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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甘肃永登连城镇牛站村流传着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的九天圣母传说。这些传说以民间写意的手法塑造了一个地方保护神的形象，表达出民众的英雄认同、和平愿望、价值追求，生动展示了口头叙事与村落信仰民俗的双向建构过程，满足了民众多方面的信仰需求，也以特殊的方式完成了村落史的记忆过程。传说的文化功能与民众传承心理紧密胶合、互为支撑，在这个意义上，传说不仅仅是神圣性的，更是世俗性的，甚至带有某种些微的历史气息，立体综合地表达出了一种地方文化的鲜活面貌。
[关键词]甘肃牛站村；九天圣母传说；民间传说；传承心理
[中图分类号]K8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20-0040-03
九天圣母是道教信奉的著名女仙，在民间有着较大的影响，被认为是仅次于王母娘娘的众女仙之首，“传说中的九天玄女主要职司是掌授兵法天书，扶助应命英雄”。①这一说法应该是源起于传说中殷商民族的始祖玄鸟，民间传说它后来化为一个人面鸟身的女神，人们称其为“玄鸟”，正是她帮助黄帝战胜了蚩尤，这就是九天玄女的来历。也许正是由于甘肃曾经有着战争频繁、动荡不息的开发史和发展史，九天圣母这一“战神”的信仰文化在这里有着一定的传承历史和较广泛的传承范围。在甘肃流传着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的九天圣母传说，它们以传说群、传说带、传说圈的方式出现，表现出民众多元复杂的传承心理。在甘肃永登连城镇牛站村，每年三月初七都举办纪念九天圣母的庙会活动，当地人习称“大菩萨会”。牛站自古以来为河西门户、甘青要冲，1936年，范长江进入青海时曾取道于此，在《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他专门提及了这个处于咽喉要道上的村庄。牛站的九天圣母庙会活动热闹隆重，多年来都是百姓自发过会。时至2010年，兰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批准设立永登县连城牛站九天圣母宫为固定道教活动处所，开展宗教活动。官方的正式行为进一步促进了百姓信仰九天圣母的热情与信心，而那些神奇瑰丽的传说也因为活动的规范化得到了进一步系统的传承和建构。
2013年三月初一至三月初七，笔者前往牛站村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田野调查，走访了庙会组织者、承办者、参加者及大量信众，对九天圣母传说进行了专题调查。②在调查中发现，当地关于九天圣母宫的传说很多，那些表面驳杂的传说，实则发挥着重要的解释功能、记忆功能、建构功能，表达出民众的历史关怀与现实追求。
一、起源传说的历史意味与民众的英雄认同
牛站民众将九天圣母的纪念起源与清朝时的甘肃牛站籍大将何虎臣联系在了一起，认为牛站九天圣母的信仰活动最初正是由何虎臣所确立的，有很多传说都津津乐道于何虎臣与九天圣母之间的特殊联系。
当地民众传说，何大人（何虎臣）在河湟地区屡建奇功，深得清政府赏识，而他本人为了统一军心、树立威信，则对外宣称自己每次作战取胜都是因为获得了九天圣母的保佑。所以，他无论走到哪里都亲自背着九天圣母的“画张子”（画像），顶礼膜拜，恭敬有加，以确保每次战役都取得胜利。后来，何虎臣进京面圣，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将此画像正式展示给了慈禧太后，并大加渲染自己凭借九天圣母保佑才能取得战争胜利，甚至杜撰出九天圣母有时会亲自上阵杀敌的故事。何虎臣要求慈禧太后封赏九天圣母，且要给一个证明的“把凭”（证据）。太后当即为九天圣母赏赐了“护国元君”金牌，并且将自己的金手镯当场摘下送给了何大人。何大人拒绝了，慈禧太后于是又把自己结婚时所穿的华丽礼服赐给了九天圣母，并且赏赐了半副銮驾。从此以后，九天圣母就被供奉在了牛站村，其基本的服装造型就是身着慈禧太后的凤冠霞帔，并且在大殿前供奉着半副銮驾。后来，民众在纪念活动中用这样的颂词去描写这一助战有功的女神：“头戴九龙凤冠，身穿白袍九条龙，腰系一条金玉带，下穿八福子绫罗裙。娘娘骑的是白龙马，手拿急救万民的牌。”
