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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24日，新京报一则题为《悬崖上的村庄》的新闻，报道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支尔莫乡阿土勒尔村，通向外界需要顺着悬崖断续攀爬17条藤梯一事，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很难相信，在如今仍然有孩子冒着生命危险爬着藤梯去上学。而在与“悬崖村”同属昭觉县辖区的利姆乡，除了贫困，还有毒品和艾滋在這里纠缠和蔓延着。
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人类学家刘绍华，在历经10年、长达20个月的深入田野调查后，完成了自己的又一著作《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这本中文民族志，是从作者于2011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发行的Passage to Manhood：Youth Migration，Heroin，and AIDS in Southwest China改写而成，英文版同时被收入哥伦比亚大学韦瑟黑德东亚研究中心的丛书系列。这套始于1962年的丛书，严格挑选现当代东亚及东南亚相关的学术书籍，在学界极具知名度和公信力。此外，本书还荣获2012年“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会科学学术性专书奖、2014年台北国际书展“年度之书”大奖、2014年台湾“文化部”第三十八届金鼎奖非文学图书类优良出版品等荣誉。作者著作另有《柬埔寨旅人》，2005年被《中国时报》评为“开卷十大好书”。
“这是一个关于探险玩耍、为非作歹、吸毒勒戒、艾滋茫然、世代差异、文化冲击和兄弟情谊的故事。故事主角涉及一个‘恶名昭彰’、古称‘??’的中国少数民族——凉山彝族（诺苏人）。这样开场，不是因为我要借由这个族群的奇风异俗来写个耸动好看的故事。正好相反，我想替他们的传奇‘翻案’。故事起源于四川凉山州海洛因泛滥与艾滋蔓延的问题。不过，问题不在毒品，艾滋亦非末路。”刘绍华更深层关注的是透过这两个社会灾难，洞见当代中国卷入的全球化变迁中人的行为与福祉。这本民族志的研究初衷，是想了解为何诺苏人的艾滋感染率如此之高？因缘际会，刘绍华选择了凉山昭觉利姆乡作为主要田野研究地点。在本书中，刘绍华真实地记录了四川凉山地区诺苏流动青年与吸毒者的生命经验，将之与中国当下社会的多元现代性、社会韧性以及个人生命憧憬交织在一起，从中揭露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延续与断裂。而作者将已出版的英文书译写成中文的主要目的，“是让中文的读者明白诺苏是如何走上今日看似日益‘文明’的汉化之途；让读者明白他们付出了多少生命转型的代价；让读者明白无须恐惧、歧视凉山的诺苏人；让读者明白吸毒者、艾滋感染者的生命无奈与尊严需求；让读者明白再边缘的年轻生命也有追求灿烂的渴望。”
现代化给凉山诺苏人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偷盗、吸毒、艾滋，是诺苏人在服用现代化这一药剂时产生的副作用。半个世纪以来，密集剧烈的社会变化冲刷着凉山彝族社会文化的根基，也因此埋下大量社会问题的伏笔：改革开放前，原本不受国家管辖且未发展货币制度的诺苏社会，被纳入中国社会主义治理，接受“文明”改造，成为官方认定的少数民族之一，集体公社彻底地将诺苏人纳入由上而下的计划经济中，摧毁了当地的社群组织和文化仪式；改革开放后，新一波的现代化计划主要目标是开发沿海省份及都会地区，以贫穷内地少数民族为主的“文明化”工程不再是重点，“文明”转型未经其功的诺苏再度被贬到边缘位置不平衡发展，将彝族青年推入流动人口大潮。凉山彝族长期以来“污名化”的舆论处境，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刻板印象与伤害有多深刻，在刘绍华的田野调查经历中已得到证明。
诺苏青年和汉族青年一样，在现代性的诱惑面前，都想要出去看一看。与汉族青年不一样的是，诺苏青年把离开家乡到都市闯荡这一过程视为“男子气概”的展演。这像是一场当代的“男子成年礼”，在城市中，不懂汉语、基本没受过教育、不具备竞争力的他们仍然改变不了边缘化的地位，生活在盗窃、毒品、艾滋的污名中，偶尔也许伴随着病痛、死亡的记忆。他们想拥抱全新的自由，除了经济上的，还有许多是文化上的。然而在尝试崭新生活方式的过程中，他们的生命充满了难以克服的困境，失业、赤贫、迷惑、危险、苦难，使他们沦为了中国全球化经济转型下的牺牲者。
