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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社会的巨大改革和社会转型，民间信仰逐渐复兴，并逐渐发展为一种活跃的社会现象，引起学界的关注。本研究采用实地调查与文献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阐述了开弦弓村的刘皇神信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变迁，并分析了引起变迁的主要动因。以此探讨，刘皇神信仰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
关键词：刘皇神信仰；开弦弓村；变迁
作者简介：钱梦琦，女，汉，江苏南京人，南京农业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方向：民俗学、农村社会学；朱志平，女，汉，安徽铜陵人，单位南京南京農业大学公共艺术教育中心，研究方向：民俗学、艺术教育。
[中图分类号]：D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8--03
一、问题的提出
刘猛将亦称刘皇神，是江南地区重要的民间信仰神之一。在我国南方稻作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建立猛将庙和祭祀猛将的传统。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政治变革和社會经济发展，刘皇神信仰在现代社会变迁中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资源与社会变迁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这种信仰变迁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生存逻辑，其如何在现代社会获得生存与发展？这些问题都非常值得探讨。
二、刘皇神信仰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传统民间信仰载体的刘皇神信仰经历着风风雨雨。刘皇神信仰如何延续并获得重新发展以及刘皇神信仰在现代社会的生存逻辑是这部分所主要讨论的。
（一）1949-1978：刘皇神信仰的“隐匿”
建国初期，宗教环境复杂，国家在法理层面上倡导宗教信仰，保护宗教合法存在。然而这一时期，国家在具体政策对宗教尤其是民间信仰的物质层面的发展予以限制。1950年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征收祠堂、庙宇、寺院、学校和团体在农村中的土地及其他公地。”与此同时开展移风易俗运动，祠堂、寺庙的锐减，香会的取缔都对民间信仰的发展造成冲击。
当时村上有两个大队，一个叫离山大队，一个就是我所在开弦弓生产大队第四队，由于没有仓库的，于是把东庙关了被改做成了仓库。”（前副镇长，71岁）
老刘皇庙在这里有几百年了，后来征收土地的时候被拿去做了养猪场。之后就不了了之。（刘皇神信众）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我国宗教政策呈现“左”倾化取向。从1967年开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负责宗教工作的部门全部被撤销，宗教工作被当做“革命造反”的主要矛头和对象受到残酷的斗争和批判。
这一时期，在国家到地方的强大政治力量干预下，开弦弓村的民间信仰活动遭受毁灭性打击，刘皇神信仰自然也未能幸免。
这个庙是“破四旧”时候被拆的，当时红卫兵带头拆掉了。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里一直是没有庙的，改革开放之后又造起来了。当时这些活动被认为是搞迷信活动，被抓到是要批斗的。平时都不敢讲的，更不要说私底下弄活动了。（东永宁庵负责人，74岁）
“破四旧”的时候，不允许烧香，那时候神、祖先什么都没有了。说拆掉就拆掉，砸掉什么的，我们都不说话的。这里的庵庙都被拆光养猪。没办法啊，不然是反革命……据说当时他们拆的时候，拆的人肚子痛，查也查不出来。这个就是菩萨显灵了。但是那时候硬要搞这个，是会被抓起来的。（刘皇神信众）
据一些老人回忆，在1962年老庙被拆除前，还是有香客会偷偷摸摸去的烧，后来有人带头拆庙，劈神像。据老人们说，当时带头拆庙和损坏神像的人，一个没有后代，另一个晚年过很凄凉。他们认为这是刘皇神的对他们当年所作所为的报应。