与历史传说不同的是，这些传说大多是当代性的，以解放战争时期的传说为主，但也有不少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传说。
比如有一则传说认为九天圣母曾经智退马步芳的大批部队，救了牛站一村人的性命：20世纪40年代，马步芳的部队与解放军作战，兵败后退守到了河桥附近的大通河，马部坐船逃到了牛站，随即砍断了船绳。当马部在生火做饭时，突然听到枪炮齐鸣、杀声震天，眼见有数百万解放军涌入村中。马部立刻逃窜而去，不敢再来牛站劫掠。民众认为马部所见的幻象皆是九天圣母动用自己的神功神力所达到的效果。另外一则传说则更是离奇：参加越南自卫反击战的牛站籍战士饥肠辘辘，突然，有一个当地的妙龄女子送来了香甜可口的食物，解决了大问题。之后，战士们看到女子化成了九天圣母的形象飘然而去，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自己家乡的保护神前来排忧解难、解救自己。
上述传说可谓功能性传说，从其表面来看，在民众的信仰心理中，九天圣母佑护地方、保护子民，是一个不负当地民众香火奉敬的正义之神、负责之神。但从深层历史原因看，解放前的河湟地区战事频繁，民众生活艰辛、性命堪忧，朝不保夕的苦难遭遇使得民众对于和平安宁的生活产生了强烈的渴望，而要想得到此种生活，只能求助于战争的结束。因此，九天圣母的“战神”原型便被自然恢复，人们渴望这一威武英勇的战神能够保佑牛站的地方平安。但是，民众对其进行了地方性重构，由于对战争的惧怕，百姓不愿再亲赴沙场、骨肉相残。因此，他们想象中的九天圣母便也不再如助战何虎臣时一般直接现现身沙场、举刃杀敌，而是以虚幻的“撒豆成兵”的战术来吓退敌人，从而不费一兵一卒就成功保护了牛站民众。而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牛站籍军人则从村落文化传统体系出发，在战争中将九天圣母视为只专属于自己一村的独特护身符，从中找到了心理慰藉与平衡，克服了恐慌与疑虑，情节离奇的传说便也由此而生。百姓的想象力可谓惊人，但在想象的背后是真实可触的对于和平生活的强烈渴望，这份民间心愿可感可悯，通过九天圣母的形象得到了一次次的寄托和宣泄。此类传说既表达出九天圣母源出于战争保护神的本源性信仰，也表达出民间对其进行的时代性重构。 三、禁忌传说的虚拟建构与民众的价值追求
在调查中我们还收集到了一些关于九天圣母的禁忌传说，这些传说表达了大致相近的意思，即民众认为，九天圣母法眼通天、赏罚分明，对人世的是非曲直心知肚明。人们对于九天圣母必须要有完全的尊重和虔诚的信仰，否则就会受到惩罚，尤其是对故意行恶的恶人恶行，九天圣母更会进行严厉惩戒。村民谈论这一问题时态度非常严肃，体现出民间信仰世界里的认真与虔诚。
比如有这样一则传说，对牛站人来说，九天圣母法力无边、有求必应，但是，她又个性刚烈、赏罚分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有一个平时飞扬跋扈的有钱人骑着高头大马马路过九天圣母的庙宇，他并不下马，更不进庙跪拜，而是准备高傲地离开。就在此时，他所骑的马突然受惊，像看到了什么东西，在马的跳跃中，骑马人被重重地摔在地上，筋骨断裂。民众对此非常认同，认为这是一种很正常的对应关系，为富不仁者理应受到处罚。他们也因此更加地爱戴九天圣母。另外，还有一则传说，有一对有着不正当男女关系的村民，因为一起进庙拜见九天圣母而被案几上滚落的供品打中了头部，村民认为这就是昧良心的人带着不干净的东西进庙犯忌的结果，也是九天圣母法眼通透的最好证明。