刘绍华用自己的亲身体验揭开了诺苏人文化的面纱，外界对于凉山这个贫困山村的污名化如同人之偏见，因为不了解，让我们的想法和看法变得盲目和狭隘。要破除偏见，首先需要开放的观念，允许不同的声音进入我们的大脑；其次，需要更符合逻辑的思考，从更多元的角度去看待问题，而不是人云亦云、以讹传讹。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在生活中我们也时常会犯这样的错误，比如：对一个人进行草率地评价，对一个问题或者现象武断地作出评论等等，特别是在对不同文化的接纳上，不应断章取义，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因为我们也在接受着现代化的洗礼，或许我们曾经也处于边缘。在现代化发展和诺苏传统文化的冲突中没有绝对的赢家，更多的其实是伤害。还记得那个故事吗？一个诺苏小伙在成都集市上卖板栗遭到城管的追赶，只因他是诺苏人，是凉山彝族。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融入自己并不熟悉的社会，却因为人们的偏见落荒而逃，难以在我们所谓的“文明社会”立足。农村人进城被称作“乡巴佬”，遭到城里人的各种嫌弃，而就像小品里说的，往上推三代，谁家又不是“乡巴佬”呢？太多的社会事实犹如一面镜子，反映出了这个正统社会的苛刻，多些包容，给予认可，其实可以帮他们更顺利地融入大家庭！可是在面对异国文化时国人的反应却是大相径庭，一波波韩潮进入国内，衣着打扮、美容整形，还有千篇一律的韩剧充斥在我们的文化圈内，追剧追星的人们甚至达到了痴狂状态；一部部日本动漫对我们进行着文化侵略，却仍然受到不少粉丝的追捧。果然还是“外国的月亮比较圆”，人们对于异国文化也更具理解力，说句不太恰当的话，“耗子扛枪窝里横”。我并无意完全否定日韩文化，只想借此说明，国人其实可以很包容！同时对于诺苏人本身，我觉得他们也应该反思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既然类似偷盗、吸毒等这样的行为不被公众社会所接受，那么想要融入主流社会，做些改变还是值得的。改变并不意味着失去传统，而是在进入社会洪流时尽量减少摩擦、避免误会，我认为这是有益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的十多年，禁毒一直是贫困的利姆乡最重要的议题。这个运动是由当地诺苏农民自动发起，其后受到各级政府的鼓励和介入。禁毒颇有成效，县、乡政府把协会当作自己的政绩，为了给上级官员和媒体留下好印象，刷新协会简陋的办公室，以满足上级官员和干部的期待。然而利姆漫长且艰苦的禁毒行动并未成功，政府由上而下、样板化的政策，現代化进程中个人主义的抬头、诺苏宗族权威逐渐式微，造成了以亲属组织为基础的禁毒运动昙花一现的成功。推广样板，成功时皆大欢喜，失败时无人提及，只责难于村民的刁钻、不通事理，强调解决问题的难度太大，却不结合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面子工程在中国并不是什么新闻，利姆禁毒运动的短暂成功被地方政府用于邀功的资本，官员得到了实际利益，站在高处听不到村民内心的呼声。
对于中英项目的失败，刘绍华归咎于两个主因，即官僚体系的缺陷与国家代理人欠缺文化识能，而后者更是攸关地方特性的关键因素。“国家代理人不仅忽略或漠视地方文化，也可能选择性地以地方文化作为计划失败的挡箭牌。诺苏社会的性禁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成为计划团队实施健康教育的‘文化障碍’。”各级部门各行其是、各自为政，他们依据各自的目标人群与标准搜集艾滋相关资料，进行自己的工作，却很少沟通，注定计划是失败的。中国地方政府的各级部门真得很会“打太极”，我曾因一所民办幼儿园的违规收费进行过投诉，然而幼儿园、教育局、物价局互相推诿，貌似哪个部门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最后通过市长信箱，教育局责令幼儿园主管部门整改。在城市中我们遇到问题尚可投诉，在农村，对于相对消息闭塞、接受教育较少的农民来说，他们的权益又如何保障。以“悬崖村”的藤梯事件为例，如果没有媒体的曝光，这样危险的藤梯他们还要攀爬多久？何时才能亲眼见到基础设施的改善？我想，中央政府确实在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出发点是好的，在出台政策前必定是经过幕后智囊团的深思熟虑、充分权衡过利弊。然而在实施过程中，仍然不可避免的出现一些问题。原因是多样的，其中不排除地方政府在上传下达中念错经的。因材施教、因地制宜不能只是喊口号，而应真正在现实中实践，考虑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社会环境是非常有必要的。各级部门更应相互协作，为群众提供服务、排忧解难，“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也该成为逝去的记忆，不复存在。
作为一位女性人类学家，能够深入被外界诟病的凉山20个月之久，不惧毒品与艾滋，把诺苏人民称为兄弟并为其“翻案”着实不易，全书蕴涵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浸透着刘绍华对诺苏人极大的人文关怀，以及对当政者体制缺陷的不满和抨击。作品行文流畅，论述清楚，结构清晰，是一部兼具民族志知性与报导文学感性的动人作品！
参考文献：
[1]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M].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212.