（二）1979-2007：刘皇神信仰的“重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宗教政策逐渐恢复。到九十年代，宗教信仰逐渐重获自由发展的空间。相较于其他其他地区庙宇的恢复和重建，在开弦弓村，原本被破坏或另作他用的寺庙却并没有立即重建，取而代之的是诞生了作为民间宗教活动者的“借身人”，正是他们使民间信仰的观念得以重生。
“借身人”在当地也称“佛姑娘”、“四婆”，指通过借助人身的显神通（指定一位或几位神祗）来解决人们生活中不顺利，如求子、求避灾等。2000年后，村中的宗教信仰氛围越来越浓厚，并逐渐产生了若干位“借身人”，其中以“刘皇借身人”最为典型。周姓“借身人”叙述自己被刘皇和观音菩萨“借身”时这样说道：
“被刘皇选为‘借身人’是六年前的事了。那年我大病一场，去了很多地方都没看好。有段时间整个人胡言乱语，疯疯癫癫，像神经病一样。周围人都不知道我怎么回事，但我自己是没有意识的。直到有天睡梦中朦朦胧胧看到刘皇神和观音菩萨，在梦里我得知自己成为刘皇和观音菩萨的双重‘借身人’了。之后我的精神状态和身体慢慢好起来了。”（刘皇神庙负责人，65岁）
“借身人”在确立了自己的特殊身份后，以神祗的名义进行仪式性施法，为求助者祛病去灾。施法过程充满巫术的神秘色彩，“借身人”将自己化身为神祗，以神祗的口吻对求助予以指点和安排。若求助者事后如愿以偿，就会对该神祗更为虔信，并口口相传为“借身人”代言。类似这种灵异故事也是“借身人”必有的，也成为他们展现自己神力和提高知名度的一种途径。而对于求助者而言，功效是与神力紧密相连，只要被证明可以回应请求或保障福佑，那么，对于他的来源，或信仰体系内在的逻辑性也都无关要紧了。
（三）2007年以来：刘皇神信仰的发展
随着国家宗教政策的逐步完善，江村的民间信仰也在调整中不断发展。
1.信仰的再生产——“借身人”与寺庙经济
“在成为刘皇借身人以后，刘皇要我把原来的庙恢复起来。村上的人听说要恢复刘皇庙都非常高兴，很多人都自愿来帮忙。像刷墙，砌砖什么的全是村民自发来弄得。当时差不多花了五万块钱，主要靠一些有钱的老板和村民村民捐助的。”（刘皇神庙负责人，65岁） 基于此，我们大致了解到“刘皇借身人”在寺庙重建的过程。“刘皇借身人”在完成刘皇信仰的重生后，为进一步延续和巩固这种民间信仰，并扩大其影响力，庙宇重建成为信仰复兴的重要标志。
“借身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施法助人后，一般会有五到六名“信徒”，或邻居或亲戚忠诚于她，成为初级潜在群体，“借身人”逐渐形成自己的熟人网络。这时，“借身人”多会空出一间专门供奉神像，成为私人的信仰空间。此时，“借身人”开始构建私人的信仰空间。他们让“信徒”抛出要重建刘皇庙的信息，口口相传进行“化缘”，由于刘皇信仰在该地的广为流传，再加上“信徒”之前的口传，一部分人是信服于“借身人”神力的，他们通常捐献数目较多，而另一些人相信神祗，但对于“借身人”的活动多有疑虑，他们一般量力而捐。村民捐助多用于购买香火和寺庙的维护。而在建庙的合法性问题上，由于该庙是古庙存遗且属于私人用地，也就得到了村委会的默许。
2.被“创造”的文化盛宴——刘皇会
庙会通常是地域性社区定期举行的最大集会，往往以某位地方神的信仰为中心，由全社区的成员共同参与。开弦弓村的刘皇庙会通常在每年农历的七月初九。当天一大早，开弦弓村的村民就会赶到刘皇庙点蜡烛，放鞭炮，等待刘皇会的开始。随着“刘皇会”的恢复，村民内心的信仰渴求又重新被激发，对仪式的创造力不断增加，仪式内容越发丰富。据老人们回忆，1949年以前村庄上的刘皇会是每年的正月初五和初六两日，并且有盛大的游神仪式。而现在的农历七月初九的刘皇老爷生日是被“创造出来的”。按照当地老人的说法，“七月初九解放前是没有的，那时没有任何活动，是现在人想出来的，‘借身人’想出来的。”
改革开放后，开弦弓村农民的生活水平的到很大改善，但精神建设却日益贫乏，加上大量农村人口外移、青壮年外出务工，当下农村生活趋于单调与枯燥。拜神祈福，借着神灵诞辰的庙会，联系邻里感情是多数参与庙会者的心理写照。
三、刘皇神信仰变迁的原因
建国以后，刘皇神信仰在不同时期所信仰表现不尽相同，背后有着无数促使其变化的因素。本文主要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人际关系（熟人社会）、社会文化等方面分析1949—2015年刘皇神信仰变迁的因素。
（一）国家政治制度的转变
通過前文对江村民间信仰刘皇演变历程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政策对于民间信仰的演变和发展的所带来的影响。在传统社会中，农业是国家运行的基础，因此明清两代对民间信仰尤其是农业神灵信仰往往加以提倡近代以来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国家意识形态影响，宗教政策的波动使民间信仰也处在一个波动的过程。其演变历程在前文中有所归纳整理，在此就不再赘述。