以上的传说其实都以曲折的方式表达着民众的价值观，表达着他们对社会关系的基本认识和重要底线，在这个意义上，九天圣母这一神的形象已经被虚化重构为社会价值体系的具体代言人。在调查中发现，围绕着九天圣母信仰，在牛站村已经形成了一种井然有序的村落文化，比如孝敬父母、家庭和谐、尊老爱幼、帮扶弱者、取财有道、勤于稼穑等。这些潜隐于民间的伦理精神已经深入人心，而其具体的制定者、执行者、调节者、处罚者等角色则由参与庙会的诸多人物去扮演，也就是说，庙会的会首人物与村落文化秩序的制定者、维护者有着高度的重合。这些会首人物以九天圣母为尊崇的对象，启发并引导着民众自觉自愿地遵守着村落文化秩序，而那些神秘威严的禁忌故事则成为一种维护秩序的有效手段。涂尔干在解释图腾起源时指出：“我们所处的环境就似乎充满了我们与之有关的种种力量，它们既专横又助人，既威严又仁慈……结果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有两种不同的现实与我们相关，它们之间隔着一条鸿沟，一边是凡俗事物的世界，而另一边则属于神圣事物。”④这个“神圣事物”带来的观念世界对牛站村民来讲具有解决现实问题、维护现实秩序、化解现实矛盾的重要意义，而那些禁忌传说则成为民间习惯法式的律令，以一种既威严又仁慈的力量影响着民众的传承心理。
四、结语
流传在牛站的九天圣母传说以民间写意的手法塑造了一个地方保护神的形象，表达出民众的英雄认同、和平愿望、价值追求生动展示了口头叙事与村落信仰民俗的双向建构过程。传说满足了民众多方面的信仰需求，也以特殊的方式完成了村落史的记忆过程：“如果一个传说为全村落所共享，那么，它便成为了村落记忆。在村落内，叙事和记忆相互支撑，共同创造了村落的口述史。传说、记忆和口述史往往三者合一，成为具体时空中人们共同拥有的传统。”⑤在这样的文化切面上，传说的文化功能与民众的传承心理紧密胶合、互为支撑。在这个意义上，那些关于九天圣母的传说就不仅仅是神圣性的，更是世俗性的，甚至带有某种些微的历史气息，立体综合地表达出了一种地方文化的鲜活面貌。而这一面貌的构建，正是民众主体性选择的结果。文化发生学的理论认为，民间叙事文本是人类的行为和思维对他们生活的现实世界的一种构型。传说作为其中重要的建筑材料，值得我们去重视其文化意义。尤其在今天传说日渐式微的时代语境中，我们更应该对其做出认真的研究与深度的保存。
[注 释]
①周宗廉等：《中国民间的神》，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63页。
②访谈中得到了牛站本土文化人敬世元、王金山、杨德明等人的无私帮助，在此致谢。
③杨业普编著：《甘肃史话丛书·永登史话》，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页。
④涂尔干著、渠东等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283页。
⑤万建中：《传说建构与村落记忆》，《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关键词]甘肃牛站村；九天圣母传说；民间传说；传承心理
[中图分类号]K8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20-0040-03
九天圣母是道教信奉的著名女仙，在民间有着较大的影响，被认为是仅次于王母娘娘的众女仙之首，“传说中的九天玄女主要职司是掌授兵法天书，扶助应命英雄”。①这一说法应该是源起于传说中殷商民族的始祖玄鸟，民间传说它后来化为一个人面鸟身的女神，人们称其为“玄鸟”，正是她帮助黄帝战胜了蚩尤，这就是九天玄女的来历。也许正是由于甘肃曾经有着战争频繁、动荡不息的开发史和发展史，九天圣母这一“战神”的信仰文化在这里有着一定的传承历史和较广泛的传承范围。在甘肃流传着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的九天圣母传说，它们以传说群、传说带、传说圈的方式出现，表现出民众多元复杂的传承心理。在甘肃永登连城镇牛站村，每年三月初七都举办纪念九天圣母的庙会活动，当地人习称“大菩萨会”。牛站自古以来为河西门户、甘青要冲，1936年，范长江进入青海时曾取道于此，在《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他专门提及了这个处于咽喉要道上的村庄。牛站的九天圣母庙会活动热闹隆重，多年来都是百姓自发过会。时至2010年，兰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批准设立永登县连城牛站九天圣母宫为固定道教活动处所，开展宗教活动。官方的正式行为进一步促进了百姓信仰九天圣母的热情与信心，而那些神奇瑰丽的传说也因为活动的规范化得到了进一步系统的传承和建构。
