见，可是又没有独立做传的价值，就可以附录在有关系的大人物传中。因为他们本来是配角，但是很可以陪衬主角;没有配角形容不出主角，写配角正是写主角」，<魏公子列传>即是如此，用几个配角如侯嬴、朱亥等人的衷心，衬托得「信陵君的为人格外显得伟大，格外显得奇特」。《战国策》里有关魏公子的记载，只是寥寥数语描述其行为，并没有关于他门下士人的丰富描写，如：「公子无忌为天下循便计，杀晋鄙，率魏兵以救邯郸之围，使秦弗有而失天下」（《战国策·齐策三》）、「适会魏公子无忌夺晋鄙军，以救赵击秦，秦军引而去」（《战国策·赵策三》）、「信陵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赵王自郊迎」（《战国策·魏策四》）。有关司马迁这篇文章里几个士人的史料来源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他或许是游历「大梁之墟」听来的，亦或许是从其他文字记载中看到的，但与上面《战国策》中的记载相对比，可以肯定的是，太史公的确是有意识地以大量笔墨描写魏公子手下士人的事件，如侯生之死，姚祖恩批道：「侯生一节，史公用二十分精神，二十分笔力对付得来」，甚至比单纯对魏公子的描写还要着意。如清人李景星所说，「通篇以『客』起，以『客』结」，以「客」贯穿始终，其目的正是以「客」衬托信陵君本人，用这样旁敲侧击的笔法更写出信陵君「仁而下士」这一特点的伟大之处，能够令手下之「客」对他忠心耿耿，甚至甘愿为他付出生命。另外，对于配角的选择，司马迁亦是有考虑的。本传中说信陵君之所以最终选择归魏，是「客有说公子」，而这里的「客」是谁，太史公未明说，但在《战国策·魏策四》中却有记载：「唐且谓信陵君曰……」，可见此人叫唐且，并非无名之辈，而司马迁不说名字，大概是为了不「节外生枝」，只将重点聚焦于侯、朱等四人身上罢了。 （3）覆笔
牛运震在《史记评注》中说：「它史之妙，妙在能简;《史记》之妙，妙在能覆」，这个「覆」即「覆笔」，体现在《魏公子列传》中是对「公子」这一称呼的反复使用，短短两千多字的文章，「公子」这一称呼出现了一百四十次之多，形成了一种十分特殊的，带有浪漫色彩的艺术氛围，用明代学者徐与乔的话说便是「无限唱叹，无限低徊」，这是「四公子」另外三人的传记里所没有的手法，是属于信陵君的独一份，由此足见史公对魏公子之慨慕之心，景仰之情。
三、笔锋之下的情感秘密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司马迁在《魏公子列传》中，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将自己对信陵君的喜爱和仰慕之情诉诸于文字。那么太史公为什么对魏公子有如此深切的情感呢？
在《魏公子列传》中有明确的表达：「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也就是说，信陵君身上那种愿意打破阶级鸿沟，真诚地与「士」相交的品格，才是打动司马迁的地方。可是，信陵君身上有那么多优秀的品质，司马迁何以单单对这一点「情有独钟」呢？
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苏建劝卫青将军招贤纳士，卫青谢绝了，原因是：「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尊职而已，何与招士」，说明汉朝时期亲近士人、招选贤才的行为并非主流。《文献通考》也有记载说：「人主亲士大夫时少，亲宦官宫妾时多」，就连皇上自己对士大夫都持疏离态度，可见当时士人处境并不乐观。东方朔就因不被重用，写就《答客难》来抒发心中的郁闷和不满，其中「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可以说尖锐而深刻地描述了当时士人的处境，揭露出当权者对贤才随意扬抑的行为。在这样的背景下，遭遇李陵之祸的司马迁写了《悲士不遇赋》，发出「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的呼喊，将内心愤懑不平的情绪宣泄纸上。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说「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与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也」，这是他对有志之士的寄语，更是一种对自我的要求。那么，不难想象，这样一位具有崇高人格理想的人，生在这样一个令人不满的环境中，如何能不对曾经那个重贤的黄金时代充满怀恋，又如何能不对那位「仁而下士」的翩翩公子充满景仰之情呢？
四、总结
综上所述，司马迁在《魏公子列传》这篇文章中，运用了互见、衬托和覆笔等多种艺术手法，塑造了一个「仁而下士」的魏公子形象，并将自己对魏公子的倾慕与景仰之情蕴藏于语言和笔法之中，形成这样一篇千古好文。《史记》之伟大，不仅在于司马迁洋洋洒洒纪录了两千五百年的历史，还在于他倾注自己澎湃而真切的情感，以丰富而高妙的艺术手法，将一段段历史故事、一个个历史人物，变成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和一个个鲜活的灵魂。《魏公子列传》就是其中之典范。
参考文献
专書：
[1]〔汉〕司马迁著，〔清〕姚祖恩选评：《信陵君列传·史记菁华录》（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
[2]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3]〔汉〕东方朔著，傅春明辑注：《东方朔作品辑注》（山东：齐鲁书社，1987年）
[4] 俞樟华：《史记艺术论》（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
[5] 陈桐生：《〈史记〉名篇论述稿》（广东：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
[6]〔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7] 梁启超著，陈引驰编校：《梁启超国学讲录二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8] 聂石樵：《司马迁论稿》（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
期刊论文：
[1] 韩兆琦：《读<史记·魏公子列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1981年12月）
[2] 任刚：《<史记·魏公子列传>的取材及撰写》，《安康学院学报》第24卷第5期（2012年10月）
[3] 尚学锋：《汉代士的地位变化和司马迁的不遇心态》，《文学遗产》第4期（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