（二）国家经济制度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以后，计划经济的确立和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实行，使农民、土地、乡土社会的一切被纳入国家计划范围内，农民几乎没有私领域空间，这种集体经济制度的安排，对广大人民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予以控制。这些都从根本上剥离了民间信仰生存的土壤。改革开放后，恢复家庭为基本单位的承包方式，使广大农民从“集体人”变为“个体人”，这样的转变使得农民拥有更多的私人空间和时间，同时抵抗风险的能力下降。使得民间信仰生存的土壤得以恢复。
具体就开弦弓村的刘皇神信仰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国家作为外部力量对刘皇神信仰的形塑。建国初期，国家意志以“全面在场”的形式对民间信仰严密控制，尤其是在以高度集权的总体性控制与总体性动员为特征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从对寺庙的征用到“破四旧”时期对寺庙的拆除，无一不体现着国家的“在场”。
（三）乡村人际交往需求
贺雪峰认为现代农村社会趋于“半熟人社会”。一方面，改革开放后，由生产小组转变而成村民小组具有熟人社会共同交往和熟识的特点，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共同生产生活的经历，形成了村民间面熟但不知根底的情况。开弦弓村人口近3000人，算是人口大村，
在江村，由于经济发展和人口的流动，传统相对闭塞的村庄结构逐渐解体，乡村社会呈现多元化、异质性特征。村民的文化生活沉闷而乏味，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间隔”。此时，传统信仰的回归为村民的生活注入了一丝生机与活力，刘皇神信仰作为“生活的调剂品和联络中心”在江村逐渐扮演者重要角色。平时几乎没什么交往的村民，一到“神灵”面前都热闹活跃起来。随着日常关系的互动，人们通过“神灵”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这种“神缘关”也慢慢扩大了人们交往圈子。事实上，在江村很多村民的“熟人”圈子确实基于这种“神缘关系”。
（四）乡村精英群体的兴起：开弦弓村刘皇神信仰复兴的根本力量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进而逐步产生了一些乡村精英。毋庸置疑，作为乡村精英代表的“借身人”在 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上相较普通民众具有优势。在这层意义上 ，他们对于神灵的精神支持愿望较普通民众更加强烈。通过对刘皇神信仰的重建的观察和前文的描述，可以看到乡村社会集体记忆的只是对刘皇神信仰重建的逻辑起点，而如果没有“借身人”通过自身“感召力”吸收与建构信仰的组织网络，并通过恢复寺庙和庙会加强信仰网络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刘皇神信仰也不会得到复兴。
参考文献：
[1]何虎生.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研究[M].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141-142.
[2]单纯.宗教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陈勤建.当代民间信仰与民众生活[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
[4]张祝平.中国民间信仰的当代变迁与社会适应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5]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312-313.
[6]唐钧，朱耀垠等.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网络——上海市个案研究[J].社会学研究，1999（5）：105—106.
[7]張祝平.当代中国民间信仰的历史演变与依存逻辑.[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
[8]张祝平.民间信仰60年嬗变：从断裂到弥合[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11）.
[9]贺雪峰.论半熟人社会——理解村委会选举的一个视角[J]政治学研究，2000年（3）.