2013年三月初一至三月初七，笔者前往牛站村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田野调查，走访了庙会组织者、承办者、参加者及大量信众，对九天圣母传说进行了专题调查。②在调查中发现，当地关于九天圣母宫的传说很多，那些表面驳杂的传说，实则发挥着重要的解释功能、记忆功能、建构功能，表达出民众的历史关怀与现实追求。
一、起源传说的历史意味与民众的英雄认同
牛站民众将九天圣母的纪念起源与清朝时的甘肃牛站籍大将何虎臣联系在了一起，认为牛站九天圣母的信仰活动最初正是由何虎臣所确立的，有很多传说都津津乐道于何虎臣与九天圣母之间的特殊联系。
当地民众传说，何大人（何虎臣）在河湟地区屡建奇功，深得清政府赏识，而他本人为了统一军心、树立威信，则对外宣称自己每次作战取胜都是因为获得了九天圣母的保佑。所以，他无论走到哪里都亲自背着九天圣母的“画张子”（画像），顶礼膜拜，恭敬有加，以确保每次战役都取得胜利。后来，何虎臣进京面圣，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将此画像正式展示给了慈禧太后，并大加渲染自己凭借九天圣母保佑才能取得战争胜利，甚至杜撰出九天圣母有时会亲自上阵杀敌的故事。何虎臣要求慈禧太后封赏九天圣母，且要给一个证明的“把凭”（证据）。太后当即为九天圣母赏赐了“护国元君”金牌，并且将自己的金手镯当场摘下送给了何大人。何大人拒绝了，慈禧太后于是又把自己结婚时所穿的华丽礼服赐给了九天圣母，并且赏赐了半副銮驾。从此以后，九天圣母就被供奉在了牛站村，其基本的服装造型就是身着慈禧太后的凤冠霞帔，并且在大殿前供奉着半副銮驾。后来，民众在纪念活动中用这样的颂词去描写这一助战有功的女神：“头戴九龙凤冠，身穿白袍九条龙，腰系一条金玉带，下穿八福子绫罗裙。娘娘骑的是白龙马，手拿急救万民的牌。”
与历史传说不同的是，这些传说大多是当代性的，以解放战争时期的传说为主，但也有不少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传说。
比如有一则传说认为九天圣母曾经智退马步芳的大批部队，救了牛站一村人的性命：20世纪40年代，马步芳的部队与解放军作战，兵败后退守到了河桥附近的大通河，马部坐船逃到了牛站，随即砍断了船绳。当马部在生火做饭时，突然听到枪炮齐鸣、杀声震天，眼见有数百万解放军涌入村中。马部立刻逃窜而去，不敢再来牛站劫掠。民众认为马部所见的幻象皆是九天圣母动用自己的神功神力所达到的效果。另外一则传说则更是离奇：参加越南自卫反击战的牛站籍战士饥肠辘辘，突然，有一个当地的妙龄女子送来了香甜可口的食物，解决了大问题。之后，战士们看到女子化成了九天圣母的形象飘然而去，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自己家乡的保护神前来排忧解难、解救自己。
上述传说可谓功能性传说，从其表面来看，在民众的信仰心理中，九天圣母佑护地方、保护子民，是一个不负当地民众香火奉敬的正义之神、负责之神。但从深层历史原因看，解放前的河湟地区战事频繁，民众生活艰辛、性命堪忧，朝不保夕的苦难遭遇使得民众对于和平安宁的生活产生了强烈的渴望，而要想得到此种生活，只能求助于战争的结束。因此，九天圣母的“战神”原型便被自然恢复，人们渴望这一威武英勇的战神能够保佑牛站的地方平安。但是，民众对其进行了地方性重构，由于对战争的惧怕，百姓不愿再亲赴沙场、骨肉相残。因此，他们想象中的九天圣母便也不再如助战何虎臣时一般直接现现身沙场、举刃杀敌，而是以虚幻的“撒豆成兵”的战术来吓退敌人，从而不费一兵一卒就成功保护了牛站民众。而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牛站籍军人则从村落文化传统体系出发，在战争中将九天圣母视为只专属于自己一村的独特护身符，从中找到了心理慰藉与平衡，克服了恐慌与疑虑，情节离奇的传说便也由此而生。百姓的想象力可谓惊人，但在想象的背后是真实可触的对于和平生活的强烈渴望，这份民间心愿可感可悯，通过九天圣母的形象得到了一次次的寄托和宣泄。此类传说既表达出九天圣母源出于战争保护神的本源性信仰，也表达出民间对其进行的时代性重构。 三、禁忌传说的虚拟建构与民众的价值追求