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人类学家刘绍华，在历经10年、长达20个月的深入田野调查后，完成了自己的又一著作《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这本中文民族志，是从作者于2011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发行的Passage to Manhood：Youth Migration，Heroin，and AIDS in Southwest China改写而成，英文版同时被收入哥伦比亚大学韦瑟黑德东亚研究中心的丛书系列。这套始于1962年的丛书，严格挑选现当代东亚及东南亚相关的学术书籍，在学界极具知名度和公信力。此外，本书还荣获2012年“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会科学学术性专书奖、2014年台北国际书展“年度之书”大奖、2014年台湾“文化部”第三十八届金鼎奖非文学图书类优良出版品等荣誉。作者著作另有《柬埔寨旅人》，2005年被《中国时报》评为“开卷十大好书”。
“这是一个关于探险玩耍、为非作歹、吸毒勒戒、艾滋茫然、世代差异、文化冲击和兄弟情谊的故事。故事主角涉及一个‘恶名昭彰’、古称‘??’的中国少数民族——凉山彝族（诺苏人）。这样开场，不是因为我要借由这个族群的奇风异俗来写个耸动好看的故事。正好相反，我想替他们的传奇‘翻案’。故事起源于四川凉山州海洛因泛滥与艾滋蔓延的问题。不过，问题不在毒品，艾滋亦非末路。”刘绍华更深层关注的是透过这两个社会灾难，洞见当代中国卷入的全球化变迁中人的行为与福祉。这本民族志的研究初衷，是想了解为何诺苏人的艾滋感染率如此之高？因缘际会，刘绍华选择了凉山昭觉利姆乡作为主要田野研究地点。在本书中，刘绍华真实地记录了四川凉山地区诺苏流动青年与吸毒者的生命经验，将之与中国当下社会的多元现代性、社会韧性以及个人生命憧憬交织在一起，从中揭露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延续与断裂。而作者将已出版的英文书译写成中文的主要目的，“是让中文的读者明白诺苏是如何走上今日看似日益‘文明’的汉化之途；让读者明白他们付出了多少生命转型的代价；让读者明白无须恐惧、歧视凉山的诺苏人；让读者明白吸毒者、艾滋感染者的生命无奈与尊严需求；让读者明白再边缘的年轻生命也有追求灿烂的渴望。”
现代化给凉山诺苏人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偷盗、吸毒、艾滋，是诺苏人在服用现代化这一药剂时产生的副作用。半个世纪以来，密集剧烈的社会变化冲刷着凉山彝族社会文化的根基，也因此埋下大量社会问题的伏笔：改革开放前，原本不受国家管辖且未发展货币制度的诺苏社会，被纳入中国社会主义治理，接受“文明”改造，成为官方认定的少数民族之一，集体公社彻底地将诺苏人纳入由上而下的计划经济中，摧毁了当地的社群组织和文化仪式；改革开放后，新一波的现代化计划主要目标是开发沿海省份及都会地区，以贫穷内地少数民族为主的“文明化”工程不再是重点，“文明”转型未经其功的诺苏再度被贬到边缘位置不平衡发展，将彝族青年推入流动人口大潮。凉山彝族长期以来“污名化”的舆论处境，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刻板印象与伤害有多深刻，在刘绍华的田野调查经历中已得到证明。
诺苏青年和汉族青年一样，在现代性的诱惑面前，都想要出去看一看。与汉族青年不一样的是，诺苏青年把离开家乡到都市闯荡这一过程视为“男子气概”的展演。这像是一场当代的“男子成年礼”，在城市中，不懂汉语、基本没受过教育、不具备竞争力的他们仍然改变不了边缘化的地位，生活在盗窃、毒品、艾滋的污名中，偶尔也许伴随着病痛、死亡的记忆。他们想拥抱全新的自由，除了经济上的，还有许多是文化上的。然而在尝试崭新生活方式的过程中，他们的生命充满了难以克服的困境，失业、赤贫、迷惑、危险、苦难，使他们沦为了中国全球化经济转型下的牺牲者。
刘绍华用自己的亲身体验揭开了诺苏人文化的面纱，外界对于凉山这个贫困山村的污名化如同人之偏见，因为不了解，让我们的想法和看法变得盲目和狭隘。要破除偏见，首先需要开放的观念，允许不同的声音进入我们的大脑；其次，需要更符合逻辑的思考，从更多元的角度去看待问题，而不是人云亦云、以讹传讹。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在生活中我们也时常会犯这样的错误，比如：对一个人进行草率地评价，对一个问题或者现象武断地作出评论等等，特别是在对不同文化的接纳上，不应断章取义，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因为我们也在接受着现代化的洗礼，或许我们曾经也处于边缘。在现代化发展和诺苏传统文化的冲突中没有绝对的赢家，更多的其实是伤害。