[10]陈瑶.试论当代民间信仰的变迁[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5（8）.
[11]冯必扬.社会风险：视角、内涵与成因[J].天津社会科学，2004（2）.
关键词：刘皇神信仰；开弦弓村；变迁
作者简介：钱梦琦，女，汉，江苏南京人，南京农业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方向：民俗学、农村社会学；朱志平，女，汉，安徽铜陵人，单位南京南京農业大学公共艺术教育中心，研究方向：民俗学、艺术教育。
[中图分类号]：D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8--03
一、问题的提出
刘猛将亦称刘皇神，是江南地区重要的民间信仰神之一。在我国南方稻作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建立猛将庙和祭祀猛将的传统。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政治变革和社會经济发展，刘皇神信仰在现代社会变迁中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资源与社会变迁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这种信仰变迁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生存逻辑，其如何在现代社会获得生存与发展？这些问题都非常值得探讨。
二、刘皇神信仰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传统民间信仰载体的刘皇神信仰经历着风风雨雨。刘皇神信仰如何延续并获得重新发展以及刘皇神信仰在现代社会的生存逻辑是这部分所主要讨论的。
（一）1949-1978：刘皇神信仰的“隐匿”
建国初期，宗教环境复杂，国家在法理层面上倡导宗教信仰，保护宗教合法存在。然而这一时期，国家在具体政策对宗教尤其是民间信仰的物质层面的发展予以限制。1950年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征收祠堂、庙宇、寺院、学校和团体在农村中的土地及其他公地。”与此同时开展移风易俗运动，祠堂、寺庙的锐减，香会的取缔都对民间信仰的发展造成冲击。
当时村上有两个大队，一个叫离山大队，一个就是我所在开弦弓生产大队第四队，由于没有仓库的，于是把东庙关了被改做成了仓库。”（前副镇长，71岁）
老刘皇庙在这里有几百年了，后来征收土地的时候被拿去做了养猪场。之后就不了了之。（刘皇神信众）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我国宗教政策呈现“左”倾化取向。从1967年开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负责宗教工作的部门全部被撤销，宗教工作被当做“革命造反”的主要矛头和对象受到残酷的斗争和批判。
这一时期，在国家到地方的强大政治力量干预下，开弦弓村的民间信仰活动遭受毁灭性打击，刘皇神信仰自然也未能幸免。
这个庙是“破四旧”时候被拆的，当时红卫兵带头拆掉了。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里一直是没有庙的，改革开放之后又造起来了。当时这些活动被认为是搞迷信活动，被抓到是要批斗的。平时都不敢讲的，更不要说私底下弄活动了。（东永宁庵负责人，74岁）
“破四旧”的时候，不允许烧香，那时候神、祖先什么都没有了。说拆掉就拆掉，砸掉什么的，我们都不说话的。这里的庵庙都被拆光养猪。没办法啊，不然是反革命……据说当时他们拆的时候，拆的人肚子痛，查也查不出来。这个就是菩萨显灵了。但是那时候硬要搞这个，是会被抓起来的。（刘皇神信众）
据一些老人回忆，在1962年老庙被拆除前，还是有香客会偷偷摸摸去的烧，后来有人带头拆庙，劈神像。据老人们说，当时带头拆庙和损坏神像的人，一个没有后代，另一个晚年过很凄凉。他们认为这是刘皇神的对他们当年所作所为的报应。
（二）1979-2007：刘皇神信仰的“重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宗教政策逐渐恢复。到九十年代，宗教信仰逐渐重获自由发展的空间。相较于其他其他地区庙宇的恢复和重建，在开弦弓村，原本被破坏或另作他用的寺庙却并没有立即重建，取而代之的是诞生了作为民间宗教活动者的“借身人”，正是他们使民间信仰的观念得以重生。