在调查中我们还收集到了一些关于九天圣母的禁忌传说，这些传说表达了大致相近的意思，即民众认为，九天圣母法眼通天、赏罚分明，对人世的是非曲直心知肚明。人们对于九天圣母必须要有完全的尊重和虔诚的信仰，否则就会受到惩罚，尤其是对故意行恶的恶人恶行，九天圣母更会进行严厉惩戒。村民谈论这一问题时态度非常严肃，体现出民间信仰世界里的认真与虔诚。
比如有这样一则传说，对牛站人来说，九天圣母法力无边、有求必应，但是，她又个性刚烈、赏罚分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有一个平时飞扬跋扈的有钱人骑着高头大马马路过九天圣母的庙宇，他并不下马，更不进庙跪拜，而是准备高傲地离开。就在此时，他所骑的马突然受惊，像看到了什么东西，在马的跳跃中，骑马人被重重地摔在地上，筋骨断裂。民众对此非常认同，认为这是一种很正常的对应关系，为富不仁者理应受到处罚。他们也因此更加地爱戴九天圣母。另外，还有一则传说，有一对有着不正当男女关系的村民，因为一起进庙拜见九天圣母而被案几上滚落的供品打中了头部，村民认为这就是昧良心的人带着不干净的东西进庙犯忌的结果，也是九天圣母法眼通透的最好证明。
以上的传说其实都以曲折的方式表达着民众的价值观，表达着他们对社会关系的基本认识和重要底线，在这个意义上，九天圣母这一神的形象已经被虚化重构为社会价值体系的具体代言人。在调查中发现，围绕着九天圣母信仰，在牛站村已经形成了一种井然有序的村落文化，比如孝敬父母、家庭和谐、尊老爱幼、帮扶弱者、取财有道、勤于稼穑等。这些潜隐于民间的伦理精神已经深入人心，而其具体的制定者、执行者、调节者、处罚者等角色则由参与庙会的诸多人物去扮演，也就是说，庙会的会首人物与村落文化秩序的制定者、维护者有着高度的重合。这些会首人物以九天圣母为尊崇的对象，启发并引导着民众自觉自愿地遵守着村落文化秩序，而那些神秘威严的禁忌故事则成为一种维护秩序的有效手段。涂尔干在解释图腾起源时指出：“我们所处的环境就似乎充满了我们与之有关的种种力量，它们既专横又助人，既威严又仁慈……结果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有两种不同的现实与我们相关，它们之间隔着一条鸿沟，一边是凡俗事物的世界，而另一边则属于神圣事物。”④这个“神圣事物”带来的观念世界对牛站村民来讲具有解决现实问题、维护现实秩序、化解现实矛盾的重要意义，而那些禁忌传说则成为民间习惯法式的律令，以一种既威严又仁慈的力量影响着民众的传承心理。
四、结语
流传在牛站的九天圣母传说以民间写意的手法塑造了一个地方保护神的形象，表达出民众的英雄认同、和平愿望、价值追求生动展示了口头叙事与村落信仰民俗的双向建构过程。传说满足了民众多方面的信仰需求，也以特殊的方式完成了村落史的记忆过程：“如果一个传说为全村落所共享，那么，它便成为了村落记忆。在村落内，叙事和记忆相互支撑，共同创造了村落的口述史。传说、记忆和口述史往往三者合一，成为具体时空中人们共同拥有的传统。”⑤在这样的文化切面上，传说的文化功能与民众的传承心理紧密胶合、互为支撑。在这个意义上，那些关于九天圣母的传说就不仅仅是神圣性的，更是世俗性的，甚至带有某种些微的历史气息，立体综合地表达出了一种地方文化的鲜活面貌。而这一面貌的构建，正是民众主体性选择的结果。文化发生学的理论认为，民间叙事文本是人类的行为和思维对他们生活的现实世界的一种构型。传说作为其中重要的建筑材料，值得我们去重视其文化意义。尤其在今天传说日渐式微的时代语境中，我们更应该对其做出认真的研究与深度的保存。
[注 释]
①周宗廉等：《中国民间的神》，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63页。
②访谈中得到了牛站本土文化人敬世元、王金山、杨德明等人的无私帮助，在此致谢。
③杨业普编著：《甘肃史话丛书·永登史话》，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页。
④涂尔干著、渠东等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283页。
⑤万建中：《传说建构与村落记忆》，《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