还记得那个故事吗？一个诺苏小伙在成都集市上卖板栗遭到城管的追赶，只因他是诺苏人，是凉山彝族。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融入自己并不熟悉的社会，却因为人们的偏见落荒而逃，难以在我们所谓的“文明社会”立足。农村人进城被称作“乡巴佬”，遭到城里人的各种嫌弃，而就像小品里说的，往上推三代，谁家又不是“乡巴佬”呢？太多的社会事实犹如一面镜子，反映出了这个正统社会的苛刻，多些包容，给予认可，其实可以帮他们更顺利地融入大家庭！可是在面对异国文化时国人的反应却是大相径庭，一波波韩潮进入国内，衣着打扮、美容整形，还有千篇一律的韩剧充斥在我们的文化圈内，追剧追星的人们甚至达到了痴狂状态；一部部日本动漫对我们进行着文化侵略，却仍然受到不少粉丝的追捧。果然还是“外国的月亮比较圆”，人们对于异国文化也更具理解力，说句不太恰当的话，“耗子扛枪窝里横”。我并无意完全否定日韩文化，只想借此说明，国人其实可以很包容！同时对于诺苏人本身，我觉得他们也应该反思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既然类似偷盗、吸毒等这样的行为不被公众社会所接受，那么想要融入主流社会，做些改变还是值得的。改变并不意味着失去传统，而是在进入社会洪流时尽量减少摩擦、避免误会，我认为这是有益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的十多年，禁毒一直是贫困的利姆乡最重要的议题。这个运动是由当地诺苏农民自动发起，其后受到各级政府的鼓励和介入。禁毒颇有成效，县、乡政府把协会当作自己的政绩，为了给上级官员和媒体留下好印象，刷新协会简陋的办公室，以满足上级官员和干部的期待。然而利姆漫长且艰苦的禁毒行动并未成功，政府由上而下、样板化的政策，現代化进程中个人主义的抬头、诺苏宗族权威逐渐式微，造成了以亲属组织为基础的禁毒运动昙花一现的成功。推广样板，成功时皆大欢喜，失败时无人提及，只责难于村民的刁钻、不通事理，强调解决问题的难度太大，却不结合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面子工程在中国并不是什么新闻，利姆禁毒运动的短暂成功被地方政府用于邀功的资本，官员得到了实际利益，站在高处听不到村民内心的呼声。
对于中英项目的失败，刘绍华归咎于两个主因，即官僚体系的缺陷与国家代理人欠缺文化识能，而后者更是攸关地方特性的关键因素。“国家代理人不仅忽略或漠视地方文化，也可能选择性地以地方文化作为计划失败的挡箭牌。诺苏社会的性禁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成为计划团队实施健康教育的‘文化障碍’。”各级部门各行其是、各自为政，他们依据各自的目标人群与标准搜集艾滋相关资料，进行自己的工作，却很少沟通，注定计划是失败的。中国地方政府的各级部门真得很会“打太极”，我曾因一所民办幼儿园的违规收费进行过投诉，然而幼儿园、教育局、物价局互相推诿，貌似哪个部门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最后通过市长信箱，教育局责令幼儿园主管部门整改。在城市中我们遇到问题尚可投诉，在农村，对于相对消息闭塞、接受教育较少的农民来说，他们的权益又如何保障。以“悬崖村”的藤梯事件为例，如果没有媒体的曝光，这样危险的藤梯他们还要攀爬多久？何时才能亲眼见到基础设施的改善？我想，中央政府确实在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出发点是好的，在出台政策前必定是经过幕后智囊团的深思熟虑、充分权衡过利弊。然而在实施过程中，仍然不可避免的出现一些问题。原因是多样的，其中不排除地方政府在上传下达中念错经的。因材施教、因地制宜不能只是喊口号，而应真正在现实中实践，考虑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社会环境是非常有必要的。各级部门更应相互协作，为群众提供服务、排忧解难，“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也该成为逝去的记忆，不复存在。
作为一位女性人类学家，能够深入被外界诟病的凉山20个月之久，不惧毒品与艾滋，把诺苏人民称为兄弟并为其“翻案”着实不易，全书蕴涵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浸透着刘绍华对诺苏人极大的人文关怀，以及对当政者体制缺陷的不满和抨击。作品行文流畅，论述清楚，结构清晰，是一部兼具民族志知性与报导文学感性的动人作品！
参考文献：
[1]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M].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