“借身人”在当地也称“佛姑娘”、“四婆”，指通过借助人身的显神通（指定一位或几位神祗）来解决人们生活中不顺利，如求子、求避灾等。2000年后，村中的宗教信仰氛围越来越浓厚，并逐渐产生了若干位“借身人”，其中以“刘皇借身人”最为典型。周姓“借身人”叙述自己被刘皇和观音菩萨“借身”时这样说道：
“被刘皇选为‘借身人’是六年前的事了。那年我大病一场，去了很多地方都没看好。有段时间整个人胡言乱语，疯疯癫癫，像神经病一样。周围人都不知道我怎么回事，但我自己是没有意识的。直到有天睡梦中朦朦胧胧看到刘皇神和观音菩萨，在梦里我得知自己成为刘皇和观音菩萨的双重‘借身人’了。之后我的精神状态和身体慢慢好起来了。”（刘皇神庙负责人，65岁）
“借身人”在确立了自己的特殊身份后，以神祗的名义进行仪式性施法，为求助者祛病去灾。施法过程充满巫术的神秘色彩，“借身人”将自己化身为神祗，以神祗的口吻对求助予以指点和安排。若求助者事后如愿以偿，就会对该神祗更为虔信，并口口相传为“借身人”代言。类似这种灵异故事也是“借身人”必有的，也成为他们展现自己神力和提高知名度的一种途径。而对于求助者而言，功效是与神力紧密相连，只要被证明可以回应请求或保障福佑，那么，对于他的来源，或信仰体系内在的逻辑性也都无关要紧了。
（三）2007年以来：刘皇神信仰的发展
随着国家宗教政策的逐步完善，江村的民间信仰也在调整中不断发展。
1.信仰的再生产——“借身人”与寺庙经济
“在成为刘皇借身人以后，刘皇要我把原来的庙恢复起来。村上的人听说要恢复刘皇庙都非常高兴，很多人都自愿来帮忙。像刷墙，砌砖什么的全是村民自发来弄得。当时差不多花了五万块钱，主要靠一些有钱的老板和村民村民捐助的。”（刘皇神庙负责人，65岁） 基于此，我们大致了解到“刘皇借身人”在寺庙重建的过程。“刘皇借身人”在完成刘皇信仰的重生后，为进一步延续和巩固这种民间信仰，并扩大其影响力，庙宇重建成为信仰复兴的重要标志。
“借身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施法助人后，一般会有五到六名“信徒”，或邻居或亲戚忠诚于她，成为初级潜在群体，“借身人”逐渐形成自己的熟人网络。这时，“借身人”多会空出一间专门供奉神像，成为私人的信仰空间。此时，“借身人”开始构建私人的信仰空间。他们让“信徒”抛出要重建刘皇庙的信息，口口相传进行“化缘”，由于刘皇信仰在该地的广为流传，再加上“信徒”之前的口传，一部分人是信服于“借身人”神力的，他们通常捐献数目较多，而另一些人相信神祗，但对于“借身人”的活动多有疑虑，他们一般量力而捐。村民捐助多用于购买香火和寺庙的维护。而在建庙的合法性问题上，由于该庙是古庙存遗且属于私人用地，也就得到了村委会的默许。
2.被“创造”的文化盛宴——刘皇会
庙会通常是地域性社区定期举行的最大集会，往往以某位地方神的信仰为中心，由全社区的成员共同参与。开弦弓村的刘皇庙会通常在每年农历的七月初九。当天一大早，开弦弓村的村民就会赶到刘皇庙点蜡烛，放鞭炮，等待刘皇会的开始。随着“刘皇会”的恢复，村民内心的信仰渴求又重新被激发，对仪式的创造力不断增加，仪式内容越发丰富。据老人们回忆，1949年以前村庄上的刘皇会是每年的正月初五和初六两日，并且有盛大的游神仪式。而现在的农历七月初九的刘皇老爷生日是被“创造出来的”。按照当地老人的说法，“七月初九解放前是没有的，那时没有任何活动，是现在人想出来的，‘借身人’想出来的。”
改革开放后，开弦弓村农民的生活水平的到很大改善，但精神建设却日益贫乏，加上大量农村人口外移、青壮年外出务工，当下农村生活趋于单调与枯燥。拜神祈福，借着神灵诞辰的庙会，联系邻里感情是多数参与庙会者的心理写照。
三、刘皇神信仰变迁的原因
建国以后，刘皇神信仰在不同时期所信仰表现不尽相同，背后有着无数促使其变化的因素。本文主要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人际关系（熟人社会）、社会文化等方面分析1949—2015年刘皇神信仰变迁的因素。
（一）国家政治制度的转变
通過前文对江村民间信仰刘皇演变历程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政策对于民间信仰的演变和发展的所带来的影响。在传统社会中，农业是国家运行的基础，因此明清两代对民间信仰尤其是农业神灵信仰往往加以提倡近代以来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国家意识形态影响，宗教政策的波动使民间信仰也处在一个波动的过程。其演变历程在前文中有所归纳整理，在此就不再赘述。
（二）国家经济制度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以后，计划经济的确立和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实行，使农民、土地、乡土社会的一切被纳入国家计划范围内，农民几乎没有私领域空间，这种集体经济制度的安排，对广大人民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予以控制。这些都从根本上剥离了民间信仰生存的土壤。改革开放后，恢复家庭为基本单位的承包方式，使广大农民从“集体人”变为“个体人”，这样的转变使得农民拥有更多的私人空间和时间，同时抵抗风险的能力下降。使得民间信仰生存的土壤得以恢复。
具体就开弦弓村的刘皇神信仰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国家作为外部力量对刘皇神信仰的形塑。建国初期，国家意志以“全面在场”的形式对民间信仰严密控制，尤其是在以高度集权的总体性控制与总体性动员为特征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从对寺庙的征用到“破四旧”时期对寺庙的拆除，无一不体现着国家的“在场”。
（三）乡村人际交往需求
贺雪峰认为现代农村社会趋于“半熟人社会”。一方面，改革开放后，由生产小组转变而成村民小组具有熟人社会共同交往和熟识的特点，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共同生产生活的经历，形成了村民间面熟但不知根底的情况。开弦弓村人口近3000人，算是人口大村，
在江村，由于经济发展和人口的流动，传统相对闭塞的村庄结构逐渐解体，乡村社会呈现多元化、异质性特征。村民的文化生活沉闷而乏味，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间隔”。此时，传统信仰的回归为村民的生活注入了一丝生机与活力，刘皇神信仰作为“生活的调剂品和联络中心”在江村逐渐扮演者重要角色。平时几乎没什么交往的村民，一到“神灵”面前都热闹活跃起来。随着日常关系的互动，人们通过“神灵”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这种“神缘关”也慢慢扩大了人们交往圈子。事实上，在江村很多村民的“熟人”圈子确实基于这种“神缘关系”。
（四）乡村精英群体的兴起：开弦弓村刘皇神信仰复兴的根本力量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进而逐步产生了一些乡村精英。毋庸置疑，作为乡村精英代表的“借身人”在 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上相较普通民众具有优势。在这层意义上 ，他们对于神灵的精神支持愿望较普通民众更加强烈。通过对刘皇神信仰的重建的观察和前文的描述，可以看到乡村社会集体记忆的只是对刘皇神信仰重建的逻辑起点，而如果没有“借身人”通过自身“感召力”吸收与建构信仰的组织网络，并通过恢复寺庙和庙会加强信仰网络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刘皇神信仰也不会得到复兴。
参考文献：
[1]何虎生.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研究[M].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141-142.
[2]单纯.宗教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陈勤建.当代民间信仰与民众生活[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
[4]张祝平.中国民间信仰的当代变迁与社会适应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5]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312-313.
[6]唐钧，朱耀垠等.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网络——上海市个案研究[J].社会学研究，1999（5）：105—106.
[7]張祝平.当代中国民间信仰的历史演变与依存逻辑.[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
[8]张祝平.民间信仰60年嬗变：从断裂到弥合[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11）.
[9]贺雪峰.论半熟人社会——理解村委会选举的一个视角[J]政治学研究，2000年（3）.
[10]陈瑶.试论当代民间信仰的变迁[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5（8）.
[11]冯必扬.社会风险：视角、内涵与成因[J].天津社会科学，2004